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的书架总少不了这么些书，其主题或可概括为“改变世界的演说名篇”。这些书讲的是一个道理，即演说改变世界的作用尽管遭到质疑，但已多次恰逢其时地为史所证：言当时之须言，聚化为符合当时要求的思想，再由时势所呼之干才说出。
在这些演说汇编中，我总可读到至少一篇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的杰作。通常两到三篇。他的演说读来略显老套，气势凌人，且有玩弄词藻以至于夸夸其谈之嫌，虽则如此，但绝不乏精词妙句，华彩节段，足令纵使是上下千年的听众刻骨铭心。
我曾潜心研读尼赫鲁、列宁、乔治·华盛顿、希特勒、马丁·路德·金等人的演说，这教我对演说术及诸君势如矢雨的词藻倍加仰羡。他们鼎盛之时，能将一国或一族之人民未表达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将各种各样的情感聚化为一种人共有之的激情，这种激情足以化不可能为现实。
我叹羡丘吉尔竟在短短四周内撰就三篇不朽演说。于他，一九四〇年五月是一段灵感迸发的非凡时日，促其成就了撼世伟作。而且，这些演说完全由其亲力所为。当时，他受到何等驱策竟至如此高度？怎样的政治与内心压力使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竟三次展现点石成金之功？
简要之，就因英国卷入战争。德国闪电战令人色变，欧洲民主国家因之急速接连倒于纳粹铁蹄与炮火之下。英国新任首相直面恐怖，手握椽笔，着打字员兼秘书之扈从于右，忖度当国家或须臾将遭强敌恶敌之侵，什么话语能振奋国人以进行英勇抵抗？
本书以及《至暗时刻》的电影剧本正是基于上述所问和这样的痴迷，旨在探寻一个处在千钧一发之际的男人的行事风格、领袖品质、所思所想、精神心态。他是这样的男人：有诗人的心，心底有一执着信念，即言语举足轻重，言语作用非凡，言语甚至可以改变世界。
研究肇始，我便专注于从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丘吉尔出人意料地升为首相到六月四日危在旦夕的英国远征军几乎全部撤离敦刻尔克（标志着法国迅即沦陷）的这段时期。顺请注意，六月四日这天，丘吉尔发表了三次精彩演说中的最后一次演说。
英国国家档案馆在我研究过程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我阅览了温斯顿在那段昏暗时日里主持的战时内阁会议的如实纪要，借此了解了他生涯中鲜有的踌躇，除此之外，他后来的相位稳如磐石。垫座的铭文是为雕像服务，而非为人服务；细读纪要发现，展现于前的不仅是一位遭各方攻讦、曾不知该择何路而行的领袖，且有我前所未闻的有关战时内阁的一段经历：设若战时内阁与敌媾和，世界格局可就因此改变。在与希特勒媾和之事上，温斯顿究竟走到哪步？我发现，他差点促成此事。
一九四〇年成立的战时内阁最初位于海军部（自唐宁街经白厅街往北走一小段路即到），后迁至财政部大楼的深层地堡。当时，战时内阁面临的难题是，英国是否独自继续战斗，直至全军覆没甚至国亡；或者，与希特勒媾和换得苟存。意大利驻伦敦大使曾表示，愿请意大利法西斯领导人贝尼托·墨索里尼出面斡旋，促成柏林、伦敦缔结和约，筹码是意大利获得在非洲、马耳他、直布罗陀等地的部分殖民贸易。哈利法克斯勋爵曾是相位竞争者，疾呼至少在未清楚希特勒底牌前，不妨尝试媾和之道。前任首相内维尔·张伯伦附和，称英国几临灭顶之灾，若要避之，哈利法克斯的提议似唯一明智之策。温斯顿一度茕茕孑立，无人可询，定夺只得仰仗自我。
伟大的温斯顿·丘吉尔在史上的形象是希特勒的大敌，从未有过动摇与气馁；可他竟曾与内阁大臣说，“设若希特勒先生愿议和的条件是收回德国殖民地及统霸中欧”，原则上不反对与德和谈。许多读者得知这件事后，该大跌眼镜。据有关资料，五月二十六日，他甚至表示，“只要保住我方底线和主要力量并以此谈判，纵使割让某些领地，如果能摆脱当前困厄便谢天谢地了”。什么领地？这就是欧洲乃至英国的领地。还有其他相关记录。据张伯伦五月二十七日日记，丘吉尔在战时内阁会议上如此表示，“我们若能从泥潭脱身，纵使让出马耳他、直布罗陀与若干非洲殖民地，他[温斯顿]也会毫不犹豫抓住这样的机会”。
丘吉尔当时真就考虑与一个令他憎恶至极的嗜血狂魔谈判议和？看似如此。他当时压力如山，不仅有此酝酿，且允许哈利法克斯拟写致意方的绝密函，列出英方条件，主动先行，意在摸清希特勒底牌。
部分人或认为，说丘吉尔曾主动且郑重思考与希特勒议和，这贬低了这位伟人、玷污了他的声名。我认为恰恰相反：公众视丘吉尔为好战的、不服输的斗士，这并非如实反映，反倒使其变得极不真实、毫无特色，与其说是血肉丰满的人不如说是众人臆想之物。说他优柔寡断，说他能一面以强人姿态提振士气、一面思考诸种解决方案，这非但不降低其史上尊位，反而增其光辉。
本书书名所指的黑暗时刻，便是上述丘吉尔经历的时刻。就是在——甚至可以说，也正因为——如此黑暗时刻，丘吉尔才有了两次逆转性的恢宏演说，堪为经典。第一次演说的听众为非战时内阁成员，第二次演说的听众名为整个英国议会实为整个世界。第一次是货真价实的第二次的热场。这次演说没有完整记录，不过，两位当时在场听众的日记可呈其概貌，且录有不少关键词句。第二次演说，就在丘吉尔说出这些词句时，便注定永载青史：滩涂、登陆之地、田野、山岗、海域、空中；他视这些地方为英国抗击令人闻风丧胆的野蛮德国佬的战场。
这两篇演说，包括之前几周的另一篇演说（丘吉尔在该演说中对英国民众誓言，无论如何，他将不惜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表明他运用了自古希腊、罗马圣贤著作中学得的各种演说技巧，其中，西塞罗的作用尤甚：首先唤起听众对演说者的祖国、演说者本人、演说者服务的对象和演说者的境地的同情，逐渐发力，直至叩动听众心扉——古罗马演说家称之为结束语【1】——旨在调动所有听众，煽其情，驭其心。
丘吉尔在一九四〇年五月与六月初旬间做的三次精彩纷呈的演说有其模本。其中，马可·安东尼为阿基利乌斯之辩尤值一提。辩中，安东尼揭起阿基利乌斯之衣，亮出他战斗留下的伤疤——然而，就算其辩精彩，英国下院及民众也未曾耳闻，他们听到的是丘吉尔无与伦比的演说。丘吉尔的演说改变了政界同僚的悲观心态，提振了担惊受怕的民众士气，及至吁使他们踏上一条不测之路——漫漫途中，凶险重重，按温斯顿预计，他们须做出各种牺牲（实际牺牲远少于他的预计！）——直到最终取得完全胜利。
这真可谓传奇。
温斯顿去世后，有人说他在一九四〇年英国独力抗击恶寇的那段黑暗时日，调动起了英语这门语言的所有能量，使之化为战斗力。这一形象之说不仅听来美妙，且名副其实。在那段备受煎熬的岁月里，他所有无他，只有话语。设若身处只有一样东西可用于战斗的境地——务听箴言——你恐怕难及温斯顿之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