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学院到“约克道”披萨餐厅的步行距离很短，这太棒了，我正好利用这段路程完成了一次简短的对话。我是个孝顺的女儿，一有大事都会向妈妈汇报，但是我不愿陷入长时间的讨论，不想跟妈妈争论自己的生活和职业选择。
“喂，妈，有事吗？”
“没啥事，等你爸下班回家，我们就能吃晚饭了。你姐姐正从（残疾人）中心往回走。晚饭马上就做好了，我做了菲式酸汤，这是你最爱吃的，可你不在家，真是太遗憾了。你怎么样啊？”
“哦，很好。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下周准备去洛杉矶，去跟一位法官面谈，申请当她的助理。”
“你要去洛杉矶？下周就走？飞机票得花多少钱呀？”
“大概五百美元吧。”我说（刨去税费，然后四舍五入）。
“五百美元？这么多钱！他们为什么不给你买飞机票呢，就像面试律师事务所那样？”
“我是临时决定买机票的，再说这也不是律师事务所，这是一份法官助理工作，跟联邦法官一起工作。法院是政府部门。”
我妈在电话那头的纽约皇后区叹了口气，我在纽黑文听她接着唠叨。
“奥德丽，我真搞不明白你为什么想去做‘助理’之类的事。你的表兄文森特就是助理。”
“他在菲律宾的鞋庄，这完全不是一码事。”
“你爸爸和我还有你，咱们到处借钱，供你去哈佛和耶鲁念书，结果你就找了一份助理的工作，跟你的表兄文森特一样？”
“这是法官助理职位，为克里斯蒂娜·黄·斯廷森法官工作。她是联邦法院法官，联邦上诉法院法官，从级别上讲，仅次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有人传言，说不定哪天斯廷森法官本人会被提名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呢。”
“奥德丽，你自己的生活、你的事业，你自己拿主意吧。我只是个护士助理，对你说的那套法律和法院之类的东西一窍不通。”
“妈，我以前跟您解释过。对年轻律师来说，给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当助理，是非常棒的经历。给法官当助理，可以有机会从法官的角度观察诉讼案件。这是很体面的工作。全美顶尖法学院的学生，打破头地竞争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助理职位。”
好吧，也许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助理职位，不是每一个都那么抢手，首先得找准合适的法官。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也并不像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那么声名显赫。但是，我不打算向我妈解释这么多。
“所以说，这份工作很有面子，”她说，“面子能帮你付房租，还是能还你的助学贷款？”
说实话，确实能。但是，我不愿向我妈解释，一个护士助理能跟律师交流的内容的确有限，她根本不懂法律这一行，更不了解职业声望产生、吸引和转化为经济收益的复杂过程。
“我能靠法官助理的薪水生活，”我说，“我每年至少能挣六万美元……”
“唉，六万！一年才六万美元？你为什么不回克雷弗斯那儿继续干呢？你在那儿能挣到十五万美元以上，对吗？那样的收入才算高。你爸和我加起来一年也赚不到那么多钱。”
现在该轮到我叹息了。也许我该尝试着宽慰我妈。我知道该如何让她停止吹毛求疵。
“克雷弗斯是给我十六万美元的工资，”我说，我指的是克雷弗斯、斯温与摩尔律师事务所，我曾在那儿做过暑期实习律师（也得到了毕业后入职的邀请），“但是，如果我能拿到比这多两倍的签约奖金，外加六位数的工资呢？”
我能感觉到，我妈的两只耳朵都竖起来了。她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女人，也没有过多的奢望。但是，作为移民，她两手空空地来到美国，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慢慢从底层进入中产阶层，她从不把赚钱看作理所当然的事。她对我去年夏天在克雷弗斯的工作非常满意，这份工作每周付给我三千多美元的工资，还让我可以在曼哈顿最好的餐厅吃吃喝喝。她不停地向自己的朋友吹嘘炫耀此事。
“这样说的话……那份签约奖金从哪儿来？”她询问道，“我记得你刚才说，这份助理工作年薪大约是六万美元？”
“是啊，没错，”我说，“但是，如果我获得这个助理职位，又给斯廷森法官留下好印象的话，她有可能会把我推荐给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做助理。做完大法官的助理之后再去律师事务所，就能获得高达三十万美元的巨额签约奖金。除此之外，光基本工资就有二十万美元。”
我妈沉默了片刻，一反常态。
“好吧，”她说，“听起来确实不错。这些钱能够立马偿还你的助学贷款，还能帮衬你姐姐的医疗开销，或许还能让你爸妈坐坐游轮，哈哈！你应该去联邦最高法院做助理。”
我大声笑起来，随即又深感愧疚。但是，这是我对妈妈这番评论产生的本能反应。她还不如说：“你应该成为国际雪橇大赛冠军。”
“妈，我完全不可能成为最高法院助理，他们都是全国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律师。”
“奥德丽，”我妈用一种近乎说教的口吻说道，“你是以优等生的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如今，你又是耶鲁法学院的高材生，还进入了法律评论编委会。你还在克雷弗斯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整个夏天，会有多少人比你更优秀，更聪明？又有多少法学院学生能在《菲律宾人报》上露脸？”
妈妈以我为傲的语气令我感动。《菲律宾人报》是纽约地区一份面向菲律宾裔美国人社区发行的报纸（号称“公平、无畏、真实”）。但是，我不得不打破她的幻想。
“有成百上千的法学院毕业生，拿着和我一样的简历。每年有四万名法学院应届毕业生，而联邦最高法院大概只需招四十名助理。这可是真正的千里挑一。”
“但是，你是一百万里挑一，人又这么漂亮！就是俗话说的混血美女。肯定会有大法官愿意聘用你，比如那位喜欢看黄色电影的黑人大法官。哈哈！”
我妈开始为自己讲的笑话哈哈大笑，这是她的老习惯了，可我只觉得自己面红耳赤。（因为遗传了父亲的爱尔兰血统，所以，我可以冒充白人，也很容易脸红。）
“妈，我得挂电话了，回头再聊。”
“好吧，乖女儿。做个好女孩！”
“约克道”是耶鲁法学院旁一家休闲式披萨餐厅的名字，当我到那儿时，杰里米已经坐在餐厅室外的餐桌旁。他佯装看菜单，实际上他已经点了常点的套餐：一个芝士汉堡加瑞士干酪、生菜和西红柿，不加小圆面包。他近乎病态地讨厌碳水化合物，这让他身材非常苗条。我比他大一号，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但和他待在一起，我总觉得自己很胖。
一名女服务员让我们坐在靠后的宽敞座位边，态度既不傲慢也不友好，然后让我们点饮料。我非常喜欢这种相对私密的位置，决定在“约克道”碰面，正是为了避免去法学院食堂吃饭（不只是因为那儿的鹰嘴豆泥不正宗）。9月初的耶鲁法学院餐厅是一个充斥着焦虑和竞争的是非之地，根据法官助理招聘计划，此时正值法学院三年级学生申请助理职位的高峰季。
我和杰里米·西尔弗斯坦的友谊可以追溯到法学院一年级，当时，我们选了同一门课。在课堂讨论时，我们通常立场相左：我是温和派，在法学院被视为保守派，而杰里米却非常自由化。但是，共同的爱好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都喜爱印度美食和低俗的电视节目。如今，作为法学院三年级学生，我们共同担任《耶鲁法律杂志》的论文编辑，花了许多个夜晚来讨论究竟应该刊发哪些论文。
女服务员给我们送来健怡可乐和各自点的食物：杰里米的是一份不加小圈面包的芝士汉堡，我的是一份鸡肉凯撒沙拉（一旁放着沙拉酱）。杰里米和我开始闲聊——课程、杂志收稿情况、疑似花心的教授的八卦，之后转入我们来此要讨论的正题：我们应该申请成为哪些法官的助理。我们的政治观点不同，申请的法官也不相同，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会进行正面交锋，不会竞争同一个职位。既然不是竞争对手，我们在讨论申请助理职位时，就不用彼此提防。
“那么，奥德丽小姐，”杰里米一边说话，一边像化学家一样精准地向他的饮料中挤柠檬汁，“跟我说说你准备接受哪些法官的面试。”
“嗯，西尔弗斯坦先生，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面试计划呢？”
“我先问了你。”他说。确实如此。这种游戏规则在法律上也有同样的规定：先到者权利优先。
我妩媚地冲他笑了笑。杰里米有点太瘦了，不过很可爱。我有时禁不住想，如果他不是同性恋的话，我们的关系会是什么样。
“我已经收到了四份面试邀请。”我尽可能实事求是地说。但是，我知道“四”这个数字令人印象深刻——杰里米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的眼睛瞪得很大。
“太棒了，”他说，“我都有点嫉妒你了。那么，你准备去面见哪位法官呢？”
“让我想想，”我说，假装出一副苦思冥想的样子。实际上，哪怕他在凌晨三点叫醒我，我也能将这几位法官的名字脱口而出。“芭芭拉·麦克丹尼尔。”
“你申请给地区法院法官当助理？”
“你可真是个势利眼！联邦地区法院助理通常比巡回上诉法院助理更能学到经验。而且，这可不是一般的地区法院，这是纽约南区法院，全美最好的初审法院，它受理最棒的案件。麦克丹尼尔法官审理过安然公司案、世界通讯公司案……”
“我知道，”杰里米说，“但地区法院就是地区法院，巡回上诉法院就是巡回上诉法院。在地区法院，你所有的时间将用来处理无关紧要的琐事，比如动议问题，证据开示方面的争议。相信我，一年级课程结束时，我曾给一位地区法院法官做过实习生。你难道不想到上诉法院当助理，为刺激、有趣的重大法律问题起草意见吗？”
杰里米是个好人，是我的好朋友，但他也是一个可怕的势利眼。从他说的理由就可以看出，他是自己所处环境造就的产物。给地区法院法官——联邦法院系统中负责初审的法官——当助理，是一个既有声望又很难获得的职位。但是，耶鲁法学院有一些人，包括教授和学生，非常瞧不起地区法院的助理职位。当然，这条规则也会有一些例外——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名出庭律师，如果你能在合适的地区法院给合适的法官当助理，如果你接着到上诉法院当助理，去地区法院当助理是不错的选择。不过，总的来说，这条规则不会出错。
“其他所有的面试邀请函都来自巡回上诉法院，”我说，“有第三巡回上诉法院的迈克尔·德孔西尼，第八巡回上诉法院的斯蒂芬·柯林斯。”
“嗯……不会是艾奥瓦州的柯林斯吧？”
“不过一年而已，”我说，“我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一年。我更加关注法官，而不是地域。柯林斯的名气很大，他从耶鲁毕业后，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助理，当过联邦检察官。我能从他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在未来几年里，他将成为向最高法院输送助理的著名法官。实际上，他已经把自己的好几名助理送到最高法院当助理了。”
“我在艾奥瓦州一年都待不下去，”杰里米说，“除了地域因素外，在我看来，柯林斯法官太保守了。你最后还想给哪位法官当助理呢？”
“斯廷森法官，全名是克里斯蒂娜·黄·斯廷森。先前曾是洛杉矶地区法官，如今供职于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对吧？”
“哎！你不需要将这当成一个问句来问吧。斯廷森可是热门人选，她可能会是共和党政府提名任命的大法官人选。她将成为首位进入联邦最高法院的亚裔美国人，她一向给‘暗面’——嗯，我的意思是保守派大法官——输送助理。她会是你的首选吗？”
“能收到这么多面试邀请函，我感到非常幸运，每位法官都有他或她自己的优势……”
杰里米瞪了我一眼。
“好吧，”我说，“斯廷森是我的首选。”
我不想承认我实际上非常想给斯廷森法官当助理。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愿望，热情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一旦失败，结果实在是太糟糕了。我想起威廉·詹姆斯的名言：“没有尝试，就没有失败；没有失败，也就不会被羞辱。”但是，我也没有必要在杰里米面前掩饰自己。
“那么，”他问道，“我就当你已经把她列为首选了？如果她给你一份入职通知的话，你会放弃其他法官吗？”
“是的。”
“好吧，能往最高法院输送助理的法官升迁起来会很快，斯廷森就是其中一位。干得漂亮，姑娘。”
杰里米对我举起加了柠檬汁的健怡可乐，我们碰杯庆祝。
“斯廷森是能往最高法院输送助理的法官，”我说，“但还不算最顶尖的联邦法官，在这方面不是顶尖的。她每年招收四名助理，可能只推荐其中一位到最高法院当助理。她的助理进入最高法院，未必是板上钉钉的事，必须要表现突出才行。”
“这没问题啊，”杰里米说，“你肯定能成为她最喜欢的助理，她不是波兰斯基法官。”
哈，说得也是，M.弗兰克·波兰斯基法官是斯廷森法官在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同事，也无疑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法官，还可能成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主要障碍在于，他是白人男性，而且据说很难相处）。他无疑也是国内能往最高法院输送助理的、最最顶尖的法官。获得波兰斯基法官的助理职位，就等同于擢升为联邦最高法院助理，因为他拥有给最高法院大法官输送助理的完美记录（这得益于他先前的助理形成的庞大关系网，可称之为“波兰斯基门徒”）。
“波兰斯基法官，我有点儿讨厌他，”我说，“他和他的助理霸占着联邦最高法院全部的助理职位，这不公平。”
“如果你是《耶鲁法律杂志》的主编，”杰里米说，“你可能就会获得波兰斯基的面试邀请。”
“别再打击我了！如果我是《耶鲁法律杂志》的主编，又是波兰斯基法官的助理，我肯定能成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助理。波兰斯基是一位非常棒的法官，写过很多重要的法律意见。”
“如果你反对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司法倾向，反对它给美国西部设定的进步主义议程，那真是太好了。”
我大笑起来。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是美国最左翼的上诉法院，以作出的司法判决受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和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拥趸支持而闻名（终究会被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波兰斯基虽然是保守派法官，但深谙自由派法官的判决之道（他时不时会跟自由派法官站在一起），这样的法官可不多见。
服务员给我们端来食物，冷不丁地放在我们面前，问我们是否还需要点其他东西。我们都说不需要。
“那么，”我一边给沙拉添加少量调味料，一边问杰里米，“这就是我所有的面试机会。现在轮到你告诉我了吧。”
“我有三个面试机会，”杰里米说，“首先是詹姆斯·克诺特法官。”
“你是要给一位地区法院法官当助理吗？”
“我准备首开先例，成为联邦法官聘任的第一个公开身份的男同性恋。”
除了担任《耶鲁法律杂志》编辑，杰里米还是被剥夺法律权益者协会（OutLaws）主席，也是法学院男同性恋事务方面的领头羊。
“不错啊，”我说道，“还有哪些法官给你提供面试机会了？”
“谢尔登·戈特利布法官，在加州帕萨迪纳。”
“恭喜啊！他是你心中的大英雄，全国最左翼的上诉法院中的自由派领军人物。”
我们再次举杯庆祝。戈特利布年龄太大，又太自由化，不可能获得提名，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因此，他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当然，也多亏了联邦法官的终身任职保障。杰里米崇拜谢尔登·戈特利布，因为他直言不讳，在法庭内外、在法律意见书里、在演说中，都是如此，他为各式各样的受压迫群体发声。但是，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来讲，戈特利布是一位左翼司法能动主义者，想用法律实现通过投票无法达成的目标。
“还有，”杰里米说，“最后一个但并非不重要的人选，马尔塔·索利斯·德勒兹法官。”
“哦，你申请了她？我还不知道你是一个受虐狂呢。我不清楚那些传言是真是假，但就算有一半是……”
“是的，我知道，有些人说德勒兹是脾气暴躁的悍妇，”杰里米说，“不过，她也是一名斗士，致力于维护冤屈的刑事被告、面临被驱逐出境的移民、警察暴力受害者的权益。而且，她是一位博学的拉美裔法官，年轻，族裔身份显著，说不定哪天能被提名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她自己就做过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助理，像女巫一样精明，我能从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她住在旧金山，能在那儿生活一年，真是太棒了。”
“而且，她正在开始成为向最高法院输送助理的联邦法官，虽然她刚到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没多久。”
“确实是这样，不过，从输送助理的角度讲，我猜最有把握的应该是戈特利布。”
“是的。他与斯廷森法官不相上下。”
杰里米随意地称呼法官，直呼“戈特利布”或“德勒兹”的名字，而不是称“戈特利布法官”或“德勒兹法官”。杰里米的爸爸是詹纳与布洛克律师事务所的执行合伙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妈妈朱迪·西尔弗斯坦也是顶尖的税法学者，如果你有他那样的身世，你更可能把联邦法官看作自己家庭社交圈的一员，而不是把他们视为男神和女神（就像我看他们那样）。
我推开自己的餐盘，里面还有三分之一的沙拉没吃完。
“你就吃这么点？”杰里米问道。
“你知道我能吃多少，”我说，“我不愿意再次婴儿肥。作为一名体重超标的混血女孩，又有一个残疾的姐姐拖累，我根本就不是你们的菜。无论如何，我希望你通过戈特利布法官的面试，我通过斯廷森法官的面试。我们一起在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做助理，那该多么开心。”
“一定会的！但是，我们的关系可能会因为在许多案件中意见相左而闹僵。你知道的，你将为黑暗势力工作。”
“黑暗势力？斯廷森法官和她的盟友只不过是想忠实地解释法律，按照本义适用法律，而不是要向左或向右推进一种议程，只涉及宪法文本、制定法和判决先例。法官的工作就是根据事实适用法律。”
“哦，奥德丽，别那么天真了。‘法律’不是漂浮在以太中的纯物质。‘法律’最终要发挥作用，撇开文本，还有数不清的因素参与其中。比如说，律师如何辩论案件，法官与律师之间如何交流，以及法官与法官之间如何交流，都会影响到法律的作用。还有，不管你喜不喜欢，法律还受法官政治信念和政策偏好的影响。哎，老话常说，法律如何起作用，有时取决于法官早餐吃了什么。”
“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世上确有‘法律’这种东西，它并不取决于法官的政治偏好。无论如何，如果说有人是在为黑暗势力工作的话，那也是你们那帮人。我能够想象出你和戈特利布法官要做的一些疯狂的事情，比如说，宣布打开加利福尼亚州监狱的大门，让那些被误判的可怜罪犯在大街上游荡。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我和斯廷森法官将会尽最大的努力阻止你们。”
“两位自由派的犹太裔男士对阵两位保守派的亚裔女士，”杰里米说，“这会是一场公平的较量吗？我认为，你们两位法律界的娇娃，将打得我方两位羸弱的白人男子落花流水。”
“听你这么一说，我们好像变成一对可怕的右翼母夜叉！我们是温和派。我只有在耶鲁狂热的自由派中才算得上是‘保守派’，斯廷森法官也只有在狂热自由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才算得上是‘保守派’。我们的观点或许能在普通美国人中找到共鸣。更不用细说，我们都有一半的亚洲血统。”
我对杰里米露出千金一笑。我有自己的身体缺陷，不过我的牙齿很亮丽，而且我伶牙俐齿，锋芒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