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曹操等人踏下心来在太学接受教育的时候，风云突变，曹嵩的领导司隶校尉李膺被逮捕下狱了，朝廷大举搜捕李膺一党，牵涉到太学多人，一时间风声鹤唳。
这天，曹操等正在研习《孙子兵法》，突然外面喧哗，几个人跑出来一看，原来是司隶校尉府的兵丁正在抓人。抓谁呢？曹操万万想不到，被抓之人那是他最敬重的老师蔡邕。曹操想都没想就冲了出去，对着正在押解蔡邕的兵丁飞起一脚，那个兵丁没有防备，冷不丁被曹操踢了个狗啃地。
旁边的兵丁见状，大声吆喝：“小子，你干什么？”
曹操大喊：“放开蔡先生。”
兵丁这才明白，对曹操说：“放开？凭什么？”
曹操说：“蔡先生是好人，你们凭什么抓他？”
兵丁不耐烦地对曹操说：“去去去，滚一边去，好人坏人，不是你说了算的。”
这时，地上的兵丁爬了起来，恼羞成怒，对着曹操也飞来一脚。曹操练习多时的功夫还真没白费，灵巧地一扭身躲过了。兵丁见曹操身手如此敏捷，大感意外，仓啷一声，抽出刀来，对曹操说：“小子，你想找死不成？”
曹操并无半点惊慌，趁着兵丁说话的时候，又飞起一脚，踢在兵丁手腕子上，那把刀立刻脱手。旁边的兵丁一看，也抽出刀来，这个兵丁也把刀捡起，两个人扔下蔡邕，齐奔曹操而来。袁绍见曹操要吃亏，立刻大喊：“有人来抓蔡先生了，有人来抓蔡先生了。”鲍信、淳于琼、许攸、臧洪等都跑了出来，就连袁术也在列，太学里年长的大学生们也闻声而出，有刘表、刘璋、张邈、郭泰、贾彪等等，十几个人一齐拥向两个兵丁。兵丁一看事情不妙，急忙用刀护住自己，对着众人大喊：“你们要干什么？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们想造反不成？”
袁绍哪管那一套，大声高喊：“放开蔡先生。”
众人也一齐高喊：“放开蔡先生。”一边喊一遍一步步围拢过来。两个兵丁一看，都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如今反过来了，简直是成了秀才兵遇见了兵秀才。好汉不吃眼前亏，两个兵撇下蔡邕，撒腿而逃。
众人一看兵丁跑了，扶起蔡先生，齐对曹操树拇指：“孟德好样的。”
蔡邕说：“你们这是何苦呢。”
曹操说：“您犯了什么事，他们凭什么抓您？”
蔡邕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有事没事，到时候自然知道，你们这样做不管用的。”
曹操说：“管他呢，反正我就是不许他们抓您。”
说着话，几个大学生簇拥起蔡邕，将他送回家里去了。但是蔡邕的话是对的，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因为要抓蔡邕的并不是那几个兵丁，而是朝廷。
不大工夫，那两个逃跑的兵丁，引来一队人马，为首的将官，骑着高头大马，后面十几个兵丁，盔甲鲜明。两个逃跑的兵丁一指曹操：“就是这小子要造反。”将官把手一摆：“抓起来。”兵丁们不由分说，扭住曹操，按倒在地，五花大绑，边绑边问：“蔡邕呢？”曹操一边挣扎，一边还喊：“不许抓蔡先生，就是不许抓蔡先生。”
兵丁们哪听他这一套，绑好曹操，分兵两路，一路押解曹操送监狱，一路继续去捉拿蔡邕。
其实这些兵丁，都是曹嵩的手下。司隶校尉李膺入狱后，曹嵩已经奉旨接任了他的职务，正在带领原李膺的手下捉拿李膺党人。只不过这些兵丁不认识曹操，曹操也不知道他们是曹嵩的手下。
就在捉拿蔡邕的时候，太学里的学生郭泰、贾彪、刘陶、张凤、曹鸾等也被捉拿了。
李膺到底因何犯事？监察百官手握逮捕权的他自己反被逮捕了？太学里又怎么会有这么多他的党人？
原来，汉恒帝刘志所依赖的帮他铲除梁冀的五个宦官，仗着刘志的宠幸，越来越专横跋扈，他们的亲属族人大多当了官，更是依仗他们的权势，排斥异己，为所欲为，比这几个宦官本人还厉害。
徐璜在老家东海国的侄子看上了一个李氏女子，遭拒后竟然率公职的官吏闯入李家，抢走此女，若是抢走好好待之也就罢了，竟然羞辱泄愤，“戏射杀之”真是胆大包天，一个大活人说杀就给杀了，而且还是戏耍射杀。东海相黄浮实在看不过去，大骂徐璜践踏朝政、坑害国家，打算对其侄子依法处理，还没下手，徐璜的侄子求救徐璜，徐璜抢先在恒帝面前反告黄浮对恒帝不满，妄议朝政，黄浮受到了桓帝的刑责，被撤了职，徐璜的侄子因此逍遥法外。
单超的侄子单匡，凭借单超的关系做了济阴太守（郡治在今山东省定陶，汉顺帝刘保被废太子封做济阴王，属地即在此），认为自己后台硬，贪污成性，横行霸道。兖州刺史卫羽看不过，清查单匡的财产，查出他贪污钱财五千万，单匡得知卫羽要查办他，就花钱雇请了刺客去刺杀卫羽，被卫羽发现并捉拿，卫羽机智地将刺客待为上宾，刺客受到感动如实说出了真相，卫羽还从刺客口中掌握了更多单匡贪污的事实，将之公布于世，引起整个朝野的震惊。单超对卫羽恨之入骨，抓了一个卫羽不能讨平兖州境内的盗贼的把柄，免去了他的官职，然后将他流放到朔方（郡治在今内蒙古橙口北）。
其他三侯同样横行不羁。当时社会上描述他们是：“单遮日，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意思是单超能遮住日头，左悺权势熏天，具援骄横无比，徐璜是只老虎，唐衡见风使舵左右逢源。
五人肆无忌惮，贪婪无比，因为政策允许大太监可以找对食成家，在宫外另辟府第，几个人就霸占良田，攀比富贵，建造豪华的府第园林。他们的侯府楼阁台榭，雕梁画栋，精致入微，后世唐代诗人韩翃《寒食》一诗中有“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之句，指的就是东汉同日封侯的这五个宦官，意思是说：“寒食节这天家家都不能生火点灯，但皇宫却例外，天还没黑，宫里就忙着分送蜡烛，除了皇宫，贵近宠臣也可得到这份恩典。”寒食禁火，是沿袭已久的习俗，但宦官权贵们却可以破例地点蜡烛。诗人对这种腐败的现象委婉讽刺，借汉喻唐，暗指中唐以来专权跋扈的宦官。五侯肆意挥霍，甚至把金银和珍贵的兽皮、羽毛装饰在狗马的身上，夸耀财富，他们的仆从出门都骑马乘车，车后跟着一队骑兵护卫，他们收养亲戚的儿子或者买仆人的儿子做养子，把领地、家产传给养子，为养子买官，让养子继承封号，还强娶了许多良家女子为“对食”姬妾。
由于“五侯”以及家人、亲属干尽了坏事，民间怨恨太大，百官纷纷谴责，最后连不务正业耽于酒色的桓帝都看不下去了。延熹八年，当时的司隶校尉韩演，揪住具瑗之兄沛国相具添贪赃枉法一事不放，坚持不懈弹劾具瑗，最后刘志借机下诏贬斥了具瑗，徐璜、单超、唐衡、左悺等人也受到牵连，纷纷遭贬，他们的子弟受封的爵位和领地全部被收回。至此，一场为时六年的东汉“五侯”干政的历史剧宣告结束。
“五侯”虽然失势，但并没有改变宦官擅权的局面，只要汉恒帝刘志不改变依赖宦官的习惯，没了“五侯”，还会有“六侯”，在恒帝宠信下，新一轮宦官又应运而生，他们同“五侯“一样把持朝政、盘剥百姓、任人唯亲。
由于宦官们的亲属及其党羽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职，大多数太学生及地方儒生的仕进之路由此被堵塞，正常的官员选拔制度失效，举茂才、孝廉全部流于形式，时人在“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之后又加上“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太学里那些年青气盛比曹操、袁绍们年长的学生们，有感于政治前途的暗淡，对宦官当政感到怨恨，以郭泰、贾彪为首，包括刘表、张邈等，时常聚会痛陈宦官当政的弊端，在社会上大造舆论，当政的各级官员，也对宦官弄权满腔愤怒，社会上的名人名士，也纷纷针砭时弊。
当时，有冀州刺吏朱穆，闻得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就对对赵忠之父挖坟剖棺，查实了僭越规制的证据，逮捕了其家属，予以治罪。赵忠衔恨蒙蔽恒帝，捏造罪名诬告朱穆，桓帝昏庸不察，反将朱穆予以处罚而判作苦役。此事引发太学生愤慨，数千学生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他们声言：“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深谋远虑，是难得的贤臣，如非要判刑，则我等愿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鉴于众怒难犯，只好赦免了朱穆。紧接着，又有皇甫规平羌立了大功，但因宦官向其敲榨货赂不遂，便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为此，太学生们又发起第二次请愿，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因而得以赦免。
人们都知道类似五四运动等近现代学生运动对社会政治生活影响极大，殊不知这在东汉时期就早有先例。学生自古以来就是引领社会进步潮流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太学生中的学生虽然大多数出身于官僚富户阶层，和官僚士大夫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少年英锐，思想较为新进，言行较为勇敢，又以尚未跻身于官场的身份，和民间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对于黑暗政治的危害，也有比较直接的感受。当时州郡牧守们在察举征辟孝廉时往往逢迎当朝权贵特别是宦官集团的私意，望风行事，而不附权贵的刚正士人则受到排斥，在通常情况下，真正的“名士”入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读书人入仕道路的狭窄和他们关心天下事的热情以及“修齐治平”的理想志愿形成尖锐的矛盾，故而纷纷发表言论，排泄心中苦闷怨气。
其实平心而论，宦官擅权，并非都是宦官的责任，更主要的是由于汉恒帝刘志所致，如果没有他的宠信和放纵，宦官们又能擅什么权呢？然而宦官们也难逃罪责，比如曹操的祖父曹腾在时，比起这些宦官更加得到皇帝信赖，但是曹腾除了也有些贪腐，却并没有像这些太监们做得如此出格。这个道理，其实大家也并非不明白，但是没有办法也不能对皇上妄加评议，只有把有所怨愤都发泄到宦官们头上。
太学之外，民间的处士们受到太学生们鼓舞，也在社会上大肆散发舆论，声援支持太学生。处士们的横议与太学生们的抗愤，给了一批正在当政的正直官员在精神上和舆论上以极大鼓舞，他们更加刚正执法，屡次制裁宦官及其亲朋。如：八俊之一河东太守刘祜的属县令，大半为宦官子弟，依靠宦官弄权徇私，百姓深患之，刘祜不畏权势，黜其强权，平理冤狱；苑康为太山太守，郡内豪姓多不法，苑康奋威怒，施严令，再无敢犯者；南阳太守成瑨与功曹岑晊诛杀与宦官勾结的奸商张讯；八及之一山阳太守翟超，与其下属八及中的另一位山阳督邮张俭，籍没宦官侯览在山阳老家的财产；太原太守刘瓆，诛杀贪横放恣的小黄门赵津。等等。
在朝官吏和在野处士、太学生三股力量交相呼应，形成了反宦官斗争的高潮。
李膺早在任河南尹的时候，有宛陵大姓羊元群由北海郡罢官归来造访，此人在任上贪赃枉法，声名狼藉，临走时甚至连北海郡官衙厕所里的精巧小玩物都要带回家，李膺闻得此讯，不但不结纳，反而上表皇帝，请依法惩治羊元群，但羊元群用贪污来的钱财买通宦官，反使正直的李膺受到诬陷，被下入大狱。陈蕃等很多当时非常有影响的高级官员，闻知此事，反复上表为李膺辨析冤情，要求把他放出来，还要求升他的官。最终，李膺被释，“拜司隶校尉”，仍耿直威正，一如既往严厉追查官场腐败。恒帝最亲近的宦官张让，有个弟弟叫张朔，在任上贪残暴虐，殴人致死，遭李膺查办。为躲避缉拿，张朔跑到张让家寻求避护，却赶上张让不在，只好藏到张让家屋柱子的夹层里。李膺竟亲率吏卒，直接追到张让家，破开屋柱，抓住了张朔，问清罪行，即刻将其就地正法。俗话说打狗看主人，张让那可是与当今皇帝刘志有“断袖之情”的人。张让得知此事，悲愤地跑到皇帝跟前，状告李膺未经请示便私自处决犯人。恒帝召问李膺，李膺当庭慷慨陈词，对恒帝说：“昔晋文公执卫成公归于京师，《春秋》是焉；《礼》云公族有罪，虽曰宥之，有司执宪不从；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刘志无言以对，回头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自己做恶了，和李元礼没什么关系的啦！”此事之后一段时间内，中庭阉宦及朝廷百官，莫不战战兢兢坚守岗位，不敢懒散放纵，一改惯常作风。刘志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挺奇怪，就问他们为什么变得这么谨慎了，宦官们说：“怕那个李校尉啊！”李膺为此声望大增，一时间人们都把受到他的接待，荣称作“登龙门”。
为此，宦官们对李膺恨之入骨，一直在找机会伺机反扑。
恰好，发生了一个张成事件，让宦官们找到了反扑的借口。
张成善观天文星相，占卜吉凶，自称活神仙。他结交宦官，迷惑恒帝，桓帝对其深信不疑，曾多次向他询占吉凶。张成结怨了一个仇家，欲置之死地，但是苦于无有对策。正在思谋的时候，从宦官那里预先得知了朝廷准备近期要实行大赦天下，灵机一动，指使儿子公然将仇家杀死，期借大赦脱逃死罪。李膺收捕了其子，正欲治以极刑之时，正逢大赦令下达，李膺愈怀愤疾，竟不顾大赦令而将其杀之。于是，怀恨已久的宦官侯览，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状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疑乱风俗。”宦官们接到上书，添油加醋，说当今士人都标榜什么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为人高尚有德，甚至他们的名声远远盖过了陛下，难道皇上不及他们吗？像李膺这样的人，笼络太学生，交结门徒，互相联系，结成朋党，毁谤朝政，败坏风俗，煽动对朝廷的不满，他想干什么？莫不是另有企图？朝廷自有朝廷的规矩和法度，这些规矩和法度只能由朝廷来决定，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如果人们都想以自己的心思来左右朝廷，甚至结成党伙，形成意志，一有不如意就说三道四，妄议朝政，那么还要他这个皇帝干什么？那不就国将不国了吗？恒帝闻言，觉得是这么回事，感觉李鹰等团伙这样做，确实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当即下诏逮捕李膺及党人，并向全国公布其罪行，令天下同声讨。结果，李膺等二百多人被捕，“有逃遁不获者，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这些党人项颈、手、脚加上所谓“三木”的刑具，头被蒙盖着，遭到严刑拷打。
很多所谓李膺党人，无非是朝野、太学那些李膺的同路者和宦官擅权的反对者，宦官们望风捉影，横加附会，就像蔡邕那样的人，对于宦官擅权胡作非为肯定看不顺眼，发些不利宦官的议论难免，但他不可能属于激烈的反对行动参与者，更不是李膺党人，却也被牵连，因此才有太学拿问，曹操抗拒那一幕。
恒帝还不罢休，下令各州府郡县、太学严加甄别，对反毁谤朝政的人，一律以“党人”惩治，凡是对朝廷不满，日常在社会上爱发表意见议论朝政的人士均被视为“党人”，因此“李膺党人”的前冠“李膺”之名被去掉，泛化为普遍意义的“党人”，由一个具体的党伙变成一种概念性标签。
鉴于党人越抓越多，有一些党人，甚至被处死了，太尉陈蕃看不下去，挺身而出，力谏桓帝，上书言道：“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桓帝听了就更生气了，怎么抓个李膺，居然就把我比做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于是一怒之下，连陈蕃也给罢免了。
李膺等被抓党人均义愤填膺，在狱中受审时，有些人故意牵附会扯到宦官子弟，招认他们也是同党，此举令宦官们惧怕牵连，打算收手罢休。此时，同情李膺等人以及太学生们的反宦官运动的人士，求助于国丈窦武，窦武乃上疏切谏桓帝，赦免党人不要治罪，否则将天下寒心，海内失望。于是，汉恒帝同意释放这批党人，但将他们全部罢官罢学归家，并令各级地方政府严加看管，终身禁锢不得为官。这种处理方式，被史上称作“党锢之禁”，也被嗤之为“党锢之祸”。
公道自在人心，这样做是不能服众的，因为存在一个明显的逻辑错误，不错，朝政是由朝廷决定，但是朝廷的决定也要符合道理，也就是高祖皇帝刘邦提倡尊崇的天理天道，如果有不合道理的地方，议论一下以盼改进不好吗？这又不是要颠覆朝廷，怎么就不可以呢？因此人们心中多有不平，同情党人，有个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膺的门徒，因为被“党人”名单遗漏，所以没有受到迫害，景毅竟然说道：正是因为李膺贤良，才令儿子以他为师的，怎么能够因为名籍偶然漏脱而求苟安呢!于是主动上表自请免归，时人都称颂他是道德高尚的义士。将军皇甫规也没有被列入“党人”名单，他甚至自以为耻，上书请求以附党之罪连坐。可见所谓“党人”在当时社会的舆论形象。
此时的曹操，因蔡邕而公然暴力抗法，以“祸乱治安”罪被抓捕入狱，其实根本算不得什么。他的父亲曹嵩，此时因祸得福，代替李膺当了司隶校尉，兵丁们是因为不知道他是曹嵩的儿子才抓了他，曹嵩知道后将曹操放出监狱那是举手之劳。曹嵩得以进位司隶校尉，和他的父亲曹腾有极大关系。司隶校尉这个职务，因其重要性，并不是下属佐官可以随便递补的，一定要重新选择，慎重斟酌，曹嵩能够直接递补，足见刘志依然记得曹腾，从而把曹嵩当作了自己人。不料在曹嵩带人提取曹操时，曹操竟要求将一同监禁的党人予以释放，否则不走。曹嵩气恼交加，上去给了曹操一顿耳光，不由分说把曹操拖出了牢房，送回了家里。
然而此时，太学府迫于宦官闷得压力，已经将曹操以“附庸党人”之罪开除了学籍，曹嵩可以一句话让曹操出狱，但是要想恢复他学籍再入太学，就有难度了。像曹操这样的，没被视作党人而只被算作附庸就已经不错了。曹嵩因此而发愁，曹操将来的前程可咋办呢。为此，少不得多次把曹操叫来，埋怨加训斥。曹操不服，父子二人进行了激烈交锋。
“小孩子不好好读书，管什么闲事。”
“蔡先生是好人，怎么能抓好人呢？”
“这和好人坏人没关系，朝廷是要抓党人。”
“党人是什么东西？”
“党人，就是结党诽谤朝廷的人。”
“蔡先生那样的人，怎么会诽谤朝廷呢？”
“这个嘛，这个朝廷，在朝政上确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不尽人意的地方，那就该说，该议论，怎么能叫诽谤呢？”
“这怎么跟你说呢。就说那个张成吧，利用他预先知晓朝廷准备实行大赦，指使其子杀死仇家，以期借大赦脱逃死罪，固然是作恶，但却是巧妙地钻了法律的空子。而李膺不顾大赦令将其杀之，固然大快人心，但毕竟违背了皇上的大赦法令，也是违法犯罪行为，而且还是明知故犯，虽然用心是好的，但你试想，假如天下官员都以自己的意志不履行圣旨，那不就国将不国了吗？总之，有好多东西，难以截然分辨好坏对错，是不好妄议的。”
“我不管这些，就问蔡先生是不是好人？”
“蔡先生当然是好人，不是好人我能请他当你的先生吗？”
“什么党人不党人、妄议不妄议，好人就不该抓。”
曹嵩一时间语塞，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想了许久，对曹操说：“人生在世，有很多事情，真的没法黑是黑、白是白，有很多东西，黑白掺杂，又有黑又有白，不好断然说该不该。”
曹操说：“我听说有很多党人被整死了，被杀头了，那些党人是不是都是蔡先生一样的人？如果说抓他们去只是关押也就罢了，还血淋林杀人，把好人给杀掉了，这怎么行呢？”
“这个嘛，人世间冤屈的事情很多。”
“好人就是不该抓，而且更不该您去抓，您怎么能助纣为虐去抓好人。”
“不是我要抓他们，是朝廷要抓他们，我跟他们无冤无仇，干什么要抓他们？这是我的差事，嗯，差事。不是我想抓他们，也不是我愿意抓他们，是职责所在，没办法的。”
“差事又怎么样？差事就能不分好坏吗？”
“差事这东西，跟好坏没关系，差事是换饭吃的，拿钱干事，干事拿钱，我们的吃穿用，都是这差事换来的。”
“那我们的吃穿用，岂不是用人血换来的？我们岂不是在喝人血？如果这样，宁愿饿死。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子又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曹嵩搓了搓双手，感觉竟然说不过曹操，想了半天，才对曹操说：“圣人之言，肯定是圣言圣语。但是，能有几人成圣人？圣人不是那么好当的，也不是那么好学的。人这个东西，先得求生存，求温饱，衣食不乏，方能学圣人，衣食乏之，必先求衣食，就顾不得圣人圣言。说白了吧，人首先得吃饱喝足，衣食无忧，才能学圣人，假如饭都吃不上，你圣人个屁。现在说这些你也不懂，将来等你长大成家独撑门面，你就知道了。”
此时的曹操，已经熟读了诸多儒家经典，马上跟上一句话：”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曹嵩背着手转了两圈，对曹操说：“你先去吧，以后再跟你说。”
望着曹操离去的身影，曹嵩既感几分欣慰，又有几分焦躁。欣慰的是，看来自从那次蔡先生教诲之后，曹操真的是专注学业了，张口子曰、闭口子曰，似乎已经满腹经纶。焦躁的是，曹操似乎钻是进了书本上的圣人言中拔不出来，食古不化了，可千万别从坏小子再变成书呆子。比如当下，要紧的不是什么党人不党人、好人不好人，这些事与己何干？而是如何恢复曹操学籍，再入太学，否则的话将来如何晋身？前途何在？在现如今，如果没个太学身份，想要做官谋职，简直是比登天。可是当下之时，沾上什么都好，就是不能沾上党人，这可是皇上亲办的事情。看来非得找个什么适当时机，直接面圣请求恩准，方能让曹操再得入太学。想想自己都已经升任司隶校尉了，是可以随时面圣的近臣了，寻找个适当机会也并非难事。
此时，身为曹操学长的“八厨”之一张邈对曹操勇救蔡邕的行为非常敬佩，找到曹操，对他大加安慰，并表示愿意为曹操恢复学籍而奔走，由此曹操和张邈成了忘年朋友，因为曹操的关系，张邈又结识了袁绍。
就在曹嵩算计如何面圣求恩、张邈也在设法的时候，汉恒帝驾崩归天了。
这个汉恒帝，年幼时就是个浪子，只不过因为是被梁氏家族拥立上皇位的，所以在太后梁妠和皇后梁女莹在时，他只能专宠梁女莹一人，而不敢放浪，太后梁妠去世后，胆子大了些，但是也非常有限，待到皇后梁女莹也去世并剪除了梁冀后，就要放开手脚了。但是起初也没太出格，而是宠爱梁猛女。因为讨厌梁姓这个姓氏，他就给梁猛女改为姓为“薄”，是希望猛女像西汉时文帝的母亲薄太后那样贤惠，后来查明猛女的生父是邓香，就命猛女恢复了邓姓，称为邓猛女，并立了邓猛女为皇后。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消灭梁氏集团以后亲掌天下大权的他，又是正值而立之年的大好时光，从前长期压抑的心情一旦被激活，便开始以无尽的欲望寻求加倍的弥补，不可能专宠一人，邓皇后当然会不爽了，就想方设法干涉桓帝宠幸其他妃子。这下麻烦大了，邓皇后这么一限制他，使他觉得邓皇后仿佛就是被消灭掉的梁氏家族的“影子”，一怒之下，一道诏书废了邓皇后，将其打入冷宫，直至死去。
自此之后，桓帝放开手脚，变态一样大规模征召美女入宫，数量竟然高达五六千人，简直堪称创造了吉尼斯纪录！五千名美女，就算一天换一个，都得换十三年，桓帝在纵情声色方面，大大超越了之前的帝王。有一次他兴头上来，竟然把数千嫔妃全都集中起来，脱光衣服，让自己的宠臣们跟她们做最亲密接触，桓帝本人则一边喝酒，一边瞪着充血的眼睛看，时不时还放声狂笑。
虽然桓帝有如此规模庞大的嫔妃大军，但按礼法，只有皇后才能算是他真正意义上的老婆，但刘志不管这一套，只是架不住群臣不干，因而不得不立新皇后，这就是窦武的女儿窦妙。窦妙之被立为皇后，并不是因为姿色特别出众或刘志特别喜爱，而是朝臣力争的结果，以陈蕃为首，大家一致认为窦家家风仁厚，窦妙又生性贤惠，可为后宫表率，足以领袖众嫔妃，这次刘志尊重了群臣的意见。窦妙确实贤惠，她虽然对恒帝的放纵也很不满，但却将醋意隐忍尘封起来，不表现出一点酸味儿。
但是桓帝这么不顾一切放纵自己，身体迅速透支，到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年初，也就是发布“党锢之禁”令不久，年仅三十六岁的桓帝突然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就死掉了，他的寿命，仅仅比汉安帝、汉顺帝长了几年，而在子嗣方面，却连都是独苗一根的安帝、顺帝都不如，这个荒淫无度的汉桓帝，虽然守着如云的嫔妃，却并没有留下只男半女。刘志驾崩，皇后窦妙临朝问政，因无子继位，不得不与其父窦武商议，遴选新帝，挑来挑去，最终选择了年仅十岁的汉章帝刘炟的玄孙、河间孝王刘开的曾孙、解渎亭侯刘宏，是为汉灵帝。刘宏其父早逝，当时是个孤儿，母亲为董氏。这也是选择刘宏的原因之一，因为他没有雄厚的家族势力，选择他有助于维持现状，防止产生一种新势力。
建宁元年（168年）正月，刘宏随迎驾队伍抵达雒阳城外夏门万寿亭，窦武率文武百官迎接。次日，刘宏继位，改年号建宁，以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及司徒胡广三人共参录尚书事，追尊其父刘苌为“孝仁皇帝”，因为有窦妙这个太后在，所以对他母亲董氏连太妃也没敢加封，只封为“慎园贵人”。
大将军窦武，主要依赖陈蕃主持朝政。陈蕃大权在手，立即宣布解除党禁，给予平反，大量启用受到处罚的党人士人。曹操不但因此而得以恢复了太学学籍，还因在党锢之祸中护佑蔡邕的表现，名声大嘈，以至于窦武、陈蕃都知道了这件事，曹操小小年纪，就在朝廷最高领导层挂上了号，连他父亲曹嵩都跟着沾了光，窦武、陈蕃经常对曹嵩说：“你培养了一个好儿子。”
在一次朝会时，陈蕃悄悄对窦武说:“宦官中常侍们在先帝时操弄国家权柄，把天下搞得乌烟瘴气，百姓纷扰，现在不趁机诛杀这些人，以后难办。“窦武表示赞同。窦武于是招亲信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召被废黜的李膺、刘猛、杜密、朱寓等，齐集朝廷，还邀越巂太守荀翌为从事中郎，征颍川陈寔为掾属，共商计策，天下士人闻风，没有不振奋的。
同年五月，发生日食，窦武借此为由，言讲天降不祥，请女儿窦太后下诏，杀了中常侍管霸、苏康，待要再杀曹节、张让、蹇硕、侯览等人时，女儿窦太后犹豫起来，没有当即同意。
八月，刘瑜写信劝窦武、陈蕃立即动手，以防意外之变。窦武马上着手做准备，先罢免了黄门令魏彪，以亲己的小黄门山冰代之，并将长乐尚书郑飒关进北寺狱，让山冰审问，供辞连及曹节、王甫等众中常侍，于是窦武打算将他们一并上奏全部收捕。
是夜，窦武在归府时，一时疏忽，没有收好拟写好的奏章，被宦官朱瑀偷看到了，他既害怕又愤怒，自言自语骂道：“宦官当中放纵非法的当然可以杀，但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罪呢？何以都要一起灭掉?“立即召集起他的亲信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商议对策，并告知了曹节。人哪有束手待毙的，曹节听说后，狗急跳墙，立即挟持了汉灵帝，关闭宫门，胁迫尚书官写诏，任命王甫为黄门令，持节到北寺狱去捕尹勋、山冰。王甫当场杀了山冰及尹勋，释放了郑飒。接着，宦官们劫持了窦太后，夺去玺书，伪造太后诏，使郑飒持节收捕窦武等人。宫中有亲近窦武的人，即刻将这一消息通报了窦武，窦武大吃一惊，驰入步兵营，射杀了前来收捕他的使者，然后召集北军数千人屯于都亭下，并对军士下令说：“黄门宦官反叛，尽力诛杀的封侯重赏。“
王甫又矫诏，令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假节。当时正逢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刚率军回师，不明状况，被王甫蒙蔽利用，命其与周靖一起率五营军士讨伐窦武。深夜，王甫与周靖、张奂的会合，次日早晨，率军与窦武对峙于阙下。王甫对窦武军喊道:“窦武反，你们都是禁兵，应当保卫宫省，为什么跟着反叛的人呢?先投降的有赏!“营府军士素来畏服宦官，在王甫的叫喊下，渐渐有人逃走，到了中午，几乎快逃光了，窦武一看，没了办法，只好含恨自杀。随后，他的宗亲、宾客、姻属都被杀害，窦太后则被软禁于云台。陈蕃、李膺等众人也均遭害。
此期间，曹嵩身居司隶校尉要职，因忠实地执行朝廷抓捕党人令，得到朝廷中肯，且没有被窦武们拉去参与他们的行为，故窦武这一派倒霉后，曹嵩反而得以晋身，被擢升为大鸿胪，后又改任大司农，位列九卿，成为当朝举足轻重的重臣之一。
这个灵帝刘宏，年纪幼小，又并非皇子，没接受过做皇帝的培养过程，所以和恒帝刘志一样，毫无当政经验，就像刘志即位之初依赖和受制于梁氏家族一样，一切依赖窦氏家族，不料窦氏家族一夕间被宦官们谋灭，年幼的刘宏一下子被动地成了实权皇帝，因此一切又都像除掉梁氏的刘志一样，依赖宦官，甚至比刘志依赖的还要严重。因为刘志的依赖宦官，属于主动，毕竟那时他已经成年，是出于对帮助他铲除梁氏的宦官们的宠信，而刘宏则年幼无知，什么都不懂，不依赖宦官也不行。
故而刘宏在位期间，是宦官在汉朝历史上最长的统治时期。宦官的编制名目繁多，有增无已，令人眼花缭乱，刘宏还突破常制，一次便册封了十二位中常侍，外间闹不清具体数目，只知道有十几名之多，故而称其为“十常侍”。
这年，因窦武、陈蕃当政而得以官复山阳郡督邮的张俭，又弹劾中常侍侯览回乡为母亲扫墓时铺张扰民，他拆毁了侯览的房屋，又扒了侯览的祖坟。这当然激怒了侯览，为此，侯览指使同乡人朱并上书弹劾张俭等二十四位山阳名士结党，图谋不轨。刘宏懂得什么，见到朱并的奏章后，就问宦官曹节，曹节则趁机借题发挥，说党人确实危害社稷，建议不但要对张俭等严加惩处，还应该扩大到全国范围清剿党人，刘宏准奏。为此，刚刚结束时间不长的党禁再次开启，拘捕党人的行动又一次这展开，这场灾难又造成大量士人逃亡，被迫害致死的达六、七百人，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比之刘志的第一次党锢之祸有过之而无不及。
建宁四年（171年）正月初三，刘宏行元服，大赦天下。七月，立宋氏为皇后。“行元服”，也叫“行冠礼”或“加元服”，古代男子小时候不戴帽子，长到十三岁即被视为成年，要举行一个开始戴冠的仪式，这个习俗如今日本、韩国仍在遵循，因为戴帽子就得把头发别起来，因此也称为“笄礼“。
此时，曹操已经十七岁，在太学里已经成为大学生，期间博览群书，尤其喜欢兵法，不但抄录了古代诸家兵法韬略，还对《孙子兵法》做了注释，以《孟德注孙子》公开发表，在太学里有了相当的名声。
眼看曹操即将太学毕业，该安排前程了。此时曹嵩已经晋升为九卿之一的大司农，安排儿子一个前程那还不手到擒来吗？也不是，必要的程序还是要走的，否则那不就和擅权的太监们一样了。曹嵩知道桥玄喜欢曹操，于是就拜访了桥玄。两次党锢之祸，桥玄和袁绍的父亲袁逢、叔父袁隗等都是当朝显贵中未遭牵连的幸存者。
桥玄素来喜欢曹操，因此对曹嵩的拜访毫无推脱。桥玄对曹嵩说：“阿瞒已经小有名声了，但是这点名声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他的名声仅限于在太学。这样吧，汝南许劭，是个广为人知的名士，与我有故，我让他品评一下阿瞒。”桥玄在三国时代堪称慧眼识珠第一人，不但早早就看好愣头青时代的曹操，后来因对董卓不满而称病去职，回乡养老时，又看好孙策和周瑜，并把两个女儿大桥、小桥分别嫁给了他俩。
许劭，年轻时便有节操、有名声，他的叔祖父许敬以及他的堂叔父许训，还有许训的儿子许相，都曾担任过三公并封侯。其中许相少时既与许劭密切，因而多次派人请许劭入朝为仕，但许相谄媚宦官，与宦官们打得火热，许劭以许相没有德行为耻，始终没有应允。后来司空杨彪也举荐许劭，征其为方正、敦朴，许劭亦不应征。很多人苦劝许劭去做官，许劭回答说：“现在小人得志，王室将乱，不如洁身自好，隐居乡间，不求富贵显赫，只图保全家中老幼。”由此，许劭名声大振。许劭广为结交名人名士，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名人隐士，每月都要对当时的人物发表一次品评，而且每月都换一批新人，有“汝南有月旦评”之称，影响很大。其评论人物，并不以好坏善恶而论，往往切中实质。比如陈蕃是许劭的同乡，在当时名望极盛，陈蕃的妻子去世回乡安葬，乡里人都去参加葬礼，只有许劭没有去，人们问他什么原因，许劭说：“仲举（陈蕃）性情严峻，严峻就不能通达。所以我不去。”待到陈蕃遇诛，世人均认为许劭眼光独到。
像曹操这样的无名后生，许劭原本是不屑于评论的，无奈桥玄书信推荐，详尽地介绍了曹操的状况。碍于桥玄的面子，许劭说了一句话：“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由于许劭这句话，曹操名声大振，广为人知。
熹平三年（174年），曹操太学毕业。以曹操这样的家庭出身，又手握太学的毕业文凭，还有见义勇为勇救蔡邕的名声和发表《孟德注孙子》的学术成就，再加上闻名朝野的名士许劭的评论背书，位高权重的乔玄、曹嵩又对有关部门惊醒了关照和打招呼，得举孝廉顺理成章。曹操被举为孝廉之后，当了很短时间的议郎，就迅速被授予洛阳北部尉的实职。当时的各县，都由负责治安的县尉，由于洛阳时京城，太繁华太大了，因此分区设置负责治安的尉，这个洛阳北部尉，相当于洛阳北部区公安分局长。
曹操正当年轻之时，多年在太学饱受圣人之言教诲，又熟读兵书战策，还练就了一身不俗的武艺，因此自认为是有才有能之人，并不是仅仅依赖家庭庇荫的酒囊饭袋，况且他并未经历官场的种种腐朽和阴谋诡计，故而一身正气，豪情满怀，更重要的是，曹操和袁绍一伙自小崇侠尚武，一直立志做一个侠客，心中充满下一情怀，因此上任伊始，便雄心勃勃，立志干出一番事业，真正做个“治世能臣”，造福子民，不负圣人教诲。这个公安分局长的职务，正好切合他的理想。
洛阳乃都城，是皇亲贵戚聚居之地，牛人云集，很难治理。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声称“有犯禁者，皆棒杀之”。皇帝宠幸的大宦官蹇硕的叔父蹇图违禁夜行，被兵卒抓到，审讯之时，蹇图毫不为意，亮出身份，尉所官员一听，均心存畏惧，不敢做主，请示到曹操。曹操豪情满怀，坚信正义，毫不留情，竟然真的将蹇图用五色棒处死。这一下厉害了，蹇硕乃是皇上身边的小黄门中常侍之一，正如日中天，灸手可热，权势很大，一般人望而生畏，这样的人物的亲叔父都被处死了，而且是棒杀，一时间的效果就如同当初李鹰正法了张让的亲弟弟，为此“京师震慑，俱皆敛迹，无敢犯者”，不但北部区，整个洛阳城全都治安好转，各区同僚无不赞叹曹操。
但这对蹇硕来说，是极大的不尊和伤害，为此，蹇硕对曹操恨得咬牙切齿，但是碍于碍于曹嵩、乔玄等人，又不好发作，况且曹操所作所为，在台面上也找不出毛病，难以下手，而曹操本身在方方面面都行得正做得端，于是反复思谋，最后采取了明升暗降一策，将曹操举荐为顿丘（今清丰县）令，赶出洛阳了事，以图眼不见心不烦，对于热衷于事业的曹操也算是个打击。
曹操刚刚出仕，即遭当头一棒。顿丘令，也就是顿丘县长，虽说在级别上略高于洛阳北部尉，大致与洛阳北部区的区长相当。但是级别虽高了，却远离了政治中心，天下县令多如牛毛，怎么才能脱颖而出呢？另外，此时的曹操，内心的志向并不是升官发财，而是为国为民成就一番事业，他所要的晋升，是事业有成水到渠成的晋升，是在成就事业的基础之上的，那样才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样才是一种能力的体现，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嘛，绝不是这样的晋升，这样的晋升，和随波逐流混日子有什么两样？所以这种晋升对于曹操而言，不但不是晋升，反而是一种打击。
但是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得办法，也不好向曹嵩、乔玄诉说，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毕竟属于升迁，而不是处罚，即便不愿，也说不出来什么。曹操只好安心于当顿丘令，升堂问案，默默处理县令分内的民政琐事。曹操勤政爱民，执政有方，把顿丘治理得井井有条。
熹平五年（176年），被窦武、陈蕃重新启用的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朝廷平反党人，刘宏大怒，不但将曹鸾在狱中拷打致死，还变本加厉更大规模地禁锢党人及其亲友。但是到了光和二年（179年），朝野要求解禁党人的呼声越来越大，多位官员不惧生死上书建议，刘宏感觉众怒难犯，这才才下令，党人“从祖父”以后的亲属，不受牵连。党锢之祸遂稍告缓和。
曹操这县令一当，就是多年，不但没有升迁的机会，反而祸从天降。
熹平六年（177年），中常侍王甫构陷枉杀勃海王刘悝及他的王妃宋氏，宋氏王妃是当朝宋皇后的姑母，王甫怕宋皇后迁怒于他，就与太中大夫程阿诬陷宋皇后以巫蛊诅咒刘宏。按说太监怎么斗得过皇后呢？谁知这个刘宏见异思迁，已不喜欢宋皇后了，正好就槛骑驴趁机废黜了她，随即宋皇后死于暴室。曹操有个堂妹，嫁与了宋皇后的亲族濦强侯宋奇，宋奇不满宦官们构陷宋皇后，密谋翻盘，但事不机密，反被宦官所杀。曹操这个堂妹夫受到株连，被免去官职。真是人心叵测，世道沧桑。这个时候，曹操似乎才有点领略了老爹曹嵩的话：“圣人不是那么好当的，也不是那么好学的。”
被罢官的曹操非常郁闷，沮丧万分。这个世道，还真应验了老爹的话，不是照圣贤之言去做就能立足的，堂妹夫犯案，岂不说他对与错，与曹操何干？这顿丘令做了一段时间，曹操慢慢也适应了，早已转变了心意，打算兢兢业业做个好父母官，为顿丘百姓多做点事，将顿丘治理好，曹操在任上并无半点差池，成绩甚至远远强于左近其它县，怎么就可以这样被株连拿下，就这样剥夺他为人民服务的权利呢？仅仅因为一个堂妹夫，而且根本是不可预料的事情，几年的奋斗全完了，前程也没了，什么“治世能臣”，到此化为乌有，曹操万分无奈又非常沮丧。
对此，身居九卿高位的曹嵩也束手无策，不但不能为曹操鸣冤，甚至还害怕牵连到自己头上，那年头，动不动就“株连九族”。曹操无事可做，又心烦意乱，因此离开洛阳，跑到老家沛国谯郡他爷爷曹腾的墓地隐居读书去了。
曹操在老家无事可做，族兄弟们都已拉家带口，自己忙活自己的事情，曹操有了一定年龄，也早已脱去了少年时的顽皮顽劣，不可能再游手好闲去惹是生非，因此真的靠读书打发时光。这倒使得曹操底蕴大增，为他在汉末三国领衔于文坛，开启和奠定文化文学上的“建安风骨”打下了基础。
什么叫“建安风骨”呢？这是后世人对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蔡邕之女蔡琰等人文学风格和成就的一种评判，他们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这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大体上“风”偏重指精神气质，“骨”偏重于指骨骼形态，二者密不可分，合二为一为风骨。“风骨”概念后来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风，文章才能鲜明而生动，当然“风”比较虚化，它与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有关，但并非指内容和情感自身。骨则是指文章的表现力，也就是说文章应该表现的刚健有力，“骨“是一个比较实的概念，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语言准确、简练、明晰，文章就能表现得有力。风骨这一概念很强调完整性，它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但是不能分成两个概念来看。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汉末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如像曹植的诗，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所以，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象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丕著有现存最早的七言诗《燕歌行》；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被称为七子之冠冕，其代表作《七哀诗》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登楼赋》是荆州时登麦城城头所作，主要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恨，富于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赋的名篇。孔融自不必说，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后来为曹操所用，孔融让梨的故事名垂千古他早年即加入讨伐董卓行列，后来为曹操办事，但因劝阻曹操攻打刘备而被处死了，其人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陈琳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人，擅长章奏书记，《饮马长城窟》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陈琳与曹操、袁绍同时应大将军何进辟召，任大将军府主簿，后来追随袁绍，为袁绍讨伐曹操所做的一篇檄文非常厉害，据说曹操当时正在患偏头疼，看到这个檄文大吃一惊，连头都感到不疼了。徐干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主要著作是《中论》，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其情诗《室思》也写得一往情深。阮瑀字符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应玚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东南)人，擅长作赋，有文赋数十篇，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音调悲切。刘桢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今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与。蔡琰字文姬，博学多才，擅长文学、音乐、书法，初嫁于卫仲道，丈夫死后回家，南匈奴入侵时，为匈奴左贤王所掳，和左贤王生活了十二年之久，并生下两个孩子，曹操统一北方后听说了她的遭遇，花费重金将其赎回，将其嫁给了他所倚重的屯田都尉董祀，《隋书·经籍志》著录有《蔡文姬集》一卷，今已失传，只有《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文姬归汉“的故事，广为流传。《悲愤诗》两首，一首为五言体，一首为骚体，其中五言的那首侧重于“感伤乱离“，是一首以情纬事的叙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文人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叙事诗，清代诗论家张玉谷曾作诗称赞蔡琰的五言诗：“文姬才欲压文君，《悲愤》长篇洵大文。老杜固宗曹七步，办香可也及钗裙。“大意是说蔡琰的才华压倒了汉代才女卓文君，曹植和杜甫的五言叙事诗受到了蔡琰的影响。骚体《悲愤诗》由于旨在抒情，首尾两节对被俘入胡和别子归汉的经历都比较简略，中间大篇幅自然风景用以渲染蔡琰离乡背井的悲痛心情，在这些对景物和人情的描述中，蔡琰极言它们与她故乡中土的差异，以此形容自己在这与中土迥异的环境下心情之沉痛悲愤。《胡笳十八拍》是中国古乐府琴曲歌辞，长达一千二百九十七字，是一首由十八首歌曲组合的声乐套曲，明朝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真是激烈人怀抱。“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虽也讲究用辞和文采，但仍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后来某些文人诗那般过分追求辞藻。此外，刘勰也强调：辞藻修饰与风骨良好的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由于汉末社会动乱，连年战乱，这一时期的文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束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建安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而这些，都构成了“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刘勰论汉末建安之诗文风格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
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也是诗歌史辉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极深远。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那么，此期间袁绍在干什么呢？袁绍生于四世三公的袁门，都用不着向曹操那样造势，为他家抬轿子的人数不胜数，因而凭借世资，太学毕业后即得举孝廉为议郎，而后也是迅速被委任实职，不到二十岁就出任了濮阳县令，他和曹操的理想志向几乎差不多，在县令任上大展身手，赢得了清正能干的名声。但是也遇到了麻烦，濮阳是东郡的治所，离洛阳不算太远，宦官亲属势力在这里盘根错节，这些人的行为理念与袁绍、曹操等人截然相反，必然发生冲突，他遇到了更多如同蹇硕的叔父蹇图那种明知故犯的违禁不法行为，袁绍还没有像曹操那样过于强硬极端，只是合情合理予以处置，即遭到宦官们的嫉恨，在朝野到处制造舆论，企图将袁绍拿下，但是还没等动手，袁绍的母亲病故了，因此而离职丁忧服丧，按制应该是两年，但是接下来他的父亲袁逢和继父袁成又先后亡故了，这一服丧前后就是六年多。之后，袁绍拒绝朝廷辟召，隐居在洛阳。
这时宦官专政愈演愈烈，借着处罚“党人”所造成的氛围，动辄将反对或不符合宦官集团意志意图的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们处之以“党人”。袁绍不同于曹操出仕为执法武官后来被动被提升为县令，而是一开始就上任县令，步入政府系列，起点比曹操高，因此对于政治的思考远远走在曹操前面，曹操勇救蔡邕的行为只不过是因为个人原因，基于他对蔡邕的个人感情，与“党人”与否无关，而袁绍则针对宦官们的作为和“党人“的遭遇进行思考，寻思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因此才守制期满拒绝朝廷再次辟召暂时隐居。但是这个隐居并不是真隐居，虽然表面上不妄通宾客，故作隐居姿态，其实在暗中结交党人和侠义之士，比如张邈、何颙等人。张邈是大名鼎鼎的“八厨”之一，何颙则与党人领袖陈蕃、李膺都过从甚密，他们在党锢之祸中，常常一年中几次私入洛阳，与袁绍商量对策，如何帮助党人避难。袁绍和曹操的同窗好友许攸同样也是反对宦官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当然，曹操也参与在其中，但是由于他并没有想那么多，而是一门心思在政务上，难得空闲，因此与他们走动并不频繁，参与也不太密切。袁绍的活动引起了宦官们的注意，中常侍赵忠就袁绍的活动愤愤然散布警告性言论说：“袁本初抬高身价，不应朝廷辟召，专养亡命徒，他到底想干什么！”袁绍的叔父袁隗听到风声，便斥责袁绍说：“你这是准备破灭我们袁家啊！”但袁绍依然我行我素，不为所动，他真正把自己当成了侠客。
此时曹操和袁绍状况相同，也是无官一身轻。他们两个，一个因宋奇的波及牵连隐居在老家沛国谯郡，一个不应朝廷辟召隐居在京城洛阳。但是有所不同的是，一个只是在闲居读书，另一个却是在隐居的名义下行侠仗义。
直到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前后，就任大将军不久何进急需构建势力、网罗人才，听说了袁绍、曹操二人的声名和能力，特聘礼请，二人这才同时应大将军何进的辟召，出仕为官，袁绍被何进任命为大将军府参军，曹操暂时没有安排实职，仍然当议郎。袁绍以其高强的素质和能力，很快得到何进的赏识，被何进引为知己和智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