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近年来，该问题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引发一系列的理论探索，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依托专业化产业区建设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产业区建设的意大利经验被认为是经典的马歇尔式产业区的直接变异（Markusen，1996），研究产业集聚的“新产业区”学派也因此经常被称为意大利学派（王缉慈，2001）。鉴于产业集聚研究与意大利产业区经验高度相关的事实，本章依据主流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社会经济网络的研究视角，对产业集聚的发生、运行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对意大利产业区经济发展的情况进行了总体介绍，并简要地概括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动态。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将产业集聚（clustering）定义为“由生产、销售一系列相关或相互补充的产品，面临着相同的机遇与挑战的企业在特定经济部门和地理区位上的集中，其企业构成尤以中小企业为主”。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则在《产业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中，将产业集聚解释成在某一特定领域，由相互联系的公司和机构进行的地理集中，它包括一系列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彼此密切协作的产业和其他经济实体（Porter，1998）。20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产业集聚发生及运行机制的研究成为区域经济学重要的研究课题（安虎森等，2003），这在时间上与专业化产业区在“第三意大利”的兴起相吻合。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大利发生产业集聚的重点区域是原先经济落后的东北部和中部地区。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构成、具有明显社会、经济地域特征并且以传统消费品生产为主的专业化产业区已经成为该国集聚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
一、区域经济的内生增长模型
内生增长模型依据马歇尔—阿罗—罗默（MAR）分析框架，从劳动分工、生产专业化和技术创新等角度对产业集聚进行分析，其理论渊源出自供给经济学派，系将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技术因素作为资本投入品，通过企业间分工、协作和地理集中，使投入品的边际报酬递增，以此获得经济的长期增长（Minford，1996）。该分析架构的核心是关于劳动分工的“斯密定理”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可以被认为是对这一理论框架的发展和补充。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通过对19世纪末英国、德国等国产业集聚区域的观察，认识到集聚经济是在特定区域内由具有相似性质的中小企业通过地理集中而获得的，而集聚本身也是将有关产业进行本地化的过程（Russo，1999）。作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对于产业集聚研究做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贡献。首先，他将专业知识和企业组织纳入资本范畴，使其与土地、劳动力一道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agents of production）。为此，他特别指出：
在很大程度上，资本表现为知识和组织，其性质有可能属私人资产，但也有可能不是。知识是促进生产的最强大的动力，它使我们得以征服自然，并使其满足我们的需要。对知识起辅助作用的组织则有多种形式。例如，它可以是单一企业，也可以是同一行业中的不同企业，还可以是彼此不同的行业，甚至是向所有民众提供安全保障并且帮助多数人的国家。对于知识和组织而言，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间的产权差别非常重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要比实物的产权属性更重要。也正是部分地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似乎应该将组织看做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
组织的形成和演进必将强化企业间的劳动分工和专业知识、技能、设备的发展，马歇尔将这一过程称做“产业分化”（differentia-tion）。与此同时，随着交通、通信手段的进步以及商业信用的完善，企业间又会加强彼此的经济联系与协作，出现“产业融合”（integration）。
马歇尔对产业集聚研究做出的另一个贡献是他认为产业集聚为集聚区域内的企业带来了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外部经济”，即企业可共享由专业技术工人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中间投入品市场以及在企业间扩散的技术创新成果。对于这些特定的、接纳产业集聚的区域，马歇尔称之为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产业集聚的形成正是出自企业对“外部经济”的追求，而马歇尔式产业区所获得的外部经济亦被称做“本地化的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 of localization），甚至“组织经济”（economies of organization），（Rus-so，1999）。
马歇尔式产业区外部经济的总体特征是在区内企业层面规模报酬不变、社会层面规模报酬递增。首先，产业区可以提供充裕的、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资源，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稳定进一步加强了产业集聚，并为区内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次，中间投入品市场的存在，意味着企业可以将其生产过程中非核心产品的生产外部化，从而大幅提高核心产品的生产效率。另外，对于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构成的马歇尔式产业区而言，技术创新在企业间的扩散尤其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单个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马歇尔式产业区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企业间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所产生的集体效率（Humphrey et al，1995）。该产业区模型也由此被称做“纯产业集聚模型”（Gordon et al，2000）。
在马歇尔理论的基础上，阿林·杨格对劳动分工经济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他认为，现代企业间的劳动分工可以产生报酬递增，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往往与生产的迂回程度成正比。杨格特别强调，产业间劳动分工的不断扩大会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尽管企业力争靠近某种原料或劳动力供应地、其他产业集聚地、交通枢纽或人口密集区，但企业间通过分工生产获得的迂回经济是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所考虑的最重要因素（杨格，1928）。
作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保罗·罗默提出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长期增长理论。罗默接受了阿罗关于随着企业投资和生产的提高，新技术不断被发明，并由此产生报酬递增的观点。但是，罗默认为这种由企业单独投资而获取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技术创新最终将被其他企业复制或模仿。罗默的长期增长模型有三个假定条件，即技术外部性、消费品生产报酬递增和新技术生产报酬递减。技术外部性使该模型具有了动态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个特征，罗默在肯定马歇尔和杨格等人提出的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产生报酬递增的同时，批判了他们理论构成中的“静态性”，认为他们的理论更多倾向于产业组织理论，其间发生的变革不完全具备技术外部性；不断加深的生产专业化确实可以开拓新市场并引入新产品，厂商也可以从中获益，但“这些仅是商品，不是具有外部性的技术”。实际上，罗默认为虽然技术创新是内生于企业的，但最终将被扩散。新技术具有产生边际报酬递增的能力，因此，只有那些不断从事技术创新的企业和区域才有可能获得跨越经济周期的长期增长。
马歇尔和杨格等人从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角度讨论产业集聚，罗默则将新技术作为一项产生报酬递增的资本品。这几位经济学家的共同点在于都强调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对集聚经济带来的深刻影响。马歇尔和杨格认为，劳动分工产生报酬递增，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造成企业间劳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生产效率会进一步提高。逐步扩大的市场范围的意义在于其提供的购买力可以吸收专业生产所产生的大量产出（贾根良，1999）。市场范围对于罗默的“长期增长理论”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罗默将人口增加、各国经济一体化、技术趋同所带来的对相同产品需求的增多归结为造成产品市场范围扩大的重要因素。新技术是产生报酬递增的原因，而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是企业从事持续研发的动力。罗默将这一过程称为“范围效应”（Romer，1996）。
罗默发现，本国资源相对丰裕且国内市场的广大会加深本国企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其标志是专业机械和标准化的中间品会大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技术创新的步伐将加快。但运输费用的下降又使从事产品生产的区位没有必要紧靠产品市场。新技术具有溢出性，因此生产相似或相互补充产品的企业大多会围绕技术开发中心进行产业集聚。
迈克尔·波特关于企业竞争战略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对产业集聚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波特看来，企业应对竞争的战略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周围环境的制约。为此，他提了“五种竞争因素”模式，表明了竞争和环境对企业竞争战略的制约作用。这五种竞争因素分别是来自行业新进入者的威胁、现有竞争者之间的对抗程度、买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卖方的讨价还价能力以及替代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威胁。不同行业对这五种竞争因素的强调各不相同，但它们共同作用，决定了该行业的长期利润率。
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成本优势和产品的差异性上，而技术创新是企业获得这些优势的关键。企业的竞争优势通过“价值链”得以实现。该“价值链”连接了一个企业生产某项产品的所有环节，各个环节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价值链”环节的调整和重组可以改善企业的竞争地位。同时，企业的“价值链”又都附属于特定行业的“价值系统”。这个“价值系统”由上游产品供应商价值链、本企业价值链、下游分销商价值链和最终用户价值链共同构成。本企业“价值链”不单将企业的各种经济行为连成一体，也构成了与其他处于同一价值系统的企业的相互依存关系（Porter，1990）。
“价值链”理论特别重视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的作用，认为公共政策可以影响企业“价值链”的构成，帮助企业创造竞争优势。新技术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如果公共部门能够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激励企业从事技术研发，就可全面提升企业竞争力。同时，正如熊彼特所强调的那样，企业间的竞争也应具有动态特征，因为“经济竞争的本质并非在于均衡，而是处于一种永恒的变革状态”。
企业是最基本的经济单元，其竞争力的培育直接关系国家竞争优势能否形成，因为归根结底“是企业而不是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国家竞争优势又是一个国家的产业被高度本地化的结果，即波特所谓的“本垒主义”（home base）。因此，产业集聚可以说是国家在某个产业获得综合竞争优势的直接表现。波特发展了独特的“菱形理论”来阐述具有国家竞争优势的产业的形成，并以此解释产业集聚。实际上，他是将外部经济理论与区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产业空间布局、外部经济、区域创新等方面对产业集聚进行研究（周春花等，2002）。
波特的“菱形结构”（diamond structure）受四个决定因素所支配，分别为要素条件、（国内市场）需求条件、相关或支撑型产业及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因为菱形结构中某个决定因素的实现同时依赖于其他因素的增进，所以具有自我加强（self-reinfor-cing）的结构特征。除了上述四个决定因素外，另外两个变量，即重要的发展机遇和政府的产业政策，对于优势产业的形成也起到重要作用。
菱形结构具有系统性。在需求条件的作用下，“价值系统”中挑剔的、高素质的下游买方的购买行为会促使上游产品供应商不断提高竞争力。同时，上游产业还可以提供技术、资金或其他生产要素，甚至向下游产业进行业务拓展的方式，直接推动下游产业的发展。这种依据菱形结构，企业通过各种产业联系而结成的企业网络的空间表现就是产业在特定区域的集聚。为此，波特指出：
产业集聚是介于依靠交易的市场和等级制（垂直一体化）的企业之间的一种新型空间组织形式。产业集聚也是企业组织“价值链”的一种途径。与发生在买卖双方之间分散的、不确定的市场交易相比，企业（及其他机构）在一个区位彼此间地理距离相近、交易频繁，容易形成更好的协调与信任。产业集聚缓解了市场交易关系中固有的各类问题，避免了垂直一体化的结构刚性，以及建立、维持企业间的正式联系——网络、联盟、合资企业等所产生的管理困难。由独立的、彼此间进行非正式联系的企业和机构所构成的集聚代表了一种朝气蓬勃的组织形式，具有高效、灵活的特征。
产业集聚区域企业间存在着以“分包制”为基础的协作关系。波特将企业在“价值链”上的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前者指与产品生产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而后者则是起辅助作用的活动。在一个企业众多的“价值链”活动中，并非每一个环节都能创造价值；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活动是价值链的战略环节（谢立新，2004）。企业分工的一个原则就是将战略环节留在本企业内部，而将非战略环节放到企业边界以外，依靠“分包制”从经济网络中获得。企业在协作的同时，也保持着竞争关系。竞争对于产业集聚区域的经济网络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它提高了集聚区域的劳动生产率；其次，它促使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为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提供了保证；最后，它刺激了新企业的诞生，使产业集聚在整体上保持了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Porter，1998）。
作为产业组织的高级形态，产业集聚是发达国家经济的重要特征。波特就认为，“国家的成功并非依靠某个孤立的产业，而是依靠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紧密联系的产业集聚”。但是，产业集聚与其他经济事物一样表现出周期性，集聚本身也是一个发展、成熟和衰落的过程。他接受了克鲁格曼的观点，承认产业集聚的出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历史事件会起到重要作用。但他同时认为，相关产业或特定供应商的存在是促使产业集聚的重要条件。产业集聚形成后，如果能够得到政府等公共部门的支持，并且市场环境又具备竞争机制，产业集聚即可得到很大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随着产业集聚的日臻完善，更多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中间品供应商会不断涌现，集聚区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将得到加强，其社会知名度也会不断提高。有关研究表明，产业集聚一般需要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发展出强大的竞争力。随着新企业和新产业的发展壮大以及集聚区域公共部门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产业集聚经常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周春花等，2002）。
主流经济学对产业集聚的解释集中在产业组织和技术创新及扩散机制上，认为集聚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自组织过程。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完善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突出了公共部门对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他主张公共部门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菱形结构的两个支撑点上，即“要素条件”和“需求条件”，通过加强技术研发与转让、教育培训等措施提升要素的等级，维持企业间的竞争并以此提高竞争力。这种经济干预的实质是改善影响经济运行结果的投入品的质量（人力资本、技术、中间品等，亦称“软性生产要素”），而建立在产业集聚基础上的区域经济增长则是一个地方生产系统内部生成的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
二、克鲁格曼经济地理学观点
保罗·克鲁格曼是一位知名的国际经济学家，他将新贸易理论与传统的区位理论结合起来研究集聚经济问题。他认为，贸易的作用在于交换生产要素及形成集聚经济。为此，他接受了马歇尔有关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划分，将劳动力和中间投入品的市场供给称为金钱外部性，而将技术创新在企业间的扩散称为技术外部性。克鲁格曼特别强调区域尺度上集聚经济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在这个尺度上，金钱外部性对集聚所起的作用要大于技术外部性（李小建等，1999）。
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作为其产业集聚理论的假设前提，在迪克斯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基础上，克鲁格曼提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报酬递增、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等三大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由于存在报酬递增，企业生产的专业程度加深，企业之间出现了劳动分工，中间投入品市场也日趋扩大。为了减少运输成本，企业将区位选择在距离市场需求大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这些地方大多是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因为其他企业也面临着相似的区位选择；另一方面，市场需求大、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工业品价格指数较低（工人的实际工资较高），从而形成对劳动力的吸引。克鲁格曼坚信，只有实现以劳动力为代表的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才能发生集聚。但产业集聚能否持续的一个关键因素仍旧是运输成本。克鲁格曼批判了马歇尔在其外部经济理论中对运输成本的忽视，指出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最有利于集聚发生，而且处于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会使企业间的前后向联系最为紧密，这种经济联系反过来又加强了产业集聚（李小建等，2002）。
对于报酬递增的来源，克鲁格曼认为“技术创新通常是一个不完全竞争产业中形成报酬递增的过程，而且在现实世界中，报酬递增的最主要源泉很可能与动态的学习经济和研究开发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其理论与罗默的增长理论有相似性。但克鲁格曼又接受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创新企业在短时期内可以获得超额垄断利润作为其高额创新性投资的回报。正是短期技术垄断的存在，市场才出现了不完全竞争的结构。同时，外部经济的存在还促使某些企业将其内部化，结果是这些企业规模日趋扩大，成为集聚产业的“增长极”。由此可见，某些具有行业领导地位的企业在产业集聚的发展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所谓“核心企业”。克鲁格曼这一有见地的预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意大利产业区的发展、演进中得到了印证。
具体到产业集聚的区位选择，克鲁格曼反对传统的PTFE模式（Preferences，Technology，Factor Endowments），即经济行为是由外生的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确定的，强调历史和偶然事件的重要性。他指出，美国的地毯制造中心在达尔顿，波音飞机制造中心选址在西雅图具有很大偶然性。惟一能够解释的是报酬递增的规律一定会使专业化生产集中在某一区域，而达尔顿和西雅图又刚好是“轮盘上转轮所停住的地方”。但是，这种区域性生产格局一经确立，就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表现出稳定的“路径依赖”（李小建等，1999）。
克鲁格曼对于集聚经济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在其产业集聚模型中突出了国内市场对于培养有关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意义。他特别指出，报酬递增的存在造成国际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产业内贸易兴起的根本原因。同时，所有国家都倾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拥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克鲁格曼，2001）。在本国层面上，产业集聚的结果是产业地方化，造成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国际层面上，产业集聚是区域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为此，克鲁格曼认为大尺度的产业集聚甚至要比国家更重要。
克鲁格曼将新贸易理论中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观点，与区位理论中对运输成本的强调结合起来探讨产业集聚问题，这一点与主流经济学的MAR研究框架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后者，有学者曾指出是基于有约束的利润最大化原理，利用生产函数中的要素解释经济增长，仍属新古典主义传统，其经济学内涵在于通过外部性概念把报酬递增纳入到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贾根良，1999）。但是，克鲁格曼的理论又过分地强调了企业间的正式经济联系和核心企业在集聚经济中的作用，忽视了非物质、非正式联系以及中小企业网络的存在，这可以说是其理论中的一个明显缺陷。
三、产业集聚的社会根植性研究
20世纪70年代后，产业区经济在“第三意大利”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一经济现象受到了国际经济学界、经济地理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相当多的文献将集聚经济完全等同于马歇尔式产业区经济，这值得商榷。实际上，集聚经济更多反映的是特定区域内的产业地方化，特征是相同或相近产业的企业的空间集中，即距离的缩短和地理范围的缩小（梁琦，2003）。有学者在对意大利产业区研究后发现，集聚经济是产业区形成的充分条件，而外部经济则是必要条件（Paniccia，2002）。专业化产业区所代表的产业集聚必须同时具备地理相近性和经济外部性，因此，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和经济区域。
马歇尔观察到，在专业化产业区中，企业间距离的相近为员工面对面的技术交流创造了机会，并由此形成了有效的技术创新扩散机制。他提出了“产业氛围”（industrial atmosphere）的观点：
行业的秘密已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孩子们不知不觉间就学到了许多技能。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面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
但是，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却存在缺陷。首先，他认为在产业区地方生产系统中，企业间不存在持久的忠诚；企业间的协作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时发生变化，惟一确定的因素是企业的成本考虑。其次，马歇尔相信企业间人员流动、员工面对面的交流是技术扩散的最主要方式。这实际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产业区企业间如果缺乏协作和诚信机制，企业为避免外部经济，将不再为人力资本培育和技术创新进行投资，而这样做的结果必定是产业区整体竞争力的逐步丧失。
对这一问题，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结论无法做出满意的回答。马歇尔在《产业与贸易》一书中，很早就提出了“经济国家”的概念，强调了经济行为与其所根植的社会环境的关系。意大利学者贝卡蒂尼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将产业区定义为“在一个历史形成的、具有自然边界的区域内，以社区居民和本地企业相互融合为特征的社会地域实体”。因此，产业区经济本身不但是受市场机制引导和制约、众多企业相互竞争与协作而构成的经济网络，也是该区域内各种经济行为体通过社会联系而组成的社会网络。必须承认，将社会经济网络作为产业集聚问题研究的一个途径，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意大利”的经济成就（Gordon et al，2000）。
产业区的成功依赖经济网络与社会网络的有机结合与互动。根据威廉姆森的新制度经济学，经济网络是介于市场和等级制的企业间的中间组织形态，协调方式比市场更有效、比企业更灵活。分包制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网络形态，表现为以主导企业为中心的主导型企业网络和一组核心企业共同形成的核心企业型网络（贾根良，1999）。后者多见于意大利产业区，其表现是围绕核心企业进行的企业间专业分工、生产，通常缺少明确的契约关系。威廉姆森认为，企业对这种组织规制进行选择时所依据的关键因素是交易成本。那些结果不确定性大、交易频繁且资产专用性高的交易行为，将主要发生在等级制的企业内部，而当上述变量水平较低时，企业将利用市场完成交易（Williamson，1975）。交易成本中很重要的内容是企业间因为信息缺失而产生的信息搜寻、谈判决策及交易监督、执行费用（贾根良，1999）。地理距离相近并不意味着能够有效地抑制企业作为追求私利的“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选择。因此，拉森在威廉姆森的研究基础上又提出，在较高的内在化成本或企业间信任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特定资源依赖程度越高，企业就越倾向于借助外部经济网络完成交易（贾根良，1999）。
产业区经济网络的运行离不开企业间的诚信机制，而诚信则来自产业区内的社会关系。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该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既不赞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传统，即通过制度安排来规范企业行为，也不赞同将企业间的诚信解释成普遍化的道德伦理。与此相反，他提出了介于两者之间的经济行为的社会根植性观点（embeddedness），即诚信的获得来自具有决策能力的行为体（如企业主）之间业已存在的人际关系；这种广泛、紧密的人际关系可超越企业边界，推进企业间以诚信为基础的协作关系；这种企业间的关系甚至会比企业内部关系更加紧密（Granovetter，1985）。以诚信为基础的企业间关系具有三个特征：（1）社会网络中的企业愿意从事有风险的合作，而不用担心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2）企业可以重新组织相互关系，而不用担心对方报复；（3）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目标，企业愿意作为一个整体采取集体行动（Gordon et al，2000）。
产业区企业进行合作的原因有两种：基于劳动分工、生产专业化的合作和基于技术和资源共享的合作。前者表现为分包制带来的企业间的协作型竞争关系，后者则以产业区的技术创新扩散机制为特征。在马歇尔对产业区的研究中，企业间的各种非正式联系推动了技术在企业间的传播。但这仅是对结果的描述，因为该理论无法解释在人员流动造成技术外部性的情况下，企业为何仍继续进行创新性投资，并愿意将有关技术成果与产业区内其他企业分享。
贝卡蒂尼观察到产业区企业中普遍存在一种“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而这种归属感来源于本地区的社会经济网络。企业间的诚信维系了彼此间的协作，产业区的专业产品获得国际竞争力的事实和产业区整体知名度的不断提高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归属感，从而构成了大多数企业对产业区整体形象的广泛认同。贝卡蒂尼曾经指出：“正如阿林·杨格模型所揭示的那样，产业区实现产品更新、升级的能力越强，生产专业化程度越高，产业区就越能维持企业对它的集体认同”。社会网络通过社会关系又进一步深化这种认同，构成对所有行为体的一种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其意义在于：（1）企业认识到为了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有必要为提升产业区整体形象和产品水准做贡献，手段之一就是以技术转让形式与区内企业共同分享技术创新的成果；（2）产业区企业间虽然在水平方向上也存在竞争，但这是一种协作型竞争，在产业区经济网络中，竞争和效率未必成正比关系，只有协作型竞争才能提高行业效率（王缉慈，2001）；（3）产业区现有企业能够以宽容、支持的态度接纳新企业的行业进入，从而保持了企业活力，构成了整体向上的发展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区的竞争优势来自社会经济网络的运行效率。
具体到信息和技术的传播，格兰诺维特依据企业联系的强度将其划分为强联系和弱联系，前者指的是本产业区内企业间的关系，而后者则指本区企业与产业区外组织间的关系。弱联系的信息传播能力优于强联系（Granovetter，1973）。结果是，一方面，因为人际关系的广泛存在，弱联系可以造成违约成本高昂，从而规范了企业行为；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区企业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企业弱联系的范围还在不断延伸，单个企业获得的技术成果得以在区内企业间迅速传播。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产业区是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企业技术创新与国际化活动是紧密联系的，但技术扩散的范围仍然依据产业区的地理边界（Bellandi，1989a）。
作为一个非常现实的经济地理现象，产业集聚吸引了不同学科的极大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意大利的产业区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使产业区发展的“艾米利亚模式”（the Emilian model）成为集聚经济的一个最典型案例（Alberti，2002）。依据经济行为的社会根植性来剖析艾米利亚模式的运作机制和历史演进，确定形成产业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将有助于产业集聚的理论发展，并为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带来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