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自己是没有时间写的，有那个工夫，还得去现场巡视、指挥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插空儿做点谈话笔录什么的。恭次要是正经些，可以让他来做这件事，可他又写什么诗嘛，谁知道让他写他会写出些什么来，不行不行。
怎么会有这么乖僻的人呢！孙清也是如此，但这个恭次，就更加不容掉以轻心。这也一定是他母亲的糟糕基因。说来也是的，他母亲怎么样了呢？没听说她死了，那就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吟诗作歌呢。原来还有平松摄绪传递个消息，可她又早早儿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和恭次母亲的事情是血气方刚时幼稚的过失，但和阿樱结合却不是，那是有算计的，可最后还是离心离德。还有一个可以明言不是过失的，就是现在睡在身边的治荣了。女人这东西，给自己生个好孩子就行了，至于聪明与否那都是其次，但必须得是处女，把我和以前的男人进行比较的态度，对楠家来说才是危险的思想。想着想着，次郎的头脑渐渐清醒起来。
次郎对第二天和内尔①首相的会见十分期待。四年前的10月，他来日本时，次郎曾招待他和当时的首相岸信介一起去了趟箱根。尽管日程紧张，但三人共进了午餐，内尔首相还充满热情地谈到印度的教育普及和卫生状况的改善。
他的话让次郎想起了后藤新平的学说。当过医生的后藤作为台湾民政局长可谓铁腕，作为满铁第一任总裁可谓功绩卓著。内尔在大众性这点上和大隈重信很相近，在国家经营这点上则和后藤新平有相通之处。鉴于这种认识，那天，次郎还向内尔说明了自己年轻时想将箱根一带开发成面向大众的一大疗养地的经过。内尔听得很专心，然后评价道：“您是大地的诗人。”
次郎对内尔的这种评价感到很高兴。次郎虽然无法理解内尔的非同盟中立政策和亚非会议上的和平十项原则等主张，但“大地的诗人”这个词，让他对内尔充满了好感。对次郎来说，那是一个幸福的瞬间——从第三者的嘴里，他听到了作为政治家的活动和作为经营者的工作相一致的评价。得知恭次一直在写诗，他甚至改变态度，调侃后自夸地说：“内尔首相说我是大地的诗人呢。”
和内尔首相重逢，向他说明池田首相的收入翻番计划，转达日本政府毫不吝惜地在经济上和印度合作的意向，这对次郎来说，是此次旅行的开心事之一。
结束了在印度的日程后，次郎飞赴西德，在波恩和阿德诺伊尔②首相会面。次郎有一种过去曾为同盟国的意识，就说自己在鸠山内阁时曾因反对日苏会谈而一度辞去议员职务。阿德诺伊尔说，我国被分割为东西两部分，领土接壤，所以和任何国家都必须有相互往来。次郎于是改变话题，说，自己准备参考德国的公路建设经验，在离东京最近的观光地修建公路，并借鉴海德堡和给琴根的经验，已经在国立建成了日本第一座大学城，讲述了日本是如此这般向西德学习的事例。阿德诺伊尔看着次郎，省略了对初次见面的外国领导人必谈的法西斯批判、德国文化的传统是以歌德为代表的等话题，只是说，日本的经济发展很了不起，请代问池田总理好。次郎也很累，所以很快就结束了会谈。
到了巴黎以后，次郎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峰子了。一方面，他希望看到她健康的样子，可另一方面，她多次反叛，这是自己作为一家之长绝不容许的。
这次的印度、欧洲之行是公干，所以，所到之处大使馆安排的日程都是以和国家首脑的会谈为中心的。向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问题的公民投票结束后可以喘口气的多·戈尔①总统递交了池田首相亲笔信的第三天，次郎出席了招待在法日本商人、文化人以及和日本渊源很深的法国企业的聚会。
在这次聚会上，峰子出现了，而且是在印度航空公司驻巴黎分公司经理的陪伴下。不长时间，她就变成了一个成熟女人，让次郎想起了刚认识时的治荣。二人在次郎面前的举止、言谈很明显地表露出他们之间早已有了男女的关系。次郎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
“您是不是有点不舒服？”一直陪在次郎身边的大使馆人员悄悄问。
就在这时，峰子爽朗大方地过来打招呼道：“爸爸，我是峰子，能在巴黎相见，简直像做梦一样。”
这话在次郎听来如同宣告一般。次郎不由得发自心底、充满怀念地凝视她。这可不行。
是谁把峰子叫到这个聚会来的！看到她的名字，就该知道有点瓜葛，至于该不该招待她，也应该问问我呀！……无处发泄的愤怒在次郎胸中翻涌，“逐出家门！逐出家门！”这个词在他头脑里上蹿下跳。也许是他的愤怒已经形于色了，印度航空的分公司经理挽着峰子的胳膊从次郎面前走开了。
次郎一边应酬着接二连三来和他握手寒暄的法国银行家、NATO的将军、日本驻巴黎的商界人士，一边极力要想起一些和眼前这个峰子一样自来熟的女人的例子。平松摄绪的名字一下子冒出来，令他很感意外。从女儿联想到尼姑平松摄绪，这本身就不太像话。于是，次郎不知为什么竟然想到，回去后要回老家给祖父上上坟。
前不久选举的得票数显示出，自己的地盘决不能说稳若泰山。想到这些，次郎的思绪离开了巴黎的饭店、卢·格朗的会场，回到了日本。为认真对待和回应峰子所带来的冲击，回老家也是必需的。
有必要重新整顿选区的秩序，锻炼年轻的活动家。自第一次参加选举以来，一直被称为楠派三杰的鲶江彰去世了，浦部新太郎卧床不起，现在唯一能动弹的只有草野良介一个人了。有人说，都干到议长了，可以了吧。如果不控制住新活动家，这种空气就有蔓延的危险。有必要告诉他们：为给当地带来利益，没有楠次郎是不行的。
这天，回到饭店，次郎感到很疲劳。倒下前，他觉得有一点需要和妻子治荣以及刚刚会合的清明交代，便命令道：“峰子完了，这家伙太让人瞧不起了，你们今后也不要跟她有任何联系！”
“怎么了？我打算明天和清明我们仨一起吃午饭呢，大使馆的人都说带我们去参观了呢。”治荣说。
“成什么话！今天的聚会上，她和一个印度人一起来的！”次郎一副鄙视的神情。
“印度人？！这个混蛋！”清明大声叫道。
可治荣却一反常态，不屈不挠地表态道：“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一定是入口偶然在一起了，不然就不对劲了。”
次郎心里蹿上一股火，想，登记结婚以后你还牛起来了啊。但他没有发作，闭上了眼睛。
“知道了，明天的午饭我不去吃了。”清明斩钉截铁地说。
“不是‘我’，应该说‘鄙人’！”次郎严正地命令清明订正自己的用词。次郎常常教诲他们，“我”是和对方平等时使用的学生用语，对长辈、上级应该用“鄙人”。
“哈依！鄙人明天不见峰子！”清明立竿见影地坦率做了订正。
治荣却一直沉默着。次郎也没有对治荣进行追究，宣言一样地说：“我要睡了！”便让治荣拿出日式睡袍。次郎不穿穿惯了的日式睡袍就睡不着觉。他闭上眼睛，想，行啊，明天清明不去就好，只有母亲见女儿，就算不上是楠家家族的会面。想到这儿，才消了气。
结束了为期两周的旅行，次郎回到了日本，然而等待他的却是妹妹阿房的死讯。
守寡的阿房一直没有再婚，独自盼望着孩子的成长，次郎怜悯地认为，这大概是对儿时被母亲抛弃的痛苦记忆刻骨铭心的缘故。次郎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一点，所以，每当六庄馆招待大批宾客时，总是把阿房叫来，让她在厨房帮帮忙。可是，这种时候，阿房又总是摆出一副十足的小姑子派头，让温顺的治荣为难得掉泪。次郎发出“江州的女子啊”的感叹时，这其中就包括了和哥哥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发福的阿房。最让次郎感慨的是，换个角度看，从小时候起，阿房就是那么依赖次郎，特别是在二哥裕三郎早逝以后，兄妹相依为命，这使二人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关系。
送走了阿房，次郎强烈地感到，这下，就剩自己一个人了。战争临近结束时柳太郎去世后，和永井家的关系也只是靠阿樱和贵久代的友情勉强维持着。和阿樱离婚后，关系渐渐疏远的时候，阿房又走了。永井柳太郎的长子死在了战场上，恭次和他的二儿子继夫似乎还有点往来。
继夫在美国读完了研究生，礼节性地来过六庄馆两次。他认为只看纽约、华盛顿这样的地方，是不能真正了解美国的民主主义的，必须要接触农村的实际才行。这种没规没矩的张狂，让次郎对他没什么好印象。一想到阿樱、贵久代、继夫、恭次这条线要多加小心，次郎就会对峰子重新燃起愤怒之情。次郎压着心里的火气，度过了阿房的“七七”祭祀。这天，他把视线投向了初春的六庄馆的庭院。
模仿琵琶湖建造的水池位于庭院的下坡处，从次郎所在的大房间里是看不见的。坡道这边，有一株粗壮的垂樱，渐渐开放的樱花已能映入眼帘。那株樱树的背后就是水池对岸的树丛，十几只兰鹊正从一棵大米槠结伴飞上老枫树。
次郎突然想到，明年春天，那棵樱树开满樱花的时候，全家照张相吧。他的生日是3月7号，为了不让家人和干部们意识到自己的年龄，次郎总是不让他们为自己过生日，但赏樱会应该没有问题，于是决定，将赏樱会作为例行的公事，届时召集各公司的干部，以增强凝聚力。
这让他想起很久以前学过的一句有名的和歌：“但愿花下死”。次郎努力回想着，教给自己这句和歌的，是分手了的阿樱，还是贵久代夫人，还是摄绪？突然，他想起来，是恭次的母亲。前后经过已经记不清了，但他记得那是他们俩走在永源寺盛开的樱花树下时的事情。她已决定去东京念书，见面后她说她想看看永源寺的樱花。她刚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应该还不到二十岁，而次郎已经三十八岁了。
这时，甲斐田来报有客人到，才打断了次郎的回忆。奇怪之时想起奇怪之事，倒是回味无穷。
进来的是阿房的两个儿子，是来报告丧事的情况并致谢的。次郎接受了他们的问候，说了些节哀顺便之类的安慰话，然后教诲毕恭毕敬的两个外甥说，要想成为一个正经人，“敬神崇祖、报恩感谢”的精神才是最重要的。
因了这教诲，次郎这天颇为杂乱的心情终于平静了下来。
这年秋天，次郎以转让给静冈县的公路和一个入口联合使用为条件，将早云山线转让给了神奈川县。这对次郎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但他也想通了：这就是时势。
在这种心境中，次郎作为建町功臣受到了国立町的表彰，这让次郎很高兴。町里在一桥大学借下了兼松礼堂举办表彰大会，次郎也出席了，还在那里作了演讲，说到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会受到都市化的冲击，尽管如此，还是希望日本唯一的这座大学城能永不变色。他告诉大家：“今年年初，我在波恩见到了阿德诺伊尔首相，我告诉他说东京附近的国立町就是效仿贵国的海德堡和给琴根建设的，他很钦佩地说：‘日本也有这样的大学城啦。’”又说：“时隔几年，我走上甲州街道，在谷保天满宫向右拐六十米处的道路尽头就是车站建筑，还保持着原始模样，令我很感动。”接着，还讲了一些当时一天有五六台车去国立，人们都说“楠次郎疯了”、“一旦有情况会不会用作飞机跑道啊”之类的忆苦故事，才结束他的讲话。
为这条纵贯三浦半岛的公路而进行的用地收购，因地主们等着进一步升值、迟迟不肯出手而毫无进展。令次郎不快的是，看到这种情形，埼京电铁的经营层把高岛正一郎推上排头，事事唱反调，虽然无人正面反对，但总也拿不出结论来。据清明分析，看三浦半岛公路计划的情形，高岛他们和秀吉出兵朝鲜非常相似。
次郎听后，脑子里立刻浮现出“狮子体内的虫子”①这个词。再强大的狮子，也斗不过体内的害虫。要消灭它，就无法发挥打倒外部敌人的力量。
次郎决定凭借自己的才智筹集资金，让高岛之流无能的经营管理者心服口服，并讨伐那些持消极态度的人。
就在这时，他得到消息说，计划东京奥运会之前开始运行的东海道新干线的横滨站，要建在现在的横滨站的大北边。已成为公共事业公司的国铁，也正因土地升值而恶战苦斗。消息还说，在二子玉川附近过多摩川，经过日吉、纲岛一带，车站要建在一个叫岸根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