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加里克·奥尔森[32]
1770年，一个孩子在苦难、暴力、可怕的环境之中出生。他的家庭充斥着酗酒、暴力、虐待。一切是如此失控，以至于在16岁的时候他不得不把自己的父亲告上法庭，夺取对自己收入的控制权，这样家里人才能吃上饭。
到20多岁的时候，他独辟蹊径提起音乐的后颈，使它从古典主义迈向了浪漫主义时期，更关注情感、内在，推陈出新，长久坚定地保持着自己的信念，为未来的管弦乐队而创作，并且坚决无视外界对他的看法。
在彻底的耳聋、剧痛难忍、情绪糟糕的情况下，他却在1822年创作了第32首钢琴奏鸣曲，也是他创作的最后一部钢琴奏鸣曲——就在他去世前几年。
它展示出他为钢琴这件乐器创作的音乐的最高峰。
这是一部两个乐章长的作品，不像通常的三个或是四个乐章，它的寓意在于超越人类存在的层面，引领我们去向更高的所在，在此，时间静止不动，而我们可以真正地体验到他所说的“内在性”的概念，以及他音乐中所呈示的内在的世界。这既不是为上帝也不是为教廷写的音乐。它关乎感受，关乎内在，关乎人性。e.e.卡明斯[33]写过：“在这样一个竭尽所能、夜以继日把你塑造成与别人一样的世界里，要想不做别人，只做自己，就意味着要打一场对任何人类而言最难打的战斗，而且这场战斗永不止息。”而贝多芬就这么天天度过他那该死的生活。
聊聊时间，因为它很重要。离开时间，空间没有任何意义。时间是缓冲。一个填充在事情发生之中的安全空间。说真的，对我来说没有比日记本里完全空白的一天更让我感到安慰的了：没有会议、晚餐、约见、与朋友喝咖啡、约会、音乐会。这让我认识到我可以在家待一整天，有足够的时间做一切我想做的事。为什么我会愚蠢地提前赴约，在飞机起飞前五小时就到希斯罗机场，坚信十分钟的车程会需要一个小时。因为如果我留足了时间，那我就是安全的。花六个小时去做两个小时的练习也是如此。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生活的每个领域。我录每张唱片的时候被要求用三四天的样子来进行录制，而我只需要一半时间；考试会在规定时间的一半之内就完成；最后期限被大踏步提前；家务活在原需时间的三分之一里就完成了。对于经商这是好事情，但对个人生活而言就不那么好了。约会对象不会想30秒内就被给到菜单并点好菜，在45分钟之后就用完晚膳。哪怕提早两个小时出发去一个就在街角的派对，他们也不想挨着一个经常处于崩溃边缘的人。这个人总是第一个出现，对这人说“六点见”，那他四点半就会单脚蹦来跳去，就像一只稍有点焦虑的猫鼬。
我被一万种不同形式的恐惧驱使着。怕被批评，怕时间不够，怕不够好，怕把事情做错，怕忘了什么事情，怕没办法关注可能要发生的事情，怕让别人失望。它会不断转换，焦虑恣意漂浮，无论做什么去缓解，它还是会轻易又迅速地附着到一些我甚至还没想到的事情上。就像是受大卫·林奇[34]启发的打鼹鼠游戏，你打下一个鼹鼠头，更多的鼹鼠跳出来围绕着你。它们还得意地嘲笑你，用最恶毒的话咒骂你，提醒你自己有多操蛋。
我带着它醒来。一直都是。
如果存在超级神经过敏的犹太母亲，嗑着可卡因，比邪恶还邪恶，彻头彻尾的歹毒，这就是我的这一部分意识。所以我把自己向那该死的钢琴抛过去，好像我的人生就依靠它了。我把自己扔向工作。我表面看起来和任何一个想把工作做到尽可能的好、不想让人失望的工作狂混账是相仿的。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如果不这么做我就会死，我会去杀人，我会以最坏的方式崩溃。偶尔自我保护的强烈欲望使你看起来有正直的职业精神，这真是极其的幸运。恐惧化装成人性，外加对手边工作的承诺，足够蒙蔽所有人的眼睛。
而这就是我度过校园生活的方式。由恐惧驱动的作业，为了考试而惶惶地学习，尽可能地尝试让时间延长、增长，把一切密封，至少让我能有安全的幻想。我也是个聪明的孩子。在孩童时代被持续虐待的最大好处就是拥有能够解读情境、看穿心事和精神的能力。把我放在成人面前我会在短短几秒内知道说什么、做什么能让他们觉得我通情达理。这在老师身上尤其有效果——根据他们是哪类人，我可以是想家的、脆弱的、坚强的、大胆的、可爱的、卖弄风情的、贪得无厌的，或是独立自主的。而一切都会顺着我想要的来。考试的额外时间、更高的分数、额外的巧克力、体育课缺勤、零花钱，随便什么。重点是在10岁的时候我明白我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存活，有时甚至过得很滋润，因为我有超人般的利用他人的能力。
虐待把你塑造成生活的幸存者。在强奸上演时分裂出的那个我，能在没钱、没朋友、没地方住的情况下存活，不仅看上去活得不错，而且真的貌似茁壮成长着。在黑暗的时期友谊毫无意义；人只是被当作获得某些东西的途径——钱、安慰、肯定、工作、性，而一旦得到就会去找下一位。最好的“朋友”是那些我可以在很多年里不断去找的人——老顾客对生意人最有价值，这很有道理。对虐待受害者而言，人际互动仅仅是一次交易。反社会者也是。这就是为什么诊断他妈的这么难——自闭症，阿斯伯格综合征，创伤后压力综合征，躁狂抑郁症，各种精神疾病，自恋，都有诊断手册里的核心特性。所以我可以大大方方地说自己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因此我惯于利用他人并与同情心做斗争，或者我可以说我是个没有同情心的精神病患者。都挺合适。随你挑。
问题——最大的问题如下：当你以此为目标，觉得自己能记住所有的谎言、所有那些与不同人相处而要扮演的不同角色，最终——几年后，你绝对会掉链子。它开始害你。而你开始怀疑自己。这就是麻烦的开始。你需要记得所有事情，如果你记不住，不那么确定你对某人而言，相对那些“成功老手”，是“颓丧的、羸弱的受害者”，那么一切就会分崩离析。当你开着辆崭新的宝马与朋友周末出游，又要让他相信你入不敷出，那就需要严肃的解释，说更多的谎，记住更多的信息。这太令人精疲力竭、惶恐不安了，而风险又可能是非常高的。
对我的诊断之一是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35]，这意味着我有一定数量（答案是13个，如果你好奇的话）的“变格”，他们根据不同的情形，轮班上演着好戏。实际上这意味着13个人在必要时都一起去干一个人的活。这像是一场军事演习，部分地解释了记忆问题，因为在真实情况下，人格们互相之间并不是一直都有效地交流。他们中有些是友善的，有些则冷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
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看来并没有疗法，但它还是能被控制的。那些人格们能被识别、承认，能与人交谈和交朋友。那些不那么有用的人格会被要求保持沉默，那些更有用的则被鼓励去融合为整体。这真是为数不多的和医生在一起时能有的趣事。
当情况变得糟糕时我就不得不离开一位朋友/一段感情/一位同事，当我因事情太复杂而搞砸了时，这也不打紧，因为我可以和别人重新来过，只是失败的感觉很令人沮丧。未能达成目标且宣告失败令人恼怒。某种意义上这很可悲，因为我大多数的朋友和家人真的爱我。他们相信自己了解真实的我，哪怕他们对我的行为或个性方面有疑惑，他们天真地、令人迷醉般地相信那些疑惑只让他们更明智且富有同情心，因为他们可以看穿很多层掩饰下的我，并依旧爱我且理解我。但是这其中的复杂性，那些小时候没有被强奸过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举个例子——女朋友问我一个问题。简单的问题。
“我们晚饭吃什么呢？”
正常人会回答：“鸡。”
也许还会是：“选个你喜欢的，甜心，我随意。”
或一个很大方的人——“挑个饭店好了，亲爱的，我很乐意我们一道去那儿。”
一位幸存者（尤其是患有创伤后压力综合征或是类似疾病的人）则要在回答之前的瞬间静默地思考完以下问题：
她为什么要问？
她期待我说什么？
我这么说她会有什么反应？
她想吃什么？
她会希望我提议去吃我知道她喜欢吃的东西吗？
她希望我带她出去吃吗？
为什么？
我做错了什么吗？
我需要弥补什么吗？
我想给出哪个答案？
为什么？
我这么说会发生什么？
这是个陷阱吗？
今天是什么纪念日吗？
我们昨天吃了什么？
我们明天要吃什么？
我们冰箱里有什么？
她会认为我在批评她的购物方式吗？
她想要我回答什么？
她心中完美的男友会怎么回答？
电影里的人物会怎么回答？
普通人会怎么回答？
回答这问题的时候我想要或者需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他会怎么回答？
这个答案能为她所接受吗？
这个回答与她所知的那个“我”一致吗？
我会为这个回答高兴吗？
她喜欢答案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个概率算是可以接受的吗？
如果她不喜欢，我的出路是什么？
我可以毫发无损地退回原路吗？
我应该用什么语气回答？
措辞应该像问句吗？
或是声明？
还是命令？
如此等等。在一眨眼间。在学校被欺凌的孩子回答直接的问题会花太长时间，因而显得含糊其辞且失魂落魄。他们会被认为“难相处”、“笨拙”、“有多动症”、“难以控制”。他们并非如此。他们是以某种方式被欺负了。请注意。
当你慢慢长大，这问题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就像呼吸一样。有时候，个别情况下，这会让我们措手不及。尤其当一醒来就被问到，或是过度劳累的时候。所以以防我们被问问题的时候不在状态，我们精通一套转移话题的策略：“天哪你看上去好美”、“妈的，我的后背好疼”、“我真的好爱你”、“我正想着……（此处插入浪漫记忆）”，或是更常见的，我们两眼放空假装陷入沉思，没有听到问题，而我们的大脑却早已准备来得出一个合适的回答了。为能找出那该死的合适答案而不惜一切地争取时间。
我们是多任务导向、反应迅速、极度谨慎、协调一致的混蛋。而这个毛病则是个忘恩负义、络绎不绝、无休无止的洪流，是一个又一个必须立即扑灭的火苗。正因我们的身体/大脑无法区分真实和想象中的恐惧，所以我们的反应就好像我们身处真正的战争之中。
战争是描述强奸幸存者日常生活最贴切的词汇。任何地方都有威胁，永远不能放松，在任何时候都不放过任何能得到的东西，因为你害怕这些东西明天就不存在了——食物、性爱、关注、金钱、药物。肾上腺素和恐慌这两者让你继续活下去。把道德抛诸脑后，规则不复存在，你要活下去，无论代价是什么。像这样的生活定有一些连锁反应。我一点儿也不想告诉你受虐的生理反应有多么糟糕。我有好多年，甚至几十年，几乎无法离开厕所。我孩童时代在寄宿学校时几乎每晚——通常是凌晨3点左右，都极为痛苦地在厕所里。因疼痛而出汗和恶心，感觉好像胃里有刀搅动。大便好像水一样，太恐惧，以致起码两小时都无法离开马桶。早上也是一样。我发誓我在孩童时期每晚基本都只睡三到四小时。对于减肥来说这不赖，但对参与社交而言就不那么好了。
我知道这个话题我已经讲了太多。但是老实说，有更多可以继续讲下去的。人们很容易假定一旦施虐者不再出现在脑海里，虐待就会停止，但很难接受对于受虐者而言这只是虐待的开始。
成年之后情况也没什么改善：上班时拥挤的地铁里恐怖的感觉——汗水从脸颊上留下来，浸湿了衬衫，肚子严重地绞痛着，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及时赶到厕所。有时行，有时不行。我可以写个伦敦最便利厕所指南。我会在余生都对豪华酒店心存感激。拖着腿走进多切斯特酒店、兰斯铂瑞酒店、丽思酒店，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它们的顾客，在这大理石贴面的温暖安适的空间里，在我的肠子就要爆了时径直冲向厕所。唯一能与豪华酒店账单相衬的只有它们充足的厕所隔间和牢固的门——神啊，克拉里奇酒店为保人脸面还在隔间外摆了台白噪声机。匆匆走进星巴克的小厕所里去解决内急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你会担心一直排到室外的长队、络绎不绝的噪声、指指点点、压力、焦虑，还有时间不足。
我看着纸上的文字，对自己如何熬过寄宿学校感到困惑——哪怕有音乐、幻想、香烟的帮助。一个焦虑的孩子，总是在腹泻而不是睡觉，一小时抽搐许多次，毫无社交技巧，总是被吓到，还总与陌生人鬼混、抽烟、喝酒，这样一个孩子竟然就这么长大成人。这真他妈的是个奇迹。但我并不以此为傲，也没有好好把握被赐予的时间，大多数时间我只是为自己仍在那里感到羞耻和恼怒。
羞耻是所有虐待留下的后果。它让我们无法走出黑暗，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虐待幸存者如此悲惨的关键。词典定义“羞耻”是“对因错误或愚蠢行为而引起的耻辱或苦恼的痛苦感受”。这个定义让我有点伤心。所有的虐待受害者在某些阶段都认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是他们参与的错误或愚蠢的行为。有时候如果他们足够走运，则能真正意识并接受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但更普遍的是实际上他们在内心深处一直——我一直相信——是这样的。我第一个与之谈及虐待的家里的朋友是看着我长大的。我那时30岁，当我告诉她这事的时候，从她嘴里冒出来的第一句话真的就是“好吧，詹姆斯，你当时就是最漂亮的孩子”。这徒增了是我造成了这事情的证明。是我的轻佻、美貌、饥渴、淫荡、邪恶让他们对我做了那些事。
羞耻是我们不与任何人谈及虐待的原因。威胁能奏效一时，但维持不了很久。是羞耻确保了沉默，自杀则是终极的沉默。无论你如何以《心灵捕手》的风格对他们喊道“这不是你的错”也不会奏效。你也可以说天空是绿的啊。说服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足够深地、持续地爱他们，哪怕保持一定距离，以此来撼动他们固执信念的基础。而这是一项大多数人不能、不会做到的任务，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耐心。想象一下如此无条件地爱一个人。如此持久的善良、温存和慈爱却在大多数时间里只能换回愤怒、怀疑、猜忌、渴求和毁灭。就像从收容所解救出一条挨揍的狗，它却以日复一日地撕咬你的孩子、在你的地板上拉屎来报答你。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而当有人胜任，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被有着许多年训练经验的人做到，他们在哈利街上班，每小时收费200多镑，每每回到家中与妻子和孩子一道就想着，“谢天谢地我今天不用再应付那玩意儿了”。
我有很多身份。我是一个音乐家、男人、父亲、混蛋、骗子。但是——是的，首当其冲的，我是个羞耻的人。也可能因为那些负面的身份我才感到羞耻。如果我能接受、亲近、扩散这深埋在我内心的羞耻、过错、恶劣和邪恶的感觉，那么那些看起来让世界不如我意的缺陷和信念也会随之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