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葆琛对我说：“火车通过黄河大桥时，我是对着黄河流泪了。这一是哭我们的民族，乱到了这个份儿上，那些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的勇将，也成了阶下之囚；二是哭我自己，在当初为什么非要报考大学，还学的是水利——知识越多越反动，当一个工人进了工厂，就不会有当右派的事儿了。我的家境很糟，小时候家住在内蒙古准噶尔草原，后来因为家境的变化，母亲改嫁到了张家口，生活上十分困难。我不但不能给她帮助，还要她为我担心。所以，当车过黄河时我的神经失控，不自觉地流出了眼泪……”
“你想逃到哪儿？”我似乎感觉到了，他不是一般的出逃。
他说：“我想去云南。其实当时的红卫兵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借着坐车不要钱的机会，到各个地方去观光的。与我同车的几个中学生，就是去云南大理。我们一路同行，他们把我当成他们的头儿，竟没有一个人，怀疑我是个异类。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我的逃亡信心。到昆明车站，我与他们分手了——我要去的是地临景洪县的西双版纳森林，从地图上显示，那儿靠近中缅边境；我当时想的是偷越国界，离开生我养我的祖国。道理就不用说了，好端端的一个中国，突然在几个月之间，变成了人鬼难分的阴阳界；我虽然有病，可是我宁愿死在与自己的命运抗争之中，也不愿意在囚笼里受罪。
“我不知道你去过云南没有，那儿土地的色泽都是红的——从昆明通往景洪的公共汽车，每一辆都是超载运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有意识地爬到车篷顶上，以减少与红卫兵的接触。因为快到敏感的边界地带了。我必须小心翼翼，不然的话，一路上的艰辛，都将付诸东流。命运之神，还算可怜我这个逃亡者，在历经两天的行程后，我终于到了西双版纳的边缘。在景洪小镇，我买了些防止蚊叮虫咬的药品并涂抹在了身上，然后在一天的晚上，我闯进了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
“也真怪了，我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病号，竟然有那么大的勇气，敢于走进这原始森林中来。为了逃亡，我事先查阅了一些有关这个地方的书，其中最使我害怕的是一种名叫‘见血封喉’的毒树。只要被这种树叶碰破了皮肤，是任何药品也解救不了的。在茫茫黑夜之中，到处都是树，在穿行之中，又不能打开电筒对每一棵树，都细细察看——因而，我只有撞大运了，碰上这种毒树算我命短。压缩饼干很快就吃完了，好在西双版纳的野林中，有叫不出名字来的浆果充饥，短时间内，还没有饿死的危险。最可怕的是那些四条腿的动物，在白天穿越森林时，我常常见到它们的身影，因而当夜幕降临时，是我最为害怕的时候——为了躲避可能发生的袭击，我不得不像长臂猿那样睡在古藤织成的‘树床’上。
“无论怎么说，那几天的时间内，我生活在一种希望之中，希望是战胜恐惧的力量，我是在恐惧与希望的并存中活着的。森林中有许多倒木和葛藤，我的衣服被树枝剐得褴褛不堪，但是指南针在告诉我，我一直在向着南方行进——这么走下去，总是会走出莽林抵达中缅边界的。问题出在一次夜宿于树藤之上，第二天早上，我伸手去掏我的指南针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为我引路的指南针，不知道丢在了什么地方。我在树下找来找去，不见它的踪影，这就是说，我把它丢在了原路上的什么地方——这里说的‘原路’，根本不是路，除了我之外，大概只有野猪、野牛走过，没有任何道路的痕迹——这叫我到哪儿去找？
“指南针的遗失，对我来说打击实在太大了。应该怎么对你说呢，它等于断送了我的所有希望。莽莽林海，白天都难以看见太阳，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绿色，我如何去寻觅我的去路呢！退又退不出去。向前走又没了方向——我坐在一棵倒木上，几乎要急疯了。说来说去，人是一个精神动物，自从丢了指南针，我觉得我全身的病都来了，心脏病的胸闷伴随着的心颤，使我一下子像个瘫子一般，再没了向前走下去的勇气。但是停在这儿是等待死亡，我只好咬紧牙关，开始了向自认为是‘南’的方向，东倒西歪地踉跄。古代的民谚中有‘黄鼠狼专咬病鸭子’一说，那天我爬行饿了，便像往常一样采摘林间的浆果充饥，竟误食了毒果——我倒下了，在迷迷糊糊中，我认为我的生命已然走到了尽头。待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傣族姑娘的竹楼里——我如同返祖般的原始人的生活，到此结束。当然，我苦心为自己设计的逃亡计划也彻底流产……”
英木兰与姜葆琛——这两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两个角度，在苦难年代里，演绎了各自不同的苦涩故事……不过，在姜葆琛的苦涩中，还留下了使他终生难以忘却的竹楼情缘。他住进的那个竹楼，是一个离边塞村寨有几里路远的看守橡树林的小楼，而救他一命的姑娘，是橡树林的看守员。她不仅把他背到了小楼上，还为他更衣擦伤，把他视若一个汉族的大哥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西双版纳有一种名叫风流草的植物，还懂得闻风而舞呢！在那只有一个男性与一个女性的世界中，一个逃跑的囚徒与一个傣族少女，很快就从相知到相爱。当然，即使是姜葆琛激动到了忘我的程度，也是不会把他到西双版纳来的目的，告知她的——在那个年代，他如果吐露真情会把这个小姑娘吓死。他谎称是大学里的红卫兵，特意借大串联的时机，来考察林子中稀有植物的——他又有着一张知识分子的脸和文明的谈吐，因而很快获得了姑娘的信任。
“首先是我感情失控的，但是有了一次，就难以再勒住马缰了。”姜葆琛说，“这姑娘相貌平常，但是心地特别善良。比如，我提出我不能见到生人，每次护林小楼来人，或割胶的傣族乡亲来闲坐时，她都会把我藏起来。她在深夜里对我发誓，永远不让村寨的人知道我的存在。按情理而言，我在那儿有性爱，又有温暖，在那儿安身立命也就行了，但是我是为抗拒‘文革’的暴政，而逃到这里来的，总是像做贼的一般东躲西藏，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当时中缅边界地区的盘查很严，时不时有越界逃跑的人被击毙或被生俘的消息传来，我再想越界，已然丧失了机会。该怎么活下去？这是我体力恢复了以后盘旋在我心扉中的问题。终于有一天，我作出了另一种选择——那是因为红卫兵串联到了她们的村寨，一种惶惶不安的心绪，使我产生了决心要离开这儿的意思。可是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该把我的想法告诉她，但是又怕她不让我走。几经考虑，我觉得还是不辞而别是个上策。当然这种行为是十分不道德的。也正是因为有失道德，使我一直都觉得有愧于她——将来你有一天如果写回忆录之类的书，不要宽恕我，要写下我这笔良心债。一天早晨，她还在睡梦中时，我不辞而别地溜走了。南逃的愿望已然破灭，我的路线是北返家乡……”
之后，姜葆琛历经了种种困难，终于回到了北京，为了逃避追捕，他只在朋友家中过了一夜，就奔向了生养他的准噶尔草原。在逃亡的路途中，他听来自草原的流浪客说，那儿“文革”的手段比北京还要残忍，便在途中改变了计划，更名换姓地混进了雁北吕梁山下的一支打井队。那儿人烟稀少，水源尤其匮乏，找水打井就成了当地的大问题。每天与打井工人见面的，就是长城上的古烽火台。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按说可以发挥其专长，怎奈当地不仅是山峦迭起，而且地下水位极低，找水打井是个难上加难的活儿。但无论怎么说，他在工人队伍里，是羊群里的骆驼，在没有文化的筑路工人中间，很快成了工人中间的技术力量。比如：在雪地里他看见哪儿的雪融化得最快，就知道那儿下面藏有水源——在那儿开钻打井（当地老乡叫做打“锅锥”），比盲目乱找水源工效要快得多。所以，尽管姜葆琛不想出头露面以便于藏身，他还是很快成了打井队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擀面、和面的技术，就是在那儿练就的）。俗话说：树大招风。在一群没有文化的工人当中，有人开始怀疑他的身份。在一天夜里的大清查中，他被身穿警服的武警，戴上手铐带走了——姜葆琛到了此时，认知了再以假乱真，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便向武警言明了自己的身份是个“强劳”分子——当然，他没有言及出逃西双版纳的问题，那将涉及到叛国，在当时“文革”的高潮中，是要掉脑袋的。
武警当夜将他驮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并将他的手铐用铁环套在摩托车的车座上，以防止他逃跑。当天晚上，姜葆琛被带到一个四面环水、中间是一座监狱的水上囚牢。监管人员先让他面对着牢墙蹲了几个小时（中间不许起立），到了残阳西下的时候，才把他带进一排牢房中的一间。就是在那一间牢房里过夜时，他才知道这个远离皇城的监狱，竟然原始到如几百年前的宋朝。姜葆琛十分感伤地对我说：“说起来，你这个在大墙中度过了近二十年的人，都不一定相信，那里牢房里的犯人，每夜还要互相叫号。那排牢房之间，上边都有一个方洞相通，一号牢房中值班的犯人，过了一定的时间后，就要高喊‘太平无事哟——’二号牢房值班的犯人，马上要接着唱和‘太平无事哟——’接下去是三号牢房，四号牢房，五号牢房……依此类推，一直到那排牢房一间接一间地全部唱完为止。过了一个时辰，这叫号声又周而复始。我躺在牢房里的大炕上，静听着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号，当真地掉泪了——这不是为我个人的命运而流下的眼泪，是为中国狱法的返祖而流下的泪水。我读的书虽然不多，但我记得远在宋代，狱吏们为了让犯人自监以防止逃跑，在史书中留下犯人们互相唱和的记载——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多少革命的志士贤达，为了反封建主义，抛头颅洒热血，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但在那块封闭的土地上，还停留在远古时代——作为一个20世纪的知识分子，能不为之涕零吗？！”
我沉默地听着姜葆琛的自白，心中也不禁升腾起一片苦涩。当然，那是一个监狱中最为原始的角落，但仅此一家也足以值得我们深思的了。不是吗？！
姜葆琛君后边的经历，就没有什么曲线了——他被押送回天堂河。不久，大队人马开往茶淀，他便到了那儿的老残队——他是一个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又经过了这么一场天南地北的折腾，当然只有进老残队的份儿（虽然当时他只有三十四岁）。不久，他们又从茶淀调到山西大辛庄农场——我和他便有了在老残队见面之后的又一次的见面。
一个有着严重疾病的人，在那个非人的年代，能够置自身病躯于不顾，像茧蛹变成飞蛾那般勇敢地突破丝网欲飞（尽管他没能成功）——这里不能不忠实地记录下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另一种类型的肖像。
不知道自己被判死刑的朱希
在大辛庄农场的几百名劳役人员中间，只有朱希是革命资格最老、对马列理论接触最早的人。他的行政级别为十三级，比长治市一把手的级别还高出一截。但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却在大辛庄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定性为反革命，他是我进劳改队以来，见到的一桩最大的奇特冤案。也是知识分子中，以忠诚叛逆忠诚的另一种的典型。
朱希1916年生于浙江宁波，1938年入党于武汉。此前，他在上海从事进步书店的管理工作，是一个博览群书、有着丰富学识的人。由于他的工作特点，使得他在30年代的上海，接触到了大批的左翼文化人，成了一个很有见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至1948年4月，党中央移师河北西柏坡后，陈伯达、于光远、毛岸英与朱希等几个人，也从石家庄到了西柏坡，他们在中央的指示下，筹划了进京后的宣传出版工作。北京和平解放后的1949年2月6日，朱希是随中央宣传部进入北京的。他先后出任国际书店经理和文化部出版局图书审读处处长。他可谓是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投身革命，并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付出过血与汗的人。
50年代初期，他的工作一帆风顺。在1956年的大鸣大放期间，他感到共产党在领导着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为此他虽然极受鼓舞，但因当时他的工作繁忙，他为没有鸣放的时机而感到遗憾。到了反右开始以后，他的思想开始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了，他认为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一大批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入反动资产阶级的范围，是完全错误之举。特别是储安平被划为右派，引起了他感情上的地震：在他出任国际书店经理时，储安平是新华书店经理，两人接触极多；他觉得储安平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人士，何以就成了右派？朱希是个敢于进言的人，仅仅为储安平鸣不平，就够打成右派的了，更何况他本人对反右本身就持有异议，被划成右派当然是不奇怪的事情了。可是，朱希从一开始就拒绝扣在他头上的这顶桂冠——能不能这么说，此举成了他后半生的悲惨命运之源？！
偏偏他又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在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的年代，他就开始了与最高领导人的争辩——“文革”开始后，这个朱希虽然以“不安定因素”被收容进了天堂河强劳农场，他以一个革命者的气魄，依然不改初衷，不断上书中央。他不仅对反右运动表示异议，而且对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也直言不讳。后来，他经茶淀转移到长治大辛庄，对“文革”中的种种有悖人道的行为，仍然连连奋笔疾书。他上书的范围，不仅有与毛润之先生商讨的，还写下了有直接批判林彪“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的《七十年代纪事》一文——此时正逢“一打三反”严惩反革命分子的时期，朱希终于撞在枪口上了。
与毛润之先生不断商榷，在当时已然是无人敢做的事情；朱希又抛出与林副统帅针锋相对的《七十年代纪事》，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希被戴上“恶攻”的现行反革命帽子，在农场里被斗得死去活来，那些劳改队中的积极分子们，先用力揪起朱希的头发，使其双脚离地，然后由五大三粗的汉子，没头没脸地抽打他的全身，直到打得朱希高声号叫，使在场的会议参加者的心灵颤栗为止。打过之后，打手们用绳子从背后反吊其双手（在劳改队称之为“吊鸡爪”），狠狠地向上一勒，朱希又是一声惨叫，似乎他已经死了过去。然后，打手们把他往卡车上一扔，像是扔一头死猪似的——下一个节目，是武警押着他，在整个长治市游街。
多少年后，朱希在对我回叙当时的情景时，还感到毛骨悚然。他说：“不知道那根绳子是怎么捆的，我只感到两只胳膊以及双手，疼痛得失去了知觉。大汗珠子顿时从身体的每个部位流了下来。说是汗如雨下，决没有什么过分，因为我的脚边，被汗水洇湿了一片。这么一吊，我的头立刻像葫芦般垂了下来。我就是这样垂着头，乘着卡车穿过整个长治市的大街的。但是卡车没有拉我回来，而是把我拉到一个有大墙、电网和岗楼的大门里——我坐了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