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瓦尔多·费拉里
这第二卷书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我进行的一系列著名谈话的完结，像前一卷一样，包含有四十五段对话，对应于我们公开播音的第二部分。谈话的开展，在这段时间，因两人之间不断增进的友情与理解，或者不如说是两人之间的默契而获益良多。
在这段时间我体验到了为他朗读他的“猜测的诗”的激动之情，而他在同一刻，一边倾听着我，一边继续猜想着这首诗。我感受到了回忆“史诗的味道”在他心中产生的震颤，语言之谜与诗人的智慧之谜，他的母亲在他的生命与他的作品中所占据的那个静默的中心位置，他根深蒂固的“书籍崇拜”；佛教在他心中造成的困惑，斯宾诺莎的哲学，阿隆索·吉哈诺这个人物，德鲁依[2]的往昔，斯威登堡的神秘主义，维吉尔的完美，莎士比亚的记忆和想象。
我们已经录制了很多场对话，然而，博尔赫斯仍希望继续。他的癖好，他的基本倾向，是在词语中延续自己，打翻自己，倾空自己。这项活动不仅没有随着他的八十四岁、八十五岁和八十六岁而弱化，更与他一同成长起来了。博尔赫斯已成为绝对的表达：他的口头语言媲美他的书写，仿佛是来自那样一个源头或境界，在那里一切都已铸造成型。
我们进行了两场谈话讨论他的最后一本诗集《密谋者》，他在其中总结了自己的世界主义理想，并解释了他对那些符号的忠诚，它们始终伴随着他的诗和他的生命。但我们也谈及了那些出现在他的最后岁月之中的想法和隐喻，他对幸福和美，时间和死亡，个人命运和被写下之物的观点：“一切都是预先注定的……这一场与您的对话也是，费拉里，毫无疑问。一切都早已注定。”
正是这同一个信念令他断言，他的诗和他的故事是被“赠予”的，他是从某物或某人那里得到它们的，以及一个作家或艺术家的作品，归根结底，并不取决于这个作家或这个艺术家，而取决于超越了他的其他事物。尽管他抱有不屈不挠的不可知论，不妥协的无神论，神秘的文学创造却将他引向了一种对万物的神秘感知。他执着地重提两个短语：美国画家惠斯勒的“艺术自然而生”（“Art happens”）和《圣经》的“灵随意而吹”，并庆幸自己在如此高寿的人生阶段终于发现了这两个短语是同一个意思。
关于阿根廷，他表达了自己的深切渴望，就是道德终将主宰这个国家的生活；他回忆说我们的所有历史就是寻找一场从未企及的对话，并提出假设说对方、敌对者、对手可能是正确的，他自己正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他激情洋溢地谈论乌拉圭；他提到了美国，回忆他在合众国各地开的课程和讲座，他曾在那里传播“对阿根廷文学的热爱”，并通过自己的文学召唤法兰西：“卓越的文学国度”。
关于哲学，他重申了自己对唯心主义的永久皈依，那个学派契合他人生如梦的观点，或是契合他原创的诗学概念，存在即被梦见。同时，佛教及其对我的否定，令他回忆起唯心主义者和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与这一否定的契合。他主张，另一方面，如果他随身只带一本书到一座荒岛上的话，这本书大概会是伯特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谈到苏格拉底，他主张灵体能够“结合思辨与神话”，将运用理性与运用直觉合一。关于始终萦绕在他记忆中的叔本华，他保留着那个短语“阅读即用另一个人的大脑思考”[3]，这让我们得以领悟为什么博尔赫斯告诉我说他有时与切斯特顿一起思考，有时与萧伯纳，有时与叔本华。他将自己长久以来所认同的作家和哲学家纳入了自己的精神之中。
在这些人中间，我们会在这些对话里发现，维吉尔是博尔赫斯在文学和史诗上的永久喜好之一。博尔赫斯在卢克莱修身上看到了一个无神的神秘主义者，如同在卡莱尔和我们捉摸不定的阿尔玛富埃尔忒身上一样。他将克维多列入文人一类，以词语为首要之尊的誊写员。福楼拜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个文人的命运的表达。他将伏尔泰视为最伟大的文学人物之一，并称“不敬仰伏尔泰是愚蠢的诸多形式之一”。
“人类登上月球”是博尔赫斯——他不想在录音开始前知道我们要谈什么——改变了自己的习惯，自发提议的唯一话题，因为他认为它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首要成就”，而我们却总想要将它遗忘。
关于他写的各种序言，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他已将序言转变为一个文学类别，也是一个有情感的类别，倾注了他对某些作家的个人情感。特别是，正是它让博尔赫斯在他们许多人的形象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了富有启示的面貌或特征；就像在这些对话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连同其他问题一起，其中情感或亲缘关系才是他思想的主线。
布宜诺斯艾利斯
一九九八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