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的太阳落下山去，天地一片苍青。“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杜牧《登乐游原》）时间深处的日落是注定无可挽回的必然，曾经的繁华和盛世之音，已遥远得无法听见。
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该亮的灯火，一盏接一盏地都要亮起来。
这是1833年的春天，这个春天与过往的那些春天并没有什么不同，山色花影，清风明月。不同的只是时间，以及那些穿行于时间里的一张张面孔，他们将一个又一个故事演绎成这个正在走向衰朽王朝的悲剧。那些敏感而脆弱的先知者们，早已在历史的余音里感受到了大厦崩塌之前发出的破裂声。
这里有必要简述一下1833年的全球史：彼时彼刻，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已抵达最遥远的地区；西班牙波旁王朝内部因王位继承问题引发卡洛斯战争，德意志和意大利尚未统一。
这一年，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发表就职演说，他激情飞扬地描绘着自己的施政蓝图：我国海军要逐步增强，让它的战旗在遥远的海域飘扬，显示出我们航海的技术和武器的声誉；我们的要塞、军火库和码头要得到维持，我们的两个兵种在训练和技术上要采用先进的成就……
也就在不久前，道光帝在紫禁城往南中轴线的天坛大理石圜丘上，跪地望天，虔诚地乞求：今岁亢旱异常，经夏不雨……稼穑人民，倏罹灾患。即昆虫草木，亦不遂其生。臣忝居人上，有治世安民之责，虽寝食难安，焦忧悚惕，终未获甘霖。
还没有等到上天的指示，道光皇帝就展开喋喋不休的自我批评：日久怠于庶政。不能忧勤惕厉与。出言不谨。有干谴责与。赏功罚罪。轻重不得其平与。重起陵园。劳民伤财与。任官不得其当。以致政有丛脞与。刑罚不得其平。含冤无所控告与……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英格兰国王威廉四世签署了九十三号法令，一项有关中国的法令。该法令在英格兰又被称为《中国与印度贸易管理法》，其核心内容是：由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保持的、有关与中国贸易和茶叶贸易的垄断权，1834年4月22日以后应予停止，对华（一般）贸易与茶叶贸易应向所有的英格兰臣民开放。以前为了维护该公司保持到现在的垄断特权而在好望角至麦哲伦海峡之间加于英国臣民的限制，应该废止。
法令第五条还做出一项特别规定，设置不超过三人的驻华商务监督。
道光皇帝在1830年就让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宾给威廉四世写封信，督促英格兰政府派出人员到广州负责贸易。这个问题在英格兰的下议院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英国商人马地臣甚至在《中国丛报》上对下议院的议员们所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进行猛烈的抨击，认为在广东任命英格兰领事，无助于打破持续到现在的中国的偏见。
马地臣嘲笑那些翻手云雨的议员们，说他们根本不懂中国，不懂中国社会，更不懂中国政治，这帮政客太不成熟了。在他看来，这个古老的农业社会和几百年前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对待商业和商人的看法也还停留在过去。官员与商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商人跟妓女属于一个层次，口袋里装着再多的钱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社会地位，更不可能像下议院的议员们一样，可以西装革履在议院决定国家的未来。商人不缺钱，即使他们花大钱买官，也只能买个虚衔。如果他们忘记自己的本分，忘乎所以地对官府指手画脚，那么大西北极寒地带可能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英国对华贸易，一直是交由东印度公司打理，而中国方面则是由行商来负责。
皇帝本来就不容易当，更何况置身于这样一个多事之秋。如果我们稍加用心地观察道光帝的标准像，就会很快发现，这是一个与其祖父及父亲很不同的男人。从面貌上看，他的父亲下颚宽厚，他的祖父更是有着皇家的威仪与雍容，而他则是脸庞瘦削，五官更为柔和精致，眼神里流露着淡淡的忧伤。这和他后面的继任者们更为接近。诚如祝勇先生所言，这个来自北方草原的雄健体魄在与后宫女子的柔情媚骨结合以后，皇室后代的眉目越来越清秀，身体和性格却一个比一个孱弱。
此时的大清国已是一个病势危急、行将就木的病人，躺在床上也只能独自呻吟，却换不来良医和良药的抚慰。外部，山雨欲来的形势让大清国的臣民们陷入战争来临前的惶恐不安。而内部，人性欲望催生的腐败像是渗透帝国肌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而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也在时不我待的酝酿当中。
过惯了太平日子的大清国的政治家们却燕巢幕上，安之若素。他们口袋里鼓鼓的，眼睛里满满的，有什么好忧愁的呢？不仅是天朝的意象遮蔽了他们的视野，也因为他们主动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不见天，也不见地。
是不忍看，还是装作什么都看不见？
不管他是真的看不到，还是不愿去看，该上演的荒诞剧，一场也不曾落下。
1800—1820年二十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翻了一番。以致两百年后，中国的史学家们将这场贸易视为一场精心设计的阴谋。如果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场所谓的历史阴谋不过是对其他英国输华商品（钟、表、皮货）销售衰退的一种贪婪的、务实的反映。
那些与鸦片相关的事物，就像是瘾君子们嘴里吐出的一圈圈烟雾，丝丝缕缕弥漫四周，追逐欢乐时光成为他们人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对于那些有着崇高社会地位的官员和士绅阶层来说，吸食鸦片已经成为社会身份的某种象征。紫檀木的软榻、红绸绿缎的靠枕，环伺身边的丫鬟，在这样一个昏昏然不知日月的迷茫时刻，除了肉体与灵魂的狂舞，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一些零零散散的器物成为瘾君子的心头好，它们包括烟灯、烟扦子、烟盘等，它们是作为烟枪的延伸物存在的，同样是品质考究，花样繁多。
就像英国小说家毛姆说的那样，鸦片烟馆就像是一个温馨的啤酒馆。在这里一帮臭味相投的朋友可以喝着茶，吃着中式小点心，享受一两锅文明烟。
英国人作为鸦片的制造者和推销者，他们并没有选择自己的产品，相反，掠走了数以千万计的白银，在将鸦片倾销给中国的同时，也带走了优雅平和的中国茶。他们甚至自作主张地认为，鸦片专为中国人而生，是他们混沌无序生活中的一件必需品。而聪明的中国人居然也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份好意，他们对待鸦片的态度，就如同英国人对待中国茶，把吸毒提升到一个艺术的境界。
这就是文化的融合与再生之道，一些看上去并不实用的精致，往往会营造出一种通灵的氛围，为人类疲惫的身心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让人置身其中，除了实现灵与肉的放松，更能达到一种煽情的效果。以致瘾君子们在吞云吐雾的高潮时刻，往往会激动得涕泪交加，那一瞬间的画面让他们看上去显得有几分动人。普通烟具固然也可以让人过把瘾，但是精美的烟具更容易让人心生仪式感，而每个瘾君子都试图从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和尊严。
这个世间的所有阴谋，大多来自人性的贪婪。而对于这个老迈的帝国而言，眼下最需要的好像已经不是开疆拓土的王霸之道，而是享乐、疗伤和休养。可是对于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来说，没有人会给你享乐、疗伤和休养的时间。
全世界都在和时间赛跑，而这个古老的帝国却要和时间玩捉迷藏。最后迷失的只能是他自己，而不是倏忽来去的时间。史学家戴逸认为：“中国社会已落后于西方，但历史经常被迷雾笼罩着。18世纪的康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可当时中国没有人认识这一历史真相，只有岁月推移，迷雾消散，矛盾激化，百孔千疮才逐渐暴露。”
这时候，所谓大清国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虽然已经有意识地将目光望向地球的另一端，可是目之所及，也不过是无关痛痒的奇巧淫技。如果他能告诉自己的君王，外面的世界已经和他在紫禁城里听到的风声，看见的日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后面的结果是不是就会不一样？
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产业革命已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开拓国际市场，进行自由贸易往来成了正在上升中的资产阶级的一大愿望。面对封闭的中国市场，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贪婪的眼神里喷射出难以抑制的欲望，用他们的话说，一出广州城，面对的就是4亿人口的中国国内大市场，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长一英寸，那么他们的工厂就得忙活数十年。
从伦敦到广州，从广州到北京。英国商人对中国有着近乎疯狂的迷恋。他们在穿越了海洋世界的惊心动魄之后，一步步抵达这个王朝的权力中央。驻广州的英国散商在呈递下院的请愿书中则解释说，对中国的贸易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贸易，英国该是把对中国贸易置于“一个永恒的，体面的基础之上”的时候了。按照英国散商们的说法，得中国市场者得天下财富。中国成为财富的代名词。
其实也不仅仅是英国商人，准备和他们抢市场的还有美国、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他们持有同样的观点。也正因为如此，每年的春夏之交，各国商船顺着西南季风来到广州。待到冬季，东北信风又从珠江口持续地刮向南海和印度洋。在此之前，洋商往往要经历长达将近一年时间的航行，一路上要经历风暴、武装海盗等高风险考验。在巨大利润的驱使下，各国商人投入的成本不亚于从鬼门关走一遭。他们从欧洲出发，穿过南非好望角，最后抵达亚洲，抵达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