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的黄河水冰冷刺骨，带着冰凌冲向了宋军营地。在撤退之前宋军终于被淹到了。幸运的是这个季节黄河的水量不是最充沛之时，人马辎重并没有一下子全毁。
宋军紧急撤退，边走边回望，几十年间丢掉的灵州城就这样留在了身后，它本应被夺回来的！可是管不了这么多了，这时最重要的是警惕四周，随时注意追兵。
他们多虑了，这时仁多零丁还是没有出城，黄河给宋军带来的噩运才刚开始。灵州一带为了发挥黄河的水利效益，修建了众多的水渠。这些水渠纵横交错，铺满周边大地，只要黄河的水流出来，就会一个个注满，是天然的阻挡路障。
宋军想越过去，只能毁了各种军械搭浮桥，分期分批地慢慢过。想提速的话，除非下渠里游泳。就这样，高遵裕率领环庆军在前，领头先跑，刘昌祚的泾原军给他们殿后，在他们的背后，灵州城的城门终于又一次地打开了。
仁多零丁的出现，迫使宋军加快了撤退速度，一小半的泾原军真的跳进了冰水里游过了长渠。等爬上来之后，百战精兵也开始打哆嗦，而他们的前方，长渠复短渠，水渠何其多！某一天的晚上，被迫在一条大渠、一条小渠之间扎营。
环庆、泾原两兵团分开了，仁多零丁等待的机会终于到了。天晚时西夏兵大举进攻，泾原军独自应战，一边在寒风里瑟瑟发抖,一边拼老命地挥刀子，终于打退了西夏人，可全军没一个人高兴。
都是老兵了，这个都懂。仁多零丁不是要一次性吞掉他们，而是在寒冷、缺粮、冰水、撤退中不断地消耗他们，一点点地折磨至死。
形势比人强，看懂了也得走上这条路。好容易越过各条水渠，第二次攻击在一个隘口发生，这次前边的环庆军良心发作，派了大将俞辛、任诚来支援，结果全部战死。泾原军主将刘昌祚的副手姚麟出战，才勉强过关；第三次攻击在韦州城下，饥渴劳累的宋军抢着进城，被西夏捡了个大便宜，死了很多人。
直到十二月的上旬，两支队伍才撤回宋境。这时他们已经用枪杆和弓箭来烧火取暖，全军冻饿伤病，损失惨重。
环庆军托了高大衙内的福，损失率是五分之一，受到重创的是泾原军。从始至终，它几乎冲杀在前，撤退在后，把西征重担独自扛在了肩膀上。这样巨大的消耗，让出塞时的5万余士兵、5000匹马，只回来13000人、3000匹马。
减员过三分之二。
刘昌祚悲愤交集劳累过度，在灵州城下就病倒了，勉强挣扎回到国内后很长时间卧床不起，一代猛将从此意志消沉，再没有什么作为。
最失望的人莫过于宋神宗。从战争开始后，他日夜处于紧张的守望中，他传令西北战报不分昼夜只要传来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他。这样，他在一个深夜里得到了灵州城失败的消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宋神宗在震惊中计点整个战役走向，发现倾全国之力发动的西征竟然继续不下去了。
高遵裕失败，王中正误事，李宪虽然节节胜利，但迟迟不能到达主战场，这时再孤军深入，已经没有意义，反而是送给西夏人的厚礼。
局势竟然急转直下，到了这步田地。
宋神宗在深冬黑暗的皇宫里一个人独自徘徊了一晚，心灵深处无数的念头升起又旋落，一百多年的宿怨，10多年以来的努力，帝国的命运，难道就这样失败了吗？
这不止是军事上的失败而已，连带着的是千辛万苦才挣扎起来的经济国力、民心士气，这时失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新振作！与之相对应的，反对派的呼声，甚至皇宫深处的阻挠，也会随之而起……难道真的是天不佑大宋吗？
这个念头让他非常痛苦。坐以待旦之后，他咬紧牙关签署了命令李宪撤军的指令。从这一刻起，他深深地知道，真的失败了，堂堂大宋煌煌天朝，真的又被西北的跳梁小丑给羞辱了。他，宋神宗赵顼，与太宗、真宗、仁宗一样，并不是什么天纵奇才、中兴名主，只是个志大才疏的庸人罢了！
对人严，对己更严，这让宋神宗极力奋发年轻有为。可是这种性格有着巨大的自我折磨性，让他不能忽略失败，快速恢复。他陷入了低落的漩涡，无力，也不愿剥离出来。
转机没多久就出现了，种谔的鄜延军回来了。鄜延军在十二月中旬竭尽全力抵达了白池，这是最后的极限，他已经用了所有的办法，再也没有半点前进的动力。
这期间军队曾经分裂过，从城京调给他的3万禁军受不了西北的苦寒，在饥饿中他们逃跑了。为了能活下去，这股巨大的逃兵不仅带走了鄜延军的战力，还把种谔的后方搅了个乱七八糟。
他们饿，为了找到吃的，已经顾不得是西夏方还是本国居民，他们全都抢。
这股乱兵被沈括解决，他是西征部队的后方总负责人。只是迫于严寒、路远，他实在是供给不上种谔的给养。深冬时节的西北大地上，鄜延军已经身陷绝境，如果再不及时脱身，等西夏人包围过来，注定会全军覆灭。
实战检验出种谔的军事天才，进攻时机变百出，撤退同样是一门艺术。面对一向不讲信义、狡猾凶残的西夏人，种谔玩了个小花招。
他派人向西夏挑战，三天后决一死战。
西夏方面立即就全面动员了起来，集结兵力，保持警惕，鬼知道狐狸一样狡猾的种谔会不会突然偷袭。熬过三天之后，他们冲出营门，到了约定地点。结果左等人不到，右等还没来，派人去催才发现宋军的营地早就空了。
种谔在发出挑战书后第一时间就跑了……回到国内，他给宋神宗带来了最好的消息。五路大军中只有他这一路攻城略地带回来实力，比如说兰州、米脂两城，义合、吴堡、塞门、浮图等寨。至于银州、夏州、盐州等地，鄜延军虽然攻下来了，可是兵力有限，没法保住。
这些只是收获的一部分，他带回来的更重要的东西是宋朝的信心。请问，五路西征真的是失败了吗？这要看怎样来定义。
如果说以灵州论成败，那么宋朝的确是输了；如果以战争本身为定论，宋朝无论如何都占据了上风。
永乐城之殇与党项人近百年的恩怨，宋朝在战争方面打出了几个阶段。最开始是大炮轰蚊子，以宋太宗赵光义时的充沛军力，抓不住像泥鳅一样滑溜的李继迁。
这是机动性不足。
后来在野战时期李元昊打遍东亚无敌手，宋朝尽管出现了范仲淹、韩琦、张亢、狄青等大批名将也处于下风，勉强维持边境不倒而已。
这是野战能力太差。
李谅祚在宋朝面前占不到半点便宜，野战没机会，攻城时被射得跟刺猬似的往回跑。只是可惜，宋朝那时国力下降，没有远征的资本。
宋神宗这次五路伐西夏，不管在传统的史书里是怎样评价的，比如他惨败了，损失兵力、民夫总和近20万了，抛开这些看战绩，宋军的战斗力，尤其是野战能力全面压倒了西夏人。五路之中，除了王中正之外，宋军除了没能攻下灵州，其余所有战绩一律全胜！
即使是灵州之役，宋军的失败也不是西夏人造成的。第一当然是高衙内的脑子秀逗了，一个人玩死了帝国的梦想；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宋军其实是败给了天气。
偏偏选在西北苦寒时节出兵，除非摧枯拉朽毫无阻碍击破西夏全部防线，不然就得面临塞外的大风雪。不过这也怪不了宋神宗，谁让西夏国偏在这个时候内讧呢？
看过战绩再看得失。
这是个相对的问题，不是说宋朝有了损失就代表了失败，要看看西夏人同时期怎样了。双方的军队损失基本是相差无几的，不同之处在于西夏人是宋朝人杀的，而宋朝人是天气、黄河水杀的。抛开这些之后，由于战争是在西夏境内展开的，所有恶果都由西夏方独自承受。
史书记载：战争过后西夏“虏中匹帛五十余千，其余老弱转涉，牛羊堕坏，所失盖不可胜数”。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物价飞腾，经济崩溃，民众流离失所，西夏立国之本的牲畜一片一片地死。
客观地讲，元丰西征是西夏军事、国力走向衰弱的转折点。
这就是主动进攻的好处，哪怕战争本身打了个灰头土脸，仍然可以重创对手，让敌人元气大伤。这些战报随着战争结束一份份地呈交给宋神宗，让他敏感、有自伤倾向的心灵开始逐渐复苏。他的心灵有了一些难得的厚度。
这是属于他自己的第一个战役。之前的熙宁开边、交趾之战都有王安石坐镇，胜负之间有一位不世出的超级智者掌控，他所需要的就是观摩与学习。这时不同了，独自驱使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去征战，胜负的结果不止是对国家有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在于对他个人心灵的影响。
胜了，会骄吗？败了，会馁吗？一个成年男人心灵的厚度，是由一个个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达成的。理性回归，宋神宗看到了宋朝军队质的变化，信心和欲望渐渐地又回来了。就像为了印证这些一样，两个多月以后，西北战场接连传来了好消息。
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三月，鄜延军经过短暂休整之后再次出击，种谔派出大将曲珍率两万步骑出东川攻击宥州。宥州的西夏守将反应很快，他派出3万人迎战。以逸待劳，人多势众。看着很保险，只是就像惯例一样，他们又被种谔忽悠了。
他们在东川等，计算路程鄜延军应该出现了，可是偏偏不见人影。正想组织人力再调查，在他们背后突然间冲出来大队人马。鄜延军出现了，出其不意，野战变成了偷袭，胜负还有悬念吗？那一天连西夏的宥州主将都当场战死。
曲珍没有停留，进一步攻击葭芦寨。葭芦寨只是一个建在荒山上的战斗堡垒罢了，没什么油水，可就是这里，改变了宋神宗的心灵走向，甚至扭曲了宋朝的历史。
这座寨子很不起眼，可要看建在哪座荒山上。横山（今陕西横山东南之横山），这是党项人的立国之本，像一座天然的长城一样阻峙在宋夏两国之间。
对宋朝来说，拿下横山的制高点，就像辽国掌握了燕云十六州一样，从此居高临下、一马平川，随时可以进入西夏腹地。而拿下葭芦寨之后，制高点到手了。
这让种谔空前兴奋，他和他的父亲两辈经营边关，一个详尽、庞大的战略计划早就生成了，这时终于可以实施了。他亲自进京，面见皇帝，说出长久以来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