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仿佛一张冲不出去的网。这时候的朱元璋不光是朱文正的叔父，更是堂堂的一国之君。朱文正虽然是皇帝的亲侄儿，但更是大明的臣子。君臣间应该以敬为主，敬为礼之本。纲常礼法是治国之本，朱文正当着外臣的面将朱元璋个人及政权最见不得人的隐秘撕得粉碎，这完全触及了朱元璋的容忍底线，死亡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结局。
朱文正的罪行从诬陷、奸淫、杀人、违法，到僭越、叛逆、“逆天之罪”“神人亦所不容”——凡是人间丑行恶事，朱文正好像占全了。这种死后定罪的套数在洪武年间，被朱元璋反复用于那些被他处死的罪臣逆党。
我本有心向明月，怎奈明月照沟渠。朱元璋本想自己亲掌中书省，让朱文正执掌大都督府——以朱氏家族来掌控大明政权。他的这一执政思路，随着朱文正的获罪被杀，被生生地撕裂。自朱文正获罪后，朱元璋就不再设立“大都督”一职。朱文正的死成为朱元璋的政治布局中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找不到信任的人替代朱文正的职务，那也就意味着无人手握大都督府之权柄。
这时候的朱元璋对军事大权极为敏感，他最信任的儿子们还没有成人。他只能将侄儿朱文正、外甥李文忠视为心腹之人，而朱文正的变故，给朱元璋上了惨痛的一课，连自己的亲生侄儿都会背叛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相信自己，还能相信谁？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朱元璋实在不应该杀死自己的亲侄儿。但既然选择成为一国之君，搞了政治，也就不应该再感情用事。朱文正最后的结局有着不同的版本，《明史》和《明太祖实录》里只用了“文正卒”三个字就交代了过去，并没有说明原因。但他的率性而为，已经使他与朱元璋之间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血口子。
按照《国初事迹》《罪惟录》的记载，朱元璋是在马皇后劝阻之下，饶过了朱文正，后来命他前往濠州祭祀，有人告发朱文正有怨言，有异志，所以“太祖废之”。
改变时局的大事件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二月十二日，季节步履蹒跚地走向冬天，落日静静地沉没于天际。对于此时置身于滁州的小明王来说，正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朱元璋派来的大将廖永忠来接自己去南京。他一夜未眠，临近天亮才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囫囵梦。
在梦里，他冠冕堂皇，高高在上，心安理得地接受所有的欢呼和朝拜。身为吴王的朱元璋领着一帮文武官员一脸肃穆，踩着庄严的宫廷鼓乐，手持朝笏鱼贯而入。一个始终缺乏阳刚之气的君王，有着别样的困顿与悲情。虽然小明王被奉为王，但是他这个王是名不副实的招牌。
梦里呈现的祥瑞景象让小明王笑醒了，醒来后的他觉得意犹未尽，又端坐在椅子上愣了半天神。直到有人来报，吴王接他的船已经停靠在滁河岸边，他才生生地掐断了自己的白日梦，用手整了整绣有龙纹的服装和帽子。他取过一面铜镜，仔细地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平日里柔和有余硬朗不足的五官，隐然间生出几分不怒自威的王者之气和顾盼生风的华彩，这让他内心愉悦不已。
滁河的码头比往日冷清许多，有很多官兵在周围持戟而立。小明王在廖永忠的引领下，进入一艘并不起眼的官船。不知是否因为还沉浸于黎明前的那场梦境，小明王走得慢条斯理，揉着眼睛四下观望像是在寻找什么。有时候现实与梦境就隔着一层窗户纸，捅一捅或许就真的能够看见梦想照进现实。
有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之所以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完全是因为某种偶然的际遇。小明王从称帝以后，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凡事都由丞相刘福通当家做主。他在坐享无边荣华富贵的时候，一天到晚会想些什么，内心深处有没有一丝忧惧？将一个小人物的信念放在波诡云谲的历史幕布上，看上去略显单纯，甚至透着几分白痴。他或许还来不及搞清楚什么是政治与权谋，但严酷的现实已经告诉他，什么是谎言与暴力。
多年征战，红巾军虽然打出了气势，也扩张了地盘，但给人的总体感觉，始终处于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涣散状态。几方势力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号令，又加上天生狭隘的小农意识，军纪不振，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可以说，这时的红巾军主力已经被元军打散了，只剩下山东地区的一部分军力翼护着小明王的帝都安丰。当益都被扩廓帖木儿包围，刘福通前往救援，结果也是惨败而回。益都陷落，安丰也就成了军事意义上的一座孤城。
我们且回到历史的现场，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的大将吕珍围困安丰达数月之久。城内粮尽弹绝，外面的援助也运不进去，城里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甚至吃腐尸和人油炸泥丸子的人间惨景。面对如此困局，小明王韩林儿心中是万分惊惧，多日来一直躲在行宫内哀叹不止。
军情紧急，生死事大，刘福通不得不派人向朱元璋发出救援的请求。在救与不救之间，朱元璋与他的那些谋士们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谋略大师刘基认为，小明王是名义上的“君”，朱元璋是“臣”，过去朱元璋与小明王各处大江两侧，相安无事。若朱元璋此番救出小明王，又该将其置于何处？今日正好可借他人之手将其除掉，免得将来再背个弑君篡位的罪名。
而朱元璋的顾虑之处在于如果自己发兵，陈友谅在背后乘虚进攻，那么他将会陷入进退无据的境地；如若不救，万一安丰失守，应天就将失去一面坚固的屏障。是进亦忧退亦忧，可这世间哪里会有两全其美的事？
元顺帝不会允许另外一个与他并行的皇帝安安稳稳地存在下去，这时候的小明王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捧不得，也丢不掉。如果朱元璋将其接手，那么他的军队将会成为元军的主攻方向。对于朱元璋来说，这实在是一桩赔本的买卖。经过一番内心挣扎，朱元璋还是决定亲自领兵前往救援。
朱元璋的援军迟迟未到，如果再这么困守下去，一旦城破，只有死路一条。
刘福通簇拥着小明王趁月黑风高突围而出，刘福通在突围中被杀。朱元璋摆设金銮玉扇，将小明王接到滁州暂住，并将其临时皇宫里的人全部都换成自己的人，防护极为严格。破城之后的吕珍能够杀死刘福通，为什么会偏偏放走韩林儿？显然不合逻辑。在龙凤政权中，韩林儿是皇帝，刘福通是他的丞相，韩林儿的地位在名义上比刘福通要高。当吕珍向安丰发起总攻时，韩林儿、刘福通二人这时候都被困于城中。
吕珍若能破城杀死刘福通，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韩林儿，即使不将其杀死，至少也会将其带回去请功。然而结果却是韩林儿既未被杀，也未被吕珍所俘，反而被迟到的朱元璋带回了滁州。在这里只有一种可能，刘福通死于朱元璋之手。
刘福通在元末红巾军中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对于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明朝洪武年间修的《元史》中理应对其结局有所交代。然而《元史》记刘福通，只记录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元军攻占沛梁，从此便消失不见。
那些参与修史的史官都是文人中的精英分子，按说他们不应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倘若刘福通之死与朱元璋没有任何关系，朱元璋只是因为来不及救他，让他身首异处。大明史官根本就用不着遮遮掩掩，就算他们秉笔直书也不会对朱元璋的声誉造成任何影响，反而能凸显他的仁义。有此等好事，朱元璋君臣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时候的小明王名为皇帝，实则是朱元璋的俘虏，完全受其控制。由于救驾有功，小明王内降制书，封赠朱元璋祖上三代。这让朱元璋感到无限荣耀，连夜撰写了一篇《朱氏世德碑》，记叙自己贫寒的家世和小明王对朱家先人的封赠。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中，做人能够做到小明王这个份儿上，天天享受生活，然后再以个人名义发出“圣旨”到处传布，似乎是一件幸运的事。然而不幸的是，从这个年轻人被当作宋宗室后裔供奉之日起，也就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他要为这短暂而虚幻的风光付出更为真实和惨痛的代价。
从本质上说，朱元璋与龙凤政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利益的纠葛。当龙凤政权强大时，朱元璋在其中所扮演的是一个依附者的角色；随着龙凤政权在北方战场上接连失利并败退安丰，与此相对应的是，朱元璋的地盘不断扩张，在红巾军中的威望也在不断提升。依附与被依附者的关系这时候就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在这纷乱的世道里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老百姓，或许可以苟活世间，要是一旦被人发掘身上具有某种奇异的价值，而发掘这种价值的又偏偏是野心家或不安于现状的枭雄，那么也就意味着，你的命运已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小明王不论是在刘福通的手里，还是在朱元璋的手里，对他本人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表面尊贵的小明王，实际上是一个被他人圈养、操纵的“超级玩偶”。像他这样一个活在权力世界中的玩偶，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他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小明王看上去比当年的朱重八还显得庸劣不堪，但是当年的朱重八早已修炼为今日的朱元璋。若论资质，小明王根本就没有资格登上历史舞台。可就是这样一拨人，却因缘际会，被人发掘了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奇异价值，最终成为大时代演进过程中绕不开的一种人物。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他们的幸运，只是那些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玩偶的个体悲哀。
小明王一直率领红巾军主力在北线顽强地抗击着元军的进攻，而朱元璋隶属其下，对他一直是毕恭毕敬。可是随着小明王与元军间的相互消耗及朱元璋实力的不断壮大，此消彼长，生生打破了原先的君臣秩序。
朱元璋不能一直做依附者，身为一个王者，他早已将自己的目光放得更加长远，放眼整个天下，而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相对于历史来说，无论是纸上的荣辱还是刻在石碑上的审判，都经不起时间的打磨，甚至是不值一提的。
在人前，朱元璋毕恭毕敬地向小明王执君臣礼，为他建造宫殿。小明王就这样被朱元璋像个宠物似的圈养起来，就连身边伺候他的侍宦都是朱元璋为他安排好的。小明王的一举一动，这时候都处于朱元璋的监控之下。
这时候的小明王已经徒有虚名，手下将领几乎伤亡殆尽，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尽管如此，朱元璋对小明王仍然心存疑忌。朱元璋的吴王身份并不是小明王封的，而是自立为王。在别人看来，只要小明王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朱元璋的头上就会套着一道无法摆脱的“紧箍咒”。
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无法心甘情愿地居于人下，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也让他无法接受。
在小明王的龙凤政权里，权力的游戏规则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依然是谁有兵权谁当家，可是小明王系宋宗室后裔的名声早已传播在外。不要小看了这无中生有的名头，在蒙元统治不得民心的时候，这个名头就能够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各路红巾军还是愿意打着小明王的旗号从纷乱的世道里捞取利益。
朱元璋也明白，为小明王扛着这面大旗，并不需要付出太大的成本。只要将他圈养在自己身边，让他好吃好喝，自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势力并没有因此受到制衡与限制。
以小明王为号召的红巾军成为反元的主要势力，在当时，几乎所有反元势力都是打着红巾军的旗号在江湖上闯名堂。红巾军的主力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蒙元政权被铺天盖地的红巾军折腾得疲于应付。正因为红巾军的分支众多，让元政府军左支右绌，根本忙不过来，这也为朱元璋在江淮地区赢得了发展的良机。
一句话，红巾军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就是打着小明王的旗号。朱元璋心里比谁都清楚，龙凤政权和小明王的存在对自己有多么重要。正因为如此，当张士诚的部队围困小明王所居的安丰时，朱元璋才会亲自领兵前去救援。
军师刘基劝朱元璋静观其变，不要轻举妄动，恐怕到时候请神容易，送神难，将来不好安置小明王。而刘基的失误在于，他还是过高地估计了朱元璋的觉悟，或者说，过高地估计了朱元璋的德行，以为对方解救小明王是出于“道义”“君臣”“迎圣”这些神圣堂皇的志向，还会把小明王的君权当回事。对于这样的高估，朱元璋显然并不领情，他只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主义者。在他看来，维护自己即将到手的皇权才是硬道理，那些平日喊在嘴上写在纸上的所谓的神圣和堂皇，全是糊弄世人的伪命题。如果自己袖手旁观，等到安丰城破，张士诚的实力会变得更加强大。一旦小明王落入张士诚的手里，对方就可以学曹操当年，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路线，这是朱元璋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正是基于综合考量，朱元璋才会亲自领兵救出小明王。在这件事上，朱元璋看透了事物的本质，而刘基却只看到了表象。小明王拥有号令群雄的帝王名号，这让他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同时也成了野心家们借壳上市的一个法宝。刘基所担心的，显然是前一种可能。他不希望朱元璋在这件事受到掣肘，也不希望朱元璋将来因为小明王一事处理不当给外界留下口实，失去人心。
刘基考虑问题如有神助，总是先人好几步。这既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板。乱世求生存，所有问题的归属都是基于利益上的考量或政治上的便宜。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你敢不敢去做。
随着朱元璋势力不断做大，元朝皇帝想用笼络张士诚的那一套怀柔术稳住他。他们派遣使者主动向朱元璋招安，朱元璋并没有给以明确的答复。与其他同时期的政治对手相比，朱元璋认为，自己的做法更合乎生存游戏所遵循的规则。比如说陈友谅，在生存圈子里的人看来，他应该算是徐寿辉的部下。可是等到徐寿辉兵败来投，他不但没有向自己的主子伸出援助之手，反而杀了对方。另外像张士诚、方国珍这些人，他们在革命的彻底性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对待蒙元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
虽然蒙元政权曾经将他们分别封为太尉和行省左丞相，但是时局一变，他们便会翻脸无情。这种反复无常的禀性，从他们使用的年号上也可见一斑。韩林儿称“龙凤”（宋），徐寿辉号“天完”，张士诚建“天佑”（大周），陈友谅立“大义”（汉）。
和他们的反复无常相比，朱元璋算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人。尽管这时候的他手里已拥有足够的资本，可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朱元璋还是把“龙凤”这个空头招牌在自己的肩上一扛就是十二年。不是他不想撕掉“龙凤政权”的标签，建立自己的政权，打造属于自己的政治品牌。他是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可以让自己一锤定音的机会。
黑云滚过，天光渐渐被静寂无声的江水吞没，江面的能见度也随之变得越来越低，远处的景致影影绰绰，一切如在梦中。几只战船护卫着一艘飘扬着巨大“宋”字旗的官船，船头甲板上竖立着曲柄黄金伞，显示着翠华摇摇的威仪。船队即将抵达六合县境的瓜步山水域，一直站在御舟甲板上的廖永忠却在这时候进入底舱。
他一个人躲在底舱的黑暗角落里蜷缩起身子，在橹桨发出的沉闷而又单调的声音里，昏昏沉沉的他像是进入了一场梦境。或许只有他自己明白，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更加清醒。他用眼神的余光透过舷窗恰好能够锁定那艘承载着小明王的官船。
自从领着小明王上路，他就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在每天的计算中，目的地离自己越来越近。他在心里发出一声叹息，又慢慢地合上了自己的双眼，这一次他真的睡着了。
直到有人在他耳边炸雷似的一声吼：“将军，大事不好，龙凤皇帝的船翻了！”关于这件事，《明史》中记载如是：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短短的一行字，简略至极，波澜不惊。但事情本身并不像史书记载的那样平淡。如果一定要说平淡，也只能这样说，正是因为有了此前意犹未尽的不平淡，才有了1366年这一天的平淡。
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小明王的死在意料之中，也在情理之外。假如你是这时候的朱元璋，会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除非你真的愿意将小明王送上那个光灿灿的帝王宝座。
话又说回来，刘福通败亡之后，韩林儿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只会慢慢被人淡忘。既无政治上的影响力，也谈不上军事上的号召力。战乱之后，教众各奔东西，或各自有所归属，也已丧失了宗教上的凝聚力。而留在史册中的韩林儿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无大志，又听命福通，徒拥虚名”。这样的龙凤皇帝，随时可以让他“禅让”。在这时候除掉他，既无必要，也毫无意义。方国珍投降后，朱元璋都能让他享受一个“授广西行省左丞，食禄不之官”的待遇。
后人观史之所以会不自主地将其分为A、B两面，也是人性使然。作为“沉船事件”的在场者，廖永忠究竟是怎样一番面目？廖永忠是安徽巢州人，他和兄长廖永安在渡江前随巢湖水师投奔朱元璋，成为朱元璋的水军将领，廖永安在征讨张士诚时阵亡。随后，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上掀起滔天巨浪。廖永忠又与俞通海等人用七条船载着芦荻，趁着风势放火，烧毁敌军几百艘大船。又率领六条船深入敌阵搏杀，再冲杀一圈出来，敌军惊呼他为神人。
第二天，廖永忠又在泾江口拦击陈友谅，陈友谅战死。战争毕竟不是沙盘上没有血腥的推演，而是勇气与勇气的搏击，生命与生命的碰撞。也正是在这场生死大决战中，廖永忠一跃成为朱元璋水军的领军人物。回到京城，朱元璋用漆牌写了“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个字赐给廖永忠。
这时候的廖永忠在巢湖水师将领中年纪最轻，朱元璋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问他为什么来投奔自己，是想要大富大贵吗？廖永忠的回答是：“跟随明主，扫除寇乱，垂名竹帛，是我所愿。”
一个人能够在箭矢如雨、杀声震天的战场上做到凛然无惧，从容应对，还有什么事是他办不到的。朱元璋显然是在一番权衡之后，将迎接小明王这一重要任务交到廖永忠的手里。临行前，他特地将廖永忠召进自己的吴王宫，屏退了身边的所有从人。密室内只剩下他们二人，如此诡异的气氛，似乎要酝酿一场倾国倾城的阴谋。朱元璋故意压低声音，简单交代了一番此行的任务，其余什么话也没有多说。什么是历史的玄机？也就是说的和没说的都在话里了。烛影摇晃，廖永忠退去时的眼神里散发着阴鸷的光芒。那一刻，朱元璋或许已经意识到此人心中已有了自己的打算。
在外界和后人看来，廖永忠杀死小明王，无非两种可能性：一是出自朱元璋的授意，二是他自己拿定的主意。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小明王的人间蒸发，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正因为如此，朱元璋不应该对所谓的“小明王沉江”事件抱有任何不满。
朱元璋肯定不愿意将快要到手的皇位让给小明王，既然如此，小明王的存在也就成了朱元璋奔向皇权之路的最大包袱。他宁愿小明王是自己在正面战场上狭路相逢的对手，那样的话，处理起来就没有那么复杂。除掉小明王，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事。简单是因为这时候的小明王已经没有任何抵抗力量，复杂是因为贴在朱元璋身上的道义标签还没到完全撕去的时候，他还需要一个能够说服天下人心的理由。
朱元璋和他的那些文臣武将们都清楚，他们都是韩林儿的臣属，韩林儿才是他们名义上的皇帝。如今王霸之业已定，一国难容二主，韩林儿又该作何处置呢？时至今日，朱元璋才意识到，当初刘基不让他出兵救韩林儿是多么有先见之明。此一时，彼一时，当时有当时的道理，朱元璋并没在这件事上表现出太多的懊悔之意。
既生韩林儿，何生朱元璋？要让朱元璋这时候突然翻脸将自己的主子杀掉，这显然违背了一个王者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准则。独立领军之后，朱元璋一直以来向天下人所展示的都是仁义忠孝的一面。除非这时候他认为天下尽在掌控，自己可以完全抛弃先前的理念，撕掉儒家的伪善外衣，将王道直接化为霸道。
如果朱元璋还想让天下人相信，自己得天下是天命所归的事。那么他在处理韩林儿这个问题上，就不得不谨慎从事。在内心深处，朱元璋迫切希望天下人都能将他视为一个吊民伐罪、天命所归的英主。正因为如此，他宁愿选择与自己的对手在战场上刺刀见红，也不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
这个有点棘手的难题很快就随着一艘船的沉没而沉没。一个能够为自己排忧解难的人，朱元璋应该给予更多的恩宠。廖永忠不是一个傻子，很多时候他显得比一只猴还要精明。他自作聪明地认为，已经看透了主子的心思。就算一个眼神，他也能揣摩其中深意。
廖永忠内心清楚，自己所要去做的，就是要替自己的主子背上这个黑锅，他要把“不义”“弑主”这些罪名全都一个人扛下来。廖永忠在临行之前，内心除了忐忑不安，更有着难以抑制的冲动与喜悦——自己是皇帝最信任的人，不然他又怎会将那么重要的一项任务交到他的手上，这完全是基于一份信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君臣之间的信任来得更加实惠？有了信任，其他一切也就迎刃而解。
不管是廖永忠自作主张杀了小明王，还是朱元璋在事前向他传递了某种不可言说的信号，总之，小明王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了。尽管事后朱元璋还要在人前表现出一种群龙无首的慌乱与痛苦，但内心的轻松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对于小明王的死，朱元璋没有理由不暗自兴奋。
洪武八年（1375年）注定是朱明王朝的多事之秋，朱元璋后来每当回忆起这一年，心中都不免有些百感交集。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治国策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建国前期的对外转向了对内。身为开国之君，他不得不为朱家江山传之久远考虑。
从年初，朱元璋就病倒了，还不到五十岁的他须发白了大半。谋划国事之用心，可谓深远且细密，不累皇帝又累谁。马夫人和李善长等人都劝他好好养身子，不必过分操劳，可是忧心忡忡的朱元璋又怎能放下国事。处于愁病中的人往往会陷入悲观和不安之中，朱元璋常常会在梦中被一幅画面惊醒。梦中有一位将军，手持利剑，向他发出要挟。
梦中之人，轮廓模糊，朱元璋醒来后细细回想，总觉得梦中之人是廖永忠！
只要稍微有点儿脑子的人都应该清楚，小明王的生死，绝不是一个将领可以擅作决定的。对于朱元璋来说，他要以“擅杀小明王”的罪名处决廖永忠，也不用再等上十年的时间。
廖永忠并不完全是因为沉舟之罪而被诛杀，错就错在他经常以此为邀功条件向朱元璋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那时候已经身为九五之尊的朱元璋，又岂能随随便便就让人要挟。
由于廖永忠此时已经成为太子名义上的辅佐，所以他常常跑到太子那里履行职责，并常常说出类似于“太子必成太平之主”的话。要知道，这可是犯了皇家大忌。因为现任皇帝活得好好的，他说的这些话太过于超前，也就是大逆之言。廖永忠所表现出的积极插手朝廷事务的态度和他本身所具有的大明开国功臣的身份，都让这样的话成为压在朱元璋心头的一块大石。如果不能将它搬开，朱元璋会坐卧难安。
可是要搬开这块大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得太过直接，必然会引起功臣集团的恐慌和不满。可是要做得不露痕迹，以廖永忠的为人和行事，实在难以找到足以将其治罪的把柄。
正当朱元璋苦于无计可施之时，他想到了自己几年前无意中为功臣们挖下的那个坑——当年廖永忠在接小明王来应天的时候，也一同运送来了大量的龙凤朝廷的御用器物；小明王死后，这些东西有一部分被朱元璋留下了，剩下的则让他分赐给了廖永忠等人。
既然是皇帝所赐的东西，自然不会让它们闲置着，所以廖永忠便开始使用这些器物，其中包括了卧床器用、鞍辔靴镫等物。谁也没料到，朱元璋早已在廖永忠家中安下了眼线，搜集到了一些私密的情报。为了栽赃，有些僭拟御用之物是朱元璋后来派人偷偷放到廖永忠家里去的。
当时使用这些器物的将领并不在少数，就算朱元璋追究下来，也是法不责众。凡是能摆到桌面上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这只能算是一个敏感问题。它的微妙之处在于不能摆到桌面上明说，即使摆到桌面上来说，说的也是另外一回事。政治上的影射和暗示，最能考验一个政治家的嗅觉和心机。或许连廖永忠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依然将那些看上去花里胡哨的碗碟摆在自家餐桌上。也就在这时，有廖府仆人密奏，廖永忠在家里偷偷“僭用龙凤诸不法事”。由于此前廖永忠身上已经背负溺死小明王、勾结杨宪等罪名，数罪并罚，就看朱元璋的态度了，可一个帝王的心事谁又能体察呢？那些大臣们也在观望中。
朱元璋派出专人前往廖家收集罪证，并将廖永忠绑了来。当床帐、器皿、鞍辔、靴、雕金钑花、龙凤文祥僭用御物等说不清的罪证摆放于廖永忠眼前时，他的内心世界瞬间坍塌。
朱元璋强撑着病体，厉声喝问道：“廖永忠，你知罪吗？”“臣已知罪！”廖永忠还想为自己多辩护几句，可是话到嘴边又被他生生咽下，他明白一切早已注定。人活在这个世界能够体会到的悲哀有许多种，但只有无法开口道出的悲哀才是大悲哀。廖永忠虽然不认同附着于自己身上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但是他却认同时势逼人的道理。他并不后悔当初所做的一切，即使昨天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今天的一切也会发生。不是他朱元璋太过绝情，而是时势使然，人又能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