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老四海又想起老爹了。在他的印象中，老爹一直就是个老头子。然后他在派出所给老爹注销户口时，神奇地发现老爹其实只有四十五岁，当时老四海的震惊简直是无以言状。去年学校评选优秀青年教师时，他们班主任当选了。公告栏里写得清清楚楚，班主任已经四十岁了。老四海这才知道，在中国四十以下的全算青年。可老爹才四十五啊，顶多是个青壮年，怎么就死了呢？
老四海叹息着，盘算着，痛苦着，他琢磨着自己已经二十二岁了。按照老爹的公式，自己也算近半百啦，想到这儿老四海几乎要哭出来了。
他觉得生命正在离自己远去，青春已经成了过眼云烟。
晏殊曾写过一首词，其中有一句是：大家携酒哭青春！人生唯一值得哭泣的就是青春！是啊，生命太沉重了！老四海这条命肩负着母亲的晚年，肩负着弟弟们的学业，肩负着一家人的希望，而现在他口袋里只有一百多块钱。
忽然老四海觉得脑袋在微微震动，他抬眼一看，外面居然下雨了，而且是冻雨。雨珠象湿润的细沙团一样，砸在玻璃上，发出“嚓嚓”的声音。不一会儿，车窗就成了现代画，光怪陆离，七零八落。
此时有个农民模样的老哥欣喜地叫道：“下雨啦，下雨啦！没到春节就下雨，今年的收成错不了。”
车中立刻有人附和道：“那是，十二大都开了，能不下雨吗？”
又有人大声道：“头年财政收支平衡了，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咱们就能赶上美国了。”
老四海身边坐着一位中年人，这家伙象是城里人，整张脸上都是满不在乎。此刻他捏着鼻子“哼”了一声：“妈的，收成好不好管什么用？收成好不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打五八年开始就说年年说大丰收，可为什么不多给我们家发点粮票啊？多大的丰收也没张罗着给大家多发一斤呀！奶奶的。”
有人接口道：“这就是城乡差别。人家农民没有粮食定量，人家能撒开了吃，咱们就不行啊。”
城里人哼哼道：“奶奶的，报纸上的话我从来都不信。大人三十斤的定量，半大孩子二十六斤。我们家两儿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高中。奶奶的，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呀！我那两儿子一顿饭加起来吃过十一个馒头，哪儿有那么多粮票啊？逼得我到处求爷爷奶奶，换点粮票跟作贼一样。妈的，年年说丰收，丰收了，粮食呢？粮食都让狗吃啦？”
先前还在欢迎下雨的农民哈哈笑道：“以前的事咱管不着，可现在不一样啦，包产到户啦，家家都是地主，家家都得留余粮。我们是能把粮食留在手里就不卖，万一再赶上一回三年自然灾害，我们怎么办呢？等着饿死？三年自然灾害里饿死的都是我们农民，你们城里人才死了几个呀？我们得留一手。”
又有人笑道：“他奶奶的，要是再闹饥荒，我们城里人就下乡抢粮食去，我跟你们农民拼了。”
车厢中发出一阵笑声。大家纷纷谈起那三年中挨饿的旧事，谈着谈着馋虫就出来了。很多人便拿出馒头、大饼和面包，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老四海没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洗礼，但吃饭问题同样激发了他的灵感。老四海脑子中灵光一闪，心道：坏了！自己身上虽然有一百多块钱，可却一斤粮票都没有啊？有钱没粮票，照样得饿死！
中国的粮票制度从朝鲜战争时期就实行了，一直到1991年才废除掉。好几代人生活在粮票的阴影里，大家是谈票色变。那时每人的定量是相同的，碰上大肚汉就活该你倒霉了。粮票种类繁多，北京的粮票出了北京就是废纸，上海的粮票进了江苏就一文不值，如果想去外地的话，那你必须得有搞到全国通用粮票的本事，否则就得做了饿殍。其实中国的票证制度比想象中还要复杂，不仅有粮票，还有布票，也称工业券、油票、副食票、肉票、自行车票等等，连瓜子、花生都得凭票供应。后来有了电视机，社会上又与时俱进的发行了电视票。老四海是农民出身，粮票意识比较淡漠。进城上大学之后他才领略到粮票的伟大和无所不能，在城里买个烧饼都得用粮票啊，进饭馆就更缺不了这玩意儿了。此时老四海犯难了，没粮票，到了省城可怎么办呢？
老四海拉住身边的城里人，问道：“哪里能换粮票？”
城里人上下看了他几眼，面孔上骤然画满了紧张。忽然他揪住老四海的袖子，惶恐地小声说：“兄弟，啊朋友，啊不是，同志，你可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我是胡说的。”
老四海晕了，这是什么意思？他苦笑着说：“我就是问问粮票的事。”
城里人双手抱在胸前，样子象是在作揖。“同志，同志，我这人就是嘴不好，可我心好啊！我心特好，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
老四海歪着嘴，身子离城里人远了些，他觉得这家伙是脑子出问题了。
城里人看到他的模样，更紧张了。“同志，我不该说粮食都让狗吃了，你们当吃官饭的也挺不容易的，没有你们，咱们国家能在四化大路上奋勇前进吗？我偷偷换粮票是不对，但那绝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角，这不是为了养育共产主义接班人吗？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老四海明白了，这城里人是把自己当成什么了。也难怪，这车上只有自己生得白白净净的，象个体面人。他不想捉弄老实人，赶紧解释道：“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个学生。”
城里人疑惑地说：“你什么岁数了还当学生？”
老四海怕他不相信，将已经作废的学生证又拿了出来。“我真是学生，是大学生。”
“大学生啊？”城里人的脸上已经换成钦佩了。“我儿子要是能上大学就好了，等他一毕业，我就成干部的爸爸了。”
老四海笑了一声：“现在你就能当。”
城里人道：“他们还小呢。”
“改名字呀。你姓什么？”城里人说他姓张，老四海道：“大儿子叫张局，小儿子叫张处，这样你是局头的爹，也是处头的爹。”
城里人一拍大腿：“真他妈高，实在是高！我回去就改，奶奶的，我儿子全是大猫，想配什么牌就配什么牌。对了，你一个大学生打听粮票的事干什么？国家不是给你们发粮票吗？”
老四海解释说：自己去省城找同学玩儿，忘带粮票了。最后道：“我想问您，什么地方能换粮票？”
城里人终于平静了，晃着脑袋说：“你们这帮大学生将来只能几衙门，根本不是过日子的人。出门不带粮票？出门不带嘴可以，但不能不带粮票。”说着，城里人疵牙冽嘴地从腰里摸出个皮夹子来，小心翼翼地打开。老四海看见，皮夹子里全是花花绿绿的各种票据。城里人从一堆一两、二两的粮票中找出一张一斤面额的全国通用粮票，递给老四海。“拿着，这是给我们单位出差时剩下的，先拿着用。”老四海有点不好意思，冽着嘴刚要说什么。城里人一挥手道：“一斤是不够，你是小伙子，这一斤粮票够干什么的？可我就这么多了。你要是用完了，就到黑市换去，三毛钱一斤，全国通用的是四毛钱，贵一点儿的五毛也能拿下来。你看着点警察啊，可别让人家把你抓起来。”
老四海小声说：“拿钱换粮票还犯法？”
“投机倒把！”中年人又紧张地四下看了几眼。
老四海感激地点了点头，此后很多年他都记着城里人的面容。这个满嘴脏话，为粮票发愁的家伙；这个胆小怕事又一心想当干部父亲的小人物。
1991年的时候，当老四海在电视里听到取消粮票制度的时候，他是由衷地高兴，不为别的，为了这个城里人。
后来城里人告诉他，黑市就在省城新修的立交桥下面。老四海不明白咱们国家何以会有黑市呢？城里人说了句很有哲理的话。“物件有白色的就有黑色的，否则这日子就没法过了。”最后他郑重地说：“记住啊，换粮票就老老实实地去换粮票，千万别招惹人贩子。”
这一来老四海更惊了，堂堂的省城居然有人贩子？
城里人看出他的心思，呵呵笑道：“你呀，还真是个学生，什么都不懂。人贩子有什么新鲜的？人家娶不上媳妇，买一个又怎么啦？人家生不出儿子来，买一个又怎么啦？”
老四海苦着脸说：“这不是犯法吗？”
城里人想了想道：“买孩子是犯法，是缺德了。可卖女人就难说了。你没去过秦岭、大巴山那一片儿的山区，那叫穷啊，穷得掉渣。甭说姑娘了，驴都想往外面跑。人贩子把她们从山里带出来，就是把她们给救啦，都欢天喜地的。卖到山西给煤黑子当老婆，总能吃上口饱饭吧。”
老四海大瞪着眼睛不说话，有些事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
城里人接着说：“你这模样象个体面人，人贩子也不会找上你。我告诉你啊，人贩子口袋里都插几根稻草，这是他们的标志。”
这回老四海是有点印象了，古人说插标卖首，估计就是这个意思。
旅程就是这样，有人陪着说上两句，路程也便缩短了。后来，老四海和城里人谈起了《钱神论》。城里人哼哼着说：“我要是那个叫董褒的，我就写一篇《票神论》，保证能卖钱。”
冻雨一直下个不停，省城却到了。
下车后，老四海想再和城里人打个招呼，却再找不到那家伙了。他望着茫茫人流，老四海忽然觉得自己很孤单，象一只失群的鸟。
在泥泞的路上走了好久，老四海终于找到表叔所在的工地了。
远远望去，工地建筑就如一座巨大的水泥柱子了，灰黑色的，下半身还罩着苫布呢。走近了，老四海觉得，这地方不象是有人的样子。走进工地，这种感觉就越发明显了。工地空落落的，果然是一个人都没有。
老四海扯着嗓子，在工地里喊了三十多声：表叔。终于喊出一个工地守望者来，他大叫道：“谁呀？你找谁呀？”老四海说出表叔的名字。守望者想了想道：“是不是就是那个工头啊？跑啦，潜逃啦。”
老四海大惊，表叔干得好好的，怎么会跑了呢？守望者解释了半天，老四海终于弄明白了。这座楼是烂尾了！开发商发现省城是个投资陷阱，楼盖到中途就跑了。工程是干不下去了，工人们便找工头要工资。老四海的表叔同样没钱，他担心民工把自己的腿打折了，半个月前就跑了。有人他去海南了，有人说他跑到外蒙古去了，还有人说：表叔去了新疆。反正是跑了。
守望者揪着老四海道：“你是他侄子吧？赶紧走吧，万一让人家抓住，你的腿就保不住啦。”
老四海又晕了，表叔和自己是家族的骄傲。表叔领导着二百多民工大干现代化呢，而自己则是当代大学生。如今倒好，一个成了欠债潜逃的犯人，另一个成了无家可归的盲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