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一脸凝重的从燕京大学离开后，便回到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陈子龙等几名弟子顿时上前问候老师，顺便想要从老师口中探听到，皇帝对于孔府一事的真实看法。
不过徐光启并没有理会这些弟子的问题，他令陈子龙等人将过去三年来朝廷刊发的改革政策，小学、大学课本及大明时报，都搬到了自己的书房里，然后独自一人在书房内翻看了半日，直到深夜才从书房内走了出来。
徐光启当晚辗转反侧，几乎都没有睡去过。作为新学的领袖，徐光启和崇祯各自对于新学的理解显然是有区别的。虽然他一直提倡士大夫们要放开怀抱，吸收西方的学问知识，借西学来促使儒学的自我革新，但他还真没有彻底打倒儒学的念头。
作为士大夫中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少数先行者，他一直都是把西学当做实用技术来研究的，他认为这些实用技术能够改善大明百姓的生活，并改变大明读书人崇尚经义而偏废实学的风气。
一心扑在西学书籍翻译和各种自然科学研究上的徐光启，自然以为皇帝的想法和自己并没有什么区别，虽说崇祯登基后行事常有出人意料之举，但是徐光启还是不认为，年少的崇祯在学术上有什么个人见解，直到今日同皇帝的这番对话。
返回家中的徐光启在翻看了过去三年内的资料后，终于相信了崇祯今日同他说的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从建立燕京大学推崇新学开始，就有了这个倾向。否则崇祯令钱谦益编辑的中国简明历史，就不会从一开始便将劳动者推动历史进程的观点摆明了出来。
徐光启并不反感“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观点，但他并不认可打倒旧学的想法。在他看来，新学应当是对旧学的改良和继承，而不应该是彻底的颠覆。但是到了今时今日，新学已经不再是他和几名好友之间的一点小爱好，而是依托于燕京大学、大明时报及各地新式小学之上存在的一个新的学派了。
在这样一个新的思想学派中，崇祯提出的打倒旧学的想法，并不缺乏支持者。因为新学的推广，已经造就了一个有别于旧式读书人的新知识分子的精英团体。这个团体的人数虽然还不多，但是因为位于京城，又掌握了大明时报这样的舆论机构，和新式小学、大学这样培养后备人才的组织体系，因此新学对于朝廷的影响力是一日大过一日。
当推崇新学的新知识分子人数上升到一定程度，必然是不甘心于他们现在只有对皇帝有影响力，却无法进入官僚体系发挥才能的尴尬局面的。打倒旧学，令新学成为官学，自然会得到新知识分子的支持。
当初万历间鼓吹改良儒学的泰州学派，虽然名声极大，但是因为只有民间的影响力，导致最后遭到了各地理学家们的联合打压，最终整个学派支零破碎，彻底沉寂了下去。而这些泰州学派的后人，被皇帝招募到燕京大学之后，现在也是新学的一份子，他们也是最为激进的批判儒学的代表。
徐光启虽然不忍攻击旧学，但并不代表他愿意自己的门生、亲友遭遇和泰州学派一样的下场。而且他也不愿意同新学中那些激进分子决裂，导致新学内部出现矛盾，从而造成更为复杂的党争局面。
思考了整晚之后，眼中尽是血丝的徐光启在第二天一大早召集了自己的弟子，公开向他们告诫，不许任何人对衍圣公和孔府之事发表看法，如有违背者就要被逐出门户。
老师的表态，让陈子龙等人有些难以接受。但他们同样无法违背徐光启的命令，毕竟现在的大明讲究的，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风气，背叛师门的弟子就等于是断绝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就连师门的敌人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人的。
徐光启这些新学中温和派的沉默，使得京城内的舆论更趋向于统一，一切敢为衍圣公和孔府那些陈年旧案说情的人，都被描述成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是和禽兽为伍的衣冠禽兽。
于是京城舆论又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那就是有人试图把孔子和孔府区分开来，以确保至圣先师的名誉不受玷污，但这也使得衍圣公和孔府名誉更是低落。
更有人扒出了宋元更替时，衍圣公和孔府在1252年派张德辉、元好问向忽必烈上“儒家大宗师”的尊号，而其时南宋尚存。汉家王朝正溯犹存，而孔家已经屈膝投敌，倘若大明被外敌入侵，孔府是不是又会再次献媚于蛮夷，以压制中国之正统呢？
因此其人公然声称，卖国求荣的衍圣公和孔府不配执掌中国之文脉，也无权代表孔子向蛮夷屈膝。孔子昔日尚且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而今日之衍圣公和理学家们，拘泥于妇人守贞之小节，却完全忘记了华夷之防之大节。这才有辽东士人投靠后金屠戮中国之百姓，还有人替这些士人喊冤抱屈之举。
最终此人在文章结尾中说道：“…尊孔者非尊孔子也，乃借尊孔而非异己也；尊经者非尊学识也，乃借尊经而禁锢人心也。”
这篇文章一出，自然惹得天下士人侧目，舆论对于衍圣公和孔府的批驳再上了一个台阶。敢于如此大言不惭，而大明时报又能全文刊印出来的，自然是被一干儒学卫道士们恨之入骨的苏长青了。
不过，此时的苏长青虽然招人嫉恨，却也一时成为了年轻士人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那些久试不第的读书人更为赞成苏长青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思想。而苏长青的文章都是用大白话写作，浅显易懂的内容连一般的市井百姓也能接受，这也令他获得了许多市井小民的追捧。
当然，无法找到苏长青真身的守旧士大夫们，很快就把怒火转向了大明时报总编孙之獬头上，倒是让他处在了众人的口诛笔伐之中。
不过即便这些士大夫们再怎么叫嚣，他们的声音依然是比不上大明时报的声音的。由京城兴起的批孔府思潮，正有条不絮的向着全国蔓延开去。
处于舆论中心的京城，朱由检却依旧有条不絮的安排着自己的日常行程，并没有表现出过多关注这场风暴的走向。
首辅黄立极虽然头疼于愈演愈烈的孔府事件，但对于他执掌下的大明来说，今年除了南方地震这件事之外，其他地方倒也还算平静，算是近年来少有的安稳年份了。因此他最终还是没有出手干涉孔府事件，免得将火引到自己身上来。
就在黄立极和内阁同僚竭力维持着大明的稳定时，数千里外的日本列岛，一场战争大戏终于拉开了帷幕。
这场大战首先是由井伊直孝率领的京都幕府军挑起的，十一月十二日，井伊直孝以三千井伊赤备队为核心，组建了一万五千的军队向着大阪前进了。而此时，尾张的义直还在前往京都的道路上。
井伊直孝沿着淀川而下，在半路上又分出了1500人，由稻垣重纲率领向奈良发动进攻，以夺回大阪东面的地区。
稻垣重纲就是那位从大阪城内逃出的幕府将领，在大阪叛军的追击下，他从堺市逃到奈良，又从奈良逃到了京都，在数次大战中都神奇的逃脱了险境。
虽说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看到他后，就将他投入了大牢，认为丢失了大阪城而又没有战死的稻垣重纲实在是武人之耻。但是当井伊直孝抵达京都之后，便将这个幸运儿释放了出来。
井伊直孝以为，能够数次逃出大阪叛军手心的稻垣重纲，是现在对于大阪叛军最为了解的人员，应当令其戴罪立功，而不是令其自尽谢罪。
稻垣重纲倒也没有辜负井伊直孝的期望，不仅将他知道的一些投靠叛军同僚的名字报了出来，还为井伊直孝详细讲解了大阪城内外的地势。
稻垣重纲向井伊直孝建议道：“…大阪城占据地势之利，如果采用直接强攻的手段，恐怕我军损失将会超乎想象。
根据前次前往大阪宣令的使者的回报，这大阪城内现在并不是铁板一块。忠长殿下的部下虽然武力强悍，但是因为人数稀少，所以只能同大阪市民共同分享治理大阪的权力。
现在忠长殿下已经向幕府投诚，这些大阪城内的武士们失去了大义的名分，想必也是处于两难之中。大人先以军威震慑，再以幕府的名义招安赦免这些武士，他们自然不会呆在大阪城内等死。
至于大阪的市民，虽然他们现在口头上强硬，但是一旦城内的武士离去，这些市民必然会失去抵抗幕府军队的勇气。大人若是只追究首恶，不问胁从，则城内市民必定会有人向大人开门投降，大阪也就安定下来了。
所以此战的关键就是，大人应当以雷霆万钧的姿态突袭到大阪城下，不予这些叛逆有整合人心的机会…”
井伊直孝顿时对稻垣重纲刮目相看了起来，对其称赞道：“我看你被叛军追的东躲西藏，还以为你是因为能力不足才有这样的下场。却没想到，你的胸中居然有如此锦绣，你的才能我会向将军举荐的…”
对于直孝的夸奖，稻垣重纲也是无以回应。因为他提出的这些建议，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叛军正是用着同样的手法打的他东躲西藏的。不过现在么，他自然不会老实交代出来。
井伊直孝决定采用稻垣重纲的建议，在大阪城人心惶惶之际，快速出兵于城下，从而让大阪的人心更为动摇起来。为此，他连慢腾腾的义直军也不愿意等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