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乾隆帝一开始就器重和珅，但如果和珅在政绩上没有一点惊人之举，也很难使人心服口服。和珅不辱使命，处理云贵总督李侍尧案，干净利索，精明果断，一鸣惊人，显示其办事干练、独当一面的能力，进而备受皇上宠信，成为他飞黄腾达道路上第二步质的飞跃。
1．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人的成功，一半靠个人的努力，一半靠好的机遇。机遇在人的一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机遇人人都有，关键看你能否抓住、把握，争取一击得手。和珅不仅机敏灵活，而且善抓机遇。
和珅是如何从一个穷生员一步步升任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步军都统，晋封公爵的呢？
从某种程度上说乾隆对和珅的赏识也是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这一次机会，让和珅“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从而开创了自己的官场生涯。
有一次，乾隆要外出，仓促间找不到专用的黄龙伞盖，乾隆很生气，就用《论语》里的一句话问道：“是谁之过欤？”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谁也不知如何回答。这时，和珅机灵地用同样是《论语》上的一句话答道：“岂非典守者之过邪？”
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纯粹是对书本，只要头脑灵活、有一定的经书知识即可应对。然而乾隆是个有学问的人，特别喜欢读书人，尤其是对于读过四书五经的满族人，更是青睐有加。他见一个长得眉目清秀、仪表俊雅、口齿清楚、语言文雅的青年人回答了这个问题，大喜；同时，当他注意到这个年轻人的长相时，又大吃一惊，自言自语道：“何其相似乃耳”。乾隆问这个年轻人的姓名时，才知道他是满洲官学生员出身，叫和珅。尤其是得知和珅七月七日出生时，乾隆更是惊讶，对和珅从此宠信有加。
据传，乾隆曾有个妃子叫董妃，长得体态轻盈、国色天香。她一直想得到皇帝的宠幸却未如愿，就郁郁寡欢，投井而死，死时正是乾隆十五年七月七日。乾隆知道后，十分惋惜，觉得对不起她。而和珅的长相与那妃子的长相十分相像，同时又是那一年的七月七日出生。乾隆十分迷信，在潜意识的深处就认为和珅是那个妃子投胎转世而来，因此对和珅宠信不衰，以续前缘。民间野史，聊供谈资。
从那次对出《论语》上的话语后，乾隆就让和珅总管仪仗队，升为侍卫，凡宫中事务，诸如仪仗队的排列、护从的派遣、车马及膳食等，皆由和珅总管。
和珅自从升为侍卫之后，经常伴在乾隆身边，对乾隆的性情喜好、生活习惯，他都留心观察。由于他“善体圣心”，把乾隆的个性、特点、爱憎了解得十分清楚，什么时候干什么，什么时候需要什么，他几乎都能猜出，有时不等乾隆开口，他就把要办的事情早早准备好了。因此，乾隆非常高兴。
和珅善于把握机遇，瞅准火候，适时而动。他就是在打击异己时，机会也把握得恰到好处。
乾隆晚年，福康安是最受宠爱的大臣之一，但有一点令许多人困惑不解，那就是福康安虽然官至大学士，却没有留在朝廷，而是长年奔波在外，替清朝平定各种动乱。是因为他突出的将才。还是因为别的原因？不少人认为福康安很少留在京城，是因为和珅和他关系不好：如果福康安长期呆在京城，难免与和珅在乾隆面前争宠，进而危及和珅的地位，于是和珅设计让乾隆将其派遣外地（甚至其母病逝，也不想让他回京）。不管传说的真实性如何，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福康安与和珅的关系确实不睦，而阿桂在当时基本上是支持福康安的，究其原因，一是他认为福康安立有军功，曾跟随自己行军打仗，两人间有一定感情，而且福康安作战勇敢，这和和珅单凭皇帝宠信就身居相位不可相提并论；二是福康安和乾隆关系亲密，自己如果注意扶持和支持他，他在朝中就能够分解和珅的势力，这对和珅日益膨胀的权力是一大制约。因此阿桂比较注意维护福康安在朝中的地位。像清军击退廓尔喀入侵以后，朝廷绘制五十功臣像，最初将阿桂排在最前面，阿桂不许，建议将福康安置于第一。这一切在和珅看来当然是在和自己作对，因此想方设法图谋对二人进行打击。和珅老谋深算，老奸巨滑，当然不会盲目行事。伺机而动方可称大智大勇。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机会终于来到了。这年，清朝发生湖北按察使李天培命令漕船携带桅木，以致漕运迟延的现象。这一案件的揭发，实际上是和珅一手策划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先是李天培受福康安之托，为其代购桅木，然后让漕船托运到北京。清代，漕运是关系到北京旗人贵族吃饭的大事，福康安以大学士身份让地方官为自己办理私事当然是不妥当的，而李天培为了迎合权要，私自下令漕船托运货物更属于违法行为。和珅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当然不会放弃这一打击福康安的绝好机会，于是示意巡漕御史和琳参劾，并唆使乾隆让阿桂作为钦差大臣审理此事。阿桂在审理中一旦发现案件与和珅有关，几乎毫不犹豫地想替福康安遮掩，将此案含糊了结，使和珅的阴谋不能得逞。哪知这次御史参劾的事并非是捏造罪名，而是有真凭实据，而且和珅早已将有关情况全盘报告到乾隆那里，因此阿桂的袒护无疑于自投罗网。乾隆对阿桂的舞弊行为极为愤怒，进行严厉斥责，说：“你阿桂受恩深重，如果有良心的话，就不应该欺蒙朕，将真实情况向朕汇报，而不应该在朕屡次催促以后才含糊其辞地予以报告。”“看来阿桂不知道朕办事一向大公无私，没有任何偏向。何况朝廷就是要加恩或者治罪，决定也应该由朕作出，难道因为福康安是傅恒的儿子，立有军功，就可以对这种事情置之不理吗？如果福康安干了违法的事，阿桂等人帮忙掩盖，而朕居然不闻不问，那么亲信大臣必将串通一气。这样下去，阿桂、和珅等都是拥有一定权力的大臣，还有什么事情干不成？”结果将李天培革职发往伊犁充军，福康安革职留任，罚总督俸禄十年，公爵傣禄三年，阿桂等因庇护官员，均交部议处。
这次事件，反映了和珅善于把握机会、借机行事的过人本领。机遇无处不在，只有抓得准、抓得牢才能把事情办成功。今天的事勿待明天完成，把握今天，把握机会，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因为在事业的追求和人际的交往中，有许多稍纵即逝的偶然机会。
把握住这种机会，你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成功：也许，你将求得一个满意的职业；也许，你将获得事业上的一个深刻的启示；也许，你将一举击败你的谈判对手；也许，你将结识一个新的好朋友；也许，你将找到解决家庭矛盾的一把钥匙；也许，你甚至会改变整个人生的道路……
如果你没有把握住机会，你可能会终生遗憾。
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你若能努力，抓住机遇，向上进的路上跑，定能成为一个成功者。
英国有个瞎子，为了能够将他的才能尽力施展出来，不让机会轻易错过，结果成为一个名满天下的大音乐家、大慈善家、大数学家，受到许多人的敬佩。
没有机会——这是失败者的推诿。许多名人的成功，都是用自己的能力去创造机会的。
富尔顿由发明小小推进机而成为美国的大工程师；法兰特靠着药房里的几个药瓶，成为英国大化学家；夏夷发明缝纫机；贝尔发明电话，也是只凭简单的几件工具而成。
要是你只在等待机会，等待人家的提拔，等待别人的帮助，你一生将永远不会发迹。
当亚历山大获胜以后，有人问他：
“你是不是等待着一种机会，去进攻呢？”
他听了大怒，说：
“机会是要人自己去创造的！”
我们在生活中要善于“见机而进”。但从另一方面讲，我们也要注意防止不法之徒的“见机而进”。
由此可见，人们在处世中一定要注意不能让不法之徒钻空子。正确把握机会，不失时机地采取行动，这是那些事业有成的人们之共同特点。
2．公报私仇，官运亨通
贬低别人，提高自己，是渴望升迁之人惯用的手段。利用手中职权，公报私仇，既泄了私愤，又在上司面前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可谓一石两鸟。和珅机智多谋，尤善琢磨，他的这种两面光的手段的确让人拍案叫绝。下面，让我们从其扳倒李侍尧的过程中对和珅的这种做法略晓一二。
李侍尧可不是一般人，他是明末将领李如松、李如柏的支孙。高祖李永芳，因屡立战功授一等伯，世袭。曾祖释迦保，祖父祈天保，皆承袭一等伯。父亲元亮，官至户部尚书，入祀贤良祠。
李侍尧于乾隆元年（1736年）授六品荫生，八年（1743年），补印务章京。九年（1744年），授副参领。十三年（1748年），迁参领。十四年（1749年），擢正蓝旗汉军副都统。二十年（1755年），擢工部右侍郎，兼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六月，调户部右侍郎。十一月，署广州将军，开始经营广州基业。二十一年（1756年）七月，署两广总督。二十四年（1759年）正月，实授两广总督，下令加征粤海关补平银。二十六年（1761年），授户部尚书。二十八年（1763年），授湖广总督，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1763年），调两广总督。后署工部尚书，刑部尚书。三十八年（1774年），晋武英殿大学士，成为朝中阁老。四十二年（1777年），调云贵总督。
当李侍尧调任云贵总督时，和珅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已升至户部侍郎，管理财政。他为了博取更多的宠爱，急需地方官员的财力支持，他对李侍尧寄予了厚望。可李侍尧恰在这时停止了进贡。
和珅认为，李侍尧是冲他而来，故意与他过意不去，于是怀恨在心，想给他点颜色看看，灭灭他的威风。
和珅正盘算着如何整治李侍尧。恰好李侍尧将被调往两广，担任两广总督。在他即将离开云贵总督任时，被他得罪过的属员就开始想扳一扳李侍尧。
这给和珅提供了机会。原云南粮储道员、贵州按察使海宁曾被李侍尧解任后调为沈阳奉天府尹，他在赴任的路上一直闷闷不乐。他人京师谢恩时，前来辞别和珅。
和珅私下询问李侍尧的动静。海宁一听，便知和珅用意，说道：“李侍尧贪得无厌，以收贿行贿为进取之策，曾经借生日收受黄金二百两。”
和珅闻后大喜。
和珅与原贵州按察使海宁商议，达成一致意见，由海宁发动地方官员，尤其地方御史，弹劾李侍尧。和珅负责做乾隆皇帝的工作。
不几天，数封奏章告到乾隆那里，乾隆还有些将信将疑，或者说他因为非常宠爱李侍尧而不愿相信这一事实。
因为李侍尧也非同一般，皇上对他还是有一定信任的，所以还需费一番苦心。但和珅认准的事，就决心干到底，所以，他又玩起了在皇上面前说三道四的把戏。
就在乾隆犹疑逡巡时，和珅要求面见乾隆，说有要事上奏。
第二天，一道谕旨传到军机处：
“着和珅为钦差大臣，偕户部侍郎喀宁阿驰驿前往贵州省查办事件，沿途驿站尤应稽查严密，以防透漏消息。如果有私自骑驿马由北往南者，即系透漏消息之人。该巡抚即行截拿，审讯来历，一面据实面奏。将此由600里加急传谕加之。”
这是乾隆在南巡途中发布的一道上谕，并未说明具体内容，却引得贵州官员们忐忑不安。
乾隆皇帝之所以秘密查访李侍尧，一方面是为了保全大臣的体面，不愿意深究；另一方面还是将信将疑。
和珅是该案的策划者，他的本意也不想闹大，只是想提醒一下地方大臣：我和珅聚赢宏眷，你们要好好替我卖力，否则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和珅与乾隆的想法不谋而合。
和珅一行来到贵州，会同贵州巡抚舒常，查办李侍尧。
和珅不想扩大事态，一切调查均在暗中进行。
他首先审讯李侍尧的家人连国雄、张永爱，查清了李侍尧的犯罪事实。
铁证如山，事实俱在，李侍尧供认不讳。
李侍尧招认道：
“奴才收受题升迤南道庄肇奎银十千两，素尔方阿银三千两，汪圻银五千两，临安府知府德起银二千两，东川府知府张珑银四千两，汪圻金如意三柄；又差家人张永爱进京修屋，素尔方阿送银五千两，德起送银五千两。”
另外，经和珅查实，李侍尧还勒索珍珠，隐匿金银若干。
和珅办理此案的速度非常迅速，他怕夜长梦多，因李侍尧耳目遍天下，论势力和地位都在和珅之上。
在封建社会，皇帝拥有对大臣的生杀予夺大权，只要抓住了皇帝这座大靠山，万事就好办。因此，要想给李侍尧致命一击，还必须争得皇帝的同意，拉乾隆这杆大旗。
和珅在取得证据和供词后，迅速拟写了一份奏折，以每日600里的速度送往京师。
和珅在奏折的末尾写道：
“云南省自侍尧婪索属员，赃私狼籍，吏治废坏，各府州县多有亏空，须详细调查，清除积弊。”
乾隆皇帝接到和珅的奏折，大为骇异，对李侍尧贪鄙劣迹感到震惊，下谕说：
“李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辜负皇恩，婪索贪赃，盈千累万，甚至向属员下级变卖珠子，赃私狼藉，勒索无穷，如此不堪，实朕梦想不到，也是前朝未有之事。不仅关系到朕用人的颜面，即使各地督抚闻说此事，无不惭愧痛恨！李侍尧著革职拿问，交和珅等严审，并著拟罪具奏。”
圣谕皇皇，李侍尧已无回击之力，他回天乏术了。
和珅拿着圣谕，一阵激动，这说明皇上已肯定了他的成绩。现在就全看和珅如何料理了，李待尧的命捏在了和珅手里。
和珅的奏折在五月份送到乾隆手中：“奴才依据李侍尧所犯罪行，照例定拟斩候。”
乾隆将和珅的意见交给大学士九卿进行讨论。大学士九卿经过激烈讨论，具拟斩决。
乾隆看了朝内朝外大臣的意见后，做出最后判决：
“李侍尧以大学士兼任总督，受恩最深，乃敢营私坏法，骄纵妄行，实出朕意料之外。李侍尧身任总督二十余年，功绩卓著，非他人可比，如办理缅甸事务，颇合机宜；缉拿盗案等事，亦尚认真出力。李侍尧先世李永芳于本朝鼎之初，诚心投诚，竭尽臣力，载在旗档，尤非他人所可比拟。是以李侍尧一身的功过是非，原为众所周知，诸臣中既然有仍请求从宽处置的意见，朕也不肯为已甚之事。李侍尧著即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余著照大学士九卿原拟执行。”
乾隆的判决书一下，李侍尧着实松了口气，他知道：这秋后判决，实际是饶了他一条性命，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
在整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和珅始终不露自己泄私愤的蛛丝马迹。在李侍尧面前，他是公事公办；在皇帝面前，他是尽心尽责，全力为国。李侍尧当然不知查办他的事是和珅所为，只知和珅在处理过程中，尤其在拟罪时，有恩于他，从此他孝敬和珅就如同孝敬父母一般。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李侍尧复出后，历任封疆大吏，户部尚书，太子太保，宠眷不减。
李侍尧案件虽然很快了结了，但余音所及，影响甚巨。
和珅是这次案件的策划者、审办者，也是受益最多者。
经过这次案件，乾隆认为和珅办事精明强干、善解圣意。
公报私仇，名利双收。一方面反客为主，害了别人反叫人感激涕零，给人以宽仁为怀，“对得起朋友”的印象；另一方面又宣扬才干，自己造事自己解决，给上司一种精明强干，办事利落，能担大任的形象。和珅也因此官运亨通，备受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