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留学者归国后说：如果老师提出一个问题，10个中国学生的答案往往差不多，而在外国学生中，10个人或许能讲出20种不同的答案，虽然有些想法极其古怪离奇。这个例子说明，我们常常是在家长、老师的要求下被动地学习，最大限度地接受、继承前人的知识体系，围绕着“考试纲要”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标准答案”。但是，从哲学和科学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专业知识教育只能传授知识，不能培养创新人才。因为科学创新要求有一种怀疑精神，敢于大胆破除“自我限制”，勇于跳出前人的知识体系，对原有知识结论提出挑战。
怀疑是求知的起点
翻开历史看一看，人类其实是在怀疑中进步的，科学是在怀疑中发展完善的。怀疑是真知的起点。
中央十套科学教育频道的《走近科学》节目的题目是“破解姆潘巴”。讲了上海三位女中学生在做实验时发现人们确信四十多年的姆潘巴现象竟然是错误的！于是，她们就去请教物理老师。在学校大力支持下，这位教师和三位女中学生一起，用精密仪器重新做了一百多次实验，证明她们的发现确信无疑。随后，学校又请多名学术权威辩证，终于否定了姆潘巴现象：即热牛奶不一定比冷牛奶先结冰。而且液体的冰点与淀粉及糖等添加物的多少有关系。所以，四十多年前姆潘巴现象的出现实属巧合，不具有广泛性代表性。
姆潘巴现象开始于一个孩子，结束于几个孩子，而人们的固定思维却禁锢了自己的头脑。姆潘现象已经被确信四十多年了，为什么那么多学者和专家都没有产生怀疑，而最终却被几个中学生给破解了呢？因为他们具有难能可贵的怀疑精神！类似的例子还比如：
·生物学界一直认为，蜜蜂没有发声器官，是靠翅膀振动发出声音的。但是，一位名叫聂利的12岁小学生却用实验证明“蜜蜂有自己的发声器官，它不是靠翅膀振动发声的”。聂利为此撰写的论文《蜜蜂并不是靠翅膀振动发声》荣获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银奖和高士其科普专项奖。《人民日报》的报道称，聂利的发现过程并不复杂：她先是偶然发现翅膀不振动的蜜蜂仍然嗡嗡叫个不停，然后用放大镜观察了一个多月，终于找到了蜜蜂的发声器官。
·湖南零陵地区道县一中的学生何骥，有一天到鸡棚捡蛋的时候，禁不住好奇地想到：鸡蛋到底为什么一头大一头小呢？是大头先出母体还是小头先出母体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每天一放学就立刻赶回家，蹲在鸡棚旁静静地观察，有时甚至连晚饭都忘了吃。两个多月以后，何骥终于发现：鸡蛋是大头先出母体。为此，他写了论文，这篇论文得到了许多生物学家的称赞。他的这一发现，居然是鸟类文献中还没有记载过的新发现。
如同许多重大科学发现一样，新知识的发现过程本身也许并不曲折，关键在于发现者是否勇于向“定论”提出质疑，向科学权威提出挑战。
我们在学习时，很多时候用的是博闻强记的消极模式，不改变学习被动的地位，不敢于怀疑事物，批判现有的观点，不调动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是失败的学习。
事实上，人自小就有怀疑的天性，自小就有意无意地接受着怀疑的教育并在怀疑中开启心智。怀疑使人在有意无意中学会了思考，学会了辨别真伪，可惜这往往是无意识的，而更多的有意识的却是放弃怀疑，时间越长便越多了盲从而少了思考。在这样的空气下，我们的确记忆了很多的知识，学会了很多公式，但是，他的思考与创新能力却无法与之成正比。这实在是一种不幸！
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思维是从疑问和惊奇开始的。”人有质疑说明人在思考。常质疑，常批判，才可能常有新的知识。在学习的过程中，敢于向权威质疑，不仅可以锻炼人敢想感问，还可以培养孩子对待权威的正确态度。这是对积极思维的鼓励，也有助于培养创新思维。
我们的学习要改一改一本正经、无可置疑的传统习惯，一改你讲我听，不容置疑的态度，拥有怀疑精神，追求真理，找寻真知，向教师、向课本、向一切权威质疑，才能掌握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
带着怀疑、批判的态度做学问
科学家罗尔夫·M·金克纳格尔说：“一个人正确的感觉就是持续地怀疑和接受挑战。”在学习和科学的道路上，人们不能没有科学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性的思考。
科学家理查德·J·罗伯茨说，我鼓励所有的学生认真听讲并积极地向老师提问。在课堂上所学到的东西并不都是正确的，要勇于批判自己的老师！许多人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不怀疑权威的东西。这正好与学习的正确态度背道而驰。
学习必须是带有主见地学习，学生不应该是博闻强记的“活书柜”。在世界知名学府牛津大学，导师在指定学生看一部名著时，往往要求学生对作者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不是盲目地迷信名家，而是要求对一切都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在要求学生总结和复述名著要点的同时，鼓励他们从中挑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论点。最好是提出相反的观点，并且能用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这种批评精神在牛津大学也是有着悠久传统的。从中世纪起，在大学中盛行的经院哲学就强调辩证法。学生在学了语法、修辞学和逻辑学之后，经常要用拉丁语就某件事的正方和反方发表演说和进行辩论。这个传统至今得到了继承。牛津大学有个著名的学生辩论社，学生们每个星期四和星期五晚上要聚集在一起，就各种不同话题的正反两方展开激烈的辩论。
牛津大学第一副校长威廉姆·D·麦克米伦教授，在一次记者提问时直言不讳地说，英国学生与中国学生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英国学生具有质疑精神，勇于挑战他人观点。在他眼中，中国留学生“聪明”，并且“学习非常努力”。但在思考问题的方法上，麦克米伦教授认为，由于中英两种教育文化的差异，中国学生普遍易于接受知识，而英国学生则善于分析问题，并提出质疑。“而分析能力是在英国大学里最重要的学习能力要求”。
诺贝尔奖得主海森堡的父亲是慕尼黑大学的教授，他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父亲的家训是：“无论什么事情，都要自己看过才能相信！”“千万不要盲目！要保证内心的自由，不要受流行见识所左右。他们只应该相信自己的严格判断，并且只对这种判断负责。”在20世纪20年代的反犹浪潮时，他父亲凭借自己对事物的观察和独立思考，对希特勒的反犹排犹持一种反对态度，这种人生观和价值观给海森堡兄弟树立了榜样。
海森堡于1920年考入了慕尼黑大学，当时索末菲是慕尼黑大学物理系主任，海森堡成绩优秀，所以索末菲教授非常器重海森堡。1922年6月12日—22日，即物理史上有名的“格丁根玻尔节”，索末菲带着他的得意门生海森堡到了格丁根，要听物理学大师玻尔将在那儿作一系列有关量子论和原子结构的讲座。
玻尔的第一次讲演时，大厅里挤满了人，这位伟大的丹麦物理学家站在讲台上，轻轻点头，带着充满友谊的微笑，用轻微的丹麦口音温和而彬彬有礼地讲演着。海森堡坐在大厅的后面听着，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他觉得玻尔思维敏捷深邃，演讲涉及了许多极为本质的东西，令他激动、着迷和神往，但是，他也察觉到了玻尔的见解并不完全源于精确的计算，其中含有很大的直觉成分。玻尔每次讲演之后都有长时间的讨论，在第三次讲演结束时，只有21岁的海森堡突然从后排站起来发言，对玻尔的某一个见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引起了与会众的惊讶。
要知道，玻尔是当时物理学界的权威，他的理论逻辑应该相当严密，别说平庸之辈，就是物理学界的内行也不容易找出漏洞。然而海森堡发现了。海森堡提的问题玻尔已经有所考虑，只是一时还无法说清楚，不料这个“破绽”一下就被海森堡抓住了，玻尔不得不暗自佩服这个年轻人。他知道若没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坚定的信心，是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玻尔不由得产生了要了解这个年轻人的强烈欲望，于是在会后，他邀请海森堡和他一起出去散步。这次散步对海森堡以后的科学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格丁根玻尔节”期间，格丁根大学物理研究所权威玻恩也注意到了海森堡这位青年学者。这还起因于他曾经的一次讲学经历。
有一次，玻恩在慕尼黑大学讲学，课后，海森堡向他递了一张纸条，说是他对玻恩先生研究的学理的一点心得。玻恩当时并没把这个“毛孩子”放在眼里，随手把纸片折起来装进口袋里，连道谢的话也没说一句。当玻恩回到格丁根之后，一天无意中掏口袋，翻出了海森堡递给他的纸条。他马上后悔在慕尼黑时未能与海森堡当面切磋，因为海森堡向他提供的正是他研究不深入或忽略了的原理，玻恩先生没有想到他竟能提出这么深刻的见解。1922年至1923年冬季，海森堡的导师应邀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乘此机会，玻恩立即邀请海森堡到格丁根去做他的研究助手。后来，他知道海森堡已荣获了博士学位，就正式要求海森堡去担任自己的助教。到格丁根不到场个月，海森堡便被破格提升为讲师，而按格丁根大学的老规矩，助教至少要当满3年才具有晋升讲师的资格。
海森堡说：“如果你决心献身于科学，就应该对任何一种想法仔细考虑，一再加以怀疑，不能毫无批判的接受下来。”任何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也有犯错误、说错话的时候，即使是他所擅长的某一科学领域，他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科学领域不能“统一思想”，否则就会导致“科学迷信”，扼杀科学的创新和发展，科学也就不成其为科学了，而成为一种供人顶礼膜拜的宗教了。
科学家赫伯特·克勒默说：“我认为要成为伟大的科学家需要探索的欲望以及怀疑的态度。你不是被动地接受所有别人交给你的东西，当然你不承认所有别人教给你的东西也是不对的。你应该养成怀疑的态度，而且应该有能力做一些很关键的思考，那就是当你发现你研究的东西走入死胡同时，应该及时跳出来，而不是钻进死胡同，把一生花在没有前途的研究上。总之，不要轻易放弃，别人会告诉你你错了。但不要机械地去接受。有时，我对学生确实很苛求，我想让他们学到他们应该学到的东西，而且我要求学生对学业百分之一百地诚实。我不喜欢学生被动地干别人让他干的事，必须培养他们的独立性。”
托马斯·亨特·摩尔根学生时代的成绩非常好。当他大学毕业时，报考了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学系。霍普金斯大学是一所私人办的学校，它不像通常的国立或州立大学那样受到一些政府所需政策的约束。学校理事会贯彻着“真理使人自由的”的理念，校园里洋溢着自由交换学术意见的氛围。摩尔根深受这种环境的影响。当他进入大学后，感到如鱼得水，在这里受到了系统的生理学和形态学训练。当时的生物教授就这样告诫学生们：“不要以实验室中的设备是自动化的‘生理灌肠机’——从这一头塞一只动物进去，扳手一位，另一头就出来重要的科学发现。”摩尔根欣然接受了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训练。他坚信，论必有据，反对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说。他崇信实验结果更胜于权威们的结论。也就是说，怀疑要有根据，要实事求是，而不能假推或凭空设想。
摩尔根偏好怀疑权威，达尔文和孟德尔的学说他都没有全盘接受，在科学上他从来就不会轻信。但是只要通过实验或确实性证据证明他原来的怀疑是站不住脚的，他就会承认错误。摩尔根说：“研究者要养成怀疑一切特别是自己提出的假说的精神。如果一旦了解到证据指示着另外的方向，就立即丢掉从前的那种假说”。摩尔根实验的结果，使他最终信服了达尔文和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并使之得到了发展和完善。
摩尔根坚定地相信：“真理的惟一根源是实验，只有实验能够把新东西教给你，也只有实验能够把实在的东西交给你。”终于，摩尔根因发现了“突变基因”，而获得了193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人们总是处于寻求真理的过程中而不是到达真理……任何领先者只是暂时的，我们必须有自己新的声音，因为它们将是明天的希望。没有新的视野，生活也将失去意义。正如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电磁理论的创始人麦克斯韦曾说：“我们的部门要在对明显的科学说明所依据的证据进行考察的基础上，不仅要提供和传播真实的科学原理，而且要提供和传播深刻的批判精神。”
1989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尔特曼说，青少年一定要学会质疑权威，这是从贵国已故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中引用的。这对于一个科学家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对前人或权威所做结论的怀疑，就只能重复以前的结论，不会有丝毫的创新。诺贝尔奖获得者、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说过：“怀疑，是发现的设想，是探索的动力，是创新的前提。”他道出了怀疑与创新的相互关系，指出了怀疑是创新意识的一种体现。
那些有卓越建树的科学家会说出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因循别人的说法。成功者之所以能获得巨大的成就，和他们有突破旧立新的勇气，敢于蔑视书本教条、摆脱传统习俗有很大关系。他们极其珍惜自己心灵深处那一闪即过的火花，而不只限于仰观圣者领空里的光辉。
坚持真理，有肯定自己的勇气
在学习上，直率开朗是良好的品质，应该让自己敢于流露自己真实的观点，真实的感受。如果我们压抑自己的思想，将会导致对自己的鉴别能力失去信心，蜕化为对别人的简单信服和完全依赖，成为服从、消极、逆来顺受的人。学习，就应该注重的独立思考，而不是迷信权威。千万不要把已经学到的科学知识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亘古不变的真理。向科学伟人学习是应该的，但决不能只限于接受现成的知识。要敢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他们看得更远！
当年，阿伦尼乌斯把他关于“电离理论”的见解写成论文，交给化学教授克莱韦时，克莱韦说：“这可真有趣，可我无法相信你的理论。”阿伦尼乌斯知道，这论文答辩肯定过不了，但他还是执著的坚持着。
阿伦尼乌斯把博士论文的许多副本，分别给欧洲最著名的研究溶液的专家寄了出去。其中一封是寄给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的。克劳修斯对热力学第二定律做出了很大贡献，又被认为是电化学的预言者。但是克劳修斯老了，身体又不好，他对新鲜事物缺乏敏感，对新理论也缺乏活力去支持了。
阿伦尼乌斯也希望得到德国化学家元朝周期律的提出者——迈耶尔的支持。但迈耶尔对此没有任何表示。
1884年暑假，一名知名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访问阿伦尼乌斯，他们两人在校园里进行了“会谈”。
克莱韦教授对奥斯特瓦尔德这样一位知名的化学家和哲学家亲自跑到乌普萨拉会见阿伦尼乌斯深感不理解。他不解地问奥斯特瓦尔德：“你真的认为在烧杯中有钠离子和氯离子游来游去吗？”
“是的！”奥斯特瓦尔德斩钉截铁地回答。
克莱韦听了不满地耸耸肩膀，表示遗憾。
由于奥斯特瓦尔德的影响以及广大社会人士的意见，乌普萨拉大学决定再次举行论文答辩。答辩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克莱韦教授继续固执己见，仍然激烈地反对阿伦尼乌斯。许多教师在克莱韦的影响下，对阿伦尼乌斯也持否定态度。
这一切，强烈地刺激着阿伦尼乌斯，于是他离开这所院校。先后来到奥斯特瓦尔德、范特荷甫的实验室工作。当时，他们三位被称为“化学三剑客”。
当阿伦尼乌斯的电离理论日益成熟时，“化学三剑客”一起审查，会合了近年来的理论发展，然后又筹划了一场论战。奥斯特瓦尔德主动出击，创办了《物理化学杂志》，他在这份杂志上全面、主动地报道溶液电解的新发现、新理论。
这一措施立刻引起了欧洲科学家的重视。对“化学三剑客”的理论，众说纷纭，但大多数人持否定态度。
当时的著名科学家如俄国的门捷列夫，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皮克林和法国的特劳贝都不表赞同。门捷列夫认为，离子理论缺乏实验根据，不过是一些奇谈怪论，不值一提，它必定像燃素说一样要破产。在1890年英国皇家科学会召开的专门讨论离子理论的会议后，赫赫有名的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开尔文勋爵表示，他还没有被说服；在光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皮克林教授则坚持认为：“对大多数化学家来说，离子理论是一个愚蠢的理论！”法国化学家特劳贝等也不大愿意接受这个新理论。
即使如此，“三剑客”并不气馁，他们认定“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争论在继续，那些企图证实离子理论错误的人一个一个地败退下去，他们无可奈何地看着电离理论的胜利。离子理论在世界上不断扩大影响，科学的发展证明了它的正确性，不断为更多的科学家所接受。
离子理论终于大获全胜。一个新的化学时代终于降临人间。
生活中，我们没有必要求自己做一个安全的“多数人”。历史上的无数事例表明：许多有独创性的思想往往是与它的可接受性成反比的。在人类的认识规律上，总是在不断地演绎“多数终会服从少数”的法则。我们千万不要轻易就否定自己，要肯定自己的想法和能力，保持自己的想法。当我们把这种累积的智能充分释放出来时，就会产生巨大的价值。
1897年，约瑟夫·约翰·汤姆孙发现电子之前，德国的维谢尔曾经计算出阴极射线的粒子的荷质是氢离子荷质比的几千倍，但是他认为：电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也就没有作进一步研究。1890年，英国的舒斯特也曾经测得阴极射线粒子的荷质比是电解溶液中氢离子的500倍，但是他坚信电是连续的，从而否定了实验所得出的阴极射线是粒子的事实。
当约·约·汤姆孙发现电子之后，许多科学家仍不相信阴极射线是电子组成的。因此，“电子说”在物理学界没有立即得到普遍的承认。
科学家舒斯特说：“当时的那场争论（阴极射线是电子还是电磁波的争论），就像光的两种理论之争那样，有利于波动说，而把微粒说看成是中世纪的陈腐观念……在我看来，电分裂成原子状态单独存在是不可能的，如果谁公开主张这一邪说，他就不是一个严格的物理学家，因为这快超过了科学上能容忍的奇谈怪论的限度。”
量子假说的创始人马·普朗克在1925年的回忆说：“我那时（约·约·汤姆孙发现电子时）也不完全相信电子假说。”
1897年，约·约·汤姆孙在英国的“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上讲述他的实验，听众大多数都是有名望的物理学家，其中很多人不但不相信他的电子说，甚至有的科学家对约·约·汤姆孙冷嘲热讽，贬低他的成果，说约·约·汤姆孙是一位“拖了科学后腿的人”。
对此，别人的不理解并不是一年半载，它持续了近10年，约·约·汤姆孙的电子学说依旧没有被物理学界普遍地接受。1906年，诺贝尔奖评委会授予约·约·汤姆孙物理学奖时，只讲“他在研究和探索气体导电领域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并没有提及他研究和发现电子的成就。
约·约·汤姆孙在40年后的《回忆与感想》一书中写道：“起初很少有人相信存在比原子还要小的物体。有一位听过我在皇家物理研究所讲演的著名物理学家，很久以后告诉我，他甚至以为我在‘跟他们开玩笑’。我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我自己也勉强地把我的实验归结为这种解释。只是在我确信实验并未超过这种解释之后，我才发表了我所相信的存在比原子更小的物体的思想。然而也有一些人——我想斐兹杰惹教授是其中的一位——认为我说的很有道理。”
面对各种压力，面对当时权威的各种论断，约·约·汤姆孙丝毫没有气馁，他继续进行着他的实验。利用X射线和放射性技术，约·约·汤姆孙和他的学生测量了不同气体在不同气压下正负离子的复合速率。通过大量的实验，约·约·汤姆孙又得出了一条重要的结论：不论是电解液还是游离气体，其基本粒子所带的电荷都是相同的。无疑，这对电子学说又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论据。
从1906年到1917年11年时间，美国物理学家密立根多次利用油液实验，测定了每滴油液携带的电量都是“汤姆孙电子”电荷的整数倍。这个发现证明了：电是分为单个单元的；每个单元的电荷都是相等的；这个单元电荷不是统计值，而是原子结构的真实的表现。
阴极射线是由许多相同的电子组成的结论，终于获得了物理学界的广泛承认。
居里夫人曾说过：“生活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非易事，我们必须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念。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对一件事情具有天赋的才能，并且，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把这件事情完成。”个体只有在群体交往中才能发现自我的价值，展示自我的力量，发展自我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个性化发展需要集体力量来完成。事实上，过分重视整体，而忽视个体，就有可能削弱个人的精神力量，成为使个人逃入群众之中求取庇护的人；也可能由于把责任切成了碎片而使个体成为懦弱而缺乏独立人格的人。
科学家麦克林托克在冷泉港学术会议上阐述的“转座理论”后，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承认。麦克林托克没有气馁，她花了大量的时间收集证据，制作卡片和图表，分析数据。一切都确凿无疑之后，麦克林托克在5年之后的冷泉港学术会议上再次阐述她的“转座理论”。这次，与会者似乎对她更加的苛刻，更加地不友好，他们对麦克林托克的“顽固不化”表示极不理解，认为她是无可救药，开科学的玩笑。一位经常参加冷泉港学术会议的著名遗传学家明确地对麦克林托克说：“我不想听你谈你正在做的事。那可能很有趣，可是我知道那是一种发疯。”另一位著名的遗传学家则公开嘲笑她：“她只是一只在冷泉港闲置了多年的旧手提包。”但是她没有在意。
此后，关于“转座理论”很少有人提起，人们也不再邀请她出席学术会议，因为人们没有办法理解她的理论。一直到70年代，当科学家陆续在细菌、酵母、果蝇中发现转座基因之后，人们才想起早在50年代初麦克林托克已经在玉米中发现了这样的基因，并且已经有了透彻的研究。科学的道路上，没有怀疑就没有探索，没有探索就没有突破，可麦克林托克突破实在是太快了，她使科学界整整追赶了30年才终于赶上她的步伐。麦克林托克的理论终于得到了公认，并于1983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马·罗兹教授评价她的成就时说：“她在没有任何技术帮助的情况下，依靠她自己无限的活力、对科学的彻底献身精神、她的创造力以及她的敏税与绝顶聪明，获得了一系列在细胞遗传学上无与伦比的重大发现。”
在真理面前，任何权威都显得沧白无力。一个真正理性的人，内心的信念永远是真理，而不是权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真理的坚持是别人的无可取代的自由意志，而妥协则是懦夫的选择。我们时常会发现许多人都是因为太快放弃正确的认知而未能成功。对真理的坚持也能在一夜之间被懒惰和不耐烦所取代。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事业，成功的人常常在骨子里有倔强的个性，事实表明，只有坚毅和决心才是让一切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埃利希是德国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1908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埃利希在研究能够在动物体内杀灭病源微生物的化学药物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某些染料在使细菌着色的同时还把细菌杀死了。但很多化学染料是有毒的，但他坚信，能够找到一种既杀死体内细菌又不会损害人体的化学药物。为此，他进行了长达5年的研究，合成了数千种化合物，并逐一进行实验。
这是一个漫长的工作，经历了数不清的失败和挫折，但埃利希从没有动摇过。他在工作和生活中，随时把稍纵即逝的想法记下来，有时手边没有合适的笔记本和纸张，他就记在一切伸手可以够到的东西上。鞋底、地板、衬衣袖口，甚至助手白大褂的前襟上，都留有他写的各种化学公式。
1909年，埃利希在对第606号化合物二氨基二氧偶胂苯进行实验时，发现它能够安全有效地杀死动物体内的锥虫，他把这种化合物命名为“洒尔沸散”，意为“安全的胂剂”，后来人们又根据它在数千种化学合成物中的编号，称之为“606”。对于“606”这个名称，流传着一种错误的说法：之所以命名为“606”，是因为埃利希进行了606次科学实验才获得成功。其实，埃利希经过了上千次实验。
失败上千、上万次的科学家不只是埃利希一个，还有很多。人们在自我坚持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壮大与进步。这种过程是痛苦的体验还是富有意义的生活，视一个人的态度而定。许多人都要面对辛苦的生活，我们只有相信真理，肯定自己，才会让它变得与众不同，取得成功。
爱老师，更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在柏拉图死后，他不是简单地继承柏拉图的理论——理念说，而是在总结和批判前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与老师截然不同的哲学体系——经验论，他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表明亚里士多德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的理性能力以及亚里士多德处理师生关系的原则。
德国化学家艾根在哥廷根大学求学时从师著名的物理化学家阿尔诺德·欧肯。
艾根非常敬佩老师，也很尊重他的学术观点，但并不等于就完全同意他的论点。在上学时，艾根就知道液相中化学反应的速度极快，在欧肯写的教科书中把这种速度描绘为慢得无法测量。对于这个论断，艾根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不能盲目接受。为什么无法测量？是本质上就不可测量，还是当时的测量方法无法测出来？是否应该寻找一个新的测量方法？对此，艾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艾根把研究快速化学反应的新型测定技术并推翻老师的论断为自己的研究课题。经过反复的研究艾根发现，过去测定快速反应的方法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测量的灵敏度较差，观察反应时间只有千分之10秒。而分子中一些原子的运动频率生产少约为10亿次，反应时间可以短到100万分之1秒（1微秒）到10亿分之1秒（1毫微秒），这当然很难测。艾根终于找到了推翻老师论断的关键所在，开始了艰难的试验过程。
经过多年的研究，艾根创立了著名的“弛豫法”（又名“松驰技术”）。通过这项技术，可对瞬间即逝的变化过程和反应机理进行深入研究，成功地解决了许多科学难题。这种方法能对在8-10毫微秒时间内完成的极其快速的反应进行观测和研究。这项技术把测定快速化学反应的技术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为此，艾根获得了1967年诺贝尔化学奖。
人类热爱真理的本性是热爱和尊敬老师的原因。由于知识是人认识和把握自我、他者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求知是人的本性”，获取知识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因此，热爱真理、探究真理和追求真理根源于人内在本性的需要。但是，知识和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教师工作的介入，因此，在该种意义上讲，学生是热爱和尊敬教师的，教师在学生面前简直成为真理的化身。学生热爱教师正是出于对真理的热爱。相反，也正是因为在师生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友好的健康关系，学生获得了进一步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信心，“亲其师，信其道”。
人类对自我认识与把握是理性的。这种能力清晰地在人和神之间做出了界定，即人不是神，因而人不可能像神那样做到全知全能。因此，作为人的教师不可能掌握一切真理，难怪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杜甫也有诗云“转益多师是吾师”。故而，“吾爱吾师”的原因不在于教师是否掌握了真理，而是因为教师站在不断追求真理以接近真理的一边；换言之，如果教师背离真理抱残守缺或一意孤行，那么，学生定会离老师而渐行渐远。因为真理已经成为一个知识人特立独行的自由人格的基本元素。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人们处理和构建健康师生关系的基本准则。人的情感的存在和表达一旦失去理性的自律或监督，师生之间的关系可能因为真理的缺席而走向庸俗，并由此促成一种依附性心理人格的生成。正确处理师生关系，就要消解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预设的、单向的、师道尊严的师生伦理关系，颠覆“为尊者讳”的话语规则，而代之以共同探究、追求真理的民主、平等的伙伴合作关系，做到“真理在，吾师在”。
真理比财富和权力重要
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曾邀请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参与。其中，美国的12名高中生都是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国内的高中生也是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著名大学录取的优秀学生。节目中中美学生表现的强烈对比，令人震撼。
主持人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的选项，美国学生几乎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他们有的这样解释，如果我拥有智慧，我掌握了真理，相应我就会拥有财富和其他东西。而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外，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力。
中国学生直奔权力和财富这样的结果，忽视了如何实现的过程，不去思索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可见，我们文化中的官本位在他们的观念里已根深蒂固，社会上对于金钱的过分热衷追逐深深地影响着学生。学生们的选择清楚地映照出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的一些不良风气。当需要一个人展现出理想和精神的崇高的时候，却要追逐金钱和权力，如此到哪里寻找既有的理想？
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培根心目中的知识，是能够经世致用的东西，是能够帮助人类改变自然，征服自然的东西。“科学的真正合法的目标，就只是给人类生活提供新的发现和力量”。按照培根的看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地位如何决定于人的知识，人如果没有知识就会受制于自然，如果人获得了关于自然的知识，那么人就能支配和统治自然。因此，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热情地讴歌知识的力量，他说这种力量的威力是无可比拟的。常人所赞叹的帝王的威力与知识的力量相比也黯然失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和罗马王凯撒可谓帝王中的翘楚，权势熏天。但他们的威力是很有限的，因为它只能施于他们的帝国疆域之内，他们死后威力也就消失了。唯有知识的威力是无限的，它既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
犹太家庭的孩子，几乎都要回答这样一个谜题：“假如有一天你的房子被烧毁，你将带着什么东西逃跑呢？”如果孩子回答是钱或钻石，母亲将进一步问：“有一种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气味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吗？”要是孩子答不出来，母亲就会说：“孩子，你要带走的不是钱，也不是钻石，而是智慧。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你只要活着，智慧就永远跟着你。”历史上，犹太人由于不断地遭受迫害，财产被抢夺，房屋被烧毁，人民遭驱逐、屠杀，虽然他们历经磨难，但并不看重财富，而随时随地追求知识成为犹太人的一种共识。
犹太人爱学习的传统深入人心。仅以读书为例，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调查表明，在以犹太人为主要人口的以色列，14岁以上的以色列人平均每月读一本书；全国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1000多所，平均每4500人就有一所图书馆。在450万人口的以色列，办有借书证的就有100万。在人均拥有图书馆和出版社及每年人均读书的比例上，以色列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为世界之最。
在我们的世界里，不管财富和权力的影响有多大，但终究是真理和智慧安排的结果。一定要明白：真理和智慧比财富和权力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