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从消极作用看可以解决满族人对汉族人的统治，达到“汉族光复，满清倾覆”的目的。而从积极的目标看，汉族与满、蒙、回、藏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变成强大的中华民族。这样的民族则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分割、占领和统治，我们的民族则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孙中山以最乐观的态度预见强大的中华民族的显现：“夫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为，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此固理当然，势所必至也。”
孙中山提出的民权主义，就是推翻昔日压迫人民的政府，建立由人民掌权的政府。孙中山指出，中国古之圣贤有“国以民为本”，“民为贵，君为轻”的宏论，而实际的政治制度与此相反，皇帝和官吏“生杀予夺，威福自雄”，而百姓则“承病惟谨，不敢议其非者”。这是中国政治不能进化的深刻根源。他认为按林肯的“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原则建立的政治制度，“而民者始真为一国之主。国家之元首、百官，始变为人民之公仆，服役于民者矣”。他还指出推倒“独头专制”，人民行使权力这是“政治进化”的大趋势，任何人不能阻挡，“顺天则昌，逆天则亡”。他还批判了那种认为“人民程度不足”，不能掌权的论调，指出“国民之主人，今日虽幼稚，但自觉者必日多，而自由平等之思想必日进，则民权之发达终不可抑遏”。
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就是重在消除贫富分化的现象，实现富裕程度的均衡。孙中山分析了欧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认为欧美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欧美自政治革命而后，人人有自由平等，各得肆力于工商事业，经济进步，机器发明，而生产之力为之大增。得有土地及资本之优势者，悉成暴富；而无土地及资本之人，则转因之谋食日艰。由是富者愈富，贫者益贫，则贫富之阶级，而民生之问题起矣。此问题在欧美今日，愈演愈烈，循此而往，至发生社会之大革命不止也。
孙中山指出，中国虽然没有垄断土地的巨大地主，工商业又不发达，还没有欧美那样的资本家。但中国的贫富差别也在发展，未来工商业发展起来，也会有资本家与工人的贫富分化，因而，从建立民国起就应着手解决民生问题，即人民享有财富的问题。
他提出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是平均地权，就是国家把拥有大宗土地的地主，采取按低价收购的办法，把私田变公田，再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解决未来资本家坐大的问题时采取节制资本的办法。通过对资本家征税或限制某些产业的私人资本进入以及创办国营工商业来预防大资本家对财富的垄断。
孙中山自己认为，三民主义都是针对不等的。“民族主义是用来对外国人打不平的”，要解决满族压迫中国，列强压迫中国的问题，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卖身契约”，要中国和外国有一个平等的地位。民族主义，“是用来对本国人打不平的”，要由皇帝专制的国家变成人民做主人的国家，国家成为“人人有份的”，国家是四万万人的大公司，人民都是国家这个大公司的股东。民生主义，“是用来对大富人打不平的”。若有了大富人垄断国家财富，穷人就没有饭吃，成为富人的奴隶，所以“要把全国的贫富都打到不平等”。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实质作了如下的结论：“所以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用来把不平等的事情，打到平等的”。
由此可见，平等观是孙中山的社会观，也是孙中山倡导的价值观，他为之奋斗了一生。
4．公仆至要
孙中山是民本政治观的坚持者和倡导者。他的“三民主义”，每一主义都是以“民”为本。孙中山说：“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这三个主义和美国大总统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层意思，完全是相通的。”民有就是把征服中国的满清政府推翻，把中国的统治权收回到人民手里；民治就是把政治上的权力拿到人民手里，由人民治国；在享有土地和主权的前提下，由人民来享受生活上的幸福，称为民享。
从强烈的民本意识出发，孙中山提出了新的官吏必须是人民公仆的观点。
1912年4月10日，孙中山《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上的演说》中系统阐述了“官吏应为国民公仆”的观点。他指出，国民革命是为国民多数造幸福，“凡事以人民为重，军人与官吏，不过为国家一种机关，为全国人民办事”。孙中山又指出，共和与自由是，“全为人民全体而讲”，“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公仆，受人民供应，又安能自由”。他认为官吏既是人民的公仆，在为人民办事期间，要服从纪律，“当停止其自由”。因为人民“终岁勤动”，以谋其生，而官吏则为人民所养，不必为谋生费力，所以在供职期间，为民尽职，“以答人民之供奉”。自由的范围很宽广，当对任公职的官吏来说，其范围“甚狭”。
1920年5月16日《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说》中，告诫国民党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
1921年12月7日《在桂林军政学七十六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明确提出了“大总统是全国人民的公仆”。他认为共和与专制、民国与帝国的分界线，就在于前者是人民做主人，后者则是皇帝一人做主人，而人民是奴隶。他作了如下明确的论断：
从前帝国的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人民都是皇帝的奴隶。现在民国的天下，是人民公有的天下，国家是人民公有的国家。帝国是皇帝一人做主的，民国是人民大家做主的。诸君今天来欢迎本大总统，决不可抱那种旧思想。本大总统受国会的付托，总揽全国政权。虽然说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实则是全国人民的公仆。本大总统是来做你们的奴隶的，就是其余文武百官，也都是你们的奴隶。
这里把人民政权的性质和封建地主政权的性质作了明确区别。旧的封建政权是压迫和奴役人民的政权。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皇权至上，皇帝一个人独揽一切权力，皇权机构中的官吏都是政治上的主人，而广大人民则毫无权力，是皇帝和官吏的奴隶。而依“三民主义”建立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一切权力归民。与此同时，官吏和人民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仆”，甚至可以说是人民的“奴隶”，连孙中山这样的大总统也是人民的“公仆”，或者说“奴隶”。这就对共和政体中的官民关系作了深刻解释，确立了官吏必须做公仆的新观念。
孙中山的公仆观还和法制建设联系在一起。他提出要制定宪法，而宪法中要把权力归民作为重要条款写进去。他指出：“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国民大会行使之，即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他主张要把人民行使的权力以最高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孙中山要求作为公仆的官吏和党员，必须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他指出“常人欲个人发财，我党欲人人发财”，“损人利己，乃能发财成功者，我党人不为也。我党须人人发财，始为成功”。他对国民党内一些人思想怠惰、“信仰不笃”、奉行不力的状况提出了严厉批评，对官吏中的腐败不洁的行为，经常予以警示。
孙中山的公仆思想，不是由多数说了算的无政府主义和随大流主义，而是公民权利与义务平等的民权思想。他在1912年9月21日的一次演说中指出，共和政体中国民既有权力，又有“维持国政之义务”。在专制政权下，官府在人民之上，现在是共和体制，“人民即是主人，官府即是公仆”。既然官府是为人民办事的公仆，这就需要国民有纳税的义务，“出资以养其廉耻”，国民还必须有“充兵之义务”，以保卫国家。
孙中山不只在思想理论上提出和确立了官吏是公仆的政治方针，而且他还是一个身体力行公仆事业的伟大实践者。他在四十年的革命历程中，历尽千辛万苦，奔走于海内外人民群众之中，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为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国家和人民，是一位人民永不忘记的好公仆。
5．杀身成仁
孙中山早年留学檀香山时，曾信奉过天主教，后来又停止了信仰。孙中山在消除自己的宗教信仰后，始终用现代科学的观点看人生，尤其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时他反对一切迷信邪说。孙中山1921年12月10日《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谈到军人勇的问题，指出人怕死是常情。他说：“然暴虎冯河，人之所能独至于死，则未有不怕者，以欲生恶死，人之常情也。”这就排除了人死之后，灵魂会转化到另一个世界的灵魂不死说，说明生命对人只有一次，死是生命的结束，所以人们都有欲生恶死的情感。但孙中山又告诫人们不要把生死看的过于重大，生也好，死也好，这是经常发生的自然规律。他1925年3月11日逝世前一天与汪精卫的谈话中指出“死生常事，本无足虑”。这里说的“死生常事”重在言死，因为孙中山的疾病已到晚期，生命临近垂危，在这种情况下，他以一个革命家的身份看待自己的死，认为对死要抱“本无足虑”的态度。由此可见，孙中山是以科学的观点、唯物的观点看待死亡的。
从人生价值观的角度看，孙中山对死的意义做出了自己的革命家的判断。他的判断是从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观出发的。孙中山指出仁与智不同，智则“能明利害，故明哲保身”，而“仁则不问利害如何，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人”。对“仁”的解释自古歧义很大，而孙中山则同意唐人韩愈的观点，认为“博爱之谓仁”，这种博爱是公爱而非私爱。仁爱者要具有“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的胸怀。孙中山进一步提出了仁的三种类型，即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国之仁。他倡导革命家、军人应以仁的精神对人生，要为国、为世界、为他人行仁取义，这是最有价值的生存观。
从行仁开始，孙中山提出了死的价值观。他指出人生不过百年，任何人无论如何“莫不有一死”。既然人生短暂，“死既终不可避”，那就应当趁此时机，“建设革命事业”。他批评了一种无价值的生存意识，他说：“若仅贪图俄顷之富贵，苟且偷活，于世何稗？”他提出了两种不同价值的死。他说：“故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死得其所则重，不得其所则轻”。这是司马迁的死亡观，孙中山完全赞同。
那么，在孙中山看来，哪一种死是最有价值呢？当然是为革命事业而死。他说：
吾人生今日之世界，为革命世界，可谓生得其时，于我以建功立名之良好机会。夫汤夫武革命，孔子且艳称之，彼不过帝王革命，英雄革命。而我则为人民革命，平民革命，乃前不及见，后不再来之神圣事业。先我而生者，既不及见，后我而生者，亦必深自恨晚，且不知若何羡慕。故今日之我，其生也，为革命而生我；其死也，为革命而死我，死得其所，未有善于此时者！诸君试观黄花岗烈士，从容就义，杀身以成其仁，当日虽为革命而牺牲，至今浩气长存，极历史上之光荣，名且不朽，然犹日为革命失败而死也。
孙中山要人们明辨生死的价值，指出不管活多长，死于牖下和死于疆场是不一样的。不要做庸庸碌碌、醉生梦死之辈。要为国家效死，“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生死之间，要选择为国而效死。孙中山还认为国民党员是为实现“三民主义”而死，也是“死得其所”。他说：
此次诸君随本总统出发，从事革命事业，非成功，即成仁，二者而已。成功则造出庄严华丽之国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则同拼一死，以殉吾党之光辉主义，亦不失为杀身成仁之志士。虽然均一死也，有泰山鸿毛之别。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惟诸君图之！
孙中山还认为死的意义还在于为后人留下激励他们奋勇创业的精神遗产，这就是死的不朽意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在革命失败的时候献身的。几百个革命者去打几万人的敌人，失败带有必然性。然而，他们为国献身的志气，“不惜身家性命，不管权利幸福”，他们以身殉国，“来唤一般醉生梦死的人民”，让四万万人民因他们的死，而“觉醒起来”。孙中山在1922年4月25日《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中说，七十二烈士，“生为人杰，死做鬼雄”，他们的浩然正气，至今凛凛，犹有生气，正在鼓舞着北伐将士。
孙中山对自己的死也有激励后人的安排。他逝世前与汪精卫的谈话中指出，死对他来说是平常事，但为革命奔走数十年，“所抱的主义始终未完全实现，希望同志继续奋斗，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得以实现，本人死亦瞑目”。他还说：“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遗体可用科学方法永久保存。”他选择葬于南京紫金山，而永远保存遗体，意味着要鼓舞后人继续辛亥革命的事业，直至革命目的完全达到。孙中山是既重生又重死的，他希望人们的死能像泰山一样重。孙中山是为祖国的事业而死的，确实重如泰山。
孙中山的人生价值观和革命的生死观是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他的人格和风范是中国人永远学习的榜样。他倡导的“爱身爱家合为爱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人民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他提出的官吏即公仆的论断，是世代治国者、掌权者应该奉行的圭臬。他弘扬的民主平等思想是今天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历史文化依据，他赞扬的“杀身成仁”的儒家精神，是中华民族战胜艰难险阻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