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痰里不带结核菌，我可以去食堂吃早饭了。第一次去，就见到了大学时读法国文学专业的角泽，他曾是我们的同志，只是中途就没了踪影。
“这不是横濑君吗？！你怎么啦？”他脸上满是念旧的表情，问道。我大吃一惊，如实作答，他对我说：“我来这里也快一年半了。回头再聊啊，我挺想知道党内后来的事情的。”
他后半句的声音很小，说完，就又回到他刚才一直谈话的患者圈子里去了。我知道角泽在这儿很难了解外界的消息，但又摸不清他现在的思想究竟是什么立场，所以便没有跟他去。再说，我也没有资格向他报告党内的情况。
但是，饭后，我们还是在谈话室的长椅上并排坐下，仔细端详着对方，样子像极了在路上偶遇的两条狗，为了解对方的脾气互相嗅着气味。
“我退党了。这儿还有组织呢。”角泽说。
“我也是。我想也没必要再回去了。”我答道，觉得彼此间有了一种宽松的气氛。
“最后，什么都是枉然哪。”角泽的语气突然变得很疲弱，像是在跟什么无形的东西诀别，又像是无力的咳嗽。也许他是在说党内的混乱和全面讲和的主张都不如意吧。
“只要还有美国基地，就不会有独立。”我说。
角泽沉默良久，仿佛是要换个心情，告诉我说：“就是啊。尾林夫人也住进来了，就是青踏派、搞法国文学那个尾林的母亲。”
尾林嫁给了著名的法国文学家，丈夫死后，她几乎每个月都要把相当于弟子的年轻学者和喜爱的学生招到家里开派对，她位于目黑的家一时间成了沙龙。我本科念的虽然是经济，但也在角泽的带领下去露过两次面。按角泽的说法，尾林夫人是因为与我们同样的病于两年前来到这家疗养院的，由于是老年性结核，在这里干燥的空气和轻松的环境中，病情渐渐稳定下来，于是又开始发挥她的社交特长，很快就组织成了新的沙龙，其中有英国文学和德国文学的助教、副教授，有超现实主义画家，有上海流亡财阀，有外交官，还有钢琴调音大师，可谓人才济济。
“每周五晚饭后他们就聚在一起，当然，前提是病情允许、医生批准，如果可能，你能参加就好了。解闷儿呗。我跟尾林说说。”角泽说。我于是记起来，他在大学研究室里当了助教以后，因很照顾后辈学生而颇有人望。“还有短歌会呢，听说马上就要出蜡版油印的杂志了。短歌这东西，躺着不动也能作，所以重症患者也可以参加，只是，领头的高田美佐夫是日本浪漫派①的，常和我争执。”角泽一副疗养院前辈的样子，告诉我很多事情，还教给我偷偷跑出疗养院的方法，以及在山脚下的城镇书店购买所需图书的方法。
我的病情很快好转，以至于医生都很吃惊。也许是链霉素的疗效太神奇了吧。我频繁地接受检查。起初，我还以为是神户谷作为父亲的代理委托医生进行的，很厌烦，但很快我就明白了，医生们如此关注，是因为他们要收集新药临床病例的数据。每一次都是从询问我“有没有耳朵听什么东西困难的感觉”开始，并会问到有无悸动、目眩、湿疹、便秘等症状。
一拍片子，发现以患处为中心向四周渗出的阴影已经不见了。
“可是，这几处病灶还明显存在，关键是怎么让它钙化掉。现在的状态只是不再发展了，而不是结核治愈了，”医生有一天给我泼冷水说，“反正也是得选择做什么样的手术不是？在这之前，如果病情有所好转，手术也会相应地调整为小手术。”
而当助手的年轻医生则率直地说了实话：“楠先生是第一个使用链霉素的患者，我们想尽快得到临床病例。”
我深深地点点头，觉得自己起到了一种试验用小动物的作用。
第一次参加尾林夫人的聚会时，在聚集而来的人们面前，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既然科学的发达对人类是好事情，那么人是否应该主动成为实验对象？”我觉得只是这样说也许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应该举一个身边发生的例子，就告诉大家，自己在这家疗养院被当成了链霉素的第一号患者。我的提问，搞得聚来的八个人陷入一片沉默。我这个学生气十足的设问，对于正和疾病进行斗争的人们来说，是不是太没轻没重了？我心里慌乱起来。
我第一次参加就有如此大胆的发言，也是因为我想超越一直以来光热衷于运动、缺乏学习的自卑感。然而，我能鼓起勇气的最大原因，还是因为尾林夫人一边叫着“啊呀，你来得太好了”，一边张开双臂欢迎我。大家都笑了。对一个都认为得了死病进来的人说“你来得太好了”，这种说法本身听上去就是一个近乎黑色幽默的幽默。而且，说这话的是尾林一枝，就更加可以原谅了。在每天掐着指头算计死前的日子的人们中间，她的存在，即便是幻影，也仿佛就是明亮的太阳了。
另外，在这里，不论说出什么样的意见，都不会被扣上“小资式的观望”、“左翼幼稚病”之类的帽子，也许正是这种奇妙的解放感，才让我这样口无遮拦吧。这个沙龙里，既没有党组织，也没有楠次郎及其代理人神户谷。
“这种事由于情况各种各样，所以不应该像楠君的问题那样将其一般化。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扔原子弹，试验了原子弹的威力，这是不可饶恕的，可你要说结果不是避免了本土决战吗，那可就是事后的诡辩了。”教英国文学的野中教授说。
“问题必须解决。楠君的提问是要提起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进步主义有多少妥善性？”小个头、圆圆脸的搞德国文学的星村说着，把寻求同意的目光投给我。
角泽告诉过我，下川是个宗教学科的学生，眼下正钻研印度哲学。他说：“大家都是一概而论了，可是，对我们这些有着难以治愈的疾病的人来说，新药的发明难道不是好消息吗？如果有希望恢复健康，我倒是想讴歌这个进步呢，这不是当然的吗？”
角泽于是插科打诨地说：“你这是朴素实感论嘛。”
可下川却摆摆手，一副不予理睬的态度。
讨论的话题不断地变换着，谈到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原因时，身穿只有中国男性才穿的长衫、留一撮小胡子的周先生提出了要求：“进步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罢，都是大海波涛一样的东西，下面那几十倍的水层根本没有动，要两百年才能变呢，所以，请各位仔细观察中国的动向，以免出错。”周先生是上海财阀的后代，为逃避中国革命才到日本来的。众人又一次陷入沉默。两百年这个数字太难计算了。周先生已经六十岁了。
歌人高田是个上了点年纪的男子，一头白发，有点刻板。“有道是歌唱生命，不论健康状况如何，只要心灵充实，所谓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同自然现象一样，应该坦然接受。”他一边用手捋着白发，一边说。话音一落，沙龙的空气便为之一变。
“你就是以这种态度把战争也看做是自然现象，吟咏你那优美的和歌的吧。结果呢，那么多学生走上战场，死了。你考虑过保田与重郎的责任有多大吗？！”角泽用食指指着高田质问道。这对我来说真是久违了的情景。况且这就是我直到不久以前还在坚持的理论。
“我并不认为那场战争有什么不好。”面对角泽的指责，高田昂首挺胸地说道。
于是，头上毛发稀疏的野中和圆脸的星村等两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或批评或讥讽地说：“可到底还不是战败了？”“战争可是日本发起的哟！”“对高田君来说，天皇所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是不是？短歌就是皇室的玩意儿嘛。”
高田这下现出难过的表情，说：“也有一种战争，明知道会打败也得打啊。”
“幻灭的美学可不是那样的哦，你这可是偷换美学和感伤主义的概念啊。”野中插进角泽和高田的争论中，说道。
就在这时，突然，尾林一枝语惊四座：“高田先生，我是个共产主义者。”此前，她一直笑眯眯地听他们讨论来着。她继续说道：“那场战争是错误的。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战败方就是不好。如果日本女性有参政权，就不会发生战争的。我一直为妇女解放而斗争，治安警察法第五条中，把女子和未成年者相提并论，别说加入政党，就连听演讲都在被禁之列，这种社会现实决不能说是自然的形态。”说到这儿，尾林夫人环视了一下四周，脸上浮起孩子般无邪的微笑。
“我是完成了任务，才来到这里的。妇女已经有参政权了嘛。不过，大家以后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呢。我不知道这个时代会不会变好，可我希望你们趁着在这儿疗养，为心灵补充足够的营养，高田要多写些好和歌，野中是搞莎士比亚的吧，角泽研究拉伯雷……”说到这儿，她就把目光转向了我。
我比角泽小两岁，在这个圈子里算是最年轻的了，对今后要做什么心里还没有谱，于是就说：“我还没有任何计划呢。”说完，我感到，这是我进入疗养院以来，第一次和一无所有、赤裸裸的自己正面交锋。即便是对职业的选择，也是茫茫然没有一点想法。在六庄馆的父亲曾经在我上大学时说过让我当几年公务员也好之类的话，可是，有了一段共产党员的活动经历，又饱受挫折之后，对我来说，这种选择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了。
“我已经脱离了家庭，是自由的。”说完这句话，我的心情才好了一些，便接着用一句“我想在这儿尽量多读些书，请多加关照”代替了寒暄，总算蒙混过关了。
第二天上午，我和角泽一起去附近的树林里散了散步。风很凉，但天儿还算暖和。也许是心情的关系，落叶松的芽苞好像都有点儿拱出来了。这一带比轻井泽海拔要高一些，据说，怎么也得再等两个月才能见到新绿呢。
“的确，医学的进步能给人以希望啊。你昨天提出的问题真是太好了，我觉得，大家都对你很有好感。”角泽鼓励我说。
“尾林夫人说她是共产主义者……”我试探着问道。我是想了解一下她昨天发言的真意。虽然是在疗养院里，可她却总是穿着深蓝色的捻线绸和服，把不带花纹图案的带子束得高高的，看上去似乎是受到了疗养院的特别待遇，让人觉得即便她说的是真的，也是一个贵族式的共产主义者。
“嗯，我知道得也不太确切，不过，对她来说，如果她觉得自己是共产主义者，那就不需要什么党啊组织啊什么的。她死去的丈夫的哥哥好像原来是内务省出身的政友会领导人，听说，这所疗养院就是在他的斡旋下建成的，所以她就成了终身入住患者了。”角泽不愧是爱管闲事的人，对尾林夫人的来路知道得如此详细。接着，他又补充道：“她深信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用上海财阀周先生的话来说，是大海表面的波涛一样的共产主义者，可她自己没有这种自觉。不过，基督教不是有无教会派吗？虽然有些不同，但她可以被认为是无党派共产主义者吧。她要是参加政治活动，也许就立马会成为宗派主义者吧。”角泽的语气有点揶揄的味道，或许，他意识到，自己曾经认真参与的党内斗争也是如此的缘故吧。然而，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认为，以尾林夫人为核心的这个沙龙的存在，足以证明这所海拔超过千米的八岳疗养院是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
走着走着，鸟儿们一齐尖厉地叫着，从落叶松下扑棱棱飞走了。角泽也喘着粗气，停住了脚步。
“你的病怎么样了？”我担心地问。
“你昨天说的动物试验的事，也适合我呀。”他用一只胳膊撑在落叶松林里随处生长的白桦树树干上，喘口气，告诉我说，他接受了一种手术，植入用动物质材料制成的乒乓球模样的东西，来控制结核菌的活动，可是，出现了身体排斥异物的症状，结果这种疗法以失败告终。
“后来我了解到，接受手术的时候，我是第三十三个，进行得顺利的，算上我也不过七八个人。”角泽的语调活像播报大米收成的播音员。“病人这种东西啊，很奇怪的，只有自己得救的时候，才会有那种成功了、胜利了的想法。可以把它认为是战胜疾病的意思，可又不完全是。至少，我这个凡夫俗子是这样，有一种我战胜了活到昨天的病友的心情掺杂在其中。相反，对那些因为接受了自己没有接受的新技术、新药而恢复了健康的人，总是心怀嫉妒。当然了，你还没出结果呢，还没人会嫉妒你。”角泽直率地说。
“从这个角度说，我还是个‘新生’啊。”我答道。我的身体还没有挨过手术刀。也许，作为一个病人，身上挨得手术刀越多，资格就越高吧。照此推下去，离死亡越近的患者，也就越了不起了。
“哎，对了，你昨天说你要开始学习了，真是难得啊。”角泽改变了话题。他大概也是不想让话题太过具体、太过深刻吧。即便在昨天的沙龙上，因为大家认真谈论的都是不治之症啊死亡啊什么的，所以，人们也都巧妙地回避着这样不得不正面接触的话题。
被他问到将来的计划，我很感为难。我很清楚，自己定不下方向，是因为对理论性东西的虚无感越来越强的缘故。虽然我对文学的兴趣有所增强，但在新日本文学会时接触到那些了不起的作家、评论家，阅读、校对过他们的原稿，这足以让我对文学丧失自信，望而却步了。
“啊，文学呗。我上高中以前净作短歌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太了解。”我回答。
听我这么说，角泽探起身子，向我推荐道：“要是这样的话，你不如加入高田他们的圈子呢，他在短歌界现在也相当不得了呢。”
“可是，他的政治见解太过分了，我会和他发生冲突的。”我很抵触地说。
其实，我是害怕，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经角泽介绍在沙龙上露面寒暄时，我分明看见满头白发的高田的脸上写满了惊诧。这些我无法对角泽说起，便极力解释说，高田虽然是短歌权威，但和自己政治立场不同，自己退了党，却并不想反共。
“这我知道，我也是一样。不过，你不是要用日语创作吗？那也没有必要从内心里否定短歌之类的东西啊。”角泽说。
“等等吧。”我难得说话如此强硬，“有道是稻草人救火——自身难保不是？传统魔力之强大，我在新日本文学当编辑时就感觉到了。虽然我在那里待得并不是太久，但我知道，能把传统吃透、再化作自己的血肉，可不是谁都做得来的，得有中野重治、大冈升平那样的力量才行呢。”
“那倒是啊，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你要老是敬而远之，怎么把传统化作自己的血肉啊？”角泽用古老的比喻反驳我，又叮嘱道：“先把马克思忘了吧，不过也没有必要成为反共主义。”
那天的谈话就这么结束了，我却没有必要开始行动，因为，高田美佐夫拿着一本短歌集，来看我了。
“我听说楠君小时候吟咏过短歌是吧？”他说。接着，他邀请道：“你什么时候来参加一下我们的聚会吧。现在没作也没关系，短歌这东西，也不是想作就作得出来的。”
见我有些支吾，他又问：“哦，对了，你母亲不是歌人吗？”
我只好回答说：“唔，我不太了解……”
高田现出诧异的表情，我们之间便有一种奇怪的沉默弥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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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做了一番解释——虽说不了解自己的母亲听起来有些可笑，但我的生父母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就相继去世了。我只知道我的父亲是现在户籍上的父亲的弟弟，但母亲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