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珠祥、张好莲是蔡屋围一对普通的夫妇。1997年，夫妻俩在宅基地上建起了六层住宅，自住并出租，建造花费120万元，每月万余元租金此后成了这个家庭的主要收入。
2004年10月15日，蔡屋围集团公司与京基公司签了房地产开发合同，近46万平方米土地（包括宅基地）全部被卖掉，蔡的房子亦在其列。蔡珠祥夫妇要求按12万元/平方米进行现金补偿，遭到了京基公司的拒绝。
京基公司于2006年9月请中介机构对蔡氏夫妇的楼房进行评估，评估价为3998元/平方米，当时周边的房价为12万元/平方米。京基后将补偿价提至9000元/平方米，仍未获同意。
2007年3月，国土部门裁决，蔡张夫妇必须搬出房子；同一时期颁布的《物权法》成为蔡珠祥的武器，尽管在上诉过程中屡屡失败，蔡珠祥仍拒绝离开自建楼。8月，深圳市国土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拆迁，对蔡珠祥来说，形势危急。
8月中旬的一纸公文扭转了乾坤——国土部要求各地禁止行政命令强制拆迁。国土部门失去强制力后，蔡张夫妇重新开始了与开发商之间的议价。2007年正是深圳房价不断飙升的时期，蔡屋围周边房价已涨至约2万元/平方米；夫妇俩提出，补偿价应在18万元/平方米。网友惊呼，按这一要价，开发商补偿款将达1400万元。
失去强制力后，斡旋成了主要协调方式。罗湖法院召集双方调解了4次，双方于9月21日签下协议，次日，1200万元补偿款就打入了蔡珠祥账上。
蔡珠祥夫妇的行动一度成为新闻媒体报道的重点，然而他们的坚强抵制却创造了另外一个拆迁神话。正在进行旧改的岗厦村，“五百栋岗厦楼倒下，十个亿万富翁站起来”。
岗厦地处深圳的核心地段，旁边就是市政府，可谓寸土寸金。凭着显赫的区位优势，岗厦成为商家的必争之地。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这次看来商家是下了血本。
以前我们听到拆迁赔偿，差不多会按评估价来，每平方米几百至几千元不等，如果不接受，可能就会有暴力拆迁伺候。有了蔡珠祥夫妇的坚持，岗厦村民运气显然好很多。
在深圳做个钉子户似乎是幸福的事，数百万上千万元的钞票就在你眼前晃悠。如果你坚持一下，这个价格还可以再商量。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岗厦的村民收获了胜利的喜悦。
根据拆迁方案，财大气粗的岗厦人似乎更喜欢实物赔付，把现在的房子折换成改造的商品房，其折算的比例基本在1∶1。最近一两年，深圳中心区的房子都是3万元左右，只要有300平方米的旧宅，就可以在旧改完成之后，轻松拥有千万元的身家，3000多平方米房产就可以过亿元。
而在所有岗厦村民中，房屋面积最大的一个家族拥有6000多平方米房产，在改造后，将拥有近2亿元资产。据此推算，岗厦居民中的亿万家族可能有20多个，而个人资产过亿元的可能会接近10个。
20世纪90年代，岗厦的村民每天让香港的亲戚带点“水货”过关，偷偷拿去关外卖了，然后换建筑材料回来。今天买块砖，明天买袋水泥，岗厦村也一天天地建立起来。不消说，岗厦的村民算得上最资深的潜水专家，几十年如一日地押一个宝贝，最后终于等到了收获。
岗厦村本村居民几乎全部姓文，他们是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的第26代后裔。据了解，岗厦的始祖文萃正是文天祥堂兄文天瑞的第五代子孙。
都说有一个好老爸可以少奋斗十年。从岗厦村的历史来看，有一个好祖宗，同样可以做到一生都衣食不愁。估计文天祥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自己坚持抗击元军，虽然没有最后成功，却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换来了巨额的财富。
并不只是岗厦在创造奇迹，随着深圳旧改大幕的拉开，亿万富翁成批诞生了。
大冲村改造号称广东省最大的旧改工程，面积达684万平方米，集中着1400多栋私房，总建筑面积达105万平方米。根据拆迁补偿规定，私宅2层及以上部分以11万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补偿，或在大冲改造完成后返还同等面积的物业。
当时大冲村中持有1万平方米以上物业的家庭超过10户，这也意味着，大冲的旧城改造将诞生十几个亿万富翁。
媒体和公众都在关注城中村改造中暴富的村民，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更大的赢家：随着城中村旧改的完成，许多现在已经是千万或亿元级的城中村股份公司，将迅速膨胀为十亿甚至数十亿元级的超级公司。
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中，许多号称蓝筹的上市公司，其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都远远不如这些看似土气的“农村股份公司”。作为“农村股份公司”的股东，岗厦或大冲的村民仍可以长期持续享受丰厚的回报。
人有人的运气，城市有城市的运气。成就岗厦、大冲村亿万富豪的原因，显然是不断推进的城市发展速度，昔日的贫瘠之地一下变成黄金地段。岗厦曾被喻为“番薯之村”，除了水稻之外，番薯便是最值钱的产物。如今在岗厦随便打根桩下去，就能“冒出油”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国各地也掀起一场拆迁风。曾经很不起眼的地方，也可能有商业价值，成为一块肥肉，被很多人看在眼里。
拆迁便成为城市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不是每个人都像深圳城中村的原居民那样幸运，也不是每个人都是文天祥的后代，能沾上老祖宗的光。
据媒体报道，现在海南海边的土地，从农民手中征用普遍是25万~5万元一亩，而开发成楼房和别墅后，每平方米能卖到2万~10万元。地处海南最西边的东方市，被征用海边林地后每棵树补偿标准仅仅是两块钱。
拆迁方与被拆迁方互不相让，最后则可能两败俱伤。成都的唐福珍就是一个典型，这一悲剧造成难以抹平的伤痛。
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对一处“违章建筑”进行强拆，为了抗拒暴力拆迁保护自家三层楼房，唐福珍在楼顶天台自焚。2009年11月29日晚11时许，因救治无效，医院宣布唐福珍死亡。
当事双方各执一词。成都城管队认为唐福珍采取向执法人员投掷砖头、石块、汽油瓶及点燃汽油等方式阻挠正常执法。而唐福珍的家人则控诉政府暴力拆迁。无论谁对谁错，唐福珍的生命都不可挽回了。
唐福珍自焚式的惨烈抗拒拆迁催生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和土地征收条例(征求意见稿)》。由于涉及多方面的利益，新拆迁条例一直没有下文。
唐福珍并不孤单，在中华大地上并不乏在拆迁中死亡的案例，当拆迁户和地方政府的利益不能达成一致时，最后付出代价的只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在首都北京连接三环到四环的通衢大道上，出现了独特的一幕。栅栏内一个小家的摆设一应俱全，主人坐在沙发上，一手端酒杯，一手捏着茶几上的五香豆，抿着小酒，欣赏着精彩的电视节目；而栅栏外，四面八方都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来往车辆都得绕着他家院墙多走半个圈。
房子的主人张长福说：他是希望按市场价全额补给他房款，150多平方米，按现在市价4万元每平方米，也得补给他600多万元。
然而在当地主管部门看来，他却有漫天要价之嫌。要满足张家要求按市价补偿，显然政府所付出的要比7年前多很多，而且牵扯复杂，比如当年的被拆迁人会闹事，觉得不公平。
如果按照现在市价，那么就侵害了村里那229户被拆迁人的利益，对太阳宫地区的拆迁是一个重大影响，不可能用乡政府将来分给老百姓家底的钱单独补他。
这一处房子的产权关系非常复杂，即使支付张长福600万元补偿款，却也不见得能解决问题。张长福的四间房曾抵账给了北京市民赵某、葛某和卢某，弟弟张长友的四间房曾经卖给了本乡村民刘氏姐妹，拆迁时这几家也都要求补偿。
最后成为一笔烂账。
张长福这个钉子户有些不幸运，如果他的房子“钉”在一个楼盘的地基上，他不拆的话楼盘就可能彻底黄了。而他的房子却“钉”在了大路的中央，最后惹得司机怨声载道。
一套房子，牵动和改变着人们的命运。
经适房的惊世，保障房的保脏
1998年无意中成为中国房地产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中国人和福利分房说拜拜了。这都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房地产和教育、医疗一样，被全面推向了市场，成为政府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
在新的政策下，不论你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还是身在企事业单位，想要买房子，就得和普通老百姓一样，自个拿钱到市场买去。
实行住房制度的市场化，自然方便了高收入群体，越有钱可以住得越大，不再像以前只有眼巴巴等着分房。但这样也给中低收入家庭出了一道难题，岂不等于把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直接推到了海里。这时政府只好考虑给中低收入阶层准备一套救生衣，那就是经济适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