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今湖北武汉市西南；安州，今湖北安陆。人生机遇，殊为难料，从前两人一个在天下，一个在地下，谁能料到居然有一天会变成平级的邻居。
可就算这样，蔡确仍然把吴处厚看成是空气，平级只是表面现象，下放的中央领导和地方上的中层干部有本质上的区别，资历决定一切！老实说，这次蔡确是正确的，不管别的时代，至少在宋朝有宰执经历的官员，哪怕到了地方上也有超然的身份。比如说富弼、韩琦、范仲淹、王安石，这些人都从宰相位置上掉下去过，但到哪里都是爷。
于是蔡确继续了对吴处厚的鄙视加折磨，哪怕是公务，都敢拒不执行。某次他境内的静江厢军要移防到汉阳去，他像忘了一样就是不下命令。
吴处厚怒了，忍了又忍，实在忍不住。蔡确，当年在开封城里我惹不起你，现在大家是平级了还混成了邻居，你真以为还像从前吗？你给我件红外套，我就得宣布自己是地瓜？
鉴于蔡确对自己的重视程度，光是折磨吴处厚还远远达不到让他消愁解闷、抵消贬职痛苦的程度，苦闷中他决定出去转转。当地没什么名山大川，只有一座小山还有些特色。它叫车盖亭山。
车盖亭，这三个字从蔡确登山走了一回之后，在中国的历史里变得非常有名。多有名呢，决定北宋的命运。
话说北宋四蔡无一凡庸，诗词歌赋样样全能。当蔡确带着满腔的负面情绪爬了一天的山回到家后，他作了10首诗。因为他的地位，这些诗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当地迅速流传了开来。
吴处厚第一时间看到了，他捧着这10首诗看了很久很久，终于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里附带了他对这10首诗的注解。
由于篇幅的原因，原诗不引用了。吴处厚像前些年的李定一样，别有用心地曲解了，至少是夸张了蔡确诗里的含义，说他讽刺朝廷，尤其是把高滔滔比成了武则天。
这封承载着吴处厚个人卑劣欲望的检举信送进了开封城，引起了一连串的剧烈反应。先是高滔滔，这位老年妇女自从当上太皇太后就一直处于亢奋状态，每天与新党斗、与言官斗、与斗，让她不停地在垂帘后面怒吼。这封信的出现让她加倍地紧张，因为她最怕的是和旧账本斗。
她的权力来得不正，时刻都警觉着各方面的质疑。蔡确作为前宰相、新党政敌的身份写诗揭露她，很容易会掀起宋朝全国性的八卦浪潮，到时全民大讨论，后果不堪设想。尤其是蔡确曾经亲身参与了皇位的更替，有太多的猛料加隐私可以提供，想到这些她没法不发抖。
从重、从严、从快地办了蔡确！
高滔滔以火线速度下达了处理蔡确的决定，可是却被一帮人给阻止了。朔党同仁们现身，机会来了，他们不动则已，一动则惊天动地，看似一点点的理由，足够让他们操作到打倒全部敌人，让新党万难翻身的程度。
之前隐藏在王岩叟背后的人走上了前台，朔党领袖刘挚，三巨头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他们是北方政客的代表。在洛、蜀两党两败俱伤之后，他们牢牢地把持着宋朝的言官职位，在他们身后，是庞大精密的人脉网络，覆盖着宋朝军、政、财各个角落。
吴处厚的信落在他们手里，就绝不仅仅是蔡确一个人的事了。他们指出，蔡确作为王安石的重要党羽、前首相，周围聚集着一大批死党，都是危害国家败坏社会的奸邪小人，蔡确诗里的含义是这个集团的共识思想，蔡确有罪，这些人个个都有罪。
朔党由梁寿出面，把这些人的名单列了出来。蔡确、吕惠卿、章惇、曾布……新党集团里大小干部都有份。由于这些人是王安石在熙宁、元丰年间提拔使用的，这份名单又叫做“元丰榜”。
要记住元丰榜，要记住它产生的过程和时间，这是一切争斗的源头。世事复杂，很多貌似很成熟的人总是说，争斗都是相互的，是没有对错的。不，物种起源都可以逆流追溯到几百年前，发生过的具体事件怎么会没有对错、没有责任源呢？
元丰榜，是一切的源头。
这份名单报上去，高滔滔顿时神清气爽、老怀大畅。众位北方爱卿，真乃国家的传统栋梁，一切照办。当然，为了突出重点，蔡确仍然要从重处理……嗯，算了，还是由哀家亲自来办。
高滔滔找来了首席元老文彦博，问怎么处理蔡确。文彦博，岁月可以改变一个人，他就是例子。当年平定内敌支援西北的鹰派人物不见了，他对外非常的软，第一个赞同司马光割让西北四城给西夏；对内异常的凶残，他建议把蔡确贬过岭南，到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去当官。
宋朝时的岭南地区是荒蛮之地，把半老的蔡确贬到那里去，和当年贬寇准到海南一样，是明摆着的政治迫害，要置蔡确于死地。
这个决定别说是新党，在旧党内部都通不过去。范纯仁找到了逐渐升到权力核心的吕大防说，岭南荆棘之地至今有七八十年没有政治犯下放了，现在贬蔡确过去容易，我担心不久之后斗争升级，我们一旦失手，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吕大防心惊肉跳，从熙宁到元祐，政坛风水已经换了三次，有没有第四次谁说得准。想来想去，他带人去见高滔滔，贬蔡确可以，换个人道点的地方成吗？
不行！
高滔滔厉声在垂帘后喝道：“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领袖发狠到这地步，谁还能说什么，蔡确就这样被贬到了南海之滨。随后是元丰榜上的人，各位新法名人们注意了，从这时起他们身边有无数只眼睛盯着，有天才的吴处厚为榜样，鬼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罪名掉下来，把谁砸成蔡确第二。
最小心的人是吕惠卿。他的处境是最尴尬的，旧党视他为死仇，新党看他是叛徒，里外不是人，天下虽大，他却没一个朋友，还要提防每一个人。
怎么办，还要生存下去，百般无奈，只好严格要求自己。在9年之间，他小心到连一口凉水都没喝过。他生怕自己稍一不留神得了感冒，都有人告发他在旧党领导下的光明世界里活得不快乐。生病绝不单单是身体的问题，心灵的阴暗才是主要原因！
其余的人也比他强不到哪儿去，在不断地折磨下，有些人消沉了，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有些人却在沉默中积聚着怒火，这是不公平的。当年新党上台，大批的旧党官员出京外职，可王安石从来没有迫害过他们，甚至给的职位都是肥缺，才造成了后来他们阳奉阴违扰乱新法。
对旧党的上层人物更是礼敬有加，司马光、文彦博他们在洛阳过着王侯般的生活，从始至终既尊且富。可是旧党上台，居然对新党大打出手，不仅后果残酷，用的手段更是前所未见的卑劣。
新党成员李定加害苏轼的乌台诗案被大肆宣扬，用大文豪、万人迷的凄惨遭遇反衬新党都是小人；车盖亭诗案就被刻意地淡化了下去。两相比较，同样是文字狱，李定只打击了苏轼一个人，朔党放了新党全体所有人。谁是小人，什么是恶毒，显而易见了吧。
这样的理念在新党人心里生成，随着被压抑的时间增加，怨恨、报复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尤其是本来性格就强硬刚烈的那几个人。这时施压的人或许想不到，他们压抑的是火山，压力越大反弹就越大，等岩浆喷发出来时，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宋朝的政治风气变得前所未有的狭隘凶险，这时唯一的人性光辉闪耀在首相吕公著的身上。他在一片肆虐报复的疯狂中向高滔滔提醒——“录人之过，不宜太深。文景之治，网漏吞舟，且人才实难，宜使自新，岂宜使自弃耶。”
高滔滔难得地冷静了一下，表示不再搞政治运动了。可是没几天，吕公著居然病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