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的视线虽然扫过了面前的文件，但是他的心思却没有完全放在崇祯所说的提议上。诚然，以这种方式打入卫拉特部族的内部，用政治上的策略消化卫拉特部族，对于大明来说是一种代价极小的边疆拓展政策。
但是杨嗣昌的志向却并不在此，他思前想后了许久，方才对着皇帝说道：“陛下所言，的确是我大明打入北疆的一个好机会，但是臣以为，如今我大明之忧在内而不在外。
如果不能梳理好内部的分歧，稳定住地方上的形势，即便我们能够掌握住卫拉特部和漠北蒙古，也一样会丢失这些地方的。
今夏南京蝗灾。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海南皆有旱情和蝗情。江西、广东、广西、贵州又有大水。湖南入冬以来大寒大冻，多地有冻死者。如果不是陛下自登基以来便大兴南北水利，则今年水旱之灾情必将严重数倍。
臣以为，在这样的年景下，朝廷应将精力和资源用于国内，而不再是继续向外拓展，北疆之地，卫拉特及漠北诸部，待大明休养生息之后再做图谋也不迟啊，陛下何必于此时将力量用之于外，而令国内百姓不安呢？”
对于杨嗣昌的执着，朱由检也有些头疼。虽说大明的商品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但这个时代的上层精英依旧没能总结出一套新的经济理念来。
即便崇祯通过社会调查拼凑出了国富论，将资本的概念引入了大明，但是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他们依旧固执的把小农经济当做了社会稳定的基石，天然的厌恶重商主义对小农经济造成的破坏。
这种厌恶不是出于自身的理性思考，而是他们从小培养出来的三观受到了新事物的挑战，让他们难以理解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已经被时代所淘汰。
也许会有那么一小部分人敢于抛弃过往的旧观念和旧学问，投身到新时代的潮流中去，重新去塑造自己的三观。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既没有这个勇气，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好比有人从小信仰社会主义，服从了国家的分配在企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大半的人生。可突然之间，两代工人努力奋斗从无到有建设的工厂突然变成了资不抵债的国家负担，这些工人过去创造的价值一夜归零，而他们则被舆论攻击为一群被国家养活的米虫。
人到中年而被下岗，过去在岗位上磨炼出来的技艺变成了一文不值的东西。这个时候要求他们和年轻人一样重新开始，按照新时代的观念从头学习生活，又有几人能够爬出这样的泥潭呢。
王朝末世的改革之所以鲜有成功，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此。旧有的支持者因为改革而利益受损感到失落，而改革的受益者却依然还嫌弃改革的政策过于缓和，总想着能够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前进速度，将旧时代的一切都埋葬。
推动改革的速度进程，就是在改革派和守旧派之间走钢丝，每走一步都需要找到新的平衡点，否则也许大家都会掉落深渊，用鲜血和头颅来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念。
朱由检一直保守着政治斗争的底线，尽量保持不流血的政治斗争，这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政治洁癖，而是他根本控制不住掀开了流血斗争之后的朝堂局势。
他可不认为以这些大明士绅的操守能够做到只针对阻碍改革的顽固派，而不是把打击面扩大到自己的私敌身上去。在他所了解的明末历史上，南方士人为了独揽南明朝堂上的大权，不惜将北方士绅都打成了投敌的奸细。
而北方士绅为了报复南方士绅，干脆就真的加入了清军，为清军维持地方，征粮服役。因此一旦政治斗争开始流血，他要么就是选边站，要么就是被政治斗争的双方所共同敌视，没人会希望他站到对手那一边去。
朱由检既不想做神授君权的查理一世，更不想成为美国国父路易十六，因此只能对改革派和守旧派的大臣们说服、说服、再说服。
虽然他的说服未必能够改变顽固派的思想，但是对于大多数朝臣来说，他们希望看到的便是朱由检表现出来的这个态度，来决定他们的行事度量。
因此朱由检心中叹了口气，便对着杨嗣昌说道：“杨卿想必应该知道，去年和今年朝廷之所以能够度过难关，主要还在于从海外输入的大量物资。
如果不是朝廷在海外开辟的粮食生产基地和贸易港口，你觉得这两年朝廷能够从何处弄来物资赈济那些灾区的百姓呢？光靠国内的粮食产量，能够养活受灾的百姓吗？”
杨嗣昌赶紧说道：“臣并不是说朝廷对于南方海外诸国的经营，朝廷在这些地区投入一元钱，往往能够收回数倍之利，臣又怎么会反对朝廷对于这些地方的投入呢。
臣反对的是向漠北蒙古诸部及北疆卫拉特部的投入，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苦寒之地，除了牛羊之外几无产出。朝廷在这些地方投入的资金几乎没什么回报，只是让一些商人从中牟利而已。
在我国北方诸省连年受灾的状况下，朝廷是否还有必要向这两个地区继续投入？臣以为，即便是恢复过去的市赏，也比目前对这两地方的投入要节约的多。
光是修建从丰镇到乌兰巴托的铁路，和修建乌兰巴托、乌鲁木齐等城镇的耗费，就已经足够让这些部族安静上几十年了。国家的财政虽然有所好转，但是这样的负担依然需要向百姓借取大量的国债，臣担心今后朝廷是否能够正常的还本偿息呢？要是出了什么岔子，国家顷刻之间恐怕就要大乱了。”
连杨嗣昌这样极度关注国内事务的大臣，都已经将南方的海外属地当成了自家之物，对于朱由检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消息，起码他知道就算是再顽固的官员，在利益面前还是能够有所改变的。
登基十一年，对于已经基本控制朝局的崇祯来说，一个斗而不破的政局显然是最有利于巩固他的统治的。在这样的形势下，言辞的力量显然比刀剑更为有力。
朱由检心中稍稍松懈了一些，对着杨嗣昌提出了问题：“杨卿以为，当朝廷遇到危难时，究竟是一直享受朝廷给予好处的人忠诚于朝廷，还是那些被朝廷欠债的人更忠诚于朝廷？”
“这…臣以为应当是那些深受国恩的人更忠诚朝廷吧。”杨嗣昌犹豫了下，对着皇帝回道。
朱由检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危难之际，愿意和朝廷共度难关的，一定是那些被朝廷所亏欠的人。就好像民间商人之间，商人们更愿意借钱给欠钱给自己的商人，而不是那些曾经借钱给自己的商人。
对于前者，商人想到的是不能让之前借出的钱打了水漂。对于后者，商人担心的则是对方能否翻身还钱。
朝廷和百姓之间的关系也是差相仿佛，百姓越是对朝廷有信心，便越是敢于将自己的积蓄换成国家的债券，而手中的国家债券越多，百姓便越是不希望国家倒下。
而那些越是对朝廷没有信心的百姓，便越是不会购买国家的债券，而是更换成黄金、白银储备起来，以防止王朝更替时自己的财物受损。
所以，朝廷向百姓借钱不是问题，借不到钱才是大问题。现在我们损失的不过是利息，否则我们损失的便是民心。
至于漠北、北疆等地的蒙古部族，如果我们不去关心他们，他们难道就会乖乖的呆在草原上无所行动吗？
杨卿应该很清楚，崇祯二年后金之所以敢绕道承德地区入侵蓟州边墙，不正是我们对于关门36部不够关心，导致一向是我大明关门屏障的36部变成了后金大军的向导么。
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北疆的卫拉特蒙古，现在正处于一个极为衰落的时期。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关心他们，一旦他们被后金和俄国所拉拢，崇祯二年的故事未必不会重演。
是的，大明现在很困难，但是我们周边的游牧民族显然比我们更困难。现在我们去关心他们，了解他们，分化他们，直至把他们变成大明的一部分，总好过等他们自由淘汰成一个独立政权时再去抵抗他们入侵花费的小。
建州女真给予我们的教训，难道我们能够视若无睹吗？简单的市赏并不能让大明深入到蒙古部落的内部去，反而成了这些蒙古部族壮大自己的契机。
就长远来看，市赏付出的代价极大而收获极小，我们显然有必要改变这一政策，而不是养出第二个建州女真来。
卫拉特所占据的北疆地区可比喀尔喀蒙古的漠北草原要养人的多，北疆和内地之间又有天山山脉以为阻挡，一旦让卫拉特诸部变成一个统一的汗国，必然会威胁到大明在哈密和吐鲁番的统治。
没有了哈密和吐鲁番，我们就无法保住南疆地区。失去了南疆，丝绸之路便算是再次断绝了。没有了丝绸之路，甘陕地区就无法依靠贸易自救。如果西北地区所有的物资都需要从沿海地区输入，朝廷的财政难道还能够维持下去吗？”
杨嗣昌默默无言，和皇帝对坐了片刻之后，终于拿起了崇祯给予的文件起身告退离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