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恰林·库普曼，由于在最优资源配置理论方面的卓越成就，他与利奥尼德·康托洛维奇一起在那年得奖。但恰林十分不安，他认为线性规划的发明者乔治·但泽更应该得奖，或者至少应该和他们俩一起得奖。
据说，他曾向1972年度诺奖得主肯尼思·阿罗征求意见：“能否考虑拒绝领奖？”但阿罗从专业的角度认为他完全有资格得到这个奖，并说服他前去领奖。尽管恰林听取了阿罗的劝告，然而对自己与康托洛维奇平分了那年的总共24万美元的奖金而感到内心不安。为此，他便将所得奖金中的4万美元捐献给了但泽工作过的日内瓦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使自己的奖金由12万美元减少到8万美元，这一奖金数正好相当于三个人参与分享该年度诺贝尔奖金他自己所应得到的奖金额。恰林的这段故事是过了很久，人们通过读阿罗的回忆录才知晓的。
美国化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就为自己拟订了一份通用的谢绝书：“对您的来函表示感谢，但十分遗憾，他不能应您的盛情邀请而给您签名，赠送相片，接受采访，发表广播讲话，在电视中露面，赴宴和讲话，充当证人，阅读您的文稿，作一次报告，参加会议，担任主席，充当编辑，接受名誉学位，等等。”
克里克的种种谢绝，显然少了不少“人情味”。但他认为，一个人出了名之后，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不应受到太多的追捧，热衷于不必要的社交和应酬，因为这样会耗费好多宝贵的时间。
一个人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证明他已经是一名冠军了。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一名冠军，要用积极的心态去做不懈努力，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都不应该倒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