当我启动车辆离开时,细密的汗珠一层层地从体内渗出。现在,我的四肢仿佛都已经不受控制了,只是完全凭着肌肉记忆在行动。驶出芬克丽夫夫人居住的街道,马路上的双黄线在我的眼中已变得模糊不清,这既是因为冒出的汗,也是因为滑落的泪。
我很想,甚至是迫切需要打电话给本,告诉他这一切的一切。可是本除了研究和助教工作之外,还在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的技能学习中心兼职教学——当他和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候,外人是永远联系不上他的。何况,无论如何我也找不到自己的手机了,我把能找的地方都翻了个遍——从前门的桌子上、尿布袋里到沙发垫下等,手机依然不见踪影。
每当这种时候,我唯一能指望的人就只有马库斯·皮德森了。他是我以前在星巴克打工时的经理,也是我的好友,这是个会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家伙。可问题是,我把他的联系方式存在了手机里,现在自然也随着手机一同消失了——都这年头了,谁还会把朋友的电话号码一直记在脑子里呢?
除此以外我再想不到别的人了。其他的朋友要么离得太远,要么不常联系。至于父母,本的父母住在亚拉巴马;而我的父母,可以说根本不存在。这也是在收养所长大的心酸之处:当意外发生时,你没有家人可以依靠,只能自力更生。
无奈之下,我只得驾车前往社会福利机构。此时,我特别希望亚历克斯就在那儿;或者有人这么晚还在那里工作,又正好知道他的行踪。
最近的福利机构就在前面位于政府片区的维罗纳路,名为谢南多厄河谷社会福利机构。它是我从小就知道的两家机构之一,和其他福利机构一样,这座建筑物朴素无华、没有窗子,像仓库一样——是的,就像仓库一样,这个形容太贴切了。孩子们从这里被送往不同的家庭寄养,那感觉就像是被扔进仓库的货物被分拣出来,并派送至各地一样。
很快,我就到了谢南多厄河谷社会福利机构的停车场。在这个周二夜晚的6点45分,这里只停着一台小型雪佛兰。这位车主或许还在办公楼里,也许能告诉我点儿什么。
员工通道在这栋建筑物左侧,入口处上方有一盏铁笼罩住的小灯,但没有门铃或对讲机。
大门紧闭,无法进入。
走投无路的我只好握拳敲门,敲了一会儿,就感觉手有点儿痛了。我身高1.67米,体重只有119磅,非常娇小,根本无法撞开这扇厚实的铁门。无奈之下,我只得使出浑身的力量,将那扇四四方方的大门当作一个巨大的低音鼓,用力敲打——雪佛兰车主可一定要听见啊!
我敲得很有节奏感:敲四下,停一下,再敲四下。
咚咚咚咚,停,咚咚咚咚,停。
终于,里面传出声音:“您需要帮助吗?”是位女性,就在门那头。
“是的!谢谢,太感谢您了!”我马上回答道,同时意识到自己的情绪过于激动,“社会福利机构的人今天把我儿子从幼托所接走了,然后……我……我只想找个人倾诉一下,把这件事情给捋顺。”我尽量表现得不那么歇斯底里。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没有人提前打电话通知您或者到您府上拜访吗?”她问。
她的语气表明:这种做法很不寻常,甚至是不合情理的。确实,太不寻常了!难道不是吗?政府部门怎么可以在没有提前知会的情况下,就把孩子从母亲身边生生掠走呢!
“没有,没有任何人通知我。”我顿感释怀——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她是理智的,起码还愿意跟我说说话。
“好的,您先别急,请问您尊姓大名?”
“梅兰妮·巴里克。我儿子叫亚历克斯,他是从艾达·芬克丽夫家被带走的,地址是彻奇维尔街,而我……毫不知情。”
“好,我先打个电话,很快就回来。”
“谢谢,”我说,“太感谢您了!”
我站在那里,盯着大门。气温很低,大概只有几摄氏度。从公司离开时,慌忙中连夹克都没拿。但此刻,我心急如焚,完全忘记了寒冷,甚至丝毫未能感觉到寒意逼人。现在,我心中唯一的希望,便是此时此刻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查亚历克斯的身体,看到他肥嘟嘟的膝盖、温暖的微笑,以及精灵般蓝灰色的眼睛——他们会明白这孩子不可能受过虐待。
或许,他们也给我打过电话——我们家没座机,那就是拨打了手机。但我的手机丢了,甚至可能只是没电了,于是就直接转入语音信箱。
是吧,一切皆有可能。
毕竟在社会机构办事需要时间来走流程。但今晚,或许亚历克斯就能回家了——回到我们身边,睡在他的婴儿床上,在半夜饿醒时哭着要吃的——一切都会回归平静,恢复往常的生活。
门那边传来试探性的声音:“还在吗?”
“在,我还在。”我说着,同时贴近了门,似乎这样会离亚历克斯近一点儿。
“我跟上司反映了您的情况,她说您得明早再过来一趟。”
“什么?!”我的大脑“嗡”的一声。
“很抱歉,她是这么告诉我的,只有明早到这儿,才会告诉您相关的流程。”
流程?我正处在某个流程当中?
“可是,我的儿子在哪儿?”我问道。
“抱歉,我无法告诉您。”
“不!等一下,”我绝望地喊道,“你们不能就这么毫无缘由地带走我的孩子!我……我是他的母亲,我有权知道,这真是……这真是不可思议!难道不能先把门打开再跟我说吗?”
“抱歉,女士,您只能明早再来。”
“不!不!”我尖叫着,完全顾不上自己的仪态,“不是这样的,你们都错了,大错特错!我知道,一定有人告状了,他们都在撒谎,他们欺骗了你们!你知道的,坏人会做这样的事,利用你们这帮家伙来报复他人,你们一定知道的!”
“请明早再来吧,女士,”她说道,“现在我得走了。”
“我能不能亲自跟你上司通话?这真的是……我又不是一个坏母亲,我绝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你们看他一眼就知道,他长得多健康啊——就看一眼吧,好吗?”
门那边没有回应,我再次敲门。“求您了!”我说,“请务必帮帮我。”
接下来五到十分钟的时间里,我不断地转换着方式重复地说着“求您了”,声音越来越歇斯底里。
小时候的遭遇,让我对儿童福利制度有着比旁人更深层次的了解。这套制度的种种弊端我都亲身经历过:我曾亲眼看到过道德败坏的官僚主义,是如何用毫不妥协、冷漠无情的态度来扭曲这套体制的美好初衷的;我也曾亲眼见证了许多图谋不轨之人,利用这套体制的监管不周来牟取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其中,有尽量减少自己工作量的懒惰社工,也有只是出于从中获得金钱报酬的目的而收养儿童的家庭。
或许你会说,坏人只是少数。可是有时候好人也被不由分说地卷入麻烦中,碰到繁杂而庞大的问题,不得不处理这种“社会集体的弊端”。甚至解决了这些问题,又会有另外一些问题接踵而来。
深陷其中的人无奈地称之为“体制”。或许用这个词形容它的冷酷、复杂、缺乏人情味儿再适合不过了。你一旦陷入其中,人格就不再完整。你的家庭也不过是一份档案,它存在的价值就是从一个满口怨言、收入微薄、工作超时的公务员手中传到另一个同样处境的公务员手中罢了。我已尽我所能地从支离破碎的童年中走出来,去努力地工作,以防再度陷入这种麻烦。
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也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尤其不能发生在亚历克斯身上!
因为我太了解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了:无论法律如何规定,只要有人向福利机构投诉,这些父母都会被推定有罪,除非可以自证清白。社工也是一样的德行,他们只会认为你有罪,并尽快找出你的罪证。我亲眼看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被这样对待:每次福利机构的人前来交涉,都会先入为主,认定我一定遭受了虐待。他们和颜悦色,假装是我的朋友,目的就是从我身上套词。但从始至终,他们其实一直都在发号施令,所有的一切都在按照他们的计划执行。
一旦被卷入体制中,你就再也难以脱身了。整个体制宛如一张血盆大口,锋利的獠牙将你团团困住,每次你试图逃脱都会把你铰得粉碎。
此时此刻,这帮人肯定已经安排好亚历克斯今晚的住处了。
哼,这帮人——只是一些我从未见过的陌生人,或是收养父母或是救养院的管理员,就是这帮绝不可能比我更关心亚历克斯的人——此刻却带着我的亚历克斯!
又或者,他现在正躺在一张小婴儿床上,因为饥饿而号啕大哭;他小小的身体也可能正闷在一张肮脏的尿布里,没人为他换洗;甚至真实的情况,远比想象中的更加糟糕。
而我却无能为力,只能气急败坏、号啕大哭,痛苦地倒瘫在地,而这一切都于事无补。我背靠着门,不可自抑地痛哭流涕,重重地倒在脚下这片冰冷的地板上。
那个女人走了。
我的亚历克斯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