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三年，那时文化知识对我们唯一的用处，就是用来写大批判文章。
我们不知道开了多少场批判会，可以用来批判的人和事太多了，从古代的圣人们到身边被揪起来的老师，甚至还从我们这些小小年纪的学生中也揪出来过几个人，被批判的人与他们的出身、与他们不小心说错了什么话、做错了什么事有关。那是一个在言行上都必须小心翼翼的时代，一切都从属于政治的时代。
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才十岁的小男孩就因为他无意中打碎了毛的石膏像而被定为现形小反革命分子，直到文革结束了，那个不满二十岁的少年才被宣布脱去了"帽子"。
这个故事象一个苦涩的玩笑。
那时写大批判文章所有的开头都千篇一律，"在全国一片大好形势下"，所有的结尾也一样，都是表决心，中间的内容只要上串下连就可以了。
我们常常从自己的座位上走出来，站在讲台上念自己的批判稿。有一天，我和我的同座位因为遇上了周期性的生理麻烦就没有上去发言，最后全班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所有同学的目光都盯在我们身上，那时我发现我好象站在棋盘上，中间隔了一条楚河汉界，所有的人都拱过楚河了，而我和另一个女生成了众矢之的，孤伶伶的站在那很丢眼。在那种逼视下，僵局是很危险的，那样我们就会成为有抵触情绪的人，甚至有划不清界线的危险，好在下课铃响了，我们才从透不过气的僵局中逃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