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总兵姜瓖发起的兵变虽然很快就被平息了，但是这一事件对于山西地方的政治生态及全国的社会形势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对于山西本地的士绅来说，特别是大同地区周边的士绅地主，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因为此前他们同姜瓖往来的关系，再加上之前为亢氏抱不平的言论，使得这些士绅地主都陷入了谋逆造反的阴影之中。
原本一直持中间立场的山西官员们，虽然他们认为朝廷颁发的铸币法案并不算是什么错误的政策，但是考虑到自己治理地方还需要同这些士绅豪强继续打交道。
特别是这样的大旱年景，失去了地方士绅大户的支持，地方官员想要筹集物资赈灾就更难了。更何况，在地方士绅这样大的反对声中，朝廷究竟能不能够坚持这一法案还是一个问题。
大多数官员并不希望自己在执行了朝廷的政策之后，朝廷又对那些士绅退步了。那么他们费心费力的去做事，到头来却是两头受气，这又是何苦来由。因此为了自己工作上的顺利，这些官员们对于实施铸币法案并不怎么积极，只是一味的观望着。
当大同兵变这一事件爆发之后，这些官员们终于确定了朝廷的风向，也知道了朝廷对于推行铸币法案的强硬态度。既然如此，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如之前那样继续敷衍做事，从而让朝廷盯上自己。
而对于那些山西士绅来说，他们除了确定了朝廷的强硬态度之外，还清楚的认识到了这样一点。在朝廷表现的强硬态度背后，朝廷手中还拥有着足以解决掉他们的力量。
大明朝毕竟不是两汉魏晋，所谓的地方豪强，终究不是门阀大姓。在科举制实施了千年之后，地方上再也没有了可以垄断一地社会资源的名门望族。
两汉魏晋时代的名门望族，那可是真正有能力割据地方的豪强，以至于皇帝都要求他们出仕，才能巩固国家对于地方的统治。而今天所谓的名门望族，则完全以家中有多少举人和进士，出过几名尚书、阁老为荣。
也就是说，过去的名门望族依靠的是自身的力量，即便是王朝更替，也不会损害到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威。但是今日的名门望族却主要依靠于体制内的力量，一个人的家族中要是没有人出仕做官，这个家族在地方上的声望就会迅速下跌，甚至于有可能掉落士绅的行列。
自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原本的皇帝、勋贵、文官三种权力互相支撑的统治格局就告破，变成了皇帝和文官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争夺行政权力的局面。
明朝中后期的几任皇帝，对于处理国家大事的兴趣并不浓厚，这也使得原本只是为皇帝草拟文书的内阁，变成了统治大明的权力中枢，这也就意味着文官集团几乎已经把持了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
从嘉靖、万历直到天启，这几位大明皇帝维持手中权力的秘诀，无非就是用内廷牵制外廷，拉拢一部分文官打击另一部分文官而已。
正因为这个国家的行政权力已经为文官所掌握，因此士绅清流才敢毫无顾忌的做一个直言犯上的忠臣。反正有文官们罩着，皇帝处死不了自己。而且在地方上晃荡几年后，自然会有人依据他的名望提拔他，让他重新回到朝堂上去。
士绅官僚们沆瀣一气，控制着国家权力的同时，早就已经忘记了，这些权力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大明王朝统治这个国家时所赋予官僚士绅的东西。
一旦他们失去了体制的庇护，也就无法再继续利用体制所赋予的权力去抵抗体制本身。大同总兵姜瓖的灭亡，无疑给他们上了深刻的一课。
即便是手中握有军权的总兵官，在朝廷的力量面前依旧脆弱的很。姜瓖尚且如此下场，他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又要如何去抵抗一个翻脸不认人的朝廷呢？
于是原本聚集在姜瓖身边诽谤朝廷的士绅豪强们，现在一个个的都在唾弃叛逆姜瓖，一个比一个的更痛恨此人，称赞朝廷出兵平乱的神速，试图以这种行为来同姜瓖做出切割。
几乎在一夜之间，山西地区的士绅就成为了铸币法案的强力支持者，纷纷拿出了家中的金银存入了银行，就连自家女眷的金银首饰都没放过。
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这些士绅们还不停的向都督府和巡抚衙门告密，将他们所认为的隐藏在士绅中间的乱党举报了出来。
对于周三畏这等武臣来说，这些士绅的举止自然是值得鼓励的。因为他们之间的互相举报，使得山西地方自然的安定了下来。现在这些士绅家族之间的互相提防，比他们此前对于朝廷的不信任还要严重。这也就意味着，短时间内山西的士绅地主已经无法再团结起来对抗朝廷了。
但是对于山西地方上的文官来说，这样的场面显然是他们不乐于看到的。虽然因为这些地方士绅豪强的服软，使得他们交出的物资已经让山西地方可以安然度过今年的旱情。
不过这些士绅们寡廉鲜耻的表现，加上都督府借机插手地方上的赈灾事物，都让山西地方上的文官们感到羞耻和不满。
于是在大同兵变平息后不久，山西巡抚宋贤就派人送信给了大同巡抚叶廷桂，要求他和自己一起上书弹劾大同都督府。
弹劾的内容有三：一是越权干涉地方民政；二是明知大同总兵姜瓖有反叛之意，却纵容其起兵造反惊扰地方；三是借兵变一事逼迫士绅上交钱粮，意图牟取私利。
对于宋贤的主张，叶廷桂还是相当犹豫的。和驻守在太原的山西巡抚不同，大同巡抚的权力可谓是少的可怜。毕竟大同城内有都督府掌军事，而不远的丰镇又有丰大总督掌握军政、民政，他这大同巡抚可没有山西巡抚做的这么逍遥。
而且在理论上来说，从大同到丰镇都属于军管地区，都督府的权力反而要比他这巡抚衙门大的多。他若是轻易的答应和宋贤一起上书，无疑就把自己推入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
不过他的佐官卫景瑗却对他劝说道：“大人，眼下可不是顾虑日后巡抚衙门同都督府冲突的问题。
宋大人的来信虽然有失偏颇，但是他所持有的立场却是不错的。士绅终究还是国家之根本，岂能让这些武臣肆意蹂躏？
这一次都督府新来的周参谋长做事实在是有些过分了，先不说他借机插手地方上的赈灾事务，光是在兵变得过程里拿我们巡抚衙门当叛军的诱饵，这就有些其心可诛了。
若不是标营上下仰慕大人平日的公正，出死力抵抗。我们岂不是就被卖给了这些叛军？哪怕都督府事后平息了兵变，也洗刷不掉我们身上被叛军俘虏的耻辱啊…”
卫景瑗说了许多，叶廷桂倒是听明白了一点，这无关对错，而只在于立场。宋贤和他身边的那些人，希望他能够以上书这个行动来表明，他还是站在士绅们这边的。
这一次大同兵变的平息，的确是给山西地方的士绅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因为他们第一次意识到，皇帝手中有了一只可以不通过士绅就能镇压地方的武力。
这显然是把新军视为边军继承者的那部分士绅官员所未能想到的，毕竟在袁崇焕执掌丰大总督区时，士绅们并不觉得新军是一个威胁。
相反，还有许多人觉得，新军的强大武力对于他们在草原上的生意是有好处的。只要他们控制着总督府，就能够和过去一样控制住这只新军。
周三畏这次的行动，终于将这些人虚假的安全感给揭破了。让他们意识到，皇帝手中的权力似乎已经超出了他们能够接受的程度。
要是这样的举动再反复来上几次，士绅们岂不真成了朱家的狗了，大家自然是难以接受的。因此，他们一边积极响应着朝廷的号召，一边则试图开始约束皇帝手中的权力，特别是皇帝对于军队上的影响力。
叶廷桂最终还是无法拒绝宋贤的请求，令卫景瑗替自己拟了一份草案，然后同宋贤一起上书弹劾了大同都督府。
当叶廷桂、宋贤的上书送到崇祯面前时，时间已经进入了六月。在皇帝的督促下，田仰终于在六月之前连通了西安、武汉、南京三条通往北京的光学电报，这极大的提高了朝廷对于地方形势的掌握，也加快了内阁决策的过程。
六月原本应该是夏收的开始，但是因为这样的年景，却成为了大明各地动乱的开始。陕西、河南、山东都出现了流民和小规模的动乱，甚至于连南京周边都出现了抢米事件。
根据赈灾委员会的统计，今年上灾七十五州县，中灾六十八州县，下灾二十八州县，共计受灾州县171个。
令崇祯烦躁不安的是，三吴地区久旱无雨之后，5月13日，苏、松、湖地区的吴江、归安等地突然昼夜下起了倾盆大雨。由于水势骤发，河道内的水位霎时汹涌，导致部分堤岸和临河屋宇倾倒。
虽说之前几年朝廷对环太湖地区进行了水利建设，还清理了一批侵占湖面和河道的水田，但是这次的大水还是造成了当地百姓极大的财物损失。
再加上之前的旱情，从而导致了米价腾踊，斗米价至二、三角之多，而去年同期当地米价一石也不过才七角不到。当然，朱由检所不知道的是，在另外一条历史轨道中，此时米价已经升至了去年的10倍，从而导致了三吴大饥。
而现在这个时段，当地百姓只是感觉生活难过，还没有出现活不下去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