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速定召集国会年限
由于朝廷没有定下何时颁布宪法，召开国会，立宪派最初要求的是迅速确定召集国会的年限，争取民权，为此而奋斗的急先锋首推杨度。
杨度字晳子，湖南湘潭县人，1875年生，1894年中举人，后纳资捐为郎中。1902年自费赴日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次年又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在此，他接触了新的学说，思想大变，与革命派和立宪派人士均热情交往，后来完全转向立宪派。1906年12月，戊戌政变后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与他商议组织政治团体，并许以成立之后任干事长。他开始本极热心，后因与蒋智由、徐佛苏意见不合，梁启超也发现他有“野心”，遂致分道扬镳。
杨度认为，实行君主立宪最重要的莫过于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三事。没有宪法限制君权，便无所谓君主立宪。现在的中国政府完全是专制性质，对外只知“送礼”，对内只知“偷钱”，“升官发财以外，百事非其所管”，一言以蔽之，是“不负责任之政府也”。欲望如此之政府“发达人民”，保护国权，根本不可能。必须对之加以彻底改造，使之成为责任政府，这是政治革命的目的。但相较而言，国会更为重要。国会最重要的本质“在于人民参政权”，应当以人民组织，能够代表国民，确实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和监督机关。[1]有了它，就可以“解决一切之政治问题”[2]。
他说：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以英国的民主程度最高，普鲁士次之，日本最低，这种差异的产生与人民力量的大小和君主让步的多少有关，而决定性的因素则为国会是否建立。所以人民所当注意者：“惟专心竭力以求国会之早成而已。既有国会，斯不患无宪法；且必有国会，而后能有程度较高之宪法。何以故？必有国会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始可以国民之意思加入于宪法范围之内，乃可望宪法程度之高也。”假使人人都起来力争开设国会，“日本亦不足虑，直可以成为普鲁士”。有了国会，也才能够监督政府，使之真正负起责任。[3]因此，他极力鼓吹召开国会乃是“惟一救国方法”[4]。说现在的世界是列强奉行“经济的军国主义”的“野蛮世界”，列强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进行侵略，已把中国变成“世界各国之中国”。中国贫弱的根源在于专制政体和政府不负责任。要消除贫弱根源，使中国变成一个与列强并驾齐驱的经济军事强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政治革命，变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召开国会，把不负责任的政府改造成为责任政府。[5]
杨度不泛讲预备立宪，而以召开国会号召天下，还有更实际的考虑。他看到朝廷不费什么力气便宣布了预备立宪，体制改革成效不著，认为“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而且立宪范围很广，若事事注意，不知从何着手，结果必致一事不办，故必须于诸事中“择其至重且大者，以专注之力而主张之”，这就是召开国会。召开国会事情简单，“一入人耳，尽可了然。以此唤起国民之政治思想、责望政府要求权利之心，必较为速”。国会一经召开，立宪也就自然实现了。同时还可用以测验政府有心立宪与否，使利禄之徒尽露鬼蜮之形。[6]
与革命党竞争势力，是杨度鼓吹召开国会而又不好公之于众的又一原因。他向梁启超谈了自己的想法：“其所以必以国会号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会上人明白者甚少……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革命排满’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其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7]
基于以上考虑，从1907年1月起，杨度在东京创办并主编月刊《中国新报》，以此为阵地，组织力量，阐发宪政理论，重点鼓吹召开国会，“与政府宣战”[8]，并参与对革命派的《民报》论战。他连续发表了《〈中国新报〉叙》、《金铁主义说》、《致〈新民丛报〉记者》等文，撰写出版《国会与旗人》，从各个方面阐述必须召开国会的理由。
杨度认为，要求召开国会是能够实现的。首先，政治革命的对象只有政府，不包括君主在内，阻力在君主方面极小，只要人民势力发展到能够强迫政府，再对君主进行要求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比民主立宪要推倒君主易于达到目的。其次，要求召开国会所恃之“武力”主要是社会舆论，但使举国舆论一致，政府势必投降。即使万不得已使用兵力时，由于不废除君主，“其兵力亦取警告政府而已矣”，较之革命也省力得多。[9]
清政府及一切顽固守旧分子都说人民程度不足，不能召开国会。杨度力驳其非。他说，人民程度没有一定标准，若以普及教育和全部实行地方自治为准，在专制政体下永远办不到。看人民程度高低，只能以“中流社会”衡量，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常在中流社会”，“一国之优秀者常集于中流社会”，故论人民程度，只要看看“中流社会”就够了。现在中国人民的程度虽不及目前立宪国家的人民，但却超过了立宪国家刚立宪时的人民。而且人民程度是通过立宪逐步提高的，召开了国会，可以增进人民的宪政知识，历练人民的参政能力，要人民提高而不召开国会，就是颠倒是非，欺骗国民。再者，政府官员皆来自人民，若谓人民程度不够，而政府已够，也绝无此理。[10]
当时有许多人抱着召开国会必须依赖政府的心理，还有些人害怕政府阻挠，怀疑国会开不成，这些都是妨碍召开国会的消极因素。针对这种情况，杨度指出，世界各国从未有政府愿意自动召开国会以监督自己的，欲中国政府自动召开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官僚“心目中只有升官发财四字”，召开国会不利于“个人中饱，欲其赞成，不可得也”[11]。因此绝不应有依赖政府之心，要靠人民主动争取。为此，他呼吁“天下贤者”起而组织政党，发动人民进行请愿，积极要求。政府“最易劣败”，并不可怕，只要大多数国民发动起来，“其势力已足于左右叱咤声中而促政府之倒矣”[12]。不过，他又说大多数国民都起来要求国会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也没有这个必要。有“上中社会”的人站出来号召，就能造成“势力大张”的局面，如“有数十百万人为一致之行动”[13]，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为了使“上中社会”的人站出来号召，1907年4月，杨度特致函梁启超，说：“弟于《中国新报》第三期已言国会之可即开，然仅此一报，不得为舆论同然之据，疑之者尚复不少，则虽结党，未必能遽盛也。弟意《新民报》及《时报》等合力专言开国会事，事事挟此意以论之，如此者二三月，则国会问题必成社会上一简单重要之问题。”[14]请其在掌控的报刊上同时鼓吹。梁启超痛快地接受了这个意见，复书说：“诚为良策。弟当遵此行之，并在《时报》上有所鼓吹。”[15]
同年6月，杨度在东京成立了宪政讲习会，让熊范舆出任会长，实际上自己主持一切。7月，他发布《中国宪政讲习会意见书》，激烈谴责清政府“冥顽不灵，贪饕可耻”，根本不负责任，是造成今天中国处于灭亡之中的罪魁祸首。进而指出，政府之所以敢于不负责任，在于没有民选议院为之监督。人民如果不欲亡国，“非改造责任政府不可；如欲改造责任政府，非设立民选议院不可”。“担负国事，参预政权，公民之天职也”；世界各国历史证明，“有强迫政府立宪之国民，无自行立宪之政府”，“故我国民决不可守消极之态度”，“坐待他人之以政权授我也。夫宪法之结果，以国民之血争来者则有效，以政府之墨草就者则无功”。“本会同志有鉴于此，誓天泣血，奋励无前，实愿与薄海同胞互相提挈，以一腔之热血，为宪政之先驱。”[16]肯定了国民应当享有参政权利，号召人民主动起来争取。
与此同时，宪政讲习会的会员宗室恒钧、满族人乌泽声等在日本创办的《大同报》月刊（1907年7月1日发行），也与《中国新报》取同一立场，此唱彼和，互相呼应，发表了多篇文章进行鼓吹。
熊范舆发表的《国会与地方自治》指出：救亡首在改革政体，使政府负责任。责任政府之所以产生，实由有民选议院之故。地方自治，非先开国会不能普及；议员能力，非先开国会不能充分，主张国会、内阁和自治同时并进。[17]后来考虑同时并进不行，他又发表《再论国会与地方自治》，改为急谋先开国会。[18]
在《大同报》第一期，乌泽声发表了《大同报序》和《满汉问题》两篇文章，后又发表《论开国会之利》和《〈立宪魂〉序》。在这几篇文章中，他论述了专制制度的危害，官制改革以后，内政腐败如故。立宪与专制的区别，唯一标准为有无国会。欲救中国，只有实行立宪，以谋速开国会。有了国会，可以扩张民权，制定优良的宪法，监督改造政府，收回利权，巩固国权。但实行立宪，不只是政府的责任，国民也有责任。各国宪政都是通过斗争得来的，“有强迫立宪之国民，未有自行开国会之政府；亦未有强压国民不败之政府，而有要求政府必胜之国民”。因此，国民“惟有热血赤诚发为物力，直与政府宣战，以谋速开国会”。[19]“国民果能前者仆，后者继，死者僵，生者起，以碧血滴宪法之条文，以白骨建议院之基础，吾未见放任政府能维持其专制于不朽者”。号召国民“接踵而起，与政府为再度、三度、十度、百度之宣战，非得勿休，非获莫止。”[20]并认为满汉人民在文明和精神上已经一致，成为“同民族异种族的国民”。满汉间的不平等“为政治之问题，非种族问题”，是“专制政体之产物”。那些“排满”或“排汉”者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不知道国家，只知道君主。明确主张融和满汉，满汉人民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21]
恒钧在《大同报》上发表了《中国之前途》，讲了专制制度的弊害，大声疾呼，外患严重，现在必须急速改良政治，巩固国基。“凡吾国民之所欲研究者无他道也，惟立宪而已；凡吾国民之所欲步武者无他道也，惟曰步武立宪的国民而已”。“而立宪在于今日之最急者，莫若开国会”。同时主张满汉融合，针对革命党人广为宣传的种族主义，强调指出：“今之中国，为满汉蒙回藏人合成之中国，而非一族一方之中国”；“满汉问题发生之由来，全由于内治败坏”，“政治之腐败为满汉问题发生之第一原因”。现在“外人既持军国主义以来，我亦当持军国主义以应。世界之大势，但有国界可言，而无种界可分”。“故满汉居于今日，对外只有同心努力，以撄外患；对内只有研究政治，以谋改良。满之不如汉者削之，汉之不如满者改之，庶几享同等之权利，服同等之义务，内力充足，百废俱举，外患或可不来，中国或可久保”。否则，“中国之前途，可谓无丝毫之希望”。[22]
1907年10月，留日学生李庆芳在其创办的《牖报》杂志上，发表长达万余言的《宪政与国会》（不久又将其改名为《立宪魂》单独出版）。此文强调指出，立宪是“国民的立宪”，“即全国民出代议士以规定宪法，受君主之裁可，而不出于君主之规定也”。“就未立宪以前言之，但以改革政治为前提，而不以改易君主为前提”；“就将立宪之际言之，但以国民出而公定宪法为入手之方，而不以君主出而独颁宪法为入手之方”；“就已立宪之后言之，政府党之目的，在由政府规定宪法以左右国民，而吾辈之目的，在由国民规定宪法以左右政府”。“是故国民的立宪国家，以国体论，则为民权国体；以政体论，则为君主立宪政体”。欲改造责任政府，只有依靠国会。“有国会，则民权乃有实质”。国会开不开，“乃国民生死问题，而国家存亡之关键也”。国会一开，政府受到监督，不能不负责任。还指出，政党是立宪政治不能缺少的，号召国民组织。总之，“救国为前提，立宪为目的，国会为手段，政党为向导。而本论所注重者，即在立宪必先开国会也。”[23]继而，他又在《中国新报》发表了《中国国会议》，从哲理、事实和法理上再次论述了其主张的“国民的立宪”。文中指出：宪法若由君主或执政者颁布，国民视其不关痛痒；惟使国民多数有协定宪法之权，宪法乃为有效。一国宪法的优劣程度，全看是出于独裁或者民定。立宪是国民的立宪，不是政府的立宪，国民应该“为急激的进行”。又指出：国民为主，政府为仆，对政府之举动，不能不设国会加以监督。国会的意思，就是国民的意思。国民要解决政治问题，当从国会着手。进而指出：“余对于中国立宪，主张君民一体，满汉平权”。现在满汉间有种族问题，这是政权不平等造成的。任何国家均有元首，若因元首牵及国家，此后中国必无元首而后可，否则必分为六国。因为若有元首，只能属于一族，若满人为元首，汉人不承认，汉人为元首，欲得满蒙回藏苗族之承认也不可能，必定分为六国，各君其君，各族其族，方能相安。因此，满汉两族不惟不必排，而且也不可排，不暇排，不能排。[24]
此外，《中国新报》和《大同报》还发表了刘鼒和的《国会反对论之征伐》，薛大可的《财政改革与国会》，谷钟秀的《国会与二大问题》，以及《请开国会之理由书》等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召开国会的必要和利益，批驳了各种反对妨碍召开国会的说法，鼓励人民勇敢地起来要求。《请开国会之理由书》写道：“资政院之组织，则在钦选、会推二者，未闻有民选之精神，则其备员于院中者，大抵顽钝无耻夤缘干进之官吏。此而欲其代表国民，谁实信之！”召开国会，“内之集合国民之心理以整顿内政，外之发展国民之势力以捍御外侮，振纲纪，固国本，莫重乎此”。并具体从整顿财政、振兴教育、扩张军备、澄清吏治、保卫国权诸方面阐明了国会必须速开的理由。“至于请愿之方法，则在于表示多数国民之全体意思，故演说不择何地，运动遍及同胞，一次无效，继之以再；再次无效，继之以三以四，前蹶后起，甲仆乙兴，或以团体之名义，或以地域之名义，均无不可。总期于一二年间，四方同志云集响应，集于辇毂之下，为帝阍之呼吁。彼政府虽极顽强，又安能冥然罔觉乎？”[25]
黄可权积极参与了梁启超组织政闻社的发起工作，他认为：“今日政府之专恣无道，稍有人心者无不发指，则非造成一完全监督之机关，断不足以戢其凶横而伸吾民万一之宽，故国会一层虽事实上暂不能进行，而理论上万不可不力为鼓吹”。“要而言之，今日政府如此之横暴，政局如此之翻覆，吾辈当本其猛进之精神，出以峻烈之手段，非独党务之进行应如此，实中国此时代中存亡绝续之所系也。”[26]因而，他特别注重召开国会的宣传与实际活动。1907年发表了长文《国会论》，写道：“中国政府之不负责任，可谓至极矣。对于国内，则凡人民之生命财产，任其蹂躏，而无丝毫之保障；对于国外，则举一国之土地利权，任其取携，而无几微之吝惜。亡国灭种之大祸迫于眉睫，曾不足以稍动其心”。现在政府进行的改革，将来“仍不免于虎头蛇尾之诮”。之所以如此，固然首在政府，但也在于国民没有责任心，没有发挥主动性。“故夫吾人于此，唯有急谋开设国会，使国民晓然于责任之所在，而不至放弃其天职。然后树立责任内阁，凡前此一切因循粉饰之惯态，推诿牵制之恶习，扫除净尽，对于天下务以开诚布公为主，一政策之行，一号令之出，俱任其责”。“若不许国民有参政之公权，而唯令国民为政府之私仆，则一铢一粟，亦必吝而不予。何则？因此政府者，非为保护吾民之权利而设，而为取偿吾民之义务而设，吾民所以对待政府者，亦唯有仿欧人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之成例耳”。接着驳斥了“人民程度不足说”和“施政机关不备说”，论述了资政院的性质。指出：“政府自专自恣之既久，度未有以监督之柄授之他人者”。因此，“吾国民其毋望政府以监督权授之吾民，而必当奋发黾勉，以期政府之不得不受吾监督者，斯乃国民之天职也”。还指出：“国会之发达，以政党之发达为一要件”，“况吾国今日之政党，乃以促国会之成立为其重大之任务，其发达尤不可缓者乎！”[27]
注释
[1] 参见杨度：《金铁主义说》，载《中国新报》，第1～6期。
[2] 杨度：《国会与旗人》，58页，中国新报社，1908。
[3] 杨度：《金铁主义说》，载《中国新报》，第1～6期。
[4] 杨度：《金铁主义说》，载《中国新报》，第1～6期。
[5] 《〈中国新报〉叙》，载《中国新报》，第1期；《国会与旗人》，67页。
[6] 参见杨度：《致〈新民丛报〉记者》，载《中国新报》，第4期。
[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9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8] 杨度：《〈中国新报〉叙》，载《中国新报》，第1期。
[9] 参见杨度：《金铁主义说》，载《中国新报》，第1～6期。
[10] 参见杨度：《金铁主义说》，载《中国新报》，第1～6期。
[11] 参见杨度：《金铁主义说》，载《中国新报》，第1～6期。
[12] 参见杨度：《〈中国新报〉叙》，载《中国新报》，第1期。
[13] 参见杨度：《金铁主义说》，载《中国新报》，第1～6期。
[14] 《梁启超年谱长编》，398页。
[15] 《梁启超年谱长编》，395页。
[16] 《中国宪政讲习会意见书》，载《神州日报》，1907-07-18、19。
[17] 《国会与地方自治》，载《中国新报》，第5期。
[18] 《再论国会与地方自治》，载《中国新报》，第6期。
[19] 乌泽声：《论开国会之利》，载《大同报》，第2号。
[20] 乌泽声：《〈民选议院请愿书〉跋》，载《大同报》，第4号。
[21] 乌泽声：《满汉问题》、《〈大同报〉序》，载《大同报》，第1号。
[22] 恒钧：《中国之前途》，载《大同报》，第1、2、5期。
[23] 《宪政与国会》，载《牖报》，第6期。
[24] 《中国国会议》，载《中国新报》，第9期。
[25] 《请开国会之理由书》，载《中国新报》，第9期。
[26] 《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第1册，181～18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27] 载《政论》，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