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幅画的表面特质只是一种引诱，诱人去探索其实际内容，一点点地，如同象形文字的含义一般，它开始若隐若现。
毕加索
一切都始于那个巨人钻出魔力奶瓶的时刻。他问我更喜欢哪个：拥有一幅毕加索，还是成为毕加索。两者他都可以满足我，但是，他警告我，只能二选一。对此，我必须好好想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迫使自己好好想想。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里充满了贪婪的傻瓜因轻率而受罚的故事，以至于你会觉得，这种好事不可能是真的。也没有记录或确定的先例可供参考，因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故事或笑话中，所以从未有人真的去仔细想过；而且故事里总有陷阱，否则就不好玩了，也就没故事了。但在某些时候，我们全都暗地里想象过。我已经全想好了，只不过我想的是那种经典的“三个愿望”。而这个巨人给我的选择是如此出乎意料，其中的选项又如此明确，因此我怎么说也要掂量一番。
这是个怪异的选择，但又并非不合时宜；事实上，它出现得恰到好处。我正要离开毕加索博物馆，满怀狂喜和无限敬仰，因为对我来说，那一刻没有任何东西，或者说任何哪两样东西，比它们更具诱惑力。其实那时我还没离开博物馆。我正在花园里，坐在其中一张露天的桌子边，我刚去咖啡厅买了一小瓶到处都能看见游客在喝的魔力奶。那是个（这是个）完美的秋日下午：光线柔和，空气温爽，离暮色降临还有段时间。我从口袋里掏出本子和笔，想做点笔记，但最终什么都没写。
我试着整理思路。我默默重复巨人说的话：拥有一幅毕加索，还是成为毕加索。谁不想拥有一幅毕加索？谁能拒绝像那样的礼物？但另一方面，谁不想成为毕加索？现代历史上还有比他更令人羡慕的命运吗？哪怕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也无法与他所拥有的相比，因为那些权力可以被战争或政治事件抹除，而毕加索的力量，超越了任何总统或国王，是不可战胜的。任何人处在我的位置都会选择第二项，因为它已经包含了第一项，这不仅是因为毕加索可以画出所有他喜欢的作品，还因为众所周知，他保留了大量自己的画作，包括一些最好的作品（我刚参观过的这座博物馆就是由他的私人收藏构成的），而且晚年时期的他，甚至还买回了许多自己年轻时售出的作品。
变成毕加索的优点当然还不只如此，特别是从长远来看：“成为”要远远超过“拥有”，其中包括所有那些千变万化的创造之乐，一直绵延到不可思议的天边。“成为毕加索”，活生生的毕加索，不管真正的他到底是怎样，意味着成为一个“超级毕加索”，一个能制造加倍魔法和奇迹的毕加索。但我有自知之明（用法语说就是“Je m'y connais-sais en fait de génies”——我知道天才是什么样），我能感到或者猜到事情没那么简单。有很多理由能让人犹豫，甚至被吓得缩回去。一个人要变成其他人，首先必须不再是自己，而没人会乐意接受这种放弃。这并不是说我自认为比毕加索更重要，或更健康，或在面对生活时心态更好。他的情绪相当不稳定——我是从各种传记上看到的——但还没有像我这么不稳定，因此如果变成他，我就要将自己的精神健康状态做一定程度的调整。然而，受惠于长期以来的耐心努力，我已经学会了与自己的神经质、恐惧、焦虑，以及其他的精神障碍和平共处，或者至少能做到将它们置于我的控制之下，而这种权宜之计能否解决毕加索的问题就无法保证了。那基本上就是我的推论，虽然我并没有付诸言语；那只是一系列的直觉。
究其本质，这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极端个案，提出这一问题的不仅有这位马拉加[1]的大师，还包括我们所崇拜、景仰、研究的每个艺术家。这一问题既超越了毕加索，又仍在他之内。身份认同是那种不能一概而论的东西。没有普遍意义上的，作为一种概念的身份认同，只有与某个特定的、这个或那个人的身份认同。而如果这个人是毕加索，像这里所说的，那么就别无他人。概念自己颠覆了自己，就像我们可以说（虽然这么说很笨拙），那并不是“认同毕加索的身份”，而是“毕加索化的身份认同”。
很少有哪个人能激发出如此多的写作；每个与毕加索接触过的人都会留下一份证词，一则逸事，或一幅人物速写。你几乎难免会发现某个共同点。比如，我曾经读到他有行为障碍问题。他看见一张纸掉在工作室的地上，让他很烦，但他却没法把纸捡起来，于是那张纸就会在那儿放好几个月。完全同样的事也在我身上发生过。仿佛某种小小的、无法理解的禁忌，一种意志上的瘫痪，让我——无期限地——不能去做我想做的事。毕加索用他狂热的高产克服了这一点，似乎通过一幅接一幅地作画，他就能让那张纸自己飞回去。
不管是什么原因，确定无疑的是贯穿他所有变形期持续不断的高产。作为画家，毕加索是唯一的毕加索，因此如果我是毕加索，我就可以画出所有我喜欢的毕加索，然后把它们卖掉，变得有钱，而且如果我觉得不开心，觉得被这种生活困住了，我也许还可以停止扮演毕加索（因为如今这个时代钱是万能的）。那就是为什么我说“成为”这一选择包含了“拥有”。
毕加索有次说：“我很乐意像个穷人那样平静地生活，只要有很多钱。”撇开贫穷毫无问题这一骗人的信念不谈，这句感慨还是有点奇怪：这样说时他已经很有钱了，非常有钱。但还不会像今天——在他死了三十年后——这么有钱，鉴于他画作价格的提升。每个人都知道画家必须要死，从而停止创作，这样他们的作品才会变得真正有价值。所以在“成为毕加索”和“拥有一幅毕加索”之间，正如在生与死之间，有一道经济上的鸿沟。至于平静地生活，且不说他那句话暗藏机巧，倒是很适用我被巨人置于的这一境况；它是超越死亡的一道讯息，让我认识到自己最向往的愿望，是过一种真正平静的、没有问题的生活。
就目前的价格，以及我相对平庸的志向而言，单单一幅毕加索就足以让我致富，使我过上平静的生活，写我的小说，放放松，读读书……我决心已定。我要一幅毕加索。
这一想法刚在我脑中成形，一幅画便出现在桌上。谁也没注意到，先前坐在相邻几桌的人，那时都已经起身走了，其他人都背对着我，包括咖啡厅的侍者。我屏住呼吸，心想：它是我的了。
它灿烂夺目：一幅中等大小、三十年代的毕加索油画。我久久凝视着它。初看它像一团杂乱变形的人影，一堆叠加的线条及狂野但不失和谐的色彩。然后我开始觉察到有美丽的不对称性跳出来扑向观者，然后又躲起来，然后又出现在别的地方，然后再次把自己隐藏起来。它的厚涂法和用笔（它是一次性画成的）显示了大师级的自信，而这只有通过无意识的精湛技巧才能达到。
但这幅画的表面特质只是一种引诱，诱人去探索其实际内容，一点点地，如同象形文字的含义一般，它开始若隐若现。最初是一朵花，一朵深红的玫瑰，花瓣从多重的立体派平面中浮现出来；面对着它，如同一种镜像，是朵纯白的茉莉，以文艺复兴的风格画成，除了藤蔓的直角形螺旋。两朵花之间的部分填满了小小的蛇人和羊人，穿着紧身上衣和马裤，或者盔甲，戴着饰有羽毛的帽子，或者顶着小丑帽和铃铛；还有一些是裸体，类似侏儒，留着胡子，人物与地面相互碰撞，典型的毕加索风格。统领着这幅宫廷场景的，是一个想必应该是——根据她的王冠判断——女王的人物：一个丑陋而衰弱的女王，像个毁坏的玩具。扭曲变形的女性身体，作为毕加索的标志之一，从未被运用到如此极致。腿和胳膊胡乱地从她身上戳出来，肚脐和鼻子越过她的背部互相追逐，假想的身躯被她衣服上多彩的绸缎镶嵌着，还有一只脚，装在一个巨大的高跟鞋里，高指向天空……
突然，整个故事都自动显现在我面前。我正在观看的，是对一则传统西班牙寓言的图解，更确切地说，是一则笑话，那种最古老和幼稚的笑话；它想必来自毕加索的童年时期。那个笑话讲的是一位瘸脚女王，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残疾，而她的臣民又不敢告诉她。内务大臣最终想了个点子，可以巧妙地让她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他组织了一场花卉竞赛，王国里所有园丁都要拿出各自最好品种的花朵来参赛。一组专家评审团将入围者缩至了两个：一株玫瑰和一株茉莉。最终结果，选择谁为获胜花卉，将由女王决定。在一场盛大的典礼上，全体朝臣列席左右，内务大臣将两株花放到王位前，然后，用清晰、响亮的声音对他的君主说：“Su Majestad, escoja”的意思是西班牙语“陛下，请选择”的意思，但如果把最后一个词破开读，意思也可以是：“陛下是瘸子”。
这个故事的幽默口吻被形象地表现出来，通过那群色彩斑斓目瞪口呆的侍臣，通过矮壮的内务大臣举起他的食指（它比他其余的部分都大），而最主要的，是通过王后，她由如此多纵横交错的平面构成，看上去就像是从一副折过一百遍的扑克牌中抽出来的，并驳倒了那个确凿的真理，即一张纸对半折的次数最多不可能超过九次。
这则寓言有好几个奇特之处，而毕加索将其转化为图像的决定由此被赋予了更深层的意义。首先，主人公瘸腿却不自知。人们有可能对自身的很多事情无从知晓（比如，就拿眼前这个例子来说，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天才），但很难想象一个人会连“自己是瘸子”这么明显的生理缺陷都意识不到。也许原因就在于主人公的君王地位，这独一无二的身份，使她无法以正常的生理标准来评判自己。
独一无二，正如世上也只有一个毕加索。这里有某种自传性，关于绘画，关于灵感，这个灵感源自一个幼稚的笑话，而这个笑话他想必是从父母或同学那儿听来的，甚至它也是关于对其母语的含蓄运用，因为如果没有西班牙语，这个笑话就毫无意义，也不好笑了。创作这幅画时毕加索已经在法国待了三十年，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不管怎么说，这还是有点奇怪，他竟会借助西班牙语作为解读其作品的密钥，否则这幅画就无法理解。也许西班牙内战重新激起了他内心的爱国热情，而这幅画就是他对因战火而四分五裂的家乡的一种秘密致敬。也可能，这跟之前的假设并不矛盾，这幅作品的根源在于一种童年记忆，当他的艺术达到某种充分的力度和自由时，这份记忆就成了一种要偿还的债。毕竟，到了三十年代，毕加索已被公认是画不对称女人的大师：通过一种语言学上的绕弯子来使一幅图像的解读复杂化，可谓另一种意义上的扭曲变形，而为了突出他赋予这种手法的重要性，他选择了将其安放到一位女王身上。
还有第三种假设，跟头两个假设不在同一层面，它强调的是这幅画的神奇来源。直到那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幅画的存在；它的奥妙，它的秘密，一直以来都尘封不动，直到它在我——一个说西班牙语的人，一个热爱杜尚和鲁塞尔[2]的阿根廷作家——面前显形。
无论如何，这是一幅独特的作品，即使对一个视奇异为常规的艺术家的作品而言，它也仍然是奇异的；它几乎不可能不拍出一个创纪录的高价。在开始对未来美景进行习惯性的幻想之前，我又多花了点时间思考这幅杰作。我露出笑容。这歪歪扭扭的小女王，必须从一堆乱糟糟的肢体中把她重新组合起来，看上去还挺动人，她那松饼般的脸（如果你能找到），她那金色巧克力包装纸的王冠，她那木偶似的双手。她是一片无中心空间的中心。她的那些随从，一群名副其实的绘画奇迹，正在等待她的决定；花朵凋零意味着时间的流逝，但对她来说，这不是一段时间，而是一个领会的瞬间、一个最终的顿悟——揭开一生的假象。
这则笑话还可以设想出一个更残酷的版本：女王其实一直都知道自己是个瘸子（她怎么可能不知道？），但出于礼貌她无法提及这个她宁愿回避的话题。一天，她的大臣们互相挑衅，当面对她说出了真相。这或许更符合实际，但却并非这幅画的本意。没人会将女王当成笑料；没人会拿她取乐。臣民都爱戴她，希望她知道真相。在表面信息（“选择”）之下的隐藏信息（“瘸子”），是特意献给她的：她会听到，然后，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她行走时世界会摇晃，为什么她衣服的褶边都要裁成斜线，以及为什么每次下楼梯，侍从长都要冲过来送上他的胳膊。他们借助了花的语言，那是传达爱意的永恒手段。她必须选出王国中最美的花朵，正如我也不得不在巨人提供的两个礼物中做出选择……
就在那一刻，我也恍然大悟，笑容僵在我脸上。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之前没想到这一点，但重要的是现在我想到了。如同在噩梦中一般，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赫然耸现，将我吞入焦虑之中。我仍然身处博物馆内：迟早我都必须离开；我作为富人的生活只能在外面开始。而我又怎能胳膊下夹着幅毕加索离开毕加索博物馆呢？
2006年1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