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3年北条仲时面对败局切腹自杀，家臣糟屋宗秋也用北条仲时自杀的刀切腹自杀，部下跟着一个个切腹，共有432人切腹自杀，“尸体充满庭园，与屠场之肉无异。”这一集体切腹事件表明了武士道精神的残酷性，也说明了主从之间生死与共的关系。
1336年高举勤王大旗，辅佐后醍醐天皇进行倒幕的楠木正成（1294年一1336年），在凑川会战中失败而切腹自杀，被尊为“七生报国”的英雄，连他的敌人足利尊氏也很感动，将其首级交给楠木遗族。
在武士道精神的灌输下，日本形成了殉死之风，主君身亡，臣子殉死成了家常便饭。1636年仙台藩主伊达正宗（1567年～1636年）死亡，有15位家臣殉死，又有5人为殉死的家臣殉死，这些殉死者都葬于伊达正宗的墓边。
切腹自杀一度成为武士的专利。切腹的一般方法是用短剑刺人左腹，再横向右腹切成一字形，再从胸口刺入向下切，成为十字形，最后拔出剑刺入喉部。切腹是一种非常痛苦且慢死的自杀方法，武士们选择这种方法自杀，表明向主子剖开红心见忠诚。新渡户稻造写的《武士道》一书中这样论断切腹的含义：“打开灵魂之窗请君看，是红还是黑，清君自公断。”江户时代，切腹在刑法和礼法上成为一种制度。切腹是一种严肃而庄重的行为，只有上层武士，才有资格被赐予切腹之刑，一般百姓不许处以这种刑罚。1703年1月30日，为主君复仇的大石良雄等47名义士，被处以集体切腹之刑，使一些日本武士道信仰者大唱赞歌。日本儒学巨子室鸠巢赞日：“慨忠善之不祚，恨天道之无知。”这种“全死节”的精神成为武士道精神的典范。武士道精神在反对幕府的腐朽统治和抵御外部入侵上曾发挥过积极作用。武士阶层在明治维新后逐渐消亡，但武士道的精神传统在今日却死灰复燃。武士道精神在明治以后转化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日本统治者用武士道精神推行侵略和扩张政策，给亚洲人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4．军国意识
军国意识又叫军国主义。它继承武士道意识的全部传统，但它又不同于武士道意识。我们说的军国主义是指帝国主义时代的军国主义，其基本特征是军事至上，谋求世界霸权。它的体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结构在内的国家总体制。军国主义意识就是军国主义总体制在思想、文化、理论上的表现。
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的特权被取消，武士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存在。但是，明治维新并没清算武士道精神，一些人极力复活儒学中的封建主义思想，向青年和国民继续灌输“孝行、忠节、和顺、友爱、信义、礼让、贞操、刚勇”等道德内容。明治天皇还发布《教育敕谕》把儒学作为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在小学教科书中把那些切腹的典型称为忠君爱国的英雄，让武士道精神复活。1882年明治天皇又发布了《军人敕谕》，对陆海空军人提出以武士道的生死观为指导替天皇效力，即“军人应以尽忠节为本分”，“要意识到义比山岳还重，死比鸿毛还轻。”还强调天皇乃“世界之总王”，日本乃“万国之总帝国”。明治政府成立后，还向全民灌输侵略扩张意识，提出日本人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明治政府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偏爱武士道精神，竭力培植军国主义势力，而且明治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方针，也有利于形成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明治初期的地税改革虽然废除了幕藩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但在农村又建立起寄生地主所有制，新地主实行父系宗法式的统治，带有浓厚的封建性，逐渐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支柱。日本的地税改革使大量农民陷于贫困破产的境地，使国内市场萎缩，促使日本设法开辟海外殖民地，走上军国主义之路。明治政府“治产兴业”改革政策的指导方针是运用国家政权力量，通过政策手段，动用国库资金，加快资本原始积累，以军事工业为主导，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最后形成了以军工为主体的国营重工业，以纺织业为主体的轻工业。日本的工业体系带有明显的军事性质。日本的产业革命靠对内剥削压榨，对外侵略扩张而实现。日本的产业革命战略是“以战争促发展”的战略。对中国和朝鲜进行疯狂掠夺，以此来创造发展的条件和动力。日本资本体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以寄生地主所有制和不成熟的自由市场体制为其经济基础。为了弥补日本经济体制的缺陷，克服市场狭小和资源匮乏的困境，在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中，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这种经济基础正好适应军国主义意识形态。
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为了争夺海外市场和殖民地不断发动战争。其中比较重大的战争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在这两次战争中，武士道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日俄战争后还树立了两个具有武士道精神的“军神”，即桔周太和广濑武夫，认为这些人是“身体消为旅顺鬼，灵魂不忘七生忠”的民族英雄。日本对“军神”的大肆宣传，助长了军国主义气焰。
1931年至1945年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大肆弘扬古代武士道精神和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日本在国内宣扬死亡光荣的哲学和臣民忠诚的教育。军国主义者把成千上万日本人驱赶到战场为天皇效忠。1932年日本在发动庙行镇战役中，有三名士兵抱着爆破筒冲入中国阵地被炸死，日本大肆宣扬这“肉弹三勇士”。还有一位叫空闲少佐的大队长被中国军队在江湾镇俘虏，先押到南京，后又交给上海的日军。空闲少佐认为自己被俘又送回来是“奇耻大辱”，过了两天，他又跑到江湾镇被俘的地方用手枪自杀，以实现“杀身成仁”的愿望。日本对这一武士道行为大加宣扬。时任陆相的荒木说，空闲少佐“选择了死的道路”，“发挥了最高的军人精神”，应当与战死者同样处理。在空闲少佐自杀行为的感召下，两天内有四人自杀，以鼓动日本人出征。
1941年1月8日，时任日本陆相的东条英机发布《战阵训》，要求军人“命令一下要欣然投人死地”；“要超越生死，向一心完成任务迈进”；“生不受虏囚之辱，死不留罪祸之污名”。在这种轻视生命训令的鼓动下，军队出现许多以人肉为盾牌的无谋战术，并强行要求军人自杀殉国，出现了士兵的大量死亡。在1943年5月的阿图岛战斗中，以山崎保代为首的2600名日军全部战死，他们在做最后一次突击时伤员全部自杀，战斗到最后，指挥官南云中一中将、斋藤义次师团长、栗林中道中将都切腹自杀。日本把阿图岛战役树为“玉碎”的典型，受法西斯军人崇拜。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旦战败，不仅自己自杀，还要老百姓也自杀。如塞班岛战役中有数千名平民跳崖自杀。在太平洋战争中，有一些以武士道精神组成的风神特攻队，他们驾机撞敌舰，一机一人可以击沉一艘战列舰，与敌舰同归于尽。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诏书后，第五航空舰队司令宇垣缠不甘受投降的耻辱，下令出动11架飞机袭击冲绳美军，做最后一次特攻。
有人说日本的军国主义是中国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复活，是佛教空无思想的指引。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有片面性。军国主义在宣扬武士道精神时，确实利用过儒家的某些道德和佛教的某些教理，但这并没有说明儒佛教理本身有武士道思想和军国主义的色彩，而是日本统治者出于对外侵略的需要，对外来学说和宗教教义歪曲的结果。日本军国主义还把许多日本国民具有的优良品格加以扭曲转化为军国主义。日本民族具有团队精神，这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然而军国主义把它转化为绝对服从天皇的集团意识。日本民族的神灵信仰意识，被转化为对天皇的绝对忠诚与崇拜。日本民族的勤劳勇敢及尚武精神，被军国主义转化为效忠天皇、为国捐躯的意识。
日本军国主义时代，还对国民大肆灌输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思想，使民众的国际意识也发生扭曲。他们以极端的民族主义意识来影响国民的国际意识，把日本民族看成世界最优秀的民族，把日本看成世界的中心，同时产生对抗西方的情绪，欲与美英帝国主义争霸。日本军国主义把亚洲民族看成“劣等”民族，以此来制造侵略亚洲的理论。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鼓吹仇视中国的言论，提出“日本是东亚的盟主，支那是从属国”，要“蹂躏支那帝国四百州”。
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扩张中，表现出了极端的野蛮性和残忍性。二战中他们在亚太地区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往往采取恐怖偷袭的方式，大规模屠杀别国军民。日本于1931年蓄意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1947年挑起“七·七事变”，对中国全面发动灭绝种族的战争。1941年偷袭珍珠港，几小时内使美国近5000军民死亡。日本在中国东北等地大规模使用化学毒气，使成千上万居民丧生。日本还把从中国、朝鲜和日本本国强行征来的年轻女性作为“慰安妇”，长期强迫她们做性奴隶，使这些女性过着血泪生活。日本对中国许多占领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本占领南京后，对中国被俘士兵和当地居民进行血腥大屠杀，使我30余万同胞被杀。日本在上海、重庆、武汉、长沙等地的居民稠密区狂轰滥炸，使数以十万计的百姓丧生。日本人把中国人称为狗和动物，认为杀死一个中国人比杀死一只鸡还容易。
日本的东史郎及其他一些战后悔罪的侵华老兵对屠杀中国人的残忍事件有真实的记录。东史郎日记中写道，1937年3月16日他们列队扫荡村庄，深夜在熟睡中的农家搜捕，口令是“逃跑者格杀勿论，没逃者带走审讯”。一个少年已经被杀，一个老婆婆抱着尸体恸哭。另外一些人去射杀妇女。六个年长的男人被抓来，痛苦求饶，但还是一个一个被刺杀。有的被刺倒的人，手指在地上乱抓吼叫，然而又被刺几刀，就死去了。日记还记载，在空荡荡的城里，一旦发现中国人，就押到城墙一个个刺杀。日本人抓来数十名农民为其修掩体，掩体修成后，这些无辜的农民又被一个个刺杀。
现在，我们再看一则在《东史郎日记》中关于西本在南京一池塘残杀中国人的记载，这一记载引起了日本军国主义卫道士对东史郎的诉讼案。日记这样记载：
二十一日奉命警戒城内，我们又离开了马群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