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你在干什么？
俺在调配澶州的大白菜进京……这就是北宋一直以来的办公方式。你是兵部的人，可管不了兵部的事，兵部只是领薪水的衙门。其余的状况以此类推，就连宰相、枢密等顶级高官的职能也被层层分割，别说办点实事，就连提高些效率都做不到。
想改？那就要小心晚上做噩梦了，上至赵匡胤，下至赵光义，连同真宗、仁宗、英宗都会集体莅临，给乖乖重孙子神宗上教育课。
这是宋朝制约臣子、保住江山的重要手段。内部叠床架屋把职能名分搞混，外部强干弱枝把兵权收回，只要这两点在，神州大地就会永远姓赵。
历史证明，这一点绝对正确。唯一的例外就是危机从外边来了……现在神宗要做的事，就是把祖宗家法拆散了，把这一整套内外结合自我阉割、毁灭民族血性力量的办法重组，让行政机构重新焕发活力。说来汉民族在古代之所以能屹立在世界之巅，凭借的是什么？不是财富，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就决定了他们永远不可能是最有钱的人。哪怕是宋朝，也只是些浮财，一旦战争、水旱灾发生，财富链条立即崩断；同时也不是战斗力，从总体分析，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战斗总胜负居于劣势。
之所以能一脉相承、屹立不倒，成为5000年里唯一本源传承下来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人最强大的武器是行政机构。它的健全和有效运行，才能让中国一直以大国的身份存在。
如果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或许就是极其飘渺，但又笼罩着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民族情结。
这两点好不好呢？说实话，还真是不好说。放眼全世界各个种族，现有的三大种类生存环境——大陆、海洋、岛屿，挨个比较，中国的这两个特色让人很郁闷。
海洋国家极力向外部开放，勇于冒险，哪怕起步很晚、土地贫瘠，这种精神注定了给他们带来发展和财富。并且他们的心灵很单纯，就是奔着钱、利益去，没什么善恶了、道德了、天理了之类的自我约束。例子是欧洲大陆最早发达的几个国家，如西班牙、荷兰。
岛屿国家更生猛些，它们是三种环境里最恶劣的，可纵观世界，它们带来的破坏是最大的。例子是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面积超级小，自然资源少得可怜。比如日本，全境除了温泉之外，只有些劣质的铁和煤。按说这样已经很衰了，可惜还没衰到家。
日本列岛上还有火山……动不动就墙倒屋塌财富归零，为了省事，他们的房子基本上都用最简单的木料搭建，非常方便烧了盖、盖了再烧。
就是在这样绝望的环境里，蹿出来一个可恶、可厌但也可怕的种族。日本人为了生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走抢劫路线，以抢劫各国资源求发展。“二战”之后被打残了，开始走经济路线，全面发展加工业和贸易，就算没有资源，也一样会把各国的钱搂到身边来。
回头看中国。
我们的特色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是从小学课本就一直在宣扬的骄傲点，可惜危机也伏在这八个字上。地方太大，人口太多，直接后果就是一盘散沙，窝里反。托秦始皇嬴政大哥的福，中国在别的种族还在树上睡觉时就有了统一的中央集权。
有了这个，才变成了人多力量大。其间哪怕经历了多少次朝代变更、外族入侵，统一的格局都没有变，家国认知感一直牢牢地存在。
这是托了“极其飘渺，但又笼罩着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民族情结”的福，不过可恨的是，这玩意儿也有副作用。
根深蒂固的家园、祖先、血脉等观念被无限放大，产生出了“父母在不远游”的行为指南，让一代代的中国人在最年轻、最冲动、最有发展的年龄，被牢牢地摁在了四合院里。
敬祖情结在乡村衍生出各种各样离奇古怪、臭不可闻的规矩；在朝廷里变成了“利不百，不变法”、“祖宗成法不可改”等圣经。
这些条条框框是中国人给自己下的诅咒，活在里边渐渐地适应了，对外界的东西不仅失去了兴趣，还统统地嗤之以鼻，在一百多年前还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种族……说了这么半天，只是要正视自身，发现问题。
好了，回到宋神宗时期，以行政机构本身就有缺陷的特性，加上赵匡胤等人故意加上去的毛病，大家应该明白精减部门重新规划的必要性了。宋神宗想来想去，他创建了一个有宋朝特性的唐朝官职社会。
他拿出了一本书，名字叫《唐六典》，里边写的是唐朝的官职功能表。以这个为蓝本，重新规划宋朝的官职。我们把超级啰唆、规范的名词都扔到一边，可以精减出两大原则。
第一，以阶易官，减少等第。
官，指的是寄禄官。就是上面说过的兵部的人管户部的事，但还要在兵部开工资。那么兵部的职位就是他的寄禄官。现在取消了，一律以相应的阶官代替。
新的阶官一共有25阶，比旧的寄禄官少了17阶。新官品仍然是九品制，每品分为正、从，共18阶，比旧官品少了12阶。
第二，三省六部，循名责实。
顾名思义，就是各个衙门从今往后叫什么名，就去办什么事。权力回归，谁也不许越界。要注意的是，有些名称也从此变了。
比如三省，元丰年间改制之后，恢复到了唐朝的中书省主决策、门下省主封驳、尚书省主执行的旧制。宰相们的办公室不叫中书门下了，改称“都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名称也取消了，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次相。
左为首，右为次，看着很传统，可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沿用唐制，中书省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施行的原则，实权在右相的手里。
其他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除了最大的一个原则。东西两府分权，军政分开这点宋朝最大的立国之本，宋神宗是没动的。东府宰相，西府枢密，仍然分庭抗礼，没像唐朝那样集中在宰相一人身上。
做完了这一点，实际上宋神宗已经同时完成了司马光、王安石两人的心中各自最完美的社会。熙宁改革之前，这两人一个说要开源，一个说要节流。
现在王安石的开源全国铺开，各项新法所产生的巨大利润向国库滚滚而来；司马光的节流，使减少开支、削减官位也已经达到。
一出一入之间，形势是开国以来最好的。同一时间内，政、财两项之外的军事也逐渐完善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半点都不比行政、财务两项的改革轻松。
宋朝原来的军制是“更戎法”。赵匡胤为了不让任何将军掌握士兵，规定全国每支军队都要定期换防，兵走将不动，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将军永远别想拥兵自重。后果大家都知道了，除了赵匡胤亲自率领的第一代宋军之外，军队素质直线下降。
这一点最初是被范仲淹打破的。为了对抗李元昊，西北长期驻扎重兵，几十年间兵将紧密配合，形成了西北军团独一无二的战斗力。熙宁变法期间，这个成功的例子推向了全国，它就是著名的“将兵法”。
将兵法实行后，天下总分为两大防区，有92员大将。
第一防区在京师附近，辖有25名指挥使20员将，约占全国兵力的四分之一；第二防区在西北、东北两方面，配有42将，兵力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其余军队散布全国，岭南地区也照顾到了。这些正规军之外，保甲法的推行越来越顺利，民兵总数量在70万以上。
这改变了宋朝以前军事力量的分配，除了边关、京城两点最强之外，各个州县城市也不再是空白。时间一天天地推移，每过一天宋朝的实力都增长一分，它完全不是传统史书里所说的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新法改革就失败了的一片惨淡光景。
哪里来的失败？直到宋神宗死了，司马光才跳出来废除新法。在这之前，宋朝全国都在新法的实行之中，不管民间的经济变化怎样，国力、军事、行政三点立国之本空前旺盛。
人强命也强，关键时刻连老天都帮忙，改革之前王安石宋神宗最盼望的机会也适时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