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维森受总场之命，宣读解禁名单。我听了听，名单中的同类，大多是有着革命资历的老共产党员：如上海老地下党党员——《中国青年报》记者陈野、来自政法学院的老党员邓成、老北洋大学的韩大钧……我的心也冷了下来，因为我的“罪行”记录中有攻击大跃进等内容，1961年在劳改矿山时，被定为三年的劳教期，这意味着我要到1964年的5月25日，才有可能被列入解除劳教和摘帽之列——此时此刻，离那一天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尽管如此，我还是为我的那些解禁的同类，暗暗祝福。能往前走一步，就比原地踏步要强；回不了原来单位，当个农工，总比圈在铁丝网内的自由幅度要大一些——这虽然很不情愿，但面对铁的现实，谁能有挣脱“紧箍咒”的办法呢？！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我感到极度失望之际，阴云中又突然出现了一线曙光。董维森在宣布完两年期的同类解禁的名单后，话锋一转，谈到还有一些同类要提前解禁。这一宣布，使我在内心中又生起一丝希望。之后，我从他的宣读中，第一个就听见了我的名字，我是属于既提前解除劳教、又同时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两年期中，有人只解除教养，不摘帽子）。与我同时受到幸运之神光顾的，是来自于建筑学院的穆树方。
至于后来董维森又讲了些什么，我的双耳如同失去听觉一般——我的思绪完全沉浸在解析自我的命运之中：我想这并非命运之神对我的厚爱，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董维森与我思想上灵犀相通之结果。几个月前我和他在队部的那一次谈话，与其说是我的罪行自述，还不如说是他的心灵独白。只是他代表的是身穿警服的专政一方，无法对我更深层次地表述他对中国政治生活的看法而已；但是他还是曲折地表达了他对形势的理解。这在当时的干部阶层中，是极为罕见的事例。董维森当时能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及我的一些同类表示出人道的情怀，并尽其所能对我这样一个因讲了过多的实话，而落了个“反动至极”罪名的青年作家，给以他力所能及的帮助，是一个勇者的行为——这个行为的深刻内涵所展示的是无畏的道义力量。
记得，在散会以后，在老右们分组讨论会议感想之时，他和高元松把我和穆树方叫到了队部的办公室。他没有说什么多余的话，只是告诉我们到农工队以后，要好自为之。语言虽少，但是语言之外的无声语言，是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知识分子都能体察到的——这是我在三畬庄最为珍贵的、永远也无法忘却的记忆。
回到监舍，同类们的祝词自然不少。但这些已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了声音和色彩，但是“地理仙”曹克强君，对我说的富于哲理性的几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他说：“那泡乌鸦屎的故事，到此结束。你也知道那是在苦闷中找乐。你走了，我会想你的；我只想提醒你两句话，算作者西子的临别赠言。第一，果子到了成熟季节，不用人去摘，它也会自然落地；第二，没熟的果子，虽然被人摘走了，它也不压秤砣。”我理解他话中的含义，不外在警示我，现在还没到果熟时刻，我就被摘走，是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的。当然这是政治隐语，意思是走与不走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还有一层话外音，就是自己应当有这种自知之明。
最后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你是遇到爱才的好干部了，他们完全是一番好意。让我祝贺你提前从‘大劳改’，变成了‘二劳改’。至少你老娘可以经常看见孩儿了！”
步入“桃花源”
离开了众多的同类，我和二十多个名义上取得了农工称号的摘帽右派，分别被分配在第二大队。前文已经有过交代：南区第一大队，是犯人区——那儿大墙、电网，有士兵在岗楼上持枪而立；北区二大队，则是一片果园。
我们被分往二大队的不同的几个中队。与我同时分配到一中队的老右（这里所以仍然自称老右，实因关进大墙的老右并没因摘帽而取得公民资格——后文将逐渐谈及），有陆丰年，即在本书第一部中写到的因煮食毒蛇、癞蛤蟆，而差点进了阎王殿的那位老兄；还有来自中央某部委的何群，他俩都是上海人。后来又陆续来了原内务部街中学的体育教师刘景祥和另一位教师（记不清学校了）张玉民。不知是中队出于管理的方便，还是出于凑巧，这几个老右，都被分配在桃园劳动。
时正春日，两百多亩桃园、两千多棵桃树，已然初吐花蕾。一场春雨过后，桃花绽开成一片花海，大自然没有界限，它赐给我们的同样是一片盎然生机，使初到这儿来的我，心情为之一爽。特别是这里界邻外部的自由世界，站在桃园的边地，可以看到马路上的行人川流不息。无论怎么说，这花的世界，空气中弥漫着茶淀从没有过的花香；每天在树行子中耕耘，虽然汗流浃背，却真有身在“桃花源”之感。
记得到桃园没几天，我在树下种草莓时（长长的桃树行下都种有草莓），有几片桃花，在风中徐徐飘落，我忽然记起了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的几句极为孟浪的诗：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朵万朵迎风开。
花从树上纷纷落，
人从花中双双来。
我触景生情地想起了还留在茶淀的张沪，绝好的风景立刻一片肃杀。她给我来信说，她们少许的几个右派，只有一个老右摘帽（马敏行——唐达成之内姊），她和另外几个老右，原地踏步。我很感伤，无论哪方面来说，张沪都应比我先摘帽：她出身革命家庭，我出身地主家庭；她是上海的地下党，在解放前的1947年，差点掉了脑袋，而我那时候，还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学生。之所以反差如此之大，只因为我来了团河，碰到了十分爱才的董维森，问题就这么简单。
说来也巧，由于中国政治形势的阴晴无常，我来桃园不久，大概是对老右的解冻，也告一段落，董维森从右派队调到我们中队当指导员来了。他一到这个农工中队，我就被委派当桃园班副班长。几片桃花飞落在我身旁，所以能勾起我的浪漫憧憬，与我当时多方面的处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这种心绪中，我做的第一件蠢事，就是把我涂鸦成篇的小说《彩凤打擂》，在周日回京休息时，寄往了《中国妇女》杂志——当然我必须言明，我已摘掉了右派的铁帽，这等于是投石问路。与此同时，我致函中国作协，我已不属老右的行列——我虽然被北京日报社开除公职，但作协的性质是学术团体，并没有对我有过任何处理。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清楚其原因，有一天，董维森把作协寄往团河农场的一封信函交给了我。虽然劳改队例行了对信件的检查，但董维森把信内寄来的一张电影晚会的票，交给了我。
我用目光询问董维森，该如何处理。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全团河农场没有第二件。
董维森笑笑说：“这是好事嘛，中队给你一天假。拿到信后，我看了看，电影晚会在星期四，不是在周末，中队还是让你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当天算你出工。”
我虽然有点飘飘然，但还没有完全失去自知之明。我说：“这不太合适吧，不知过去有没有这种先例？”
董维森的回答使我终生难忘：“过去这儿没有管理过右派。没有先例没关系，我们可以开创个先例。你去吧！”
记得回京看电影的那天，算得上梦上续梦。家里接到《中国妇女》杂志的一封来信，言及我的小说将要发表。编辑询及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并要我立刻复信给她（她姓秦，名字已然记不清了）。我如实把我的情况，函告了这位女士，然后去参加电影晚会。当时，作协俱乐部在王府井北大街路东的一座礼堂，离我家还有几里地的距离，对于劳动了几年的我来说，这点路程完全可以以双脚代替公共汽车。可当我走近作协俱乐部时，我的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在那儿我肯定会碰到熟人，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批斗过我的人，我将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必将发生的尴尬？我是想看到我昔日的一些朋友的，我又该对他们说些什么？想来想去，我还是晚些进场为好，因为我不想过多地失去我应有的自尊。
大概电影已然开场了，我才进场。尽管我回避着文学界同仁的视线，还是被康濯首先发现了。他轻声地招呼我：“从维熙，你……你……”他因吃惊而更为口吃，“来，坐过来。”
我坐到了他身旁的位子上。不待他对我再进行询问，我用最为简明的语言，向他说明我的一切。反右期间，他在批判刘绍棠的时候，虽然点过我的名，但是那些言不由衷的话，在我看来是迫不得已。他对同年代的作家，据说有湖南辣子之称，但他对待文学晚辈，还是很宽厚的——我早在1953年就结识了在文学讲习所工作的他，全国第一次青年创作会议之前，是他介绍我参加作家协会的。出于良知，我不能对他有任何的不敬。他听了我的情况后，说了几句勉励我的话，要我努力改造思想云云。
我记得当天看的电影，是一部日本片，片名是《珍珠女王复仇记》。由于其中许多裸体镜头，康濯连连摇头。之所以如此，因为当天他是带着他的儿子来看电影的，怕是有伤风俗的画面，对孩子身心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我则感到是一次真正的解禁，因为在那个百花凋零的年代，了解一下世界电影的潮流——尽管我也不适应影片中过多的肉色渲染，但还是感到没有白来。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在散场时我看到了在北京人艺工作的老同学刘厚明，他十分关切我的处境。马路上已经行人稀疏，我和他在街头踯躅了很久。我对他毫无保留地谈了我的心声，他当即问我愿不愿意去东北文联工作。我当时身陷囹圄，还考虑什么东北、西北，我说，我哪儿都愿意去——只要能让我写东西就行。
一场荒唐梦！
我是到了1964年，才梦断“桃花源”的。
我接到《中国妇女》杂志的来信，称小说因故不能发表。那个“故”字是什么，当然是政治之故。进京时顺访厚明，厚明说东北那个单位，已经同意要你，但是……但是……“但是”是什么，当时他没有明确告诉我（直到我1979年平反回京，厚明才告诉我，他为我的事情，还遭到了划不清界限的指责。东北某城市文联，去我的原来单位商调时，原单位不仅没有支持，反而认为厚明牵线搭桥，是划不清界限的立场问题）。
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多次去绍棠家。他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党内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他和燕祥已无发表作品的自由——王蒙在北京师院教了一段日子的书，现已调往新疆。他还列举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毛泽东以及中央政治局的轮番批判。特别刺耳的是，我从绍棠嘴中得知，江青以主席夫人的身份，第一次出面组织对鬼戏《李慧娘》的批判。当天，我和绍棠都喝了不少的酒，深感对老右的解放，已化作为中国天空飘逝而去的一朵云。到了1964年的春节，我去绍棠家看望他时，他给我看了一段他手抄下来的——毛泽东于1963年底对文艺界的一段批示。我转抄了下来，当时的意思是警示自己丢开幻想，不要再做回归文艺队伍的美梦。保存至今，成了那一历史时期文化界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的批文如下：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到了1964年夏天，绍棠在一个落雨的晚上，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和孩子时，又把更坏的消息告诉了我。它就是后来成为文艺界人人感到自危的那段毛泽东的批示——胡绳将其写进了《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
毛泽东看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又作如下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至此，我的梦已经变成了碎片。我在劳改农场虽然身份卑贱，但无文场中没完没了的纠葛，这不仅仅是自我安慰，也是当时的真实——我无路可走，只有安身立命在“桃花源”里耕作——当我的园艺工了。
当时我被评为二级工，月工资三十六元两角，除去每月吃饭用去二十多元，加上吸低档劣质烟草，已所剩无几；但是每周周末，可与母亲和儿子欢聚一次，这对我的老母、幼子来说，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这一年多的光景，儿子曾对我表示过不满，说我星期天总不在家里跟他一起玩，小小人儿还不知道他的爸爸，此时正在为改变厄运而挣扎。待这一切成为泡影之后，我才第一次带着已然七岁的他，走进动物园。这是我的儿子第一次看见老虎、狮子和大自然中的各种动物，孩子当然高兴至极，但是我却对那一个个状若电网似的笼子，有着格外的敏感——小儿子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此时他的爸爸正在见景动情地自喻——我不是老虎，也不是狮子，我曾像一只腼腆的家兔，但专政的铁笼，却把一切生灵都视若为凶猛的老虎和狮子了。
始自秦皇大帝的焚书坑儒，中国文字狱史就已开篇。司马迁受宫刑，可算是远古时的记录，至于后来的进步，不过在于脸上不再刺字或躯体上不留什么文囚的痕迹罢了——此时此刻，我能混迹在游人之中，状若闲庭信步，当然也可以算是“自由”在60年代中国的一种延伸了……
“桃花源”的风情史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因为它不仅仅有我留下的无数足迹，还有一些罕为人知的大人物和与中国历史有关的风流女性，也曾涉猎过这片桃花的大海。这些，我将陆续在本部分中有所披露。因为笔者只是回忆老右自身的心路历程，对那些与老右无关的人和事，不想作详尽的描写。
当时与我一个班组的除了我们几个老右之外，还有劳教期满和刑满释放的其他类型的农工，与我们为伍的，还有一条淘汰了的狼狗——因为在桃熟季节，附近有些老乡夜里常来偷桃，那条并不咬人、却长得十分凶悍的狼狗，就有了它特别的作用。比如，当地老乡中的妇女，夜里来桃园偷桃时，我们的夜班看守，就常常束手无策。
8月的一天，我夜里值班看守桃园。当时正是“大久保”的成熟季节，我奉命夜巡桃园。被毛泽东喻为最为高尚、并让知识分子们当做学习榜样的贫下中农，就使我碰到了最为头疼的事情：我本来正躲在桃园的小屋里看雨果的《悲惨世界》，但是我听见了桃园的排水沟中，有悄悄说话的声音。
我走出了小屋，朝里边喊了一声：“喂——别偷桃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