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写作十年
写作十年与精神成长
文学的亮点始终闪烁于新文本的诞生。然而对于“70后”而言，2007年可能具有某种标志意味。
从《穷亲戚、乡村与爱情》到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大老郑的女人》再到新作《家道》，魏微展示了一种对世界广阔性、丰富性的尝试与理解。新作《李生记》作为一个过度期的作品它有效地展示了魏微对虚构的努力，从狭窄的情欲世界向广袤的生活世界进发。《穷亲戚、乡村与爱情》等文本所流露的女性性别意识在《李生记》中也巧妙地隐藏了，如果前者是魏微对乡村的诗意审视，那么后者则是作家对乡下人的现实关注。
李师江的长篇小说《福寿春》显示了作家在写作十年之际如何从都市重返家园。鲁敏的《颠倒的时光》通过大棚西瓜对时节的改变叙述出现代社会农民的情感不适。鲁敏的叙事哀悼了一种诗意生活的彻底丧失，这种丧失不仅是对乡村的剥夺，也是对都市的剥夺，是现代人必须面对的基本困境。
当许多女性作家仍将视点停留在带刺的玫瑰上时，部分七十年代出生的男作家已开始勇敢地关注那些无名的野花，并给予它们在春天应有的位置。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和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不约而同地将笔触伸向社会底层，在体面的、道德的阴影下面蛰伏着的灰色群体。田耳的《环线车》的叙事链是圈套式的，当故事像外衣一样层层褪去，最终敞亮的却是富人苍白的身体和贫乏的精神，肉欲的泛滥与之构成凄厉的对比。
“70后”的敞亮与遮蔽
性欲叙述的意义是敞亮文明的压抑。《废都》揭开了性的面影，但仍是男权的视角，女性不过是男性取得快乐的工具。卫慧则试图还原自然状态的性，将男性也作为女性获得性快乐的工具来叙述，女性不再是被动的他者，女性和男性在满足性欲的过程中互为他者，他们同时兼具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
《上海宝贝》一度畅销，其后被禁售，《上海宝贝》的强光遮蔽了其他“70后”文本的光华。在评奖、发表与评论共同将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推向实力派的同时，出版对速度追求的日益加剧使“80后”迅速浮出并成为新一代的偶像。
超越感性经验，超越符号“70后”
从《水乳》到《道德颂》，盛可以依旧在勤恳地开掘两性情爱题材。《道德颂》中巧妙地利用了语言能指的歧义和谐音，使文本更加丰富更加有趣。
金仁顺的短篇《桔梗谣》中两性情爱关系退为叙事的底色，视点不断聚焦于众多人物的内心，叙述者的仁慈温暖地弥散着。她的《云雀》和《彼此》则着重叙述爱与欲的冲突，并关注金钱对情感的介入作用。《云雀》中春风朗诵名牌香水说明书的细节则反应出叙述者对消费社会的敏感，品牌在无形中渗融入我们的生活。
乔叶的《指甲花开》以指甲花的美辉映人情之美。乔叶的《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叙述一对男女同事之间超越两性情欲的友谊。在这个欲望发酵的时代，在混乱的现实面前，作者依然对美丽洁净的事物保持信心，并通过饱满的叙述热情将这种文学世界的真实传递给我们。
戴来的《向黄昏》则叙述出夫妇之间的隔膜，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辈子，大家仍然陌生，互不理解。
黄咏梅的《开发区》一反过去女性叙事中女主角“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自恋之态，将视角投向在生活中卸装之后的都市大龄女青年“开发区”的尴尬境遇。
从而立奔向不惑，每个出生于70年代的作家正在面临考验，我们生活在一个今非昔比而喜新厌旧的时代。
第二节 “70后”的成年礼
解读“巴比伦”
《少年巴比伦》的叙述者是“70后”的路小路，话语指向的是“80后”的女诗人张小尹，然而叙事的精神指向却是比路小路年长的白蓝。如果我们将这个文本看成一种象征，那么路小路和白蓝及张小尹的不同关系就可以看成70后与前一代和后一代的精神镜像。
启蒙，从身体开始
在《少年巴比伦》中，男主角路小路第一次见到女性的身体是李小燕的奶奶的“麻袋片”，一具衰老的毫无性别感可言的身体，却仍为她那既丧失了性能力又不能给人性想象的主人带来了自杀的命运，这种荒诞不遗余力地给一位懵懂的男性以幻想的打击，这就是七十年代最初最真的身体启蒙。
《少年巴比伦》中，白蓝既是路小路的“姐姐”，引领他回家的“姐姐”，又是他的家。叛逆与性的压抑以及性爱启蒙从来是成长小说的基本要素，白蓝不仅给了性压抑的青年路小路以身体的出路，也给了他“姐姐”般的人生引导，并率先以考研的方式离开戴城离开那种沉闷枯燥和暴力的生活，她给了路小路走出毫无希望的工厂生活的勇气。
第三节 作为欲望对象的北京及其叙事
北京
“京漂和北京”构成了徐则臣写作中最根本的叙事张力，京漂与北京是所有外地人与城市关系中最核心的风景，遥远、朦胧且诡谲美丽，北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城市中的城市。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古人之见似乎是亘古真理。然而，如果仅仅囿于此，事物会变得简单，人物会显得苍白：边红旗（《啊！北京》《我们在北京相遇》）的痛苦、犹豫和沉默就会不可思议。班小号（《三人行》）对待诗歌和爱情的小心翼翼就会显得可笑。敦煌（《跑步穿过中关村》）奔跑的力量会消失殆尽。子午（《天上人间》）的丧命就不会在我们心中唤起同情。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深层的宿命让我们颤栗，文学写作竭尽全力就为抵达这种宿命。城市在赐予他们风险的命运的同时也给了他们开放的力量以及对故乡小镇的反叛力量，城市激发了这些冒险者们的身体潜能，拓展了他们意识和能量的边界。
欲望
欲望比性格更立体更多元更丰富，性格只是欲望的表象，是通往欲望的小径，欲望才是命运真正的决定者。
叙事
徐则臣的小说世界可以分成北京和故乡两个部分。人和故乡、城市的关系被放大。《我的朋友堂吉诃德》这篇新作中，集中展开了对城市人际关系的思考。小说的虚构就是现实一种，有如《养蜂场旅馆》的叙述所揭示的艺术与生活的模仿关系，也就是内心世界的真实与外部世界的真实，记忆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的界限在此模糊，就是叙事者也身陷其中分辨不清。
《西夏》，叙述探讨了语言这个随风消散的使者究竟担当了一个什么的角色，真相竟然是由语言这样一个随时遁形的事物来负载，而这样一个轻浮飘渺的事物却构成了人生最沉重最内在的压迫。
这些不同维度的叙事拓展了徐则臣的叙事世界，无论如何，叙事者是以一位外地人的心情来叙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