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统军既打不退周军，仓皇逃窜到晋阳的高纬便产生了引突厥铁骑南下，共御强敌的念头。偏在这时，又传来了穆提婆降周被杀的消息，更凭添了高纬心头的惶恐不安，于是，便立即召集群臣商议着意欲亲自前往朔州会晤沙钵略可汗摄图，求其发兵相助。
安德王高延宗心里原就恼怒高纬在晋州不战而逃，今又听说他无心坚守祖父辈赖以起家的重镇晋阳，一心只想着引狼入室，向北投奔突厥，不由得大为光火，当场向高纬请缨道：“晋阳乃神武龙兴之地，不可轻弃，请陛下付臣守城之责，臣必誓死坚守此城，保社稷无忧。”
其余众臣也纷纷附和着高延宗苦劝高纬留在晋阳，亲自督率三军守城。
高纬见此情形，唯恐触犯众怒，激起兵变，只得一面假意接受群臣的谏言，索性任命高延宗为相国，总掌山西诸兵事，命其率军固守晋阳，一面密遣心腹悄悄赶往朔州与突厥接洽、联络，求其从速发兵南下相助。
几天后，突厥方面给出了回复：出兵助齐拒周可以，但要求北齐负责供应数十万突厥铁骑的所有军需、粮晌，并增加三倍的岁贡；而且，为显示齐朝的诚意，要求高纬在其发兵南下前，须送太子高恒至朔州做为人质。
因前段时间大肆修造寺院、佛像，导致北齐财力本已捉襟见肘，十分紧张，加之大军新败，军心不稳，即便是像高纬这样的昏庸之人，心里也清楚：在这个当口，如果答应突厥提出的如此苛刻的条件，无异于饮鸩止渴，自取灭亡。
然而，由于突厥方面的回应中首先答应了可以出兵助齐拒周，也给高纬留下了一丝与其讨价还价的希望。于是，他在经过一夜的辗转思考之后，最终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索性把自己当做人质先交到突厥人手中，以此交换得突厥发兵相助。
虽然这样做无异于将祖父辈开创下的大好基业拱手让给了突厥，可高纬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也并非全无半点道理：他心中犹在希冀着身为游牧民族的突厥人难以适应关内潮湿炎热的气候，过不惯农耕定居的生活，更难以在言语不通、习俗不同的情况下直接统驭山东、河北数以百万计的华夏百姓，只能通过他这位已被华夏百姓承认并尊奉的天子来实现统治。实情果真如他希冀的这样的话，那么眼下他纵使受些委屈，似乎也算不得什么。
客观地说，高纬如果怀着这么一种“天真”的想法，把自己交到突厥人手上，并以此换得突厥人发兵相助，还说不准会真地改变整个历史走向。
然而，高纬毕竟只是一位在深宫高墙里长大的“妈宝”皇帝，尽管有了一时的惊人之思，也决无可能以身犯险，将自己置于生死难料的危险境地。
所以，当被要求率军护送他前往朔州去见沙钵略可汗的高阿那肱劝他可还驾邺都，徐图御敌之策的时候，高纬毫不犹豫地便打消了把自己当做人质交到突厥控制之下的念头，心情急迫地向高阿那肱询问起了如何才能尽快从晋阳脱身，返回邺都一事来了。
原来，高延宗为防止高纬再次弃军逃窜，在接掌晋阳防务后，已传下一道军令：非经他亲自允准，任何人不得放高纬离开晋阳。也正因如此，高纬才会请求手中仍掌握一部分兵权的高阿那肱率军护送他前往朔州做人质。
高阿那肱先前在晋州城外与周军对阵之时并无一策可以御敌，以至于连战连败，被宇文邕率领着周军一路撵杀回了晋阳，堪称“常败将军”，可若论对付以高延宗为首的齐朝群臣来，称得上智计百出。
按照他的建言，高纬当天便亲临晋阳城南大营巡视，并以安抚军中将士为名留宿在了军营之中，齐军驻守城南的将领因见皇帝并没有提出离开晋阳的要求，也就没有及时向高延宗作出禀报。待到夜半三更时分，高纬遂在高阿那肱等人的护从下诈开晋阳南门，斩关而出，连夜奔回了邺都。
皇帝这一弃城夜遁，顿时激起了晋阳城内数万齐军将士的强烈不满和愤怒。有人趁机劝安德王高延宗称帝自立，代替高纬号令天下，共御周军。
高延宗再三辞让不过，迫于当时形势，只得勉强答应了众人的请求，就在晋阳登基做了皇帝，并传诏曰：“武平（高纬的年号）孱弱，政由宦竖，衅结萧墙，盗起疆场。斩关夜遁，不知所踪，则我高祖之业将坠于地。王公卿士，猥见推逼，今便祗承宝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为德昌元年。”
消息传至汾晋各地，军民人等无不欢心雀跃，纷纷前来投军报效，短短数日内，从各地汇聚至高延宗麾下的齐军将士便已多达十万之众。
高延宗遂以三朝元老、晋昌王唐邑为宰辅，参赞军政庶务，命齐昌王莫多娄敬显、开府韩骨胡率军两万拒守晋阳城南，沐阳王和那于子、右卫大将军段畅率军两万拒守晋阳城东，武卫将军相里僧迦、开府侯莫陈洛州率军两万拒守晋阳城西，特进，开府卢安生率军一万守太谷（今山西太谷县），他自统大军三万亲守晋阳城北，严阵以待，准备与前来攻城的周军展开一场殊死较量。
刚刚奔回邺都的高纬闻知高延宗在晋阳篡位自立的消息，既气且恨，在朝堂上指天大骂道：“朕宁愿并州为周军所占，也不愿其落入此逆贼之手。”
因担心高延宗在晋阳一旦击退周军，势必率军掉回头来与自己争抢皇位，高纬这一回再没有半点犹豫，直接派心腹将生母胡太后及太子高恒送往了朔州突厥大营安置，并命高阿那肱统重兵于晋阳东面的信都（治在今河北冀县）驻守，密切关注晋阳战事进展状况，随时准备切断高延宗的向东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