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对此十分清楚，从来不敢指望嗣皇帝有传世之功，自始至终没有派嘉庆督战的想法。嘉庆帝也非常知趣，有自知之明，从来不敢请缨杀敌。
诸皇子阿哥本应呆在宫中，出征的事与他们毫无关系，即使他们有营邦治国之才，胸怀文韬武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也是不能派他们去的，这倒不是出于为皇子的性命安全考虑，而是在皇太子选定后，亲征的事就与诸皇子阿哥无缘了，这个重任只有皇太子嗣皇帝能承担，不管其军事才能如何，这都是天经地义的规矩，因为太子的尊严比国家还重要。
如果乾隆没有选定储君，更没有册封皇太子，为了培养皇储，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指派皇子到前线指挥作战。
如若皇室人员督战，嘉庆是当然的人选，他本人也对此非常清楚。因此，和珅这番话无疑狠狠地打了嘉庆一记耳光，伤透了嘉庆的自尊心，这是最令嘉庆脸红耳赤的事。
嘉庆忍受着这莫大的侮辱，愤而未言，只挥挥手，让和珅退下。
和珅轻视诸皇子、皇孙，蔑视嗣皇帝，确实事出有因，但当他最崇拜的英雄乾隆皇帝年老力衰后，他也开始露出轻蔑之意。有时乾隆手臂发抖，无法书写谕旨或批折时字迹很不清楚，和珅往往毫不顾忌地对同僚说：“不如撕去，由我另行拟旨。”
作为首席大学士，位高爵尊，但和珅并不满足，认为爵位还不够高贵。嘉庆二年，他的亲信勒保抓获了白莲教的首领王三槐，他怂恿太上皇封勒保为威勒公，赦免了和珅族孙永保的失职罪，同时他也借此向乾隆皇帝请求晋爵，这样，在没有征得嘉庆皇帝的同意下，太上皇受和珅的操纵，竞下旨封军机大臣、大学士和珅为公爵，户部尚书福长安为侯爵。
嘉庆帝接到太上皇的赦旨，不敢违命，只好照办。
和珅深得圣宠，位高爵厚，他的目的和意图均可通过太上皇来实现，更不把嘉庆放在眼里。
嘉庆三年春天，嘉庆发布了一道谕旨，想在冬季举行大阅典礼。和珅听说后，马上将此事报告给太上皇，想让太上皇阻止此事，果然太上皇采纳了和珅的建议，下敕旨说：“现在四川东北一带的教匪虽然陆续剿除，但健锐营、火器营官兵尚未撤回，本年大阅著行停止。”
嘉庆皇帝猜知这是出自和珅之意，心中非常不满，大阅本是朝廷定制，一年一次，由皇帝主持，取消大阅，实质是对嘉庆皇帝的蔑视，但嘉庆隐忍不发，只好让和珅三分，装作与世无争的样子来麻痹和珅。
和珅专擅狂悖，目无嗣皇帝，有时令在朝大臣都忍无可忍，气愤异常。他们偷偷向嗣皇帝告状，并出谋划策，但嘉庆除跟自己的几个心腹商谈外，为保密起见，总是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付之一笑，表示和珅是可依赖的大臣，朝廷政务要赖和珅处理，希望满朝文武同舟共济，密切合作，处理好朝政。
嘉庆自登基以来，虽然讨厌和珅，但从未有所流露，只是偶尔故意流露生气，以示警告。
一天，和珅向太上皇上奏说：“现在太仆马匹甚多，应该裁减，以省费用。”
乾隆一听，联想到内务府财政吃紧，认为节俭是必要的，就下旨准奏。
这太仆马匹本来是专供皇帝使用的，由内务府支付费用，和珅奏请裁减，无疑是对皇帝行动的一个限制。嘉庆当然很不满意，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开玩笑地解嘲说：“从此不能再乘马了。”
和珅以为嗣皇帝只是开句玩笑而已，并未往心里去，但其他大臣却早已听出话中有话。
嘉庆外表上不动声色，为了稳住和珅，对和珅所为不加干涉，并且对和珅显得非常尊重，从来不直呼和珅的名字，而是敬地称他为“相公”。
和珅看嘉庆对他信任日长，凡于政令都向他咨询，从此解除疑惧，不加防范。为了讨好嘉庆，他不动用内务府和国库金银，来满足皇帝的衣食日用，以唤起嘉庆的感激之情。
同时，为表示对嗣皇帝的敬重，他有时也做做样子，对无关紧要的政事向嘉庆皇帝进行奏请。而嗣皇帝嘉庆总是用信任的口吻对和珅说：“惟相公裁决处理就是了，如此小事不必上奏。”
随着太上皇年事日高，头脑经常处于昏迷状态，记忆力逐渐衰退，但他还是不肯将权力交给儿子嘉庆皇帝。
太上皇不是不相信自己的儿子，而是忍受不了那不可阻挡的自然法力——衰老，虽年近九十岁，衰老不堪，但他还是不服输，更不服老，他把权力交给了自己最宠信的人——和珅。严格地说，他是把希望和幻想寄托在和珅的身上，在他的眼里，和珅无疑是他的替身。
和珅把一切权力都竭力控制在自己手里，俨然成了“二皇帝”，而嗣皇帝嘉庆只有聆听、学习和观摩的份儿，对和珅都要礼让三分。
10．隐藏本意，暗中较量
和珅为官外圆内方，表面上和声细语，骨子里却十分霸道。因此朝中大权独揽，几无人能比，稍无城府者就会遭其暗算、遭受打击。乾隆时期著名才子纪晓岚入仕途较早，官升得也快，但当了侍郎、尚书后，十几年间却始终不能进入枢密机构军机处，不能不说是纪晓岚终生的一大憾事。其中的缘由就是他得罪了和珅，而两人因审理海升案意见相左，是其“结怨之始”。
说是大案，案情其实并不复杂。乾隆五十年四月，阿桂的亲戚、员外郎海升，因与其妻子吴雅氏发生争执而导致其妻死去。事情发生后，海升报告所管步军统领衙门说是自缢而死。步军统领衙门于是准备交刑部审讯，但海升的小舅子贵宁不相信他姐姐是自缢而死，所以不肯签字画押。于是经刑部奏请派大臣验尸。而当时和珅为军机大臣，曾有意借此牵连阿桂，主张重新验尸，即令新任左都御史的纪晓岚，会同刑部侍郎景禄、杜玉林以及御史崇泰等前往开棺检验。经验证，纪晓岚等确定为自缢，以“臣等公同检验，伤痕实系缢死”上奏。
但贵宁认为检验不实，海升系大学士阿桂亲戚，刑部明显有意包庇，并将其情向步军统领衙门控告。这样一来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它不仅涉及一干检验人员，更直接将大学士阿桂牵涉进来。乾隆一向讨厌大臣结党，现见如此多的大臣党附阿桂，自然不很愉快，又经和珅煽风点火，遂特派侍郎曹文埴、伊龄阿前往复查，两人复查后汇报说吴雅氏尸体并无缢死的痕迹。乾隆遂令阿桂、和珅和刑部主管、原验、复查各官一起再作检验，仍没有发现缢死痕迹。于是乾隆令严讯海升，海升最终承认是他将妻子踢伤致死。
因此，乾隆降谕指出：“此案原验、复查官员，竞因海升是阿桂的姻亲，均不免有顾虑和奉迎之处。从前刑部官员于福康安家人富礼善一案，有意徇情，致使元凶几乎漏网，多亏朕看出疑点，特派大臣复行严审，才使案情水落石出……不料你们不知悔改，在那一案件事过不久，又有此事出现！阿桂受朕深恩，于此等不肖姻亲事不屑授意刑部各官，而刑部各官、御史即不免心存顾虑，及朕特派复查，仍胆敢有意包庇。如果不严加惩处，以后又怎么用人？怎么办事？”
“此案阿桂已经自行议罪，请罪公爵俸禄十年，并革职留任，本应依照所请，姑且念此案究不比福康安包庇家人，而且阿桂还有功劳，著加恩改为罚俸五年，仍带职留任。”
纪晓岚遭重点指责：“其派出之纪昀，本系无用腐儒，原不足具数，况伊于刑名事件素非谙悉，且目系短视，于检验时未能详悉阅看，即以刑部堂官所言随同附和，其咎尚有可原，著交部严加议处。……叶成额、李阔、庆兴等亦俱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不准乘驿。”
“曹文埴、伊龄阿经朕派出覆验，若也如纪昀等人顾虑徇情，只知道迎合阿桂，蒙混了事，转相效尤，将来此风一长，大学士、军机大臣皆可从此率意妄为，即杀人玩法也必无人敢问了。假如真是如此的话，国事还能问吗？此案曹文埴、伊龄阿即能秉公据实具奏，不肯扶同徇情，颇得公正大臣之体，甚属可嘉，著交部议叙。”
从对此案的处理来看，乾隆明显有打击阿桂的一派的倾向。刑部复查案件本有失误的可能性，而乾隆谕令一开始即将其同福康安包庇家人一事作类比，显然定性为朋比徇性，而且所处分的官员几乎全部是阿桂一派人。这不能不说与和珅在暗中煽动有关。而且，可以作为旁证的是，次年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珅纵容家人刘全招摇撞骗一案，乾隆即有“纪昀因上年海升殴死伊妻吴雅氏一案，和珅前往验出真伤，心怀仇恨，唆使曹锡宝参奏，以为报复之计”一说，如没有和珅操纵海升一案，乾隆又为何将两案相联系呢？
在当时这个是非不分、奸臣掌权的封建社会里，正义、道德在权势面前显得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和珅翻云覆雨、暗中较量，其不择手段的行事方法在这里可谓用得逢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