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富仁
钱理群（北京大学）
我们生活在一个分裂的时代，人与人之间进行思想的交流与讨论越来越困难，可以毫不提防、毫无顾忌地倾心交谈的朋友越来越少。我因此经常吟诵古人的两句诗，并以此命名我的两本书：“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但“知我者”还是有的，富仁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我和他，交往并不密切，特别是他远去汕头以后，两个人的独立性都很强；但我们却彼此心相通，互为知己。可以说发生什么事，富仁会如何反应，不用问我都可以想见；富仁对我也是如此。记得去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到医院去看他，一坐下来，我们就谈开了，谈得很随意，也很尽兴，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最后告别，真有些依依不舍。
我和富仁是同代人，不仅是因为我们年龄相当，我只比他大两岁，更因为我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可以说我们是同时出现，更以相近的姿态，展现在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界的。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一炮打响，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在我们这一代鲁迅研究者看来，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富仁也就成为新一代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富仁这篇博士论文的主要追求，如冲破将鲁迅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纳入政治革命的既定研究模式，努力揭示作为思想家与文学家统一的鲁迅的独特性，即“回到鲁迅”；同时又更关注鲁迅思想的独立创造性，具有以鲁迅思想作为新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资源的高度自觉。这些，都是20世纪80年代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青年鲁迅研究者的共同追求，实际上促成了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学派。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成为80年代思想解放、思想启蒙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富仁和我们的研究成果一经发表，立即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年青一代中得到了热烈的回响，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那时候，富仁在北京师范大学讲鲁迅，我在北京大学讲鲁迅，还有很多朋友在其他高校讲鲁迅。我们都是把自己的教师使命，也是研究者的使命，定位为“做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于是就有了我后来在回忆中所说的“‘我—学生—鲁迅’之间的精神的共鸣，生命的交融，那样的心心相印的课堂气氛，只有那个时代才会有，此后就很难重现了”。这或许有80年代的特定时代的特殊性，确实很难重现。但在我看来，其内在的精神，即学术研究的生命特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读者之间的“生命的交融”，是具有普遍性的，至少是构成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派别，我称为“生命学派”的基本特征。而富仁正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但我们的成长也并非一帆风顺：富仁的博士论文具有显然的挑战性，在得到广泛好评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学术同行的反感，他们就借助于政治的力量，对富仁进行“革命大批判”。而我们当时都认为，对富仁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批判。富仁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后来以《鲁迅改变了我一生》为题在网上发表）时说，他因此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这是他所不愿意的（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唁电》所说，富仁是鲁迅说的“精神界的战士”，与实际政治斗争既有联系，又有一定距离）。但这也是他参与开创的“生命学派”的学者的共同宿命：他们的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感与批判性，注定了他们只能作为“异类”存在，并不断被“特别关照”。
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像我们这样的具有浓郁的启蒙主义色彩的研究，就遇到了更大的挑战。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反省与反思。这是对80年代启蒙主义思潮，也包括五四启蒙主义的反思，同时也提出了重新研究鲁迅与五四启蒙主义的复杂关系（其内在相通与超越）的全新课题。而我们更要面对的现实却是：“鲁迅运交华盖，突然变得不合时宜。”我在2005年的一篇公开演讲里，有这样的描述：“风行一时的新保守主义者反省激进主义，把五四视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源头，鲁迅的启蒙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代名词。悄然兴起的国学风里，民族主义者，还有新儒学的大师们，鼓吹新的中国中心论，自然以鲁迅为断裂传统的罪魁祸首。号称后起之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者，视理性为罪恶，以知识为权力的同谋，用世俗消解理想，告别鲁迅就是必然的结论。用后殖民主义的眼光看鲁迅那一代人，他们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的批判，不过是西方霸权主义的文化扩张的附和。自由主义鼓吹‘宽容’，炫耀‘绅士风度’，对‘不宽容’的‘心胸狭隘’的鲁迅，自然不能宽容，他被宣判为极权统治的合谋。还有自称‘新生代’的作家，也迫不及待地要‘搬开’鲁迅这块‘老骨头’，以开创‘文学的新纪元’。”我总结说：“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思想文化现象：在90年代的中国文坛学界，轮番走过各式各样的‘主义’的鼓吹者，而且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要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鲁迅”的“现在价值”》，见《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面对远比80年代单纯的启蒙主义要复杂得多的90年代的政治、思想、文化生态，我感到了极度的困惑：一方面，我自身思想的发展由80年代的单一启蒙主义进入“对历史、现实和自身的全面反思、反省”的怀疑主义，因此，对启蒙主义也有许多质疑；另一方面，我又必须与那些从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潮出发，对鲁迅和启蒙主义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思潮划清界限。虽然我最终在鲁迅这里吸取了资源，强调“双重怀疑”——“对启蒙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启蒙主义怀疑’的怀疑”，但我还是陷入了犹豫不决的困境。这时候，是富仁以他所特有的坚定给了我当头棒喝。记得是1994年，我和富仁一起应邀到韩国进行学术交流，我一路都讲一个题目《中国知识者的“想”“说”“写”的困惑》，这是我这一时期的怀疑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富仁听了以后，在我们两人单独相处时，即毫不含糊地、诚恳地对我说：“你的质疑固然有道理，你也没有根本否定启蒙主义；但现在大家都在否定启蒙主义，你我两人即使明知其有问题也得坚持啊！”（《1981—2015年纪事》，见《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我听了大为感动，这是提醒，更是相互激励：无论如何，在当代中国，必须坚持启蒙主义，即使只剩下富仁和我，我们都要坚守。这是时代、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在这刹那间，我觉得自己与富仁真正相识相知了，富仁这番“掏心窝子的话”从此成为我生命中的永恒记忆。
而且我们还要共同面对学院学术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里的学术在“重建学术规范”的旗帜下，日趋专业化与技术化。这本身自有其必然性和积极意义，但这样的学院规范发展到极端以后，就对富仁和我这样多少保留民间野性的学者，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否定。我们的有主观生命投入的研究，被视为对“学术客观性”的冒犯；我们的学术论述中很少引述西方时髦理论，以证明其正确性，因此我们自身的学术价值也变得可疑。富仁和我，就这样成了学院派学者中的“不守规矩者”和“异己者”。坦白地说，我们自己对此虽感不快却并不在意（富仁性格比我刚烈，抗压力更强）。真正让我们感到纠结的，是当我们都当上了教授、研究生导师，事实上被学院承认和接受以后，感到的来自学院体制的束缚。我在1997年的《我想骂人》一文里就这样写道：“我担心与世隔绝的宁静、有必要与无必要的种种学术规范会窒息了我的生命活力与学术创造力和想象力，导致自我生命与学术的平庸与萎缩；我还忧虑于宁静生活的惰性会磨钝了我的思想与学术的锋芒，使我最终丧失了视为生命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我更警戒、恐惧于学者的地位与权威会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权力的网络，成为知识的压迫者与政治压迫的合谋与附庸。”应该说，这样的自身异化的危险，在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陷阱。富仁和我是较早意识到这样的危险，并自觉试图挣脱而出的学者，这全靠鲁迅对我们的影响和启示。我在文章最后是这样说的：“我内心深处，时时响起一种生命的呼唤：像鲁迅那样，冲出这宁静的院墙，‘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这是一个自我选择的重大调整：从单纯的学院学者，转而追求“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的结合，也就是立足于学术研究（富仁和我都始终强调，我们都属于学院知识分子），加强对现实的介入，因而强化学术研究的批判力度，同时追求更接近知识分子本性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境界。
就在这个转变的关键时刻，富仁又推了我一把。这是在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鲁迅曾经指出的“北大失精神”的现象再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议论。如我在富仁推动下写出的《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一文里所指出的，校方宣布以“为市场服务，培养出市场所需要的人才”为北京大学办学的基本方针，“经营之道取代办学之道的结果，是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大幅度滑坡，导致教育精神价值失落”。但我在看出问题之后，对要不要站出来公开进行批判，却多有犹豫，这是我性格中的优柔寡断的弱点所致，是富仁及时点醒了我。后来，我写出了一系列包括前文在内的反思北京大学与中国教育的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在学术之外的发言，这次发言引起了思想文化教育界，以及社会上的出乎意料的强烈反响。我自己心里倒很平静，因为我的背后有富仁这样的真正的朋友和学者、教师的支持，我并不是孤军作战。富仁也果然写了关于北京大学和大学教育体制的文章，我在相关文章里还特地做了引述。
我们很快就有了新的共同行动。这就是1998年至1999年，我和富仁都介入了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同时受聘为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主持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改革工作小组顾问。我和富仁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是我们对大学教育关注的自然延伸：我们都认为，教育问题是中国改革最基本的问题。这也涉及我们对五四启蒙传统的理解。后来我曾写有专门的研究文章，强调在五四时期“中学国文教育改革，就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白话文成为中小学语文教材的主体，正是五四文学革命、启蒙运动最具实质性与决定性的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见《语文教育门外谈》）。因此，富仁与我在90年代对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参与，可以说是80年代的思想启蒙的延续与新的推动，是“接着‘五四’往下讲，往下做”。我提出的“以‘立人’为中心”的教育新理念，其出发点显然是鲁迅的“立人”思想（《以“立人”为中心——关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语文课程改革的一些思考》，见《语文教育门外谈》）。应该说，我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参与多少有些仓促，而富仁则有较多的准备，理论思考和创造更是他的强项。因此，我在写《以“立人”为中心——关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语文课程改革的一些思考》时就借鉴了他的研究成果，并多有引述。这一回，算是我们的并肩作战吧。
但我很快又得罪了中小学语文教育界的权威，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遭遇了富仁80年代的被“讨伐”的命运。富仁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据说在“围剿”我的高潮时，富仁特地在课堂上讲我对中小学教育的参与，说到激动处甚至流下了眼泪。此后，富仁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我因此感动不已：真是患难得知己啊！最后，我被迫退出了体制内的语文教育改革，但仍然坚持体制外的参与；而富仁则继续留在体制内坚守，写了不少文章，在中小学语文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201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富仁和我，以及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的文章合集《解读语文》，也是一个纪念。
富仁同时在不断开拓他的研究天地：2005年发表《“新国学”论纲》，提出了开展“新国学”研究的新设想。开始时我并不理解，许多朋友也有所保留。但我沉下心来，仔细读了富仁的文章，就懂得了他的意思，发现原先自己和朋友们对富仁多有误解，就写下了《学术生态的建设及其他——读王富仁〈“新国学”论纲〉》的长文（见《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对富仁的“新国学”表示了“理解的同情”。我在文章里指出，富仁的“新国学”是“中华民族学术”的同义语。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将国学（民族学术）内部的各个派别，如古代文化（“旧文化”）与现当代文化（“新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学院文化与社会文化、革命文化，联系为一个更大的统一体，建立自我和自我对立面共享的价值与意义，构造一个有机融合、相互沟通互助的“学术共同体”，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同存共栖”的精神归宿。富仁为此而确立了两个原则：“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学术派别在拥有自己的价值的同时，也存在自己的限度”；“任何思想、学术、文化派别都需要在和异己的思想、文化、学术派别的质疑、批判、竞争中求得发展”。在厘清了富仁的基本思路的基础上，我做了几点肯定性的评价。一是指出富仁的“新国学”概念具有“内在的现实批判性”，即反对以任何形态出现的“独尊”，将“社会实践”完全纳入单一的某种思想、文化、学术观念之中；二是警惕“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弱点”，即所谓“霸气和国师情结”。这都具有现实针对性，更有长远的警示性。此外，富仁强调知识分子的精神归宿只能是自己民族的学术，“这里表露出来的学术责任感、使命感，以至神圣感，是动人的”，“现在恐怕已经很少有人这样看待学术，这样痴迷于学术，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意义与价值投入其间了”。最后，我也为富仁的“强调全局的宏观的把握，着重于理论概括和整体归纳”的研究方法做了辩解。我指出，“以史料见长的学者与以理论见长的学者，是应该互补的”，“绝不能人为地将有不同的学术修养、追求，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的学者分裂开来”。在我看来，富仁这样地注重“中国学术的整体性和独立性”，善于理论建构的学者，也许是发展到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所更为稀缺的，因而弥足珍贵。文章最后，我对富仁关于“新国学”的阐释也提出了一点不满足，希望富仁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国学’，对以‘新国学’命名的‘中华民族学术’和‘全球（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学术’的关系，有一个更为系统、深入的阐释”。
在此后的十几年，富仁和我都步入了老年。我发现，富仁的研究与写作，越来越具有“文化守夜人”的意味——这是富仁提出的概念，他曾写有《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一书，现在他自己也在为中华民族文化（“新国学”）守夜，为鲁迅文化守夜。在不断发表关于“新国学”的长篇力作的同时，他还写出了《中国需要鲁迅》这样的专著。他也在“接着鲁迅往下做”。我自己，在把研究的重心转向更具历史与现实批判性的当代政治、思想文化研究的同时，也在更自觉地坚守鲁迅思想文化阵地。就像我在《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后记”里说的，几十年来，富仁和我，以及我们的相知者，“从来不为（鲁迅的）批判者的高论、喧嚣所动，依然我行我素，以鲁迅的韧性精神，到处讲鲁迅，一有机会就讲鲁迅，乐此而不疲”。我们如此执着、固执地坚守，许多人是不理解的，我们经常遇到“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质疑，但我们自己是有充分理由的。富仁在他最后的讲话《鲁迅改变了我一生》里，谈到在所谓21世纪，鲁迅研究再也不能给研究者带来名和利，而成了一种“社会承担”。想走、该走的都走了，纷纷另求出路；留下的，就都是与鲁迅有着生命的血肉联系的，就像富仁说的：“鲁迅给了我生命，我的生命就是要维护鲁迅文化的价值。维护住鲁迅，就有我自己的存在价值。维护不住鲁迅，我王富仁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而这样的生命共同体的体认，绝非盲信，而是理性的选择，并且有着深厚的历史内容。所谓“鲁迅给了我生命”，就是说鲁迅使我们成了“独立知识分子”：“尽管我很弱小，但我在精神上并不萎靡。我站着走到死，我不会跪着爬着上前走一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是鲁迅给了我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我们对鲁迅文化自身的价值和力量，始终充满信心。在我们看来，鲁迅的意义，根本不存在许多人非难的“过度阐释”的问题，而是认识远远不够的问题。富仁在《中国需要鲁迅》里说：“我可以断言，在今后的二十年内，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鲁迅将赢得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他的价值和意义将表现得更加鲜明和充分。”这是代表我们的共识的。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今天，许多人在面对和思考当下中国现实时，都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仅有体制的根源，也还有国民性改造的问题。这就意味着鲁迅的命题正在成为中国改革必须面对的一个核心性的问题。今天还需要新的思想启蒙。富仁说：“我们现在这个时期是一个鲁迅精神和鲁迅作品获得中国人的理解和同情最多、也最深刻的一个时期，并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发展着。”他是有充分理由做出这样的判断和预言的。因此，我们这些鲁迅精神和文化的坚守者，虽不断受到质疑，但在根本上又不是孤独的，我们是彼此搀扶的。
现在，富仁走了，我还活着。我早就说过，活着就是为了最后完成和完善自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守鲁迅的精神与文化。现在，这又成了“幸存者的责任”。我还会这样继续走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7年5月7—8日，送别富仁第二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