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传销者的说法，行业是他们翻身的机会，听起来像是一个消灭了阶级的公平社会，而事实上，每个传销团伙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黑社会，领导至尊，下属至贱，除了有限的几个大头目，绝大多数人都得跪着生活。
很多团伙都有“树立”之说，就是要绝对维护领导的权威，领导说什么都要认真聆听，领导走到哪儿都得热烈欢迎，还要给领导洗衣服、擦皮鞋，早上起来给领导挤牙膏、递毛巾；睡前给领导打洗脚水、递擦脚布……其卑躬屈膝之姿态，胁肩谄笑之表情，即使不算奴隶，也是丫鬟仆役一流。
甚至连吃饭抽烟这等小事都有等级，像我这种实习业务员地位最低，相当于蒙元时期的“南人”，或者是印度种姓里的首陀罗，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也不能擅自行动，每次出门都要有人监视，抽烟只能抽两块钱的“雄狮”；普通经理地位高一些，至少行动上有点自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还可以抽美味的“红山茶”，这烟五块钱一包，算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每每见有大人物捧着红红的烟盒睥睨斜视，神态就像浅薄女郎挎了个新买的LV皮包；如果能当上“支点经理”，那就算进了上流社会，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抽什么就抽什么，这些人矜持得很，轻易不会跟我辈下等人一起用餐，偶尔来一次也是面目狰狞，表情凌厉，恨不能在脑门上刺上四个大字：我是牛×。这些家伙行踪诡秘，平日里只是单线联系，比油浸的泥鳅还要狡滑，能抓住一个，也抓不住一窝。而最大的“网头”就坐在黑暗中，坐在所有人背后，就像奥维尔在《1984》中描述的老大哥：他控制一切，可从来没人见过他。
传销者梦想着翻身，到头来却成了恶棍的奴隶，当他们习惯了跪着的生活，就会渐渐忘记那个让他们翻身的承诺。这样的事所在多有，我的经验是：如果广告吹得太厉害，产品肯定不合格；动人的口号往往无益于真正的幸福，对那些听起来太美好的事情，能不信就尽量不信。
房中的罗一平和胡素珍都来自河南山区，两位老人都很和气，对人也亲切，批斗立华那晚他们都在，可谁都没说话，静静地听着，胡阿姨的样子还有点害怕。她信上帝，每到周末就出去，回来后还给我们唱歌，她的嗓音很美，歌声中有一种圣洁和天真的东西，看她倚在门边轻声歌唱，我常会有种错觉，仿佛置身江南水乡，在田田莲叶中看见了一个拈花娇羞的采莲姑娘，甚至会想起吴梅村的诗：“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这首诗是写陈圆圆的，她当然没那么漂亮，可气质自有动人之处。
胡阿姨是重庆人，十七八岁被人贩子拐到了河南。关于这段经历，她一直不肯细说，但我相信，那注定是一场饱含血泪的辛酸之旅，多少屈辱，多少折磨，她默默地忍了下来。那时的她肯定很漂亮，而罗老汉还没有老，借了几百块把她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下来。那时他们彼此陌生，也没有举行婚礼，像两棵被风吹到一起的芦苇，在人间无声地活了下来。两年之后，这个案子破了，政府把她送回老家，可那时他们已经有孩子了，她在重庆住了十几天，也哭了十几天，始终放不下孩子，于是背起行囊，告别故乡亲人，一个人默默地回到了河南，那时罗老汉正抱着孩子在家里哭，她接过孩子，拍拍他的手，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这一住就是三十年，直到岁月在他们的头上撒满雪霜。
她命好，遇到的是一个温柔而善良的男人。也许是因为家里太穷，也许是因为觉得始终亏欠于她，罗老汉一生都很珍惜这个买来的妻子。在我们同住的日子里，他每天都会给她打洗脚水，先倒热水，然后兑些凉水，再伸手试试凉热，如果温度正好，他就会笑起来，神情温柔而甜蜜。他端着盆走进房间，与她相视而笑，就坐在旁边笑吟吟地看她洗脚，有时也会聊上两句，慢声细气的，家长里短，瓜田桑园，温馨而又宁静。等她洗完，水已经凉透了，他很节约，也不肯麻烦人，就用冷水给自己洗。
后来我才知道，他已经给她打了三十年的洗脚水，三十年间几乎没间断过。如果她不高兴，他就尽可能地哄她开心；如果她不舒服，他就衣不解带地喂药喂饭，他们俩都不是多话的人，油灯下，草屋中，三十年的光阴无声流逝，轻得像纸，重得像山。现在两人都已经老了，可在他眼中，她依然是当年那个跟在人贩子身后一脸羞怯的少女。他倾家荡产买了她，从此对她好了一辈子。他欠了她一个婚礼，就用三十年的温柔呵护来偿还。一盆水微不足道，可三十年的深情铭心刻骨。用胡阿姨自己的话说：“虽然我是他买的，可我自己也愿意，能跟他一起过三十年，这辈子也值了。”
搬来后的第二天，罗老汉给她打了洗脚水，陪她洗完了脚，然后端着盆来到客厅，那时我也在，看了这情景心中温暖，说你们两口子感情真好，他点头微笑：“咳，活着嘛。”说完低头脱鞋，颤巍巍地把脚伸进那盆早已凉透的水中，我看了一眼，心头蓦地一酸，眼泪都差点掉下来，那是一双多么美丽的脚啊，骨节粗大，布满老茧，两只袜子破得不成样子，十个脚趾头全部露着，在略见浑浊的水中显得格外苍白。我低头不语，心想如果我会作画，一定要把这双脚画下来，名字就叫“父亲的脚”。那是我们在世间最温暖的依靠，如此贫穷，却又如此动人。
他洗完脚，又蹲在地上洗袜子，先洗妻子的，后洗自己的，他好像有点腰疼，洗两下就捶捶后背，那两双袜子都很破，他怕洗坏了，动作十分轻柔。我一直盯着他看，他不好意思了，抬起头腼腆地笑：“破了，还能穿，还能穿。”
我们住在闹市，走出几十米就有卖袜子的，十块钱可以买七双。他连一双袜子都不舍得买，却甘愿把终生的积蓄全都交到了骗子手中。
我最初混进这个团伙只是出于好奇，可住得越久，想做点什么的心情就越强烈，看了罗老汉夫妇和更多善良的人的遭遇之后，我渐渐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团伙打掉。此后每去一个新的窝点，我都会把门牌号悄悄地记下来，团伙中没有私人空间，不能写在纸上，只能借上厕所的机会写成短信草稿，一天天下来，手机里的地址越记越多，列了长长的一排。
有一天吃过晚饭，收到了移动公司发来的一条系统短信，我拿出来看了一眼，刚想装回兜里，李新英笑嘻嘻伸手：“郝哥，你这个手机挺漂亮的，我看看。”我吓坏了，可又不能不给她，硬着头皮把手机交出去，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她在那儿摆弄，只感觉头皮阵阵发麻，心里也在紧急地盘算对策，好在她没有仔细翻查，很快把手机还了回来，我心里怦怦直跳，想这样下去不行，必须赶快找机会把这些地址发出去，留在手机里实在太危险了。
一天后，小琳照常带我在街上闲逛，走到中心广场，遇到了大学生郑杰，他是来收费的，我在第一套房里住了十四天，包括房租、水电和吃饭，总共收了我二十四元，平均每天一块多钱。刚把他送走，迎面又来了一对男女，小琳跟那女孩很熟，手拉着手聊得不亦乐乎，大概是有些话题不想让我听到，小琳笑着把我支开：“郝哥，你自己在附近转转吧，别走远啊。”
我点点头，大步走进对面的亿升广场，二楼有家“两岸咖啡”可以上网，我看看四周没人，低着头慢腾腾地溜了进去，在角落里挑了张带电脑的桌子，把所有的窝点地址都发进了我的邮箱，接着清除上网记录，问服务员要不要收钱，这家咖啡馆有个极其蛮横的规定：只要桌子上有电脑，最低消费六十八元。我低声抗议：“可我什么都没喝！”服务员摊摊手：“没办法，这是我们的规定！”那附近常有传销者来回游荡，我不敢争执，乖乖地掏了一百块，跟着她来到收款台，几个传销者就在对面的服装区晃悠，我赶紧竖起领子，缩着头等收银员找零，收银员是个慢腾腾的小姑娘，一边磨蹭一边跟人闲聊：“哎，你们下了班干什么啊？”有个服务员回答：“不知道啊，阿芳说想去看电影，演《阿凡达》呢。”我急得直搓手，这时那几个传销者慢慢走了过来，其中一个分明就是管老汉，我大惊失色，扭头就往楼下走，服务员跟着吆喝：“哎，先生——”我哪里还顾得上，说了声“不用找了”便匆匆跑出门去，感觉腿都有点发软。
走出不远，小琳给我电话，恰好手机没电了，响了一声就直接关机。我怕她起疑，赶紧抄小路奔回步行街，因为传销团伙不准我这样的新人贸然回房，只能坐在马路牙子上干等。抽了几支烟，天渐渐黑了，一个小姑娘捧着两个包子悠悠而来，包子还是热的，小姑娘大口咬、大口嚼，葱香肉香阵阵扑鼻，我正饿得发慌，看着她直咽口水，这时小琳也回来了，皱着眉头问我：“你去哪里了？我这通找！”我指指地上的一排烟蒂：“还说呢，一直在这儿等你，看我抽了多少烟！”吃包子的小姑娘闻声回头，两腮鼓鼓地大嚼肉包子，我好生羡慕，恨不能一把抢过来塞到自己嘴里。
在《基督山伯爵》的最后章节中，黑心的腾格拉尔被基督山伯爵绑进了海盗的洞窟，为了活命，他不得不花十万法郎买一只鸡、两万五千法郎买一瓶酒，百万身家就这么一点点被榨干，最后他趴在一条小溪边喝水，发现“自己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这简直就是传销者的真实写照：被挟持，被压榨，直至一文不名。有时候他们比洞窟中的腾格拉尔更惨，就算掏得出五千个金路易，组织上也绝对不允许吃鸡，麻雀那么大的也不行，因为此事关乎行业的神圣戒条。
那两天该我和小琳值日，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烧开水、煮稀饭，买菜、洗菜，中午煮八平勺米的饭，晚上煮八个人的面，还要负责整理床铺、打扫卫生，传销团伙中人员复杂，最怕的就是传染病，所以每天晚上都要消毒，程序很简单：先关紧门窗，然后用高压锅煮上一点醋，煮沸之后把阀盖拔起，让蒸气哧哧地往外喷，消毒员端着锅来回乱窜，从客厅到卧室，从卧室到厕所，直到酸气全部漏光。那点醋大约有半两，要用一星期甚至十几天，煮了又煮，最后没有一点酸味，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卫生防疫效果。等所有人都睡下，我还要彻底打扫一遍，扫地、拖地、洗厕所……说句实话，我这辈子也没这么勤快过。
擀面条是我在传销团伙中学到的唯一手艺，那是一月十八号，一群人都围着，我挽起袖子，勒紧腰带，一副戎马待发的模样。先在盆里和面揉面，胡阿姨教我，说和面的最高境界就是“三光”：手光、盆光、案上光，要干干净净，不能留下半点面粉，否则就是邋遢婆娘。我的成绩还行，案上、盆里都挺光，只是手上沾了一点湿面，不过瑕不掩瑜，我的手劲大，揉出来的面特别硬，擀成面条十分筋道，小琳啧啧称赞：“呀，郝哥，你擀的面真好吃！”我洋洋自得：“那当然，要是干行业不成功，我就去当个白案师父。”她批评我：“怎么能这么说呢？只要你把擀面条的劲头拿出来，肯定能成功！”我心中狂笑，想有那劲头我捡破烂都能发财，又何必干这该死的行业？
我的面条味道鲜美，可罗老汉几乎一口没动，一直缩在角落里发抖，我问他怎么了，他摇头不语，胡阿姨苦着一张脸跟我解释，说他来上饶之后就一直便秘，而且越来越厉害，每次解手都像受刑，最后实在受不了了，跑到药店买了点泻药，好像是巴豆，这玩意儿太厉害，一下泻过了头，屙得几乎虚脱。我过去看看他的脸，罗老汉眉头紧锁，煞白的脸上带着一股隐隐的青气，我心里一酸，说这样不行，赶紧去医院吧。老汉佝偻着身子连声呻吟：“医院……哎哟……医院就不去了，你……哎哟……你给我倒杯水吧。”
吃过晚饭，他实在坚持不住了，早早地躺到了床上。我在厨房里洗了锅碗，把灶台打扫干净，美滋滋地出来跟小琳炫耀：“看我多能干，把炒菜的大铁锅都刷得干干净净！”这行为近似弱智，不过据我观察，他们最欢迎的就是这种作派，传销团伙是一个比傻的国度，你越傻他们就越喜欢你。
小琳嘘了一声，过来神神秘秘地警告我：“小声点！阿姨正在邀约呢！”我赶紧收声，蹑手蹑脚地走到桌旁坐下，只见胡阿姨举着手机大声吆喝：“喂，喂！大国啊，大国，听到没有？我是你三姑啊，我是你三姑！你最近怎么样啊？”她好像没用过手机，拿着离耳朵足有五厘米，声音也是异乎寻常地大。
寒暄之后，她开始介绍自己的情况：“我和你姑父在这里开了一家饭店，饭店！忙不过来！你有没有空啊？什么？你也忙？你忙些什么呀？哦，广告公司呀，那生意怎么样啊？”我一直盯着她，这位阿姨大概没怎么撒过谎，脸越来越红，手微微颤抖，汗都快下来了。
正紧张时，张振山在她耳边嘀咕了几句，胡阿姨镇定了一些：“啊，广告公司不赚钱呀，那你……没有，我一个人！他们都在店里忙，就我一个人，没别人！我说，大国，大国啊，广告公司不赚钱，那你能不能——”大概是不小心按到了免提键，手机嗞嗞地响起来，她慌了，赶紧递给李新英：“哎你帮我看看，你帮我看看，这是怎么了？”
那手机就是李新英的，她直接挂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像是在埋怨胡阿姨不争气。张振山拉着一张民兵连长的脸教训她：“你慌个什么吗？那是你侄儿，你还怕他？你明明说身边没人，你又——”我看不下去了，站到外间呼呼地抽烟，看见胡阿姨的脸越来越红，结结巴巴地辩解：“我不是……我不是怕他，我……”
一周之后，在上饶派出所的办公室里，我和胡阿姨又谈了一次话，我问她交了多少钱，她摇摇头：“我没交钱。”我不信，说行业有规定，加入以后才有资格发展下线，如果你没交钱，你怎么能向你的侄儿发出邀约？她慌张地辩解：“我真的没加入啊，我没有钱，你相信我，我真的没加入啊。”我还是不信，说你是信上帝的，可不能随便撒谎哦。当时《江南都市报》的两位记者都在，胡阿姨面红耳赤，突然腾地站起，高高举起右手：“我对天上的主发誓，我真的没有交钱，真的没有！”
我常常想起那天的场景，每次都觉得很心酸，后来小琳跟我证实，说她确实没加入，他们家有三口人都在传销团伙里，她儿子做了三份，交了一万零四百元，到罗老汉已经没钱了，只做了一份，恐怕还是借的。轮到胡阿姨时，连借都没处借，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就指望她儿子能够早日赚到钱，再拿这钱来给她入伙。当然了，这几乎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理想。
几个月后小琳告诉我，说他们两口子已经离开了传销团伙，这消息让我整整一天都很高兴。他们携手走过今生的坎坷岁月，理应享有平静的暮年之欢，每个清晨都该温馨，每个黄昏都该甜蜜。生活不会尽如人意，但三十年始终不渝的爱情足以战胜时光，战胜贫穷，战胜一切人间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