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创办了一个洋炮局,此后,又命韩殿甲、丁日昌在上海创办了两个洋炮局,合称“上海炸弹三局”。同治三年(1864年),松江局迁到苏州,改为苏州机器局。
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今南京晨光机器厂)。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另一个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他认识的深化。
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1872年)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先任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从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覆败,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海军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成军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被日本拒绝。无奈之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当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八月十六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经过近5小时的鏖战,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舰队覆灭。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
李鸿章到达日本马关,与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谈判。日本多方要挟,李鸿章被人刺伤面部,伤势很重,但他谈吐自如理直气壮。日本天皇派人看望他,向他谢罪。于是双方签订条约,结束战争。条约共有12条,其中主要有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日本交还战争中侵占的领土。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虽然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
此后,李鸿章率随员先后访问德、荷、法、比、英、美、加诸国,由于系亲身游历,他对西方社会制度产生由衷的赞叹,并在演讲中一再大声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回国后,面临方兴未艾的戊戌变法运动,他慨然以“维新之同志”自许。变法失败后,康、梁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杀康梁余党,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说:“我决不做刀斧手。”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而东南地区的实力派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卷入清廷的对外宣战,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对此表示支持。
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二日,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他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收拾残局,向八国联军求和。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
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政府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老来失计亲豺虎”,气恼交加,李鸿章呕血不起,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痛斥他为卖国贼时,确实不可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