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12日 星期五
我还从没对人敞开过心扉，可我想把心里话都告诉你，也想让你成为我重要的精神支柱，抚慰我的心灵。
1942年9月28日
截止到今天，给我带来极大安慰与鼓舞的确实是你。当然，还有吉迪，我现在总是在固定时间给她写信。用写信的方式记日记很容易，所以我每天都盼望着那一刻，好赶紧给你写信——有你在，总是让我很快乐。
1942年6月14日 星期日
记得，你和别的生日礼物一起放在桌上，我看到你的时候，你就那么安静地躺着。那也是我日记的开端。
6月12号是星期五，我醒来的时候刚刚六点，因为这天是我的生日，所以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只是他们不让我太早起床，所以即使心里恨不得立刻出去，也不得不耐着性子等待。眼看着差一刻七点了，我马上跳起来跑到餐厅。小猫穆迪热情地欢迎着我，小爪子不停地挠着我的腿。
等刚刚过了七点，我就跑到爸爸妈妈那儿去，然后又跑到客厅，拆生日礼物。在所有的礼物中，你大概是最耀眼的，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的视线。当然，你旁边还有一把玫瑰花、一棵绿叶植物和几朵牡丹花，它们都在桌上放着。
爸爸妈妈送的礼物非常多：有一件上衣，是蓝色的；一罐葡萄汁，我喝了一小口，和葡萄酒味道差不多（葡萄酒就是用葡萄做的呀）。除去这些，他们还送我一盒棋、一套字谜、两块五的荷兰盾、一瓶搽脸油、一张奖券——据说可以换两本书。还有个礼物是本名叫《暗箱》的书（可是玛格特有，于是，我决定用它去换别的什么）。另外，还有我亲手做的饼干（我的水平可不是一般的高哦）、妈妈烤的草莓蛋挞以及一堆好吃的糖。非常巧的是，我们还收到了外婆寄来的一封信，真是太及时了——不过，这仅仅是巧合罢了。
之后汉妮就来了，我们一起来到学校。课前，我把带的饼干都分给了老师和同学，放学又和同学们去了体育馆，直到下午五点才回家。由于我的肩膀和腰椎容易脱臼，所以通常去体育馆的时候，同学们都不让我和他们一起运动，不过，由于今天是我的生日，他们就让我决定玩什么，我说想打排球。玩完排球，同学们又把我围在中间，边跳舞边为我唱了生日歌……
桑妮·兰特曼在我回家前就已经到了，伊斯·华格纳、汉妮·格斯纳以及贾奎琳·凡·玛森是我的同班同学，所以是跟我一起从体育馆回来的。以前，桑妮和汉妮同我最好，人们见到我们三个总会说：“看，是安妮、桑妮和汉妮！”后来我在犹太学校又认识了贾奎琳·凡·玛森，现在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她了。桑妮后来转学了，又认识了别的朋友，而伊斯则与汉妮最要好。
《荷兰传统故事集锦》是她们送给我的礼物。这本书很精致，可是她们没注意有几册，送了我第二册。后来，我用两本别的书又换来了第一册。海伦婶婶和斯蒂芬妮婶婶也送了礼物，分别是一本字谜和一枚胸针，胸针非常漂亮。兰尼阿姨送给我一本书——《黛茜在山中的奇遇》，精彩得很！
早上我在浴缸里就想过，如果我也拥有一只和丁丁一样的狗就好了。我会让它和我一起去上学，也给它起名字叫“丁丁”。我上课时就把它交给门卫保管，天气好时就把它放到停自行车的空地任它撒欢去。
1942年6月15日 星期一
我的生日聚会是在星期天下午举行的。我给同学们放映了《灯塔守护者》这部电影，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我又陆续收到一些礼物：两个胸花、两本书以及一张书签。
我来说说我的学校和班里的事情吧，先介绍一下我的同学。
我猜，贝迪·布莱曼达的家庭条件大概很不好，因为她看起来比较穷困。而且，她家在西阿姆斯特丹，可具体是哪条街我们谁也不清楚，只知道那里又脏乱又不好找。她通常都很沉默，尽管不很聪明，成绩却非常突出，因为她是个很用功的人。
我从来没拥有过一位真正的好友，起初我以为贾奎琳·凡·玛森会成为我最好的朋友，结果我错了。
D.Q这个女孩儿老记不住东西，老师为了警告她，总在留作业的时候专门给她增加一些。另外，她还有些神经兮兮的，可对人非常友好，对G.Z更是如此。
E.S说话一点也不吸引人，却总是不停地说着。另外，她和人说话的时候，不是摸人家的扣子就是弄人家头发。我并不喜欢她，所以当别人告诉我，她对我没什么好感时，我一点也没放在心上。
汉妮·梅斯是个大嗓门的姑娘，可是她很友好，待人和气。玩游戏的时候，她总是像个小孩子。不过，汉妮也有不足，她受到了朋友本皮的一些不良影响——本皮这个人为人粗鲁，不爱干净……
关于J.R的事，实在太多，我觉得写本书都够了。她总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行事却很猥琐，喜欢乱嚼舌根子。我真为杰克感到羞耻，居然被这种人迷住。J小姐很爱哭，动不动就会被人气到。因为她自视高贵，觉得自己处处都比别人强，而且很愿意表现出来。她的确有钱，衣服都塞满了柜子。她觉得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其实并非如此，因为那些衣服真是太老土了。我实在不喜欢她，当然，她也不喜欢我。
伊斯·华格纳是个好姑娘，性情温和、聪明、对我很友好，可是，她太追求完美，容忍不了一点小问题，经常因为这个闷闷不乐。另外，她还有点懒惰。
在学校，我们总是把汉妮·格斯纳称为里斯。她走出家门就表现得非常腼腆，说话时更是如此，可只要一进家门，就会立刻活跃起来——真是个奇怪的人。另外，她和她妈妈什么都说，不管你跟她说了什么，她都存不住。她就是这么直来直去，我挺喜欢她这点，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
对于南妮·凡·帕拉斯格，我没有太多可说的。总之，她是个小个子，脑子很灵活，是个好人，有意思的人。
艾菲·德·荣格只有十二岁，却一副温文尔雅的大人样儿，总拿我当小孩儿。我很喜欢她，因为她人很好，总爱帮助别人。
G.Z长得好看，是我们的班花。不过，她脑子不大聪明，有可能会成为留级生。哦，我当然不会跟她说这个的。（G.Z竟然没成为留级生，实在令人惊讶！）
G.Z旁边坐着的就是我了——班里十二个女生中的最后一个。
关于男孩子，他们的事情说多就多，说少就少。
莫瑞斯·科斯塔很令人厌烦，当然，他也是我众位追求者中的一个。
据说，桑利·斯瑞特已经无可救药，心里坏透了，可我却觉得他是个幽默的人，并不坏。
埃米尔·邦威特是个非常没意思的人。他喜欢G.Z，可是她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洛波·库赫曼很招人烦，爱撒谎、爱耍花招，还非常虚荣、爱美。他也曾经追求过我，可我实在讨厌他。
马克思·凡·德·威尔登虽然来自乡村，行事言语却很有分寸。当然，我借用的是玛格特对他的评价。
海曼·库曼与约翰·德·比尔差不多，也有点坏，看到女孩子就开始不正常，整天对着女生嬉皮笑脸的。
里奥·布隆与约翰·德·比尔最要好，于是，跟着他也变成了坏孩子。
阿尔伯特·德·梅斯塔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是从蒙台梭利学校转学过来的。他直接跳了一个年级。里奥·斯拉格也来自同一所学校，却不是个聪明孩子。
鲁·斯佩蒙是今年六月份转来我们学校的，之前在阿尔梅隆。他是个小个子，看起来不聪明。
C.N做的事总让人觉得不太靠谱。
杰克·克森鲁特是C的同桌，就坐在我们后面。
哈利·夏普很好，是全班最明事理的一个。
华纳·约瑟本来挺好，可现在越来越沉默，大概是最近发生的变故让他变成这样的。
桑姆·萨罗门这个坏小子，他也是我的追求者之一，体育非常好。
艾皮·雷恩也是个坏小子，但他比较保守。
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写日记这件事，对我这样的人来说的确很特别，因为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心里想什么，大概谁也不会想知道，包括我自己；另外，之前我从没写过日记。可是，这又有什么呢？我就是要记下自己心里的想法，就是想一直写下去。
“与人相比，纸更有耐性。”这是我心情烦闷那天想出来的一句话。当时我坐在家里，用手托着下巴发愁，不知道该做点什么——琢磨着是留在家里呢，还是出去玩。当然，最终我哪里也没去，就坐在那里想东想西，脑子里就冒出了这句话。的确，和人相比，纸真的更有耐性。这个写日记的硬皮本，我是不会随便让人看的，除非我认定那个人是真朋友。因为这是“日记”啊，这名字可是意义非凡的。
此时，我想说说自己为什么开始写日记。实际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人是我真正的朋友。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会孤独得很彻底。因为，我有父母，他们都非常爱我、关心我；我还有个姐姐，已经十六岁了；还有很多男生用热情的目光追逐着我，他们都很喜欢我，即使上课都会拿着小块的破镜子偷偷看我。我的阿姨们都很亲切有趣，我的家庭也很温暖和谐。这样看起来，除了一个真正的朋友，我似乎什么都有了。
我和平日的那些朋友们谈的，都是日常琐事，顶多说说笑笑、打闹一番而已，实在没有办法再近一层。因为，我们不能彻底相信彼此，当然，这大概有我的错。可是，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这就是事实，而且改变不了。于是，我开始写起了日记。
有的人记日记匆忙潦草，我不想像他们那样，我想让渴盼这么久的好朋友的形象更高大些，我想让它做真正的朋友，我叫它“吉迪”——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字。
我担心会有人看不懂我在跟吉迪说些什么，所以并没有立刻开始写，而是先说说我目前的生活状况——虽然我并不想说。
我见过很多做父亲的成年人，而我的父亲却是最亲切、最值得尊敬的。父亲娶我母亲的时候，他三十六岁，母亲二十五岁。1926年，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我的姐姐玛格特出生了。1929年6月12日，妈妈又生下了我。我们一直生活在法兰克福，直到我四岁。
那是1933年，爸爸去荷兰做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据说是生产果酱制造机的公司。不仅如此，由于我们是犹太人，爸爸还办了移民。这年9月，我的母亲爱迪斯·赫兰德·弗兰克也跟随父亲而去。我和姐姐没有去，而是去亚琛市，和奶奶一起生活。后来玛格特也去荷兰了，是在这年的11月，而我则是在1934年2月去的。当时，大人们说要送给玛格特一个生日礼物，就把我放在桌上了，还发出“咚”的一声。
后来，我上幼儿园了，在蒙台梭利。六岁时，我上了一年级。到六年级时，由库普鲁斯太太教我，她既是教师也是校长。六年级结束的时候，我们哭着和她告别，因为玛格特和我即将进入一所犹太学校学习，他们同意接收我们了。
生活对我们来说很是艰难，希特勒在德国颁布了反对犹太人的法律，我的亲戚们在那里受尽折磨。1938年，针对犹太人的几次大屠杀终于过去了，我的两个叔叔从德国逃出来跑去南美，在那里安定下来；奶奶当时已经七十三岁了，便来到荷兰与我们住在一起。
可是，1940年5月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安宁的生活了。先是战争，接着是投降。德国人就此长驱直入，给犹太人带来了无尽的噩梦。反犹太人法令处处限制我们的自由，比如，凡是犹太人，都要戴着一颗黄星；犹太人的自行车，必须上缴；犹太人不允许坐电车；即使是自己的车，也不许开；购物必须在下午3点到5点钟之间；理发和美容，只能去犹太人开的店；晚上8点以后至早上6点以前，绝不允许到大街上去；一切娱乐场所，包括戏院、影院，都禁止犹太人出入；一切运动场所，包括泳池、网球馆、曲棍球馆，也禁止犹太人出入；一切公共体育比赛，都禁止犹太人参加；不管是自己家还是朋友家的庭院，在晚上8点以后都禁止停留；只能进入犹太人学校上学；基督教家庭禁止犹太人出入……很多事情都是被禁止的，可即使这样，也不得不继续生活。
“我真担心一不小心就触犯法律，这也不敢做，那也不敢做。”杰克总这么对我说。
1941年的那个夏天，我的生日过得马马虎虎，因为奶奶生病需要手术。实际上，1940年的生日，我也过得很潦草，因为德军占领了荷兰。
奶奶在1942年1月离开了我们，直到现在我依然深深爱着她，谁也不知道我是多么想念她。不过，这年大人们倒是为我举办了生日聚会，因为前几次过得都太马虎。所有人的蜡烛都被点亮了，包括奶奶的。
总之，我们四口人的生活过得还可以。直到我开始写日记的时候——1942年6月。
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吉迪，亲爱的：
此时安安静静的，又很舒服，我准备开始写了……
爸爸妈妈和玛格特都出去了，但不同路。我知道，玛格特和朋友一起去打乒乓球了。实际上，我近来也总去打，还和其他四个人组成了俱乐部，名叫“减去二的小熊星座”。这个名字来得很巧，尽管有些傻。当时，我们五个人觉得俱乐部应该有个名字，而且最好有些与众不同，而“小熊星座”这个名字，我们都觉得挺好。谁知我们搞错了，本以为这个星座是五颗星，而我们正好五个人，谁知它和“大熊星座”一样也是七颗星，只好加上“减去二”三个字。
伊斯·华格纳的家长允许我们去她家打乒乓球，而且随时欢迎我们。她家的乒乓球台子什么的就放在餐厅，那里十分开阔。每次打完球，我们五个小伙伴就会跑出去买冰激凌，尤其是夏天。我们常去离得最近的两家冰激凌店——“绿洲”和“海豚”，它们都是犹太人可以出入的地方。“绿洲”人气很旺，一般我们去的时候都不装钱，却能吃到一个星期也吃不完的冰激凌。因为我们总能找到愿意为我们买单的追求者，或者是出手阔绰的男孩子。
或许你非常吃惊吧？这么小居然说什么追求者。实际上，这样的事在学校里很常见。我可以打包票，假如骑车回家时，有男生请我和他一起走，那么他肯定会目不转睛地使劲盯着我看，被我迷住——十有八九会这样。可当我骑着车高高兴兴回了家，对他热烈的眼神不屑一顾时，他也就逐渐没了兴致。假如他们胡说八道“希望父亲允许”什么的，这就有些过分，我会赶紧歪歪车身扔下书包，以便转移话题。通常，他们看到这情形会立刻停车帮我捡起书包，那样我就可以说点别的了。这样的情形算是最纯情的，还有更恶劣的——老远做出吻你的样子，或者千方百计地挎着你的手臂。如果我遇到类似的情形，会假装生气地让他们自己回去，语气坚决；或者只是停下来，无论如何也不再和他们一起走。很明显，他们看错了我。
好了，明天见吧，今天先写这么多，我们已经是要好的朋友了。
安妮
1942年6月21日 星期天
吉迪，亲爱的：
老师们就要开会了，准备商量谁可以升一个年级，谁必须留级。为此，全班同学都紧张极了，非常担心，半数同学都在那儿猜测着，打着赌……
我和G.Z在笑话C.N和杰克这两个男孩子，他们就在我们后面坐着。他们俩在打赌，赌资居然是放假时攒下的所有的钱。这两个人不停地说“你会升级的”“不，你会的”“不，我不行”“你肯定行”……他们就这么吵来吵去，根本无视G眼中的祈求与我冲天的怒火。真不知道老师们怎么想的，如果是我决定，班里该留级的大概有四分之一，因为傻子真不少啊！当然，我一点也不为自己和朋友们发愁，只希望老师们能有一回正确决策！
只有数学让我心里有些没底，可在老师揭晓最终结果之前，我们只能等待，安静地等待！我们不停地鼓励对方：我们肯定都会升级的！
我和老师们关系都非常好，这些老师有七个男的，两个女的，一共九个人。凯森先生教数学，比较教条，经常因为我上课偷偷说话而生气。后来，他发现提醒不起作用，便让我写一篇名为“话篓子”的作文。当然，这是给我增加的作业。我装出一副没这回事的样子，把作业记好放进了书包。心里想：这作文从何写起啊？管它呢，先不想它了！
晚上我把别的作业都写完之后，再次看到本上记的作文题，便发起愁来：这得写点什么呢？谁都会胡写，字大行稀，可我不甘心，一定要想办法证明说话多没错才行……我咬着笔端使劲儿琢磨着，终于灵感来了。凯森先生要求我写满三张纸，我很快就完成了，心里还非常痛快。我在作文里谈到了话多的必要性，而且论据充足。我说自己只能努力克制女人话多的特点，完全改肯定做不到，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左右遗传因素，而我妈妈就是一个话多的人。
凯森先生读我作文的时候，笑个不停，可看到我上课表现照旧，便又给我加了个作业，写一篇名为“没救的话篓子”的作文。完成作文之后，凯森老师居然有两节课都没批评我，不过，他在第三节实在忍无可忍地说：“为了惩罚你上课乱说话，安妮·弗兰克，你要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叽叽咕咕的话篓子小姐’。”
听到这里，同学们大声笑了起来。我对这个有关“话篓子”的题目实在没什么可写的了，此时也只能和大家一起笑。想点更有创意的东西来写吧。桑妮是我的朋友，她答应帮我用诗来写作文，因为她很会作诗。我听了，简直要跳起来了，实在太好了！这个题目如此滑稽，凯森先生就是想用它让我出丑，现在好了，桑妮会帮我有力回击的！
桑妮写的诗真是美极了，她用诗歌讲了个故事，主角是一个鸭妈妈、一个天鹅爸爸，还有三个小鸭子。故事里天鹅爸爸咬死了小鸭子，因为它总是叽叽咕咕不停地叫啊叫。谁知，凯森先生看了之后，根本没有说我什么，而是把这首诗拿到好几个班里去，又是读又是讲感受的，还总是高兴地提到这件事。总之，我在课上依旧话多，可再也没有被批评、被加作业！
安妮
1942年6月24日 星期三
吉迪，亲爱的：
所有人都大口喘着粗气、满脸是汗，天气实在太热了。如今我第一次意识到，能坐电车有多享受，因为在如此酷热的季节，我们犹太人只能步行去想去的地方。坐电车成了我们的奢望，只有双腿属于我们。从学校去让·卢克斯特街要走很远的路，我昨天中午去那里看牙医了，累得我下午上课时几乎睡着。不过，还好我在那儿喝了点东西，那个牙医的助手为我倒的，他是个好人。
犹太人可以乘坐渡船——只有这种交通工具没被禁止。有个善良的船夫总是帮我们，他在约瑟夫·瑟兰德的小河摆渡。每次他都会立刻答应我们渡河的请求。荷兰人没有错，犹太人的痛苦遭遇不能怪在他们身上！
不上学多好啊！我的自行车复活节时丢了，而妈妈的自行车又被爸爸送到朋友家藏着——他们是基督教家庭。幸亏再有一星期就放暑假，我不用再活受罪了！
昨天早上路过自行车停车场的时候，居然有人叫我，这实在令人感到奇怪。我回头看时，发现是个英俊的男孩。我记得他，前一天晚上在维拉家里见过他，是她的表弟。维拉的话题总是围着男孩转，虽然我挺喜欢她，她也确实是好人，可听她说多了这些也挺无聊的。
这个男孩害羞地走过来，告诉我他叫哈利·斯伯格。我有点摸不着头脑，疑惑不解地看着他。后来他说，想和我一起上学，不知道我愿不愿意。我说：“你顺路就行，我愿意。”就这样，我们一起上学去了。哈利会讲故事，全都非常有趣，他十六岁了。
他今早又来等我了，多么想让他每天都这样啊！
安妮
1942年7月1日 星期三
吉迪，亲爱的：
星期四我一直和朋友们在一起，整整一天；星期五有人来家里做客，所以，我一直到今天才有时间跟你聊天。
哈利上星期告诉我很多关于他的事情，我们算是很熟了。他的父母在遥远的比利时，而他是从盖尔森基辛来的，现在住在祖父母家，没法去找父母。他的前女友叫乌苏拉，我知道那个女孩，挺可爱的，只是有些没意思。他说现在每天陪我，如同吃了兴奋剂，而回想起乌苏拉，就觉得很乏味，都快打瞌睡了。
我居然这么吸引人？真是没想到。
真没意思啊！杰克星期六那天在我家住的，第二天下午，她又跑汉妮家去了。
本来哈利说晚上来找我，可六点多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道：“您好！请让安妮接电话，我是赫姆斯·斯伯格。”
我说道：“你好！我就是安妮！”
“哦，你好吗？”
“谢谢你，我很好！”
“尽管很想和你聊天，可是对不起，我得道歉，晚上不能去你家了。我可不可以现在去，十分钟左右我会到的？”
我说道：“好吧，一会儿见！”
他回答道：“好，我立刻动身，一会儿见！”
我放好电话，立刻快速换衣服整理头发，然后就站在窗边不停地向外看，又不安又着急……可终于见到他身影了，我却一直安静地等着他按门铃才下楼——这多反常啊！
门刚打开，他就说：“安妮，我奶奶觉得你太小，她觉得我与乌苏拉年龄更般配。当然，我早就不和乌苏拉约会了，这你是知道的。”
我问道：“你们闹别扭了吗？我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他回答道：“没有闹别扭，我只是告诉她想分手，觉得两个人不合适，我还说如果她去我家做客，我依然会非常欢迎，当然也希望我去她家时也如此。实际上，我一直觉得乌苏拉还有别的男朋友。谁知，我叔叔说我错了，那不是真的，还说我该跟乌苏拉说对不起。不过，我并没有放在心上，这只是我想分手的一个原因而已。奶奶不想让我和你交往，想让我去找乌苏拉，可我不会照她说的做，因为我不愿意。我并不会因为是长辈的想法，就照着去做，他们有时候太保守了。我的祖父母不能没有我，我也同样不能失去他们。祖父母让我星期三晚上去学木刻，可我并没有去，而是去参加一个会议，是犹太人复国运动组织召集的。祖父母反对这个组织，所以不想让我去。现在我决定退出了，不是因为这个组织有什么问题，而是近来我感觉什么都没有头绪，加上我也不是特别热衷这件事。下星期三是我最后一次参加集会，以后就再也不去了。这样一来，没准儿我们可以多见面了，因为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以及星期六下午我都有时间了。”
我说道：“可是，你应该先征得你祖父母的同意！他们如果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呢？”
他回答道：“不管是爱情还是战争，对人都是平等的。”
经过布兰克福特书店时，我看到了彼得·希弗，还有两个男孩和他一起在那儿。我很高兴，因为他居然朝我问好了，他已经很久没和我说话了。
哈利星期一晚上来我家了，与我父母见了面。我们喝着茶，吃着点心，还有我买的蛋糕和奶糖。后来我们又出去散步，因为在家里闷坐实在没意思。他送我回家的时候，已经八点过了十分钟。爸爸怪我回家太晚，气坏了。于是，我不得不做出保证：以后我必须在差十分八点的时候回家！
哈利邀请了我，让我星期六去他家。
维拉说，哈利有一天晚上去她家了。她问道：“乌苏拉与安妮两个人，你最喜欢哪个？”他回答道：“与你无关。”说完这件事，他们整晚都没再说话。可是，当要告别的时候，他说道：“你千万别跟其他人说，我告诉你，我更喜欢的人是安妮！”之后，他就出门去了。
我从他的言行中能感觉到，他爱上了我。这样的变化挺好。我知道，玛格特一定会对我说：“哈利和你非常合适！他这个人挺好！”其实我也这么想。“这个孩子很有教养，长得也好！”妈妈居然也不停地夸赞他。我非常高兴，他竟然这么招大家喜欢。不过，我的朋友们是例外。哈利就说他们太天真，我有时也有这种想法。有男孩子做朋友并没有错，谁也不会说什么的，只是杰克总为哈利的事笑话我，可她并不知道，我根本不爱他。真的！
我发誓，妈妈永远也不会猜到，我想嫁的人会是彼得，尽管她没事就问我长大想和谁结婚的问题。彼得才是我的最爱，当他和别的女生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那只是一种掩饰，掩饰对我的情感。而哈利，妈妈有个称呼很适合他——“追求者”，在我心里，他只是朋友，并不是恋人。大概彼得也认为我们在谈恋爱吧？
安妮
1942年7月5日 星期日
吉迪，亲爱的：
毕业典礼星期五如期举行了，在犹太剧院。父母看了我的成绩后比较满意，数学是C减，两个B加、B减，剩下就都是B了——不是特别差。我的父母与别的父母不同，他们只希望我每天都快乐，有健康的身体，不顶撞他们，至于分数他们从不担心。
在他们看来，只要我能做到这三点，其他都不重要。可我和他们想的不一样，犹太学校不是随便录取我的，所以我可不想做差等生。当时我应该在蒙台梭利学校上七年级，可我是犹太学生，所以上不了，只能去犹太学校。而我和里斯·格斯纳，是好不容易才得到艾特先生肯定，这才来到犹太学校的。如今我们都毕业了，可是里斯的几何必须重新考才行。
里斯在家里很难学下去，挺让人同情的。格迪是她妹妹，虽然只有两岁，却被父母惯坏了，不高兴了就大声叫喊，还总是在里斯房里跑来跑去，所以里斯不得不哄着她，不然大喊大叫的就是她妈妈格斯纳太太了。这样一来，即使补习里斯也跟不上，因为她连做作业都困难。另外，她家里也实在让人无法静心：格斯纳先生总是不见人影，见面也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格斯纳太太本来脾气就不好，有些神经质，如今又怀孕了；格斯纳太太的父母虽然住在隔壁房间，进餐时却要来里斯家；她家里还有个女仆……这家人还真是与众不同。这样乱七八糟的环境，让里斯怎么办呢？何况她本来也不聪明。
假如学校评“优秀生”的话，肯定是我姐姐玛格特了——这次的成绩她依然是优秀！她真的非常出色！
这段时间，爸爸工作比较闲，总在家里待着。这大概让他心里很郁闷，觉得自己没有用武之地。1941年成立的基斯公司——做香料与香料相关产品的公司，被胡格勒先生接手了；而克拉维斯则交在了科莱曼先生手中。
前几天到广场遛弯的时候，爸爸突然对我们说，我们要躲到与世界隔绝的地方去，并要痛苦地忍受这一切。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是现在。
他说：“知道吗安妮？我们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把家具、衣服、吃的都慢慢转移了。我们不想让德国人得到这些财物，更不想让他们得到人。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一定要抢先离开才行。”
我被爸爸吓到了，因为他的语气非常认真。
“爸爸，我们哪天走呢？”
“你先好好享受现在的生活吧，别为这个操心，一切由我来准备！”后来他就不再说了。
真希望爸爸说的那天是不存在的！
哦，哈利在按门铃！今天就写这么多吧！
安妮
1942年7月8日 星期三
吉迪，亲爱的：
世界好像突然不一样了，从星期天到现在很多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时间变得非常难熬。当然，就像爸爸说的那样，你也看到了，我依然活着，这比什么都重要。我的确活着，可在哪里活着，怎么活，这些你都不要问。你大概会对我今天的话感到莫名其妙，那就从星期天下午开始给你讲吧。
门铃在下午三点的时候响了起来，（哈利已经走了，约好一会儿再来，）而我正晒着太阳，懒懒地在阳台上看书，根本没听见。后来，玛格特跑到厨房门口，慌乱地小声说：“纳粹党卫军向爸爸发来召集命令，妈妈到凡·丹先生那儿去了。”（凡·丹先生是爸爸的好友，也是生意伙伴。）
谁都明白什么是召集命令！爸爸怎会有这样的遭遇呢？我一下子愣在那里，脑子里满是一个个单独的牢房还有集中营。在客厅等妈妈的时候，玛格特对我说：“肯定不会这样，爸爸不会去的。妈妈去凡·丹先生那儿，就是和他商量，那个藏身之处能不能明天就去。我们两家一共七个人。”天气很热，心里又很着急，她说完，我们就都不再说话，安静地等着妈妈回来。爸爸对这一切还不知情，他看病人去了，当然去的是犹太医院。
门铃突然再次响起，我说：“哈利来了。”
玛格特拉住我说：“不要开门！”
这时，我们听到了妈妈和凡·丹先生的声音，他们先是对哈利说了些什么，之后就是进门、关门的声音。再后来只要有门铃声，玛格特我们俩就轮流悄悄下楼去看，除非是爸爸，否则一律不给开门。
凡·丹先生在与妈妈说着什么，所以让我和玛格特在卧室里等着。这时，玛格特对我说，那个召集命令不是给爸爸的，而是给她的。我一下子被吓哭了。他们要把玛格特带走吗？她刚刚十六岁啊！当然，妈妈说过，这种事不会发生的！感谢老天！爸爸肯定也是为了这个才说要藏起来的。可是，我脑子里此时充满了疑问：我们要去什么地方躲藏呢？那是什么样的房子呢？是一整幢房子还是破旧的小屋？在乡村还是城市？我们怎么才能藏起来？什么时候藏起来呢？脑子里转着这么多问题，可我此时却只能沉默。
接下来，我和玛格特开始收拾东西，我们把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东西装在了包里。这个日记本是我最先放进去的，后面才是手绢、卡子、教材、梳子以及过去的信件……总之被我塞进包里的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回忆对我来说比美丽的衣服重要得多，所以我没什么后悔的。
终于，爸爸回来了，这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之后，我们打电话让科莱曼先生晚上来我家；米普也被凡·丹先生叫来，她临走时把一个箱子带走了，里面装满了鞋袜、内衣、外衣，她还答应晚上再来。天依然很热，大家都不想吃饭，只是奇怪地静默着。
哥德施密特先生三十多岁，离婚了，租住在我家楼上的大房子里。这个晚上他一直不回房间，我们不失礼貌地想让他回去，可他好像实在没事做，晚上十点才上楼。
米普和简·基斯十一点的时候来的，他们都是爸爸的好友，尤其是米普，从1933年开始，她就到爸爸的公司工作了。十一点半，他们都带着装满鞋袜、内衣和书本的大口袋离开了。
我知道，这晚是我最后一次在自己的床上睡觉，可我实在太累，一下子就睡着了。早上五点半，妈妈来叫我，我发现外面下小雨了，天气也没有前一天那么热。我们大家都把自己打扮得像要进冰箱生活似的，穿了很多衣服。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离开家，谁也没胆量带着塞满衣服的皮箱。没出门我就感觉自己快被捂死了，贴身的内衣我穿了两件，短衬裤套了三条，里面一件外衣，外面套着裙子、夹克、雨衣，脚上是两双袜子和很厚的皮鞋，头上戴着帽子，脖子上围着围巾……当然，还不止这些……可大家都能忍受。
玛格特推着自行车，包里塞满了各种上学用的书籍。
就这样，我们在米普的带领下，向藏身地走去。对我来说，那就是个谜，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我们关门离开的时候是七点半，家里唯一的小生命就是猫咪姆蒂了，我朝它摆摆手以示告别。当然，我们已经拜托哥德施密特先生把它送给邻居了，它会生活得很好的。这些我们都在字条里跟这位先生说清楚了。
我们无法顾及别人怎么想，只能留给他们一个匆忙离开的印象：早餐还留在桌上，厨房里还放着给小猫吃的肉，床上已经空空荡荡……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们能安全离开，到达藏身的地方就好。
明天接着说吧……
安妮
1942年7月9日 星期四
吉迪，亲爱的：
在倾盆大雨中，爸爸妈妈和我就这样走着……我们分别背着一个书包，拿着一个装满各种物品的购物袋。来来往往都是去上班的人，他们的目光中满是同情与抱歉，因为我们胸前那颗刺眼的黄色星星，让他们无能为力，不能把交通工具给我们用。
爸爸妈妈在路上一点点说出了他们的打算。原来，这几个月以来，他们都在努力搬走家具和衣服、物品什么的，为的是7月16日才去那个躲藏的地方。可计划被玛格特的召集命令打乱了，只好提前十天动身。到那儿去只能先凑合住下，因为还没完全弄好。
实际上，我们要去的是爸爸的办公大楼，那里就是未来的藏身之所。我还是解释一下吧，不然实在难以理解。知道我们要来的人，都是爸爸的员工——胡格勒先生、科莱曼先生、米普，还有一个打字员，名叫佩普·库斯，二十三岁。只有这么几个人。而佩普的爸爸库斯先生和仓库的两个员工，对此一无所知。
这栋办公大楼我也得介绍一下：大楼最底下的一层有车间和仓库，其中又包括好几部分。比如肉桂、胡椒粉替代物和丁香就是在仓库和粉碎间磨制好的。办公室的入口就在仓库大门旁边，进入办公室，会发现里面还有一扇门安在楼梯旁边。楼梯顶端的门上又有一扇门，上面的磨砂玻璃写着三个黑色的字——办公室。佩普、米普和科莱曼先生就在这里工作——热闹、明亮、开阔的地方。
再往里是个凹进去的房间，里面有衣柜、保险柜和橱柜，经过这里就会看到后头还有一间小办公室，黑乎乎的。以前胡格勒先生和凡·丹先生一起在这里办公，现在只有胡格勒自己了。当然，穿过一扇玻璃门，从走廊也可以进入胡格勒先生的办公室，只是那扇门从外面很难打开，只有里面才可以。从这个小办公室出来，会进入一个很长的通道，里面非常窄，之后是个存煤的仓库，迈上四个台阶，就能看到全楼最好看的房间——一个私人办公场所。房间里的布置都很高档，地板上有油毯，家具是木质的，做工精细，桌上摆放着收音机和精巧的台灯。隔壁还有厨房，里面非常开阔，装了热水器以及两个煤气灶，旁边还有个卫生间。
以上就是整个一楼的情况了。
上二楼需要经过一个木制楼梯，楼梯顶端的平台左右各有一个门。从左边的门进去，经过一段很别致的荷兰风格的楼梯可以到达阁楼和香料仓库，只是这段楼梯直上直下，走着很费劲。没人会想到右边这扇普通的、灰色的小门后边，居然藏着“秘密房间”，而且还很多。踏上一个小台阶就可以推门往里走了，迎面也是个直上直下的楼梯，顺着左边窄小的过道可以进入一个房间，这里住弗兰克一家人，卧室和客厅都是它了。推开旁边的一个小门，可以进入一个更小的屋子，他家的两个小女孩会住在里面，既是卧室也是书房。洗手间在楼梯右边，里面还装着洗手盆。厕所在屋子角落的一扇门背后，另有一扇门可以走到我们的房间——我和玛格特的卧室。
顺着楼梯爬上去，门里是一个有火炉和洗手台的房间。你如果看到肯定会非常吃惊的，因为这么明亮、开阔的房间，居然位于这栋河边的破楼房里。这里是大家共同的餐厅、客厅与书房，也是凡·丹先生与太太的卧室和厨房。彼得·凡·丹就住在旁边一个很小的房间里。当然，这里也有阁楼，同这楼前面的格局一样。
这就是我们有趣的秘密房间，今天先讲这么多吧！
安妮
1942年7月10日 星期五
吉迪，亲爱的：
前面我把密室介绍得那么详细，你不会觉得无聊吧？可我在后面的几封信里还是会向你娓娓道来的，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我在这里是怎么生活的，想让你知道我现在是一种怎样的状况。
之前的故事还没讲完，所以我得先说说这个。在普森格兰特大街二百六十三号，我们终于见到了米普。我们很快就跟着她，顺着长走廊和木楼梯进入了密室。之后，她让我们待在那里，并关上了门。玛格特正在里面等我们，她是骑自行车来的，早就到了。
小小的客厅和别的房间，从地上到天花板堆满了东西，全是这几个月陆续从家里运来的，有纸箱子、被褥，还有衣服、其他物品，乱得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才好。我们必须立刻收拾，不然晚上就别想在床上睡觉。玛格特和妈妈在光溜溜的床垫上躺着，累得简直一点也不想动。我和爸爸却成了劳动能手，马上开始动手收拾屋子、钉钉子、拆纸箱、装柜子……一直忙到天黑，床才干净利落能睡人。整整一天，一口热东西也没吃上，妈妈和玛格特什么也不想吃，她们累坏了，爸爸和我却是因为太忙，根本顾不上吃东西。可是，我们谁都没放在心上。
我们在星期二上午又收拾了一番：爸爸负责弄窗帘，我们负责收拾厨房地板，佩普和米普负责帮我们去商店买东西——我们把配给票证簿给了她们。就这样，又过去了一整天。我到星期三才长出一口气，今天才有时间和你说说话，才有时间想想，这几天我的世界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将来又会遇到什么事。
安妮
1942年7月11日 星期六
吉迪，亲爱的：
维斯特钟隔十五分钟就会报一次时，爸爸妈妈和玛格特始终觉得难以适应。我却早就习惯了，或者说从第一次听到它的钟声，我就喜欢上了它。那声音在夜晚听来，更迷人，让人觉得心里非常平静。
至于现在的生活，你肯定想知道我有怎样的想法，而我能告诉你的是，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到底怎么了。这里在我看来更像在度假，只是住的旅馆很奇怪罢了，完全没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家。不过，也说不上不喜欢。是不是很奇妙的想法？可要想躲藏起来，这里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只能如此。虽然这里的地面坑坑洼洼，屋里有些潮湿，可要想找到第二个这样好的容身之所是不可能的，别说是阿姆斯特丹，就是整个荷兰也别想再找出一个来。
现在，所有的房间还都空旷得很，墙壁也光秃秃的，尤其是卧室里。不过，幸运的是，我收集的那些电影图片与明信片都在，是爸爸带来的。我拿来胶水和刷子，把这些图片都贴在了墙壁上。这下再看看卧室，感觉舒服多了。
只等凡·丹先生一家来了，阁楼上有些木头，到时候可以和他们一起钉些柜子什么的。
终于，慢慢地，玛格特和妈妈缓过气来，妈妈昨天居然还开始做豌豆汤了。当然她去楼下聊天忘了时间，弄得豌豆汤都粘在锅底——糊了。结果，锅底怎么也弄不干净，刷都刷不下去。
昨天晚上，父母带我和玛格特去私人办公室了。在那里，我们一起听了英国广播。我恳求爸爸陪我上楼，因为我很怕有人听见。妈妈一直陪在我身边，她明白我心里的想法。我们担心邻居有所怀疑，所以说话做事都非常谨慎。
后来我们回到了秘密房间，找出很多花纹、布料、大小各异的破布，开始用它们做窗帘。爸爸我们俩缝得太差，针脚大小不一，还不直。不过，窗帘只是个称呼，能遮住窗户就行。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走出去，才会把它摘下来。
凯克公司的一个小分公司在我们右边，一个家具公司在我们左边。所以，夜里我们让感冒很严重的玛格特吃了许多可卡因，不让她咳嗽。因为尽管这两个公司下班没人了，墙壁却有可能传递出我们发出的所有声音。
我盼着凡·丹一家人赶紧来，可他们要星期二才能到。等他们来了，这里就不会静得吓人，会有意思些了。每到黄昏与深夜，我就很害怕，你能理解吗？如果神灵能在这里陪我们一起睡该多好，即使让我付出一切也愿意……
不过，科莱曼先生、佩普和米普一直在帮我们，我们不仅可以自己做饭，还可以去找爸爸，到他办公室听广播，所以也不是特别糟！当然，暂时我们也还有事可做，不觉得没意思：我们做了樱桃、草莓、大黄罐头，可以有很多书看、很多游戏玩……
只是，我们必须保持安静，既不能向窗外看，也不能出去，以免被人发现。
昨天我们用废纸箱做了书架子，把两整箱的樱桃核去掉了，又让胡格勒先生把它们都装在了罐子里。总之，我们非常忙。
哦，谁在叫我呢！
安妮
1942年9月28日
我心里很烦，因为不能出去。实在是可怕极了——如果我们被人发现，是会被执行死刑的！真担心有人发现我们藏在这里。
1942年7月12日 星期日
吉迪，亲爱的：
前一个月是我生日，所以他们对我都挺好的，可是我总觉得与妈妈和玛格特的距离慢慢拉大了，好像我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今天，他们全都夸奖我了，因为我做事很用心，可是，接下来就是批评，连五分钟都没过。
非常明显，谁都可以看得出来：玛格特与我在家里的待遇是不同的。就像有一天，家里的灯都灭了，是玛格特把吸尘器弄坏导致的，结果妈妈却说：“你这么使劲拉插头，说明你对家务还不熟悉，不然不会这样的。”事情就这么结束了，玛格特根本没说两句话。
可今天我却遭到全家人的批评，原因是我想把购物清单重新抄一遍，因为妈妈的字实在太乱了。结果，妈妈说了我一顿，硬是不让我写。
这几个星期以来，我明显感觉到与他们的矛盾。我宁可自己呆着，也不想和他们在一起。当他们说一家人多温暖和睦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可不是我的感觉！当然，他们从未顾及这一点！
能理解我感受的人只有爸爸，可一般他都不支持我，而是支持妈妈与玛格特！他们喜欢对外人说我的事，什么不明事理啦，爱哭啦……这是我最受不了的一点。连穆迪他们都会对外人谈起，简直让人忍无可忍。我是多么想念穆迪啊，它那么可爱，每次想起它我都会不停地流眼泪……我总是梦到它又和我们在一起了，因为我是那么喜欢它，那么爱它……
战争不结束，我们是不能走出去的，我的理想那么多又能怎么样呢？当然，我们也会有几个客人，虽然我们不能走出去。佩普·库斯先生、胡格勒先生、米普和她丈夫以及科莱曼先生。在科莱曼太太看来，现在还不危险。
安妮
1942年9月
真希望能有那么一个机会，我能坐下来跟爸爸聊聊天。我觉得只有他真正了解我的想法，而且始终对我那么好。不过，我这个年龄真说不准，但愿到时候我别掉眼泪！虽然会比较乏味，不过我就是喜欢写点什么。
我写的可不是那种滑稽的小剧本，能让人高声朗诵，直到今天，我都在写自己的心声，而且只对日记说。从今天开始，我准备对真实生活多点关注，少发脾气。
1942年8月14日 星期五
吉迪，亲爱的：
能记下来的有意思的事情太少了，所以一个月我都没写日记了。本来要7月14日才来的凡·丹一家，提前一天就来了。因为从13日起到16日，人们都惊慌失措极了——到处都有德国人的召集命令，所以为了安全，他们就提前来了。
当时是九点半，我们正在吃早餐，彼得·凡·丹就进来了。他是个挺乏味的人，快十六岁了，却笨笨的，很害羞。他父母半小时后也来了。
凡·丹太太竟然把一个很大的尿壶带来了，而且是放在一个装帽子的盒子里。我们看了都笑得前仰后合。她说：“有它我才觉得这里是家。”当然，从此这尿壶就一直放在床下。凡·丹先生带来的是个茶几，可以折叠，所以他可以夹在腋下搬运。当然，他没带尿壶。
从此，我们两家人就开始一起就餐，像真正的一家一样！仅仅三天，我们七个人就相处得很融洽了。
后来，凡·丹家的几口人为我们讲述了这一星期发生的事。我们最想知道的，就是离开的这一星期，我家的房子和哥德施密特先生都怎么样了。
凡·丹先生告诉我们：“哥德施密特先生星期一早上九点就打电话，说让我去一下。当我赶到的时候，看到他一副坐立难安的样子。他拿出你们留下的纸条，说打算把猫送人，因为上面是这么说的。我表示这样做很好。接着，我们又一起把房子整个查看了一番，因为他说担心有人来搜查。我们收拾了桌上的早餐，清理了不必要的东西。弗兰克先生的书桌上有个本子，上面记着一个地址，是马斯垂特的。我知道，这是弗兰克先生特意放在这里的，不过，看到之后我还是故意表现得非常惊讶，而且对哥德施密特先生说，为了避免给自己惹麻烦，最好把纸条烧了。我努力让他相信是纸条让我想起了什么，而你们失踪我是一点也不知情的。我对他说：‘我可以发誓，哥德施密特先生，这个地址的事我是知道的。那是六个多月以前了，一个朋友来找弗兰克先生，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个人是个军官，职位似乎很高。我记得他的驻军就在马斯垂特，他说弗兰克先生如果需要的话，他会帮忙的。真是一个讲信用的人，估计他会带着他们从比利时去瑞士的。当然，马斯垂特这个名字最好别告诉任何人，其他事你可以说，弗兰克先生的朋友们肯定会问的。’我没再说别的，转身就出来了。后来，真的有人提到过这件事，你的很多朋友大概都听说了。”
这让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不仅如此，还有更夸张的，凡·丹先生告诉我们，有个女人居然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是早上走的，而是半夜，而且还来了辆军车接我们。还有一个住在我家旁边的人说，他眼看着我们早晨离开的，还分别骑着自行车呢！
这简直要把我们笑疯了！
安妮
1942年8月21日 星期五
吉迪，亲爱的：
“密室”这个名字，开始变成现实了。隐藏的自行车成了德国人搜寻的目标，他们几乎不放过任何角落。胡格勒先生说密室入口那儿最好摆个书架子，木匠活交给库斯先生，让他在书架上做个机关，可以开关入口。（自从知道我们躲藏在这里之后，库斯先生一直在帮我们。）
门框这回变矮了，必须先弯腰跳下去才能下楼。我们过了三天才适应，代价是满脑袋大包。彼得想了个办法，在门上钉了个装满木屑的毛巾，不知道管不管用。
我想让自己的假期持续到九月，所以功课做得很少。书都买不全，所以爸爸想教我学习也没办法。
生活依然这样过着，就算今天洗过头的彼得，都让我觉得和往常没什么差别。我总是和凡·丹先生争论不休，可我妈妈实在让人受不了，总觉得我还没长大。除去这些倒还比较顺心。
彼得真是太笨了，简直令人讨厌，整天就做点木匠活儿，之后就往床上一躺打瞌睡玩！我实在没法喜欢他！
妈妈早上又批评我一顿，不过爸爸对我倒是挺好的，即使生气也超不过五分钟！多想高兴的事吧！
阁楼上有个折叠床，我们今天一直赖在上面晒太阳，外面的天气真好啊！
安妮
1942年9月21日
最近，凡·丹先生和我挺好的，我就乐在其中吧，不多说了。
1942年9月2日 星期三
吉迪，亲爱的：
今天，凡·丹先生和太太吵架了，吵得非常厉害。我第一次见到有人这样吵架——我爸爸妈妈闹别扭一般都是为了一些很小的事，从来没有大声吵嚷过。当然，人是有差别的。
彼得当然很难做，可谁又在乎他呢？他那么懒，还有那么多毛病。昨天他就被吓到了，舌头都变成了蓝色，不过很快就好了。今天他又念叨说脖子不舒服，弄了个很厚的围巾裹着。不仅如此，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念叨自己不舒服，什么心脏疼啦，胸口疼啦，肺部疼啦，肾脏疼啦之类的，腰疼是念叨时间最长的。抑郁症（没说错名词吧？）——我觉得他肯定是这个毛病！
凡·丹太太和妈妈也是矛盾不断，关系比较紧张。例子我随口就来，比如：两家人都用妈妈准备的床单，凡·丹太太居然在公共衣柜里只留下三套，把自己的床单全都拿走了。不过，如果妈妈的做法被她看到，她肯定会惊呆的，因为妈妈也在向她学习。
另外更让凡·丹太太气愤的一点是，我们用的全是他们家的陶瓷碗。我家的盘子碗就放在阁楼上，在一堆奥贝卡广告宣传册后面的纸箱里。她不停地找我家的餐具，就是找不到，估计只要住在密室里，她就不会找到它们的。
我近来总是闯祸，昨天，凡·丹太太一个盛汤的碗又被我摔碎了。她生气地说：“天啊！那是我唯一的汤碗了，你留点神不行吗？”
吉迪，为了不让男士们有被羞辱的感觉，我不评价他们的荷兰语了，实在没这个胆量，这两个女士的荷兰语实在太差了。如果你听了，肯定会笑得肚子疼的，她们说得实在糟糕，就算给她们纠正，都改不了。所以，我写的肯定都是没有错误的荷兰语，不会引用她们原话的。
上个礼拜，一本与女人有关的书和彼得，给我们无聊的生活带来点儿小波澜。科莱曼先生允许玛格特和彼得看他所有的书，可其中一本却被大人们收起来了。这竟激起了彼得极大的兴趣，他猜想里面肯定有什么秘密。看妈妈下楼闲聊去了，他就悄悄跑到阁楼上，拿着书看起来。两天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后来，他妈妈先发现了，没发表意见；接着他爸爸也发现了，生气得很，以为把书没收不让看就过去了。谁知，他估计错了。他的儿子居然对这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的高压政策不仅没有使兴趣变淡，反而更强烈，彼得开始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这有意思的书看完。
凡·丹太太来找妈妈，向她讨主意。妈妈却说，玛格特除了这本书，别的书绝大部分都没问题，完全可以看一看。
她说：“凡·丹太太，你瞧，人和人是不同的，玛格特首先是个女孩子，一般都要比男孩儿早熟一些，另外她也不会弄些不适合自己的书看，因为她已经读过很多有意义的书了，最后一点，玛格特曾经就读的学校非常出色，而她在那儿的四年里，已经变得非常聪慧与明事理了。”
对于妈妈说的这些，凡·丹太太并没反驳，但是她坚持认为成人的书籍不应该给孩子看，这点必须遵守。
那天晚上七点，当大家都在私人办公室听广播的时候，彼得又悄悄拿着书去阁楼了，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没人关注那本书和他。结果这本书太吸引他了，让他忘了时间，已经过了八点半他才下来，此时，他爸爸正好走进来。最终他又回到了阁楼，当然之前的情形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爸爸如何打了他一拳和一巴掌，之后又如何抢走了他的书……
该吃饭了，谁也没注意到彼得不在，因为他还在阁楼上。当我们高高兴兴地吃饭聊天的时候，一声尖利的口哨传了过来。我们大家一下子变得脸色煞白，面面相觑，全都放下了手里的餐具。接着就听到彼得在烟囱里喊：“我不会下来的！”
凡·丹先生听了气坏了，脸一下子就红起来，边喊“我受不了了”边往起跳，连餐巾都掉了。爸爸连忙拉住他的胳膊，一起去了阁楼，因为实在不想出什么意外。
最后，彼得回到了房间，而我们等一切都平静下来才又继续用餐。
凡·丹太太弄了块面包，想给自己亲爱的儿子留着。凡·丹先生的态度却与她不同，斩钉截铁地说：“不认错就让他去阁楼睡！”
我们对凡·丹先生说，现在这种情形，如果彼得感冒了是不能叫医生的，到时候怎么办呢？不让他吃饭，这惩罚就已经很重了！
最终，彼得还是去了阁楼，因为他坚决不认错。不过，凡·丹先生早上发现彼得的床上有人睡过，但是也没再搭理他。
后来，彼得在晚上七点又跑阁楼去了，被他爸爸劝说半天才终于下来。之后，彼得始终一副气鼓鼓的样子，耷拉着脸。不过，三天后他就好了。
安妮
1942年9月21日 星期一
吉迪，亲爱的：
今天，我要告诉你密室里发生的所有的事。
夜里听到枪声的时候我也可以开灯了，因为我床边现在装了一盏。只是由于窗户总有一道缝隙，所以目前晚上还不能开。
彼得屋里有个木质有花纹、装食物的柜子，是他和他爸爸一起做的，上面还有个纱门。现在它被放进阁楼了，说是为了让食品通风。现在彼得屋里以前放柜子的地方空了，墙上支着一个架子。我告诉他，应该把书桌搬过去，地下再弄个小地毯铺上，把柜子挪到先前放书桌的地方。尽管我不喜欢睡在这里，起码可以让他有个舒服点的小狗窝。
我太爱说话，很多时候都是话没过脑子就冒了出来，为了这个，凡·丹太太没少数落我，真让人难以忍受。
凡·丹太太现在想尽各种办法，逃避刷锅。她宁可让锅底的那点儿食物变质，也不会用玻璃盘盛出来。今天下午，她就在那儿喊：“哦，玛格特，可怜的孩子，真不少啊！”因为，该玛格特刷碗了。
我这个年龄的女孩该看什么样的书，科莱曼先生很清楚，所以每隔一星期他就会为我拿来几本。我喜欢看希斯·凡·马克思韦特的书，每一本都喜欢；卢普·特·赫尔系列，我也非常喜欢。我还看过四遍《快乐夏天》，而且每次都会被里面的内容逗得大笑不止。
爸爸这段时间在和我一起追忆家族里的每个人，还讲了他们的故事，并把这些人记在家谱里。可惜的是，我把学校的功课几乎忘光了，所以现在开始学习，每天我都会认真学法语，记住五个动词的变化。
虽然不乐意，可彼得也开始学习了，他学的是英语。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带来很多标签纸、橡皮、铅笔和本子，现在课本也有好几种了，前几天买的。皮姆（爸爸的爱称）准备学荷兰语，想让我教他，我同意了，而且非常高兴。不过，我提出的条件是让他教我各门功课，包括法语。谁知，爸爸荷兰语的错误层出不穷，还都出在不该错的地方。
伦敦台有用荷兰语进行的广播，我偶尔会听一听。令人兴奋的是明年一月份朱利安王妃就该生小孩了，这是近来我从广播里听伯纳德王子说的。我对皇家的事这么热衷，别人都表示无法理解。
他们前几天还议论我呢，说我什么都不懂，我简直就是他们的话题中心。活到十四五岁的时候还很无知，我可不想这样，因此第二天我就钻进了书堆里。可是，他们只允许我看课本，其他书一概不许看。妈妈看的书我是不能看的（玛格特允许看），她正读《绅士夫妻与仆人》。我姐姐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努力像她那样，变得更有智慧。
他们还提到了哲学、生理学和心理学，说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立刻用字典查了一遍这些名词）。他们没说错，我的确不了解这些，明年再看吧，或许到时候我就变得像姐姐那么聪明了！
我们的很多衣服之前都送到朋友家去了，什么时候战争结束了，而且衣服还在的话，才能拿回来，所以今年冬天我只有三件毛衣和一条裙子穿。后来，爸爸说暖和第一，所以他觉得我可以织一件白色的羊毛衫，不漂亮但是实用。
凡·丹太太的事刚写完，她就走了进来，我立刻“砰”一声合上了本子。
她居然问道：“安妮，你好！我可以读读吗？”
“哦，凡·丹太太，不可以！”
“只读你刚刚写完的，行吗？”
“哦，凡·丹太太，那个也不行！”
那页恰好写的就是她的事，她看了还不怒气冲天啊？真是吓人！
事情每天都有，可我懒得写，实在太累了！
安妮
1942年9月25日 星期五
吉迪，亲爱的：
爸爸的一个朋友，已经七十五岁了，叫德尔赫。他生活穷苦，身体比较虚弱，还耳背。他妻子比他小二十七岁，只是依附在他身边，什么作用也起不了。以前日子好过的时候攒下了些真假难辨的首饰，她全都戴在了身上。
爸爸很有耐性，我非常钦佩他这一点，因为他虽然不喜欢这位令人怜悯的德尔赫先生，可每次打电话，他都会听得很认真。妈妈说，不管爸爸怎么回答，德尔赫先生也不会明白的，所以曾经建议爸爸在电话旁放个唱片机，每三分钟就放一遍“德尔赫先生，好的”或者“德尔赫先生，这可不行”……当然，那还是在家里住的时候。
德尔赫先生今天就往办公室打电话了，说要见胡格勒先生，让他去一趟。胡格勒先生想让米普去，结果，米普不仅没去，还把大伙儿乐坏了。德尔赫太太见没人去，便又往办公室打电话，可三次都是米普模仿佩普的声音说，一下午都没见到米普的人影儿。后来佩普见电话响就来接，而米普则在一边抑制不住地笑着，她说：“你好！德尔赫太太！”而此时，德尔赫太太在电话里听到的，就不只是问候，还有旁边的人放肆的笑声。
上下级乐成一团，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办公场所了！那种情形你能想象吗？
凡·丹先生家有种“樟脑丸饼干”（实际上是蜂蜜饼干，只不过染上了柜子里的樟脑味儿），有时候我会在晚上去他家，一边和他们家人热热闹闹地聊天一边吃。我给凡·丹先生提了意见，请他以后别总拍我脸，我不喜欢这样。而他们则希望我能喜爱彼得，说彼得很爱护我，就像对待妹妹似的。当然，他们的口气跟天下为人父母的人一样，征询我的意见。当时我想：“天啊！不要吧？”可嘴里冒出来的是：“不……”之后又赶紧解释说，很多不与女孩打交道的男孩都挺腼腆的，彼得就这样，干什么都放不开。
密室的领导者们（男性）做事都很有想象力，这点我非常肯定，从如何联系布鲁克斯先生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
布鲁克斯先生与我们是朋友，在奥贝卡公司工作，是做销售的。我们的一些物品就是他帮忙藏起来的。西南部岛屿的一个客户与奥贝卡公司有间接来往，他们打印出一封信给他，让他填完上面的表格后再装进附寄的信封里，寄回即可。而这个即将从西南岛屿寄回来的信封是由爸爸亲笔写的地址，收到回信后，一张写好的字条就会代替表格重新放进去，内容则是证明爸爸还健在。这样做的好处有两点：第一，合情合理，没人会产生疑虑；第二，是可以保证让布鲁克斯先生看到信。因为必须有专门的通行证件才可以到西南部岛屿去，布鲁克斯先生肯定去不了，因为他只是个小职员。另外还因为那儿离比利时很近（信过境并不难）。
爸爸昨天的表现可有戏剧性了：当时他一头就扎在床上昏睡过去，估计是累坏了。我发现他的脚非常凉，就把我的睡袜给他套上了，谁知，没过几分钟他大概是嫌灯光刺眼，就用被子把头捂上了，还一把扯下袜子扔了。可熄灯之后，他的脑袋又钻出来了，而且动作轻手轻脚的，把我乐坏了。后来他继续睡觉，我们则在一边闲聊。当我说彼得对玛格特的评价是“管得太宽”时，“你们俩不分上下”——爸爸居然插话了……
我有点怕布奇这只小猫，尽管它和我亲近多了。
安妮
1942年9月27日 星期天
吉迪，亲爱的：
太讨厌了，今天我居然掉眼泪了，就因为和妈妈的那场谈话。我觉得她完全不了解我，根本不知道我每天在想什么。陌生人——我认为，这就是我给她的感觉。简直拿她没办法，只有爸爸理解我，一直都对我那么好。
我们讨论的问题是该不该给女仆换个称呼。我的意见是反对，而妈妈则坚持说，等到和平的那一天就应该管她们叫“家政服务员”，因为这也是她们的愿望。妈妈批评我说话学成年人了，满嘴“将来”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坏处，别把幻想与现实混为一谈就好，怕什么呢？况且还有爸爸支持我呢。当然，往往我坚持不了多久，他总是不在旁边。
我家的人绝不会高声叫喊——像楼上似的，可也总是问题不断，所以我并不快乐。有时候我都觉得挺愧疚的，因为我发现与妈妈相比，我更能看懂朋友。玛格特与我也是总闹别扭。大概因为我和她们俩的性格太不一样了吧？
凡·丹太太今天又不高兴，多少次了？数不清。自己的物品总是锁得好好的，她却依然患得患失，想生气就生气。妈妈没和她似的——没事就让自己家的东西突然“失踪”——实在是让人觉得不过瘾。
凡·丹夫妇很喜欢教育孩子，对自己的孩子如此，对人家的孩子更是如此。被说的当然不是完美的玛格特，她一直那么聪明，为人又和善，我就不同了。他们总是毫不留情地指出我的不足，并加以批评，要不是看在爸爸妈妈的面子上，我当时就会跟他们吵起来的。因为每当这时候，我父母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我这边。凡·丹夫妇指责我话太多、太自负、多管闲事什么的，并且一直说个不停，还说我永远也改不了。
这对夫妇不仅操心以上说的这些问题，连我吃什么也要管。比如我有时候吃土豆有点多，因为有的蔬菜我不爱吃，他们就会说我被宠得没样子，尤其是凡·丹太太。每到这时候，她就说：“安妮，蔬菜应该多吃！来吧！”
我说：“不，土豆就够我吃了，谢谢您！”
可她会一直说：“吃吧，蔬菜多吃些有好处，你妈妈也这样认为……”每次都要我爸爸出面，说不喜欢吃的菜就可以不吃，我有权利这么做。
凡·丹太太听了就会不高兴：“哪能这么教育孩子呢？你把她都宠坏了。去我家看看该怎么教育孩子吧！如果安妮是我家的孩子，绝不会让她这样……”
真是谢谢老天啊，幸亏不是她家的孩子——每次她都会说：“如果安妮是我家的孩子……”
昨天再次提到管孩子的问题，听完凡·丹太太的高论，别人都没出声，爸爸却说：“你这么滔滔不绝地指责安妮，她却知道不该顶嘴，所以一声儿没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她的家教还是很好的。而蔬菜的问题大家都半斤八两，我就不多说了。”
这下她没话可说了——她当然是那个半斤了，因为为了晚上不放屁，她通常是不吃晚餐里的卷心菜或豆制品的。但愿她不再针对我！你看，她多傻呀！
脸像红布一样的凡·丹太太，看着真是怪有意思的。而她肯定恨死我了，因为我的脸可红不了。
安妮
1942年9月28日 星期一
吉迪，亲爱的：
想说的话太多，所以昨天只好先写到那儿，今天继续。不过，说凡·丹太太之前，我想谈谈为什么因为一丁点儿小事，大人就会吵起来。当然，为真正的矛盾争吵可以理解，可我指的就是那种拌嘴架。他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吵嘴不是小孩儿才经常做的事吗？而且他们这么频繁地吵嘴，都让我没法适应这种状况，因为我怎么也习惯不了别人总拿我说事（德国人是理解不了他们的，因为他们总称自己不是“吵嘴”而是“辩论”）。我所有的地方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从头顶到脚尖儿，性格问题、举止问题、教养问题……我的一切都是他们抨击的对象。我简直忍受不了，他们声音高亢，用词刻薄，语气严厉……
按说我不该反驳，可让他们这样欺负，真是不甘心。我又不是刚出生什么都不懂的娃娃，我是安妮·弗兰克，得让他们清楚这一点。还得让他们知道，没事别总盯着我的问题，他们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全都很有教养。非得如此他们才会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出吧？
我经常会感到非常震惊：他们的行为完全可以用粗野来形容，不仅如此，还非常没有教养，而且愚蠢到家了（我说的是凡·丹太太）。这简直太蛮横不讲理了，他们就是这样对我的，胆子也太大了。不过，我相信，复仇的那天肯定会来的，我适应以后就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回击他们的。
凡·丹夫妇总说我懒、笨、固执、放任、没教养……这些说法肯定不对，我一定会让他们改变对我的看法。我不是完美的人，肯定有不足，他们却抓住这不足无限扩大！我的愤怒已经喷薄欲出了，看着吧！不过，吉迪，你知道吗？今天我只是想让你体会一下我的心情，知道在他们嘲笑我、批评我的时候，我的心情如何。
关于拌嘴的事你肯定都听烦了，我一直说啊说的，幸好基本上都说完了。只是有一场交谈非常有意思，我还是要跟你说一说。
所有人都知道皮姆很虚心，连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这一点。有一天我们聊天时无意中说起这个，无孔不入的凡·丹太太立刻说：“这点我老公比不过我，我就是个非常虚心的人。”
只有不虚心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吧？这么滑稽可笑的话，你听过吗？
“在我看来，太虚心了也不好，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做人不应该太被动……”凡·丹先生坐不住了，针对“老公比不过我”这句话进行了说明，之后他又语气和缓地对我说，“安妮，虚心对你没什么帮助，做人不能这样！”
对他的观点，妈妈举双手赞成，可凡·丹太太却不同意。这次她居然调转枪头不攻击我了，而是向我父母滔滔不绝地阐述起自己的观点来：“时代真是变了，居然这么教育安妮，你们对人生的看法还真是与众不同！不过，仔细想想，变化大的不是时代，而是你们这家人太另类了。”一激动凡·丹太太的脸就红，说完这些脸更红了。有人说，爱脸红的人身体容易发热，一发热情绪就不大受控制，结果只能是被人打败。
妈妈一直是现代教育方式的实施者和维护者，针对不同的聊天对象，妈妈都极力证明过自己管教子女的方式是正确的，而凡·丹太太的话无疑直接向这点发起了进攻。
妈妈看起来一直在平静思考，她大概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最后说道：“人太虚心是不行的，这个观点我完全赞成！凡·丹太太，咱们这里虚心的人只有三个：彼得、玛格特和我丈夫。而安妮、你丈夫和我，说我们三个完全不虚心肯定不对，但逆来顺受的事我们肯定做不到！”
“天啊！弗兰克太太，我有点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这个如此虚心的人，在你眼里怎么就成了爱拔尖儿的人呢？”凡·丹太太问道。
“爱拔尖儿可不是我说的，可是谁承认你虚心呢？”妈妈回答道。
“我哪里拔尖儿了？我只想知道这个。一定要问清楚才行，不然谁会替我想啊？我可不想等到饿死那天，只好自己问了。不过，你的丈夫怎么就比我虚心了呢？哪一点可以证明啊？”
这番话简直毫无逻辑，可笑之极，妈妈听了立刻放声大笑起来。凡·丹太太——这个差劲儿的辩论者，一看这情形，立刻火冒三丈，马上德语、荷兰语一起上，来了一番令人震惊的、前言不搭后语的演讲……就在她终于起身准备离开时，一下子把目光放到了我身上。而此时我脸上还带着嘲笑，并且在摇着头表示同情。因为她的大篇幅论辩简直“精彩之极”，我不由自主就成了这副样子，真不是有意的。
可惜你没看到她当时的表情，凡·丹太太立刻回身气急败坏地冲我大声呵斥起来，像个恼羞成怒的恶妇，而且是个胖胖的、气得满脸通红的恶妇！她不停地用低俗、刺耳的德语朝我叫喊，可我只觉得她很可笑。可惜我不会绘画，否则一定要把这个滑稽、愚蠢的笨妇人画下来！她和一个傻瓜没什么两样儿！
这件事告诉我：争吵可以让一个人暴露真正的自己，让人们看到他性格中本质的东西。
安妮
1942年9月29日 星期二
吉迪，亲爱的：
一旦躲起来生活，人们就感觉什么都不对劲儿了。洗澡得用洗衣服的盆子，因为没有浴缸。不仅如此，热水只有一个地方才能用到——办公室（包括楼下所有部分哦）。这个惬意的时光只能一个人享用完再去一个，而且我们七个人大概还是有那么点儿谦让的，性格也大相径庭，所以洗澡地点也各不相同。
办公室厨房虽然有个玻璃门，可彼得就认定了那里，每次都会通知每个人他准备洗澡了，告诉大家未来的半个小时别经过厨房门口。在他看来，这样说一下就安全了。而凡·丹先生则觉得在自己房间洗澡最保险，所以他选择楼上，每次洗澡都要提着热水上楼，他觉得一点儿也不费事。凡·丹太太还没找到满意的洗澡地点，所以一直没洗过呢！爸爸洗澡是在自己的办公室，妈妈也选择厨房，只不过她躲在火炉栏杆的后面洗。玛格特和我早就告诉大家了，大办公室是我们洗澡的地方。只不过我们洗的时候一般都没亮光，因为星期六下午那里的窗帘得拉上。不过，透过窗帘缝儿可以偷偷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所以每次洗澡的时候，不洗的那个就在那儿看啊看！
我从上星期就开始寻找更舒适的地方了，因为办公室不再吸引我。这次彼得帮了我，他说办公室的卫生间更好，那里又开阔、又方便。洗澡的时候可以把门锁上，坐在里面洗，而且不用请人帮着倒水，更不会被人看到，很安全！
就这样，星期天的时候，我第一次在这个卫生间洗了澡，虽然感觉有点怪，但这里还真是有意思，我太喜欢这里了。谁知，星期三这里的排水和进水的管道就被挪走了，因为冬天它们总是冻爆，楼下的管道工人把它们改到过道，就避免这个问题了。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不方便，再也不能用卫生间了，而且白天也没法用水。
虽然不大好意思，我还是想跟你说说，我们是怎么解决卫生间问题的。我并不是保守的人，所以说了也没关系。刚躲进这里的时候，我跟爸爸一起做了个尿壶——虽然只用了它一段时间，但也浪费了个装罐头的瓶子。这回管道工人来了，罐头瓶又派上了用场。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只要别命令我闭嘴或安静地坐一天，其他什么都不是难事。那滋味多难熬啊——本来天性活泼、爱说爱笑的一个小姑娘，整整一天都不能说一句话！我们现在更难受，不仅不能说话，动都不能随便动，必须说话时也得轻轻地才行。
这三天我基本上都坐在那里，屁股都疼了。只有晚上做做操才能放松一下僵硬的肌肉。
安妮
1942年10月1日 星期四
吉迪，亲爱的：
昨天八点，门铃一下子响了起来，我立刻想到“抓我们的人来了”。（明白是谁吧？）我当时吓坏了，不过后来就不担心了，因为大家都说可能是送信的，或者有人在按门铃玩儿。除此之外，这里每天都是安安静静的。
胡格勒先生手下有个员工，叫乐文森。这位先生个子很小，是个药师，每天就在厨房工作。我们很不放心他，因为他很了解这栋大楼的结构，万一哪天他想看看过去做实验的房间，可就麻烦了。于是，我们像老鼠那样，保持绝对的安静。这在三个月之前谁也不会相信——安妮，这个整天叽叽喳喳、上蹿下跳的小姑娘，居然可以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而且一连好几个小时！
29号是凡·丹太太的生日，虽然庆祝得并不隆重，也没有聚会，但我们为她预备了好吃的东西，还送了她小小的礼物与鲜花。她收到了丈夫送的康乃馨，是红色的。大概她家就是这样的规矩。
下面还要再说说这位凡·丹太太。她的所作所为真是太可气了，她居然总是千方百计引诱我的父亲。为了引起皮姆的注意，她总是故作风趣地说话，把裙子掀起一些，或者轻轻抚摸他的头和脸蛋。万幸的是父亲对她这些引诱毫不动心，因为在他看来，这位夫人无论是吸引力还是长相，都没有过人之处。可我忍不了，我妈妈都没这样对凡·丹先生呢，她怎能这样？吉迪，你知道吗，我嫉妒心很重，就跟凡·丹太太直截了当说开了。
彼得偶尔也会逗大家一乐，因为我们都喜欢装扮成别人，为大家助兴。这是我们的共同爱好。那天晚上我就把他的西服穿上了，而他则钻进了他妈妈的紧身裙里。我们还戴了帽子，我的是鸭舌帽。我们俩自得其乐，大人们也被逗得前仰后合。
我和玛格特收到了佩普送的裙子。虽然是新的，可布料像麻袋片儿——装土豆那种——布料实在太次了，而且还非常贵，我这条七荷兰盾，而玛格特那条裙子二十四荷兰盾呢！过去百货商店哪里敢卖这样的衣服啊？
太好了，很快就有得玩了！我和玛格特、彼得将开始学习函授的速写课，是佩普帮我们订的。多有意思啊，可以用秘密符号写字。我们会很快学会速写的，明年这时候你就能看到。
真不幸，我不能熨衣服了，左手的无名指实在太疼。
由于玛格特吃得太少，凡·丹先生就让我挨着他吃饭。我就喜欢不一样，所以坐哪里都行。况且妈妈总是在吃饭的时候挑我毛病，这也让我乐意跟玛格特换换——这回轮到她了。不过，玛格特可是美德的化身，我们学习的榜样，妈妈肯定不会指责她什么的，所以她应该不会跟我一样吃苦头儿。近来，玛格特对我恨之入骨，因为我总是调侃她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如何是美德的化身等等。她这正正经经的样子早该改改了。
在结束这乱七八糟的话题之前，再引用凡·丹先生的一个笑话来做结束语吧：九十九次都是在嘀嗒，最后一下是噼啪，这是什么呢？有意思吧？这是一只脚有问题的蜈蚣！
安妮
1942年10月3日 星期六
吉迪，亲爱的：
昨天所有人都笑话我，说我“年纪不大，做的事却吓人”之类的。其实，我只是和凡·丹先生在床上躺了躺，才不会和这个人做他们说的那种事呢，他们的话真是太愚蠢了！
妈妈实在是夸张，对什么都看不惯，昨天又和我吵嘴，还把我所有不对的地方都向爸爸说了一遍。最后把我弄哭了，因为她说到后来居然掉眼泪了。我的头之前就疼，这么一来被她弄得更疼了。我感觉自己对她的爱变淡了，并把这个告诉了爸爸，说我更爱他。爸爸告诉我，我只是气头上的感觉。大多情况下，我都在使劲儿忍着对妈妈的怒火。有时候，真觉得在她脸上打一巴掌才解气。只不过，我不能这么冲动罢了！我怎么这么厌恶她呢？真是弄不懂。爸爸让我自觉些，多去帮帮妈妈，尤其她脑袋疼或身体哪里难受的时候。我可不乐意去，我都不爱她，帮什么呢？如果某天爸爸离开我，我会受不了的；可如果是妈妈，我觉得自己可以接受。这么想的确比较阴暗，可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当然，我说的这些最好永远别让妈妈读到。
我最近多了几本成人书看，是大人许可的。我现在正急着读《少女时的伊娃》这本书，作者是尼克·凡·舒特伦。这本书对我来说，与之前那些允许女孩看的书差不多。在伊娃看来，小孩子像苹果似的是从树上长出来的。当采摘的季节来临时，鹳鸟会来摘的，之后就交给他们的母亲。可是，一次她看到朋友家的猫妈妈生小猫，发现小猫是从肚子里出来的。这下她又认为，猫和鸡是一样的，小猫是猫妈妈像孵蛋那样孵出来的。人类的小孩也是妈妈孵的，她觉得妈妈在楼上生蛋后就开始孵化，过一段时间，小宝贝才会出生。当然，妈妈产后身体那么弱，就是因为蹲在那儿孵蛋累的。
这天伊娃也想生个孩子了，便在地上铺了个羊毛的头巾，她自己则蹲在上面努力压肚子，嘴里还咯咯地叫着。可等啊等，就是没有蛋出来。很长时间过去了，她屁股下面终于有了动静，她低头一看，原来是个“腊肠”，不是什么鸡蛋。这让她很难为情，觉得自己肯定是病了。
多有意思啊！
我还从这本书中读到，为了金钱，有的女人居然会出卖肉体，而且是在街上。如果让我在男人面前这样，得多丢人啊？伊娃的例假问题，也是我从书里看到的。到我有例假的时候也就真正长大了，真希望它能早点来！
从今往后，我得藏好日记本，因为爸爸居然威胁说要把它没收，真是吓死我了！
安妮
1942年10月7日 星期三
吉迪，亲爱的：
在我想象之中……
我和爸爸一起搬到瑞士去住了。我有自己专门待客的地方——男孩子的书房。他们为了让我高兴，还为我买了茶几、写字台、长沙发和一把带扶手的椅子，而且是全新的——这真是太美妙了！
没过几天，爸爸就给了我一些钱（之后每星期他都会给我一个荷兰盾），让我去买自己需要的东西。那是150荷兰盾，不过，只是我想这么叫它们罢了，钱早被换成了瑞士的货币。于是，贝纳德陪我出去，买了下面这些东西：
纯棉内衣三件 0.5荷兰盾一件，共花1.5荷兰盾
纯棉内裤三件 0.5荷兰盾一件，共花1.5荷兰盾
羊毛内衣三件 0.75荷兰盾一件，共花2.25荷兰盾
羊毛裤三条 0.75荷兰盾一条，共花2.25荷兰盾
衬裙两件 0.5荷兰盾一件，共花1荷兰盾
最小号乳罩两个 0.5荷兰盾一件，共花1荷兰盾
睡衣五件 1.00荷兰盾一件，共花5荷兰盾
夏季睡袍一件 2.5荷兰盾一件，共花2.5荷兰盾
冬季睡袍一件 3.00荷兰盾一件，共花3荷兰盾
短睡衣两件 0.75荷兰盾一件，共花1.5荷兰盾
小枕头一个 1.00荷兰盾一件，共花1荷兰盾
夏季拖鞋一双 1.00荷兰盾一双，共花1荷兰盾
冬季拖鞋一双 1.5荷兰盾一双，共花1.5荷兰盾
适合上学的凉鞋一双 1.5荷兰盾一双，共花1.5荷兰盾
时髦的凉鞋一双 2.00荷兰盾一双，共花2荷兰盾
适合上学的冬季皮鞋一双 2.50荷兰盾一双，共花2.5荷兰盾
时髦的冬季皮鞋一双 3.00荷兰盾一双，共花3荷兰盾
围裙两个 0.50荷兰盾一个，共花1荷兰盾
手帕二十条 0.05荷兰盾一条，共花1荷兰盾
丝袜四双 0.50荷兰盾一双，共花2荷兰盾
长袜四双 0.50荷兰盾一双，共花2荷兰盾
短袜四双 0.25荷兰盾一双，共花1荷兰盾
厚袜子两双 1.00荷兰盾一双，共花2荷兰盾
缝帽子和内衣的白丝线三股共1.5荷兰盾
缝毛衣裙子的蓝色丝线三股共1.5荷兰盾
缝帽子围巾的各色丝线三股共1.5荷兰盾
扣子、围巾、脖套、腰带共1.25荷兰盾
另外，还有夏季校服两套、冬季校服两套，夏季与冬季各两件做工考究的连衣裙，半身裙冬夏各一条，冬季的做工比较讲究。冬天上学穿的裙子、外套、帽子也得买，帽子得买两个；夏季穿的外套也得买，还得买件雨衣、两个平常戴的帽子。这些一共花了108荷兰盾。
除此以外，还有个箱子（里面装的全是胭脂、粉底液、乳液、面霜、防晒品、洗面奶、化妆棉、口红、画眉毛的笔、古龙香水、急救用品包、痱子粉、洗澡用的盐以及粉扑），滑雪用的冰鞋、衣服，外加钱包两个。最后还有四件1.5荷兰盾一件的毛衣，四件1.00荷兰盾一件的上衣，没法分类的物品也花了10荷兰盾，4.5荷兰盾一件的礼物和书各一。
安妮
1942年10月9日 星期五
吉迪，亲爱的：
今天要告诉你的事，全是伤感的、令人灰心失望的！
盖世太保太残忍了，他们用装牲畜的车带走了很多犹太人，有些我们的朋友，有些虽不是朋友，却也是认识的人。德兰特有个很大的犹太人集中营，叫维斯特布克，这些人就被带到了那里。有人曾想要逃走，这是米普说的。因为维斯特布克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那里每天只有一个小时可以用水，吃喝都成问题，而且只有一个厕所和一个水池——那是好几千人共用的。女人和小孩子的头全都被剃光，和男人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犹太人逃出去很容易被认出来，况且还有光头做标记，所以要逃跑简直太难了。
在荷兰的犹太人尚且如此，别处的呢？德国人还把很多犹太人送到更远的地方，那里更是荒无人烟，情况应该比这里更惨吧？大部分人都会被杀死的，我们都这么看。大概最迅速的杀人场所就是毒气室了，英国广播里面说过，有人被关在了里面。
米普很害怕，她说的这些悲惨的事把我也吓坏了。她说有一天，一位犹太老婆婆被盖世太保扔在了她家门口，他们要去找车子。这个老婆婆的腿断了，探照灯刺眼的灯光和射向英国飞机的大炮吓坏了她，可米普却不能请她进去，因为她不敢，谁也不敢那样做。德国人太可怕了，他们折磨人的招数多得很。
佩普的男友贝特斯接受命令去德国了，她很难过，整天提心吊胆地听着飞机的声音，总担心他恰好碰到飞机扔炸弹。很多玩笑是不能开的，什么“只要一个炸弹，人都飞起来了”，“炸弹不会都炸他的，不要害怕”，统统都不能说。很多像贝特斯一样的年轻人，都被火车运到德国去了。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不过，也有想趁机逃跑的人。当火车中途靠站的时候，就有人这么做，可能侥幸逃脱并藏起来的人极少。
还有更令人悲伤的事。“人质”，这个词知道吗？这是一种全新的折磨人的方式，非常残忍，是专门用来对付所谓的“故意搞破坏”的人的。一些被认为带头闹事的市民被关进了监狱等死（实际上大部分是乱抓的），假如真正带头的人最终还是找不到，盖世太保就会随便抓五个人出来，让他们一字排开，靠墙站好，死刑判决书经常是当面写的，非常快。最后刊登在报纸上的消息，就是他们死于“危险的事故”。
多么“杰出”的人种啊，这些德国人！我竟然也是德国人？不，早就不是了，我们的国籍早就被希特勒开除了！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深切的仇恨——我们与德国人的仇恨！
安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