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寻得咒语，
世界开始歌唱。
——艾兴多夫
浪漫主义的开端：赫尔德入海远航/重新发明文化/个人主义和各族人民的声音/关于时代潮流中事物的荡漾
哥伦布之后两个半世纪，在尼采喊出口号登船，你们这些哲学家！的前一个世纪。一位精神冒险家心生渴求，入海远航，启程进入现存的可怕事物。1769年5月17日，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这样与他的堂区告别：我惟一的意图是，从更多的角度认识我的上帝的世界。赫尔德上了一条船的甲板，它运送黑麦和亚麻去南特[25]。但对他个人来讲，旅行目的尚不明了。他想，也许他在哥本哈根上岸，也许在法国北部海岸换船，驶向更远的目标。这种不确定性鼓舞着他，毫无牵挂，一如耶稣使徒和哲学家，我进入世界，去见识它。
入海远航对赫尔德意味着：变换生活要素，用固体换取液体，确定换取不确定，这就是说，赢得间隔和距离。其中也含有对一个新开端的激情。一次改变的经历，一次内在的逆转，完全像卢梭二十年前去万塞纳[26]时，在路旁一棵树下，经历了自己那伟大的灵感迸现的时刻：在文明的痂皮下重新发现真实的自然。不过，在赫尔德认识新人、新的国家和风俗之前，他已重新认识了自己，以及他那创造性的自身。在波罗的海微风的摇晃中，他任凭自己受思想风暴的支配。漂浮在天穹和大海之间的一条船儿，怎么会不让人思考遥远的天体！这里的一切赋予思想以翅膀、激励和广阔的空间！随风飘动的船帆，永远摇晃的船体，澎湃作响的涌浪，飘忽而过的云彩，遥无边际的空间！在地球上人被固定于一个死点，被封闭在一种境况的狭窄范围里……哦，灵魂啊，你会怎样，倘若你跨出这个世界？
他走上甲板，为了见识世界，他写道。不过起先，除了波涛汹涌的沧海和几条海岸线，他没见到什么。但他因此获得时间和机会，摧毁他至今的书本知识，为的是发现和发明，我思考什么和相信什么。遭逢一个陌生世界成为遭逢自身。此为这次德国式启程的特点：由于船载物品有限，大海上又孑然一身，这个备受思乡之苦的牧师为自己营造出一个新世界；他没碰到任何一个印第安人，没撞见某个阿斯泰克人或印加帝国人[27]，没接近任何黄金宝藏和奴隶，没再次测量世界；他的新世界，是一个瞬间重又撰文成书的世界。赫尔德是个想在身后留下仅属于书斋的满是纸张和书籍之书架的人，最后还是被书的世界收纳。因为，身处船上，他已经沉湎于写作规划。那是怎样的一部作品！关于人类！关于人类的精神！关于地球！以及所有地域！时代！民族！力量！混合体！形态的文化！亚洲宗教！以及年代学、警务[28]和哲学……希腊的一切！罗马的一切！北欧的宗教，法律，风俗，战争，荣誉！罗马教皇信徒的时代，僧侣，博学！……中国的和日本的政治！一个新世界的自然科学！美国的风俗……世界构成的普遍历史！
那些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浮上他心头的思想，让赫尔德一生难以忘怀。那本记录下这些思想的日记——18世纪下半叶一部重要的文学和哲学文献——虽然1846年才以《我1769年的旅行日记》为题出版，但写下这部文献的人，旅行后的1771年在斯特拉斯堡遇到了一个前程无量的年轻人，歌德。他深受这场思想风暴的吸引，并继承和发扬了他从赫尔德那里听到的许多思想。在《诗与真》的第十卷中，歌德回忆起在斯特拉斯堡一家旅店的楼道上与赫尔德的邂逅。那时，赫尔德为了医治痛苦的慢性泪腺病，在那里下榻。歌德描述道，赫尔德看上去是个僧侣，搽粉的头发卷成发髻；走上楼梯的他神态高雅，黑缎大衣的下摆随意地塞进裤袋。歌德当时是接受者，求教者。他觉得自己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不及这个年长自己五岁的人。交往是困难的。他虽然敬佩赫尔德那广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洞见，但他也不得不忍受他的呵斥和责备。他不习惯于此，因为至今，歌德写道，那些长者和前辈，都尝试以宽容感化他，也许甚至用迁就宠坏了他。但是从赫尔德，这个以自己的思想让他重新思考的人那里，别人永远无法期待获得赞许，无论他愿意怎样做事。也就是说，歌德得先克服自己的虚荣心，以便让自己能够每天，甚至每个小时获得新见。
他视赫尔德为远航归来，携有新鲜、刺激想像之拂面清风的精神冒险家。1772年7月10日他赞同地写信给赫尔德：一直还在波涛汹涌中驾着我的小船。每当星光隐没，我就在命运之手中悬浮飘荡，勇气和希望和恐惧和镇静在我心中就轮番上场。
赫尔德的启程和突围也许给歌德《原始浮士德》[29]中的书斋场景，提供了典范。这个场景出自初遇赫尔德时所获得的印象。唉，我还身陷牢笼？/……/完全被困书堆，/……/出逃吧，进入辽阔的大地……如浮士德逃出其书斋那沉闷的牢笼，赫尔德也逃出里加的大教堂。
旅途中他思绪汹涌。当时，一切尚无定论，杂乱无章地相邻并处。他还在寻找一种语言，来把握内心的惊涛骇浪。理性，他写道，永远是一种迟到的理性。它使用因果关系的概念，因此还无法领会创造性的整体。为什么？因果关系的过程可以预见，创造性的过程不行。所以赫尔德寻找一种语言，它能贴近生命那神秘莫测的骚动，更是比喻而非概念。许多东西还是模糊的、暗示的和被预感的。赫尔德以其语言的飘忽不定，以后将惹恼某些同时代的人，比如康德。康德有一次带着讥讽的谦逊写信给哈曼[30]，要哈曼向他解释，他的朋友赫尔德在想什么，不过可能的话请以人类的语言……因为我是个可怜的凡人，根本就不具备禀赋，去理解直观理性的神的语言。别人根据逻辑规则，给我从普通概念中拼读出的东西，我也许能懂。
赫尔德足够放肆，意欲革新理性这个概念——甚至反对康德，这个他以前在其身边求学并且与之结成友谊的人。当康德在其前批判时期，提出关于宇宙、太阳系和地球之起源的推论，进行人类学、民俗学和地理学研究的时候，赫尔德在精神上感到与他息息相关。这种面对现象世界之丰富多彩的惊异，符合他的趣味。但是，当这个柯尼斯堡的哲学家开始划定知性的界限，贬低直觉和直观的重要性时，赫尔德与他分道扬镳。对赫尔德来说，《纯粹理性批判》是空洞无物的废话，是徒劳无益之思考的表达。如同后一代的黑格尔，他指责康德，说对迷途的恐惧自身，恐怕就是谬误。无论如何，他不愿自己受到认识论批判的前期工作的妨碍，相反要投身于充溢的生命。针对抽象的理性，赫尔德谈论生动的理性。生动的理性是具体的，它深入到实存、无意识、非理性和自发的要素中，亦即深入到晦暝的、创造性的、驱动和受驱动的生命里。“生命”在赫尔德那里发出一种崭新和激奋的音调，回声震荡，悠远能闻。与赫尔德相遇后不久，歌德就让他的维特这样呼喊：我到处发现生命，除了生命别无其他……
赫尔德的生命哲学激励了狂飙突进运动的（以后是浪漫主义的）天才崇拜。生命在谁那里能自由涌动和展现其创造性力量，谁就被视为天才。一场对于所谓“力量—天才”之喧闹的崇拜之风在当时展开；其中含有众多导演因素和狂妄成分，但也携带着生气勃勃和自信不疑的特点。狂飙突进的精神想当天才的助产士，而天才作为更好的禀赋，据说沉睡在每个人身上，只等最终问世。
回顾那些年代的混乱场面，歌德在《诗与真》第十二部中，相当不留情面地称天才为笼统的口号，指称那个著名的、毁誉交加的文学时代。一批年轻的天才男子凭借其所有的大胆和狂妄，出人头地，结果迷失在漫无涯际之中。
在这个天才的时代，歌德及其朋友们在某种程度上真的疯狂至极。与赫尔德相遇后，歌德于1776年迁往魏玛，之后把这个悠闲的缪斯神座，暂时弄成天才人物的大本营。他吸引了伦茨[31]、克林格尔[32]、考夫曼[33]、当时尚未皈依天主教的施托尔贝格兄弟[34]等，像一条彗星尾巴那样跟在自己身后。几十年后，仍有魏玛市侩，讲述那时曾举行过的喜庆欢聚：当时，伯蒂格[35]这么说，举行的还有一次天才酒宴。刚一开始，所有的酒杯就被扔向窗外，几个肮脏的烟灰缸被人从邻近的一个旧坟丘里挖出，用作高脚酒杯。行为举止该有失当的效果，人们在这些方面互相攀比。伦茨扮演傻瓜，克林格尔上场，嘴里嚼着一块生马肉，考夫曼出现在公爵的宴席旁，胸口到下巴之间裸露着，头发胡乱飞舞，手握一根巨大的多节手杖。属于歌德之“天才们的胡闹”的，还有同公爵朋友一起骑马出游。途中人们互换衣服，寻求色情冒险。在斯图加特，伯蒂格报告说，人们突发奇想，要去宫廷。突然间，所有的裁缝必须立刻赶来，没日没夜地缝制宫廷服装。然后两人出现在斯图加特学院的年度毕业典礼上，两个让人惊羡的天才，即魏玛公爵和他的朋友歌德，作为贵宾，在楼厢中，站在卡尔·欧根[36]的身旁，带着温和倨傲的神态注视着一次颁奖仪式。而在这次仪式上，一名日后将会飞黄腾达的学生得到嘉奖：弗里德里希·席勒。就是他，在狂飙突进运动时期，也为强大的生命欢呼雀跃，并让其发扬光大。
处于发酵和萌动的骚动不安中的生命，也是让意识感到惊吓的某种可怕事物。赫尔德一如以后的尼采那样，指出生灵那骇人的“深渊”。说得对……我们灵魂的最深邃处被黑夜笼罩！我们那可怜的思想女神，肯定无法把握每种刺激、任何一种感觉之种子的最初成分：倾听着如此黝黑的浪花中那澎湃作响的世界大洋，她必得带着惊悸和害怕、带着对所有畏惧和胆怯的准备迎接它，而手中之舵必得掉落。慈爱的天性也就离她而去，而这不以其清晰的意识为转移……她处在一个无限的深渊边上，但对此一无所知；由于这样一种幸运的无知，她稳固且自信地站在那里。
赫尔德关于有活力的自然的概念，包含着创造性，世人亢奋地委身于此；但它也包含着威胁人的可怕性。航行途中，赫尔德心头涌上的，恰恰是这种混杂的情感。
以后清晰呈现的，那来自大洋上思维风暴中最重要并影响浪漫主义作家的思想，见于以下列举：一切均为历史。这不仅指人及其文化，也指自然。将自然史理解为创造出丰富多样之自然形态的发展史，这是一种新思想，因为由此上帝的创世也被纳入自然进程。自然自身成了创造的潜能，而它以前被置入外部世界的领域。发展经历不同的阶段，即矿物的、植物的和动物的阶段。每个阶段拥有自身的权利，但同时包含通向更高阶段的萌芽。而这一切阶段都是人的初级阶段。人的标志在于，他能够和必须，让在自然中生效的创造潜能，接受自己的导演，基于其才智和语言，人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也必须做到这一点。因为他直觉贫乏，而易受伤害。就此而言，创造文化的潜能，既是一种强大的表现，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因拥有这样的思想，即人是创造文化的有缺陷的生灵，赫尔德成为现代人类学的前驱。对赫尔德来说，人类的文化史属于自然史。不过是这样一种自然史，其中，至今无意识地起着效用的自然力，在人的思想及其充满意念的创造力中，进入对其自身的意识。通过自己及通过作为生活环境的文化教育来改造人，赫尔德称之为促进人性。人性在此并不针对自然，相反在与人的关联中，是其自然天性的真正实现。赫尔德将一种动态和开放的历史概念，遗赠给19世纪。不存在关于一种世人最想重返那里的、天堂般史前史的梦幻。每个瞬间，每个时代都包含一种独特的挑战，一种值得把握和改造的真理。赫尔德以此与卢梭针锋相对，对卢梭来讲，当下文明表现的是人类生命的一种堕落和异化的形式。人类在其所有的年代里，只是每个年代以不同的方式，有着大量的幸福；我们，在自己的年代里，会妄言妄语，倘若我们像卢梭那样，赞扬那些已不再存在和不曾有过的时代，赫尔德在其《日记》中写道。历史并非像法国唯物主义者们说的那样，是一种盲目的约莫，而被丢弃给偶然和无生气的机械论。它富有深意，即便不以一种精神上预先可把握的目标为鹄的。人性的实现是某种人类实验（experimentum mundi），一种公开的演变，其过程取决于人，即使背后隐藏着一个自然意图。不过，正因为这个意图无法精确地被把握，人别无选择，只能根据为自己所设定的标准，完成这项自我塑造的事业。这些标准作为内在的指南针起效。它标出当时的方向，而在这个方向里，可以找到一种规范团体自身发展的最高极限。历史演变并非直线运行，而是会发生断裂和改变。要考虑到碰撞、革命……情感，它们偶尔会变得狂热，粗暴，甚至可恶，赫尔德这么写道。但人们不该受此惊吓，因为从这属于火山的形式中，新事物迸发而出。
迄至那时，历史从未得到如此生动的理解和有力的强调。令人惊讶的是，这恰恰发生在诸侯割据、社会落后的德国。在那里，现实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已陷于停顿。这就像对法国革命之伟大事件的一次准备，因为直到那时，现实才真的发展到这一步，即历史似乎实现了赫尔德20年前对它作出的指望。
至今谈“人”，总是以集合性单数出现。但赫尔德——根据动态历史的概念，这是他第二个颇有影响的思想——发现了个人主义或者人格主义，并且由此推出多样性。
“这个”人是个抽象概念，有的只是“这些”人。正如生命总体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权利和自身的意义，人类的情况同样如此。每位个体（Individuum）以其特有的方式显示，人是什么以及能是什么。赫尔德推崇一种极端的人格主义。存在着作为抽象之伟大的人类，也存在人人能在自身注重它，并让其获得有个性的形象的人类。重要的是后者。从这个视角出发，历史就不仅仅是衬托出个人的伟大全景图。人们在那里从外部发现的、历史那前推的基本力量，一定能够被个人在自身中，作为创造性的活力感受到。这是赫尔德恰恰在其航行途中狂喜地经历到的一种关联。只有切身体验到这个创造性原则的人，才能在外部的世界进程以及在自然中也发现这个原则。歌德以后将在其《格言诗》中总结这个原则：没人能评判历史，除非他切身经历过历史。
将自己造就为个体的个人，是且保持为意义中心，即使他一直还需要一个共同体，而这一点不能否认。但赫尔德认为，这个共同体该这样组织，即人人都能发展其有个性的生命胚胎。在这样的发展中，共同体是通向互助的一个结合点。由此，个人的联合在共同体中所产生的，就不单单是一个总数，相反，共同体通过互动，每每形成一种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源自联合，赋予个人一种精神的生命气息。对赫尔德来说，作为个体的人被置入共同体这样一个扩大的个体类型中。赫尔德眼中所见，是浓缩的圈子，由家庭、部落、民族、国家，直至国家的共同体组成的圈子。它们在自己的水平面上形成一种精神的综合。赫尔德谈民族时用的是复数，论民族精神时用的也是复数。但重要的是：这类较大的统一体，是被人从个体出发而推想出的。如同单一的个体互相间的关系一样，那些较大的联合体也形成一种多样性——各民族精神的多样性。
为了追寻这些民族精神的足迹，赫尔德在他的航行途中制订计划，搜集民族歌曲和其他民族文化的证物。他将把这个计划付诸实践，由此成为浪漫主义作家的动力和榜样，让他们继续这项搜集工作。
即使在搜集古老的民歌时，赫尔德也持留为个人主义者。因为，对个人有效的东西——他在发展自己的特性时，不仅要尊重他人的特性，而且应该将此视为获益——也对民族精神有效。众多民族，众多声音。多样性才让人类的财富昌隆。他远离心胸狭窄的爱国主义。他要帮助别人，更好地理解其他民族的传统。我悄然追寻各民族的思维方式。用不着系统考察和苦思冥想，我就发现：根据其国家的宗教，祖先的传统，以及对于民族的概念，每个民族都形成自己的文献；而这些文献借助文学的语言，披着文学的外衣以及使用诗歌的韵律出现；它们是唱颂其最古老的奇事胜迹之起源的、神话的民族赞歌。
在里加，赫尔德生活在由俄国人、立窝尼亚[37]人和波兰人混居的各种不同民族中间。社会上层，受俄国无上权威统治；政治上起主导作用的城市共和体，由德国人组成。身处其他民族中间，赫尔德对德国文化传统的观念虽然得到增强，但作为传教士和牧师，他尝试打破德国教区的对外隔绝——出于好奇，出于面对大多生活在贫困交加中的立窝尼亚人和俄国人的公正意识。赫尔德在为其诗歌集《各族人民的声音》所写的前言中，提及他在里加所经历的当地的民族文化和文学创作：您知道吗，我本人曾有机会，在鲜活的民族中间，见识这种古老和未开化的颂歌、韵律及舞蹈的鲜活残存。面对这些民族，我们的风俗尚无十分的能力，去择取语言、歌曲和习惯。其结果是，要么为此给予他们某种极度的曲解，要么什么也无法给出。
民歌收集者赫尔德，虽然确认自己的文化根底，努力推动和复兴“德国的类型和艺术”，但绝无骄傲自大之心。倘若他感到，或者他不得不觉察到，有人如此理解他并因此而误解他，他的反应会非常恼火。什么是民族？一个青草遍地、杂草丛生、尚未修剪的大花园。谁愿意不加区别地照料这样一个由愚蠢和谬误，同样由卓越和德行组成的集合地并且……针对其他民族举刀弄枪？让我们尽可能地为民族的荣誉作出贡献；我们也该保卫它，倘若有人对它不公正……但是出于职务原因（ex professo）恭维它，我认为是一种自我标榜……大自然的天性显然犹如一个人，犹如一个家族，也犹如一个民族，需要向别人，以及与别人一起学习……直到大家最终都吸取沉重的教训：没有一个民族是惟一由上帝选定的地球民族；真理得由大家寻找，公共的最佳花园得由大家建造……所以，任何一个欧洲民族都不允许与其他民族隔绝开。说一切智慧仅我独有、在我处落户，这是愚蠢。
赫尔德的爱国主义是民主的，并且寄希望于文化的多样性。众多道路通向——哪里？无论如何不通向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统治，相反，赫尔德的理想是，通向一个多样性的花园。在那里，不同的民族文化以各自有别、交流和相互得益的方式，发展各自的最佳可能性。他在不同民族文化中发现起着效用的创造性原则，让他觉得民主是如此可亲可爱，以至于他赞成法国革命的立场，这一点在以后惹恼了歌德。歌德偶尔责骂其朋友赫尔德，说他是个最纯粹的雅各宾党人。
有活力的历史发现，携带着由此生发出的一切，从骄傲的个人主义一直到面对民族文化那些古老明证的谦恭，引发了西方精神一次真正的转折。打那以后，历史地看待事物，成了自明之事。历史让一切具有相对性。它自己将成为某种绝对；此后，面对历史，没有上帝、观念、道德、社会秩序，没有作品，能够宣称自己是某种绝对。甚至往昔固定在永恒中的观念，上帝的启示之天际的善、真、美，也陷入生成——以及消亡的吸引力中。即使美也必得死亡，席勒如是说。而偶像的黄昏以及价值的重估，也将是历史意识的一个结果。由此人们可以这样谈论赫尔德在大洋上的思想：它们已是浪漫的，因为它们使我们与时代潮流中事物的荡漾协调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