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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飞行

换位

谨将此书献给列尼和普丽西拉、斯坦利和艾德丽安,以及西海岸其他诸多友人

尽管本书写到的地点和社会事件与现实有某种雷同,但是书中的人物,无论作为个人还是学术机构成员,纯属虚构。卢密奇和尤福利亚这两个地方,可在一个喜剧世界的地图上找到,这个世界和我们居住的世界有相似之处,却不完全一样,它是幻想构建的天地。

一九六九年的第一天,在北极的高空,两位英国文学教授以两机相加一千二百英里的时速向彼此飞近。两架波音707飞机的密封舱保护他们免受稀薄又冷冽的空气侵袭,国际航空走廊万无一失的安排,也排除了他们发生碰撞的危险。尽管他们素未谋面,两人的大名却彼此知晓。事实上,接下来的六个月他俩要交换教职,此刻正前往就任。换了在交通较为悠闲的年代,他们或许可以用上人类某种有意思的姿态,为他俩路线的交叉做个标记:比如说,如果他俩分别在两艘远洋客轮的甲板上,两艘轮船的航线又正相交于大西洋的中部,他们就可以向对方挥手致意,另外腾出一只手来拿着望远镜恰好聚焦到对方;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当两列火车肩并肩停靠在(英国)汉普郡或(美国)中西部某处的同一车站时,两人可从车厢包房窗口上演一出相互打量的小段子。比较害羞的一方以为自己的车厢终于移动的时候,感到如释重负,却发现原来是对方的火车先动了起来……不过,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两位是在飞机上,一个百无聊赖,另一个惶惑不安,都不愿向窗外眺望,——由于飞机彼此相距太远,用肉眼根本难以看到另一架,所以他们的轨迹在转动的地球上那一个静点相交时,任何人都不曾留意,除了这部双重纪事的叙述者。

“双重”,既有广义的“两重”之意,也适用于电报行话所指的“可以同时双向发送信息的系统”(《牛津英语词典》)。如果你乐意,你可以想象这两位英国文学教授中的每一位(两人碰巧都四十岁)都靠一根弹力无穷的脐带与本土、工作地和家中的壁炉相联结。所谓脐带,乃由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构成,当教授以六百英里的时速在空中疾飞而过时,脐带不断地伸展,再伸展,直至几乎从视线中消失、但又从未临近完全断裂的地步。再进一步想象,当他俩在北极的冰帽上面对面飞过时,他们各自的波音机驾驶员,无视规章条例和技术的可行性,开始做出一系列顽皮的特技动作——像一对交尾的蓝鸟般做十字交叉飞行、俯冲、高翔和翻圈飞行,从而把上文提到的两根脐带彻底纠结成一团,过后才冷静下来,按规定的方式继续向前飞行。这样,当两人踏上对方地盘并从事工作和享乐时,其中一方传回老家的任何振动都会被另一方所感知,反之亦然;这振动还会传回振源,只是已被另一方的反应造成微妙的变化,而传递的途径可能恰恰是另一方的通讯脐带,这一脐带毕竟已在他新抵达的地方扎定下来。因此,不久整个系统就开始因为教授甲和教授乙之间来来回回的振动而颤响,一会儿沿着这条线,一会儿沿着那条线,有时始于一条线而终于另一条线。换句话说,如果两个人换位达半年之久,尽管两种环境迥异,两人的性格有别,而且他们对整个交流安排的态度不同,但他们对彼此的命运相互产生影响,甚至在某些方面反射出对方的经历,也不足为奇。

我们可以从我们有利的叙述高度(比任何喷气飞机还高)一眼看出众多区别中的一点。显然,正向西飞行的菲利普·斯沃洛身子僵硬,坐姿笔直,对给他送上一杯橙汁的女乘务员感激不尽,可见他还不习惯坐飞机旅行;而莫里斯·扎普无精打采地窝在他向东飞行的机舱座位里,嚼着一根掐灭的雪茄(空中小姐已叫他灭烟)并怒视着盛有波旁威士忌酒的塑料杯子里正在融化的一丁点儿冰块。无疑长途飞行对他来说已熟悉得再乏味没有了。

其实,菲利普·斯沃洛以前坐过飞机,但次数不多,间隔又长,以致每次飞行他都遭受同样的精神创伤:恐惧和安心一阵阵交替,以持续不断和令人精疲力竭的节奏让他的神经系统一会儿高度紧张,一会儿舒缓放松。当他在陆地上准备此次旅程时,他总是以愉悦的心情想象飞行——高翔、高翔,直上蔚蓝的重霄,人在飞机中就好似在摇篮里。从远处望去,飞机在空中翱翔时游刃有余,仿佛是天穹自身的一件雕塑品。可当他到达机场,听到喷气发动机的尖啸而却步时,他的自信也开始消失。在空中,飞机看上去那么小,在跑道上它们却是庞然大物,因而近距离看,它们肯定更大——但其实并非如此。比如他所乘的飞机,正停在候机大厅的窗外,看上去就容纳不下所有要登机的乘客。这一印象在他穿过登机桥进入机舱时再次得以印证,机舱就像一只填满扭动着的四肢的狭长试管。但是当他和其他乘客都坐定之后,他又感觉良好了。座位极其舒适,使人坐定以后不想再动,而走廊可以随时让人自由行走,这又颇让人安心。机上播出舒心的音乐,灯光柔和,女乘务员送来晨报,他的行李已安全放在飞机某处,即便没有,那也不是他的过错,这点至关重要。飞行毕竟是旅行的唯一方式。

但是当飞机滑行到跑道时,他错不该往窗外张望,看到机翼轻轻上下颠动,翼片板块和铆钉几乎清晰可见,这让他心惊。油漆的标记已经日晒雨打,引擎罩上还有一条一条的煤烟。他这才意识到,他毕竟是把生命托付给了一部机器,它不过是人手制造出来的东西,易出毛病又易腐烂。所以即使在飞机已稳稳爬升到天空时,他仍是这样时喜时忧,自信和愉快时不时被一阵阵恐慌和空虚所搅扰。

同行乘客的镇静始终令他感到钦羡。他仔细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对菲利普·斯沃洛而言,飞行从本质上说就像演戏,而他就像一个勇气十足的业余演员,混在熟记台词的专业演员群中,决心要站住脚跟。说真的,他也是用这种精神来对付生活中的大多数挑战的。他是一个富有模仿力的人,缺乏自信,急于取悦于人,极易受别人的暗示影响。

以为莫里斯·扎普在他的飞机上并没被同样的不安所困扰是很自然的,可事实并非如此。他是国内航班的老主顾了,为了各种会议、演讲和公差,他几乎飞遍美利坚合众国辖下的大部分州,飞机时有坠毁的情况自然逃不过他的注意。他生来就不信任宇宙和上帝,对于后者,他有时称之为“非上帝”(他会指着太平洋上星光点点的夜空问道,“怎么能把它归结于上帝呢?看看这大片荒凉吧!”),他登机时,忙碌的大脑的某一个部位很少不产生这样的念头:他可能要成为全国各电视台“本周空难”报道的主角了。通常这种病态的想法只在起飞和降落时萦绕在他的脑际,因为他在什么地方看到过所有空难的百分之八十发生在起飞或降落时——这一数字并不令他感到意外,厄瑟普机场就多次发生他乘坐的飞机在空中盘旋候命一个来小时的情形:五十架飞机在空中盘旋,另外五十架每隔九十秒钟起飞,整个杂耍似的活动就靠一台电脑控制,所以只须一根保险丝熔断,航空公司的竞争就会演变成公开的空战。各航空公司雇来退役的神风队自杀飞行员要在空中摧毁对方的飞机:环球航空公司的波音撞向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美利坚航空公司的DC8型飞机将联合航空的飞机一下子撞出后者所谓的“亲善天空”(哈!);相互竞争的短程往返飞机更是迎头相撞。顿时,机翼、舱体、引擎、乘客、化学马桶、空中小姐、菜单和塑料餐具从云端倾泻而下(莫里斯·扎普有时会有灾难性的幻想,这年头哪个美国人没有呢?),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工业污染。

选择北极路线直飞伦敦,而不是经纽约转机,扎普正是考虑到自己置身于那种人类终极灾难式事故的概率也减小了百分之五十。但另一重忧虑又抵消着这一令人欣慰的想法,那就是他乘坐的是包机,而包机(他也读到过)坠毁的可能性要比定期航班高出几倍。他推断,包机是早已过了黄金时段的飞行器,由低级贩子当废铜烂铁从各大航空公司买来,再转手卖给档次更低的小贩(比如这架飞机,属于一家名为“奥比斯”(Orbis)的公司,这个唬人的拉丁名字一点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他忍不住猜想,拍一张紫外线照片,就可以显露它新刷的油漆层下面有十四家不同航空公司的徽标),交给过了最佳年龄段的机师驾驶,他们不是酒鬼就是患有精神分裂,要不就是手指颤抖,曾遭遇紧急迫降,冰暴,被疯狂的阿拉伯人和挥动着炸药棒或从廉价商店买来的手枪的思乡古巴人劫持。况且,这是他首次在水上飞行(没错,莫里斯·扎普之前从未离开过北美大陆的庇护,这在他所任教大学的教员中是独一无二的骄人纪录),而他又不会游泳。起飞前关于如何使用充气救生衣的程式化演示让他感觉陌生和不安。那种帆布加橡胶的装置,只有拜物教徒才认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好东西;万一出现意外,他不可能钻进这种装置,正如不可能扎进正做示范的空中小姐的怀里一样。再说,他在座位下面救生衣应在之处摸索半天什么也没找着。他只是不愿当着邻座戴一副超大眼镜的金发女子的面,作出双膝跪地、双手摸索的不雅之举罢了。他让长臂猿似的手臂无力地垂在座椅的边缘,手指像偷偷把口香糖或鼻垢粘在角落里那样不事声张地在座椅下面触摸。有一阵,当他的手臂不能再伸长时,他总算摸着了什么,却原来是邻座的一条腿,它顿时便愤怒地挪开了。他转过脸对着她,不是要道歉(莫里斯·扎普从不道歉),而是要向她投去有名的“扎普逼视”,据说这逼视保准让二十码以内的任何人却步,大学校长和黑豹党人概莫能外,结果却撞上一袭穿不透的金色发帘。

最终他放弃了寻找救生衣的努力,是因为想起屁股下面的大海此刻毕竟已经冻结,但这一想法并不能让他放心。不,这不是莫里斯·耶·扎普最舒心的一次飞行(“耶和华”,有女孩问他的中名时,他总会从嘴角咕哝着说,且总是奏效;所有女人都渴望被神所操,这是所有宗教的来源——“看看那些神话吧,勒达和宙斯化作的天鹅,伊希斯和奥西里斯判官,玛丽和圣灵”——扎普在研究生讨论课上如此说,还用“逼视”的目光把一对坐立不安的修女盯定在她们的座位上)。这架飞机有点蹊跷,他暗想——不只是航空公司那不可思议的拉丁名字,找不着的救生衣,在他身下数十亿吨的冰块或者他面前波旁威士忌中溶化的微小立方块——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他现在还想不出个头绪。趁莫里斯·扎普琢磨这个问题的当儿,我们可以花点时间解释一下是什么同时把他和菲利普·斯沃洛在这一难以确定的时刻(因为此刻每个人的手表都报时有误)带到北极空中的。

尤福利亚州州立大学(口语中简称尤州州大)和卢密奇大学在每一学年的下半年都会交换访问教师,这一计划由来已久。两所大学风格迥异、天各一方,怎么会发生这种联系呢?原因非常简单。原来两所校园的建筑师不谋而合,他们各自设计的校园标志性建筑具有相同的创意,那就是比萨斜塔的复制品。在尤州州大,它由白石建造,是原塔尺寸的两倍;在卢密奇,它由红砖按比例缩小后砌成,只不过在两校,斜塔都已恢复垂直。交流计划正是为了纪念这一巧合而制定的。

根据最初的协议,每位访客都按级别和资历根据东道主学校的工资标准领取薪酬,但是如果按照卢密奇的月薪水平,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靠这点钱维持几天生计,所以尤州州大就自己贴钱给它派出的教师补足差额,而付给英国访问教师报酬之丰则是他们在做最离谱的美梦时都不敢奢望的,同时还毫不歧视地赋予他们“客座教授”的称号。这一安排对英国的参与者有利还不止于此。尤福利亚是美国西海岸一个幅员小而人口多的州,坐落于南北加州之间,这儿有山有水,还有红杉树森林、金色的海滩和无与伦比的海湾;位于柏罗丁的尤州大学正对着海湾另一边光鲜、迷人的城市厄瑟普——尤福利亚被许多世界主义专家视为全球最惬意宜人的环境之一。而卢密奇,即使在建城之初,元老们也不会为它去争同等的评价。卢密奇不过是一座大而无当、粗俗丑陋的工业城市,横陈于英国中部,地处三条高速公路、二十六条铁路线和半打枯涸运河的交汇点上。

再有,尤州州大当初不惜拼命利用自己的财富,重金聘来它能发掘到的最优秀的学者,并慷慨地为他们提供实验室、图书馆、研究经费和面目姣好且腿部修长的秘书来笼络他们的心,这才慢慢跻身于美国主要大学的行列。到一九六九年,尤州州大作为一个学术中心或许已达到它的鼎盛期,且已开始走下坡路了——部分原因是学生造反分子的破坏速度加快,另一部分原因是曾当过电影演员的右翼州长罗纳德·达克所施加的反向压力。不过毕竟这所大学的资深教员素质不俗,积累的资源又雄厚,所以它的名望不会在短期内一落千丈。总而言之,尤福利亚在全球的资深教员休息室里仍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另一边的卢密奇,无论规模还是名声,最多也就是一个中不溜秋的院校,近来和多数同类英国大学(平民红砖院校)一样遭受着惨痛的命运:五十年来它一直和两所以古老著称的大学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而正当与它们拉平之际,又在名声和威望上败给了一批以新颖著称的后起之秀。校园因此弥漫着不满和气馁情绪,就好似一个从未爆发过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从贵族掌权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当政的社会里中产阶级的情绪。

出于上述原因和别的一些原因,最有资格和年资最深的教员无不竞相角逐代表卢密奇在尤州州大工作的这一殊荣;而尤州州大,倘若实话实说,有时的确会遇到难以说服教员去卢密奇的尴尬。尤州州大的教师队伍,那个精英团体的成员们,获取研究经费和奖励基金就像别人随手买顶帽子般轻而易举。他们到欧洲根本不是为了教书,更别提在他们几乎闻所未闻的卢密奇教书了。因此,到卢密奇的美国访问学者往往是刚出道的和/或无名之辈;还有那些无法寻得其他途径来英国的坚定亲英分子;或者,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是一些深奥学科,如家庭器具技术、轮胎科学和可可豆的生物化学中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卢密奇凭借当地工业的支持在这些学科建立了不容挑战的优势。

然而,菲利普·斯沃洛和莫里斯·扎普的交换却有悖于这一常规。扎普大名鼎鼎,而斯沃洛却不然。扎普早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在《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上发表文章;他曾令人羡慕地得到尤州州大提供的首份工作机会,但坚持要求聘金加倍,结果如愿以偿;他三十岁时就已经出版过五本噱得邪乎的大作(其中四本是关于简·奥斯丁的),还在这一超前的年龄获得了正教授的职称。斯沃洛在本系之外鲜为人知,他除了少数论文和书评外乏善可陈,他的工资按讲师级差每年的标准升幅缓缓上涨,目前已见顶,晋升的希望渺茫。不是说菲利普·斯沃洛缺乏才智或能力,他只是欠缺毅力和抱负,还有扎普所充分具备的那种职业杀手才有的本能。

在这一点上,两人分别体现了各自所经历的教育体制的特点。在美国,取得学士学位并不太难,学生有充分的空间自由发展,可以从容地积累必需的学分,作弊轻而易举,对于最终的结果也没有太多的悬念或忧虑。因而他(或她)可以自由地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在青春期最后几年正常的爱好中去——运动、酒精、娱乐还有异性。压力真正开始是在研究生阶段,这期间学生要在一系列艰涩的课程和苛严的评估中千锤百炼,直到他被认为足以取得博士学位的荣誉为止。至此,他已经投入那么多时间和金钱,以至除了走学术之路外任何其他职业生涯都变得无法想象,而在这条路上不取得成功更是难以忍受。总之,他已经做好从事这一职业的准备,即使就自由竞争的精神而言,其险峻程度实不亚于华尔街。这一行当中的每一个学者兼教师都与他的雇主签订个人合约,并可自由地把他的服务卖给出价更高的主儿。

在英国的体制中,竞争开始和结束都要早得多。在我们的教育规则中,学生要像洗牌再切牌那样经历四次筛选和淘汰——中学升学考试,十六岁考试,十八岁考试和二十岁考试——在每一次考试中都名列前茅的人当然最开心,不过最后一次尤为重要,它被称之为“课程终结考试”。顾名思义,之后就不会再有重大考试了。英国的研究生是孤独又绝望的个体,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或者试图取悦何人——你在鲍德利图书馆[1]和大英博物馆附近的茶室里只要看看他们呆滞的目光就可以辨认出他们,那是患上炮弹恐惧症的老兵的迷离眼神,对那些老兵来说,自从大决战[2]以来,世上一切已变得虚无缥缈了。英国的研究生只要设法谋得第一份工作,短期之内就不会有太大的障碍,因为在英国的大学中终身任期几乎是自动取得的,而且每个人的薪酬标准都一样。但是到了一定岁数,当晋升和系主任之类的头衔开始萦绕脑际时,他就会以愁闷的怀旧之情回首往昔,那时他的智力鲜活,头脑清晰,奔着专一、积极进取的目标而去。

菲利普·斯沃洛正是如此被这种体制培养又摧毁的。他喜欢考试,而且总是成绩优异。课程终结考试,就很多方面而言,都是他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他经常梦到自己再次参加那些科目的考试,那可真是美梦。梦醒后,他能毫不费力地回忆起在那个炎热、遥远的六月里他在每张试卷上选择回答的问题。终结考试前的那几个月里,他精心准备,把经过提炼的知识一点一滴填满自己的大脑,直到第一门考试(古英语规定课文)前一天晚上,那些知识几乎要溢出脑海了。随后的十天,每天早晨他把这一宝贵的脑容器载入考场,然后把定量的知识倾倒在四开本横线纸上。日复一日,容器内的储存不断减少,直到第十天容器全部倒空,杯中物耗尽,餐具柜里空空如也。接下来的年月里,他试着再度把头脑充满,但已是时过境迁了。目的感不复存在——他无需贮藏知识来避免“大清算”,因而他掌握知识有多迅速,知识漏失也就有多快。

菲利普·斯沃洛是一个真心喜爱各种不同文学样式之人,不问古今,对贝奥武夫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一样喜欢,对《等待戈多》和《农妇格登的针》同等钟爱。偶尔发生手边恰好没有雅驯的书面文字可读的情况,那他就会专注地阅读玉米片包装袋背面的文字、打印在火车票上的小字和一板板邮票附加的广告用语。然而,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文字迷恋,恰恰阻碍了他在某一“领域”内独树一帜。他最初研究过简·奥斯丁,但从那之后,他关注的课题包罗万象,诸如中世纪的布道文、伊丽莎白时期的十四行诗组、王政复辟时期的英雄悲剧、十八世纪的单页民谣、威廉·戈德温的小说、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诗歌以及萧伯纳剧本中蕴涵的荒诞派戏剧的前奏等等。这些研究项目没有一个得以完成。事实上,没等到草拟出一份初步的参考书目之前他常常就分神了,转而对某个截然不同的题目发生了兴趣,要不又去重续旧欢。他在英国文学的书架之间来回奔跑,就像一个孩子进了玩具店——不愿选中一件而放弃其他,到头来只落得两手空空。

菲利普只在一个方面出类拔萃,尽管也只是限于他本系的范围。他是本科生们的绝佳考官:一丝不苟,勤奋,严格而又公道。没人能凭着他那种绝对自信的针对性打出像“B+/B+?+”这么精确入微的分数,或者振振有词又令人信服地对分数做出合理解释。在系里讨论考卷题目草稿的会议上,他的同事们都非常怕他,因为他那锋利的目光时刻盯着含糊的题解要求、往年考卷题目的重复以及可能让考生得以在两个问题中使用同一答案的不慎疏忽。他本人出的考卷可算艺术品,是长时间乐此不疲劳心的成果。他小修小补,润色再三,字斟句酌、娴熟地驾驭选择题,审慎地平衡关于知名作家的复杂问题和关于无名作家的易答问题;他鼓励考生思考,引例,评论,分析,回应,做出比较评估或者(作为最后一招)讨论一些机智出色的警句,这些警句看似引自匿名的评家,实为他自己的创造。

一次,有个同事曾说,菲利普应该把他的试卷结集出版。这一建议原本是讥笑,没想到菲利普还颇为当真——经过几小时头晕目眩的审视,他发现这是一个填补他学术空白的天赐良机。于是他构思一部形式经过彻底革新的批评著作,一本由清一色问题组成的英国文学概览,简明却又全面,印刷精美,问题与问题之间留出大片空白。那些问题将是浓缩、雄辩、深思的奇迹,可以一读再读,供人沉思冥想,如日本俳句般意味深长又高深莫测,如谚语般让人熟谙于心;那些问题可以说本身就包含着它们诡异又微妙的间接答案胚胎。《文学问题集》,菲利普·斯沃洛著。一本足以与帕斯卡的《思想录》或维特根斯坦[3]的《哲学研究》相媲美的书……

但是这一项目并不比他那些更加传统的项目走得更远,与此同时,卢密奇的学生开始鼓动废除传统考试了,因而他仅有的那点专长也面临着成为多余的危险。近来,有好几次,他开始琢磨自己是否完全适合这一差不多十五年前投身于其中的职业。当时的动力与其说是个人意愿,不如说仅仅是他那令人侧目的“第一”。

他当初是直升研究生的,经导师提议,选择简·奥斯丁少年时代的作品作为硕士论文题目。差不多两年时间过去了,论文仍然远未完成。他觉得换个环境或许会有帮助,于是在无所事事之际,他申请了一个去美国做研究员的职位和卢密奇的一个助理讲师职位。让他大为吃惊的是,两者他都得到了(又是个“第一”),而且卢密奇还慷慨地提出任命可以保留一年,以便他不用左右为难。他此时倒真的不想去美国,因为他正动情地迷恋着一个名叫希拉里·布鲁姆的女研究生,她正在研究奥古斯都时代的田园诗。但是他认定不能轻易错失做研究员的机会。

所以他还是去了哈佛。连着几个月他郁郁寡欢。因为他只能孤军作战,努力完成自己的论文。他交友不多;由于没有车,也因为根本不会开车,他无法四处自由走动。胆怯以及对希拉里·布鲁姆那种朦胧的、难以名状的忠诚,阻碍了他和拉德克利夫学院咄咄逼人的女生约会。他养成了长时间沿着坎布里奇和近郊的街道独自散步的习惯,却被警车尾随,因为漫无目的的散步本身就是可疑的理由。在离开本国国民医疗服务制度的保护之前,他也曾未雨绸缪,要医生用填料补了牙,现在填料都脱落了。一个傲慢的波士顿牙医告诉他,他得立即支付一千美元的牙科费用立即治疗。这个数目几乎占他全部津贴的三分之一,菲利普于是思忖,这倒是一个丢弃研究员职位,不失尊严地返回英国的绝好借口。可“研究员基金”偏偏立即提出从它无穷尽的基金中提款支付全部费用。因而,他改变了主意,只好写信给希拉里·布鲁姆向她求婚。希拉里越来越厌倦了奥古斯都时代的田园诗,把参考书归还图书馆,在C&A百货公司买了一件现成的结婚礼服,跳上第一架可乘的飞机便奔他而去。就在菲利普求婚三周之后,波士顿的一个圣公会牧师为他们完了婚。

提供研究员奖金的条件之一,是接受者必须周游美国,为此也给每个研究员慷慨地配备了一辆租来的汽车。为了度蜜月,也想躲避新英格兰凛冽的寒冬,这对年轻夫妇决定立即开始他们的旅程。于是,由希拉里驾驶着一辆其大无比的崭新雪佛兰黑斑羚,他们往南朝着佛罗里达州进发,有时把车开下高速公路边刹停,在宽敞得惊人的后座疯狂做爱。从佛罗里达,他们从容地一站接一站穿越南部各州,到尤福利亚州才停留下来,在厄瑟普城一座小山顶的阁楼公寓套房中度过夏日。躺在双人床上,他们正对着海湾另一边柏罗丁碧草青青的斜坡,柏罗丁正是尤州州大所在地。

这趟悠长的蜜月旅行像一把钥匙,为菲利普·斯沃洛开启了此生美国经历之门。他发现自己对感官之乐有一种想象不到又长期被压抑的欲望,这种欲望不仅从他和希拉里的床笫之欢中得到舒解,也从诸如淋浴、冰啤、超市、户外的温水游泳池和多味冰淇淋等简单又便利的美国生活方式中得以满足。阳光照耀大地,菲利普身心舒松,充满自信和愉悦。他学着开车,驾着威仪十足的黑斑羚在厄瑟普城此起彼伏的山路冲上冲下,神气活现,俨然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佬,还把车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他经常光顾南部海岸一些酒窖小馆和以讽刺表演著名的夜总会,那时“垮掉的一代”总在那些地方表演爵士—诗歌吟诵。他感到自己和Zeitgeist[4]息息相通了,甚至连硕士论文都毫不费力地接近完成。这也是他此生成就的最后一项重大项目。

当他们在九月份乘船返回英国时,希拉里已经怀孕四个月。那天早晨,他们在南安普敦停船靠岸时,大雨滂沱,菲利普偶染风寒,感冒持续约一年之久。他们在卢密奇租了一套配置了家具的公寓,潮湿、常年穿堂风不断,租期半年;孩子出生后,他们搬进一处狭小、潮湿、又是穿堂风不断的联号独户房;三年以后,有了第二个孩子而且眼看第三个将接踵而至,他们再次搬进一个宽敞、潮湿、又是灌满穿堂风的维多利亚式别墅。孩子们使得希拉里无法工作,而菲利普的工资微薄,日子过得相当拮据。那时,跟斯沃洛一家差不多的多数人日子都过得不怎么样,要不是他体验过更富足的生活,他也不会有什么怨言。有时他偶尔看到他和希拉里在尤福利亚州所拍的快照,看到照片上的人那晒黑的皮肤,那自信又开心的样子,便会用手捋一下渐变稀疏的头发,再以惊羡的目光细看照片,好像照片上的人乃是他从未见到过真人的富有的远房亲戚。

这就是为什么菲利普·斯沃洛这会儿坐在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波音机上,慢吮着果汁,眼神中会射着光芒;为什么他不在别处而竟在这架飞机上,纵然飞机颠簸又倾斜得叫人心惊肉跳,而机长只是通过机内播音系统说一句“一阵中等强度气流”来让大家放心。尽管他一直从报纸上关注着美国近年来的发展,尽管他在理性上深谙这片国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暴力频仍,闹剧不断:因种族和意识形态的深刻歧见而造成分裂;因不断的政治暗杀而饱受精神创伤;校园造反;城市壅塞瘫痪;农村污染寥落——但是感情上,它仍是他的一方“乐土”,一处他曾经享受过欢乐和自由,而且可能再度享受的地方。他满怀天真的喜悦,憧憬着阳光、饮料中的冰块、酗酒、聚会、廉价烟草和花样无穷的冰淇淋,期待着被人称为“教授”,口音得到从未谋面的电话接线生的称赞,仅仅凭着英国人的身份就能引起别人的兴趣,以及再次用上他所掌握的美国习语,这些年不用都有点生疏了。

自从菲利普完成研究项目归来,由于卢密奇的学生和同事投来不解或不以为然的目光,他新学到的美国话很快不再挂在嘴上了。十年过去,少许的美国用语(包括有教养的和粗俗的)在英国学术圈已经获得接受——甚至成了时髦,但是(他的经历决定了)要他那时再改变自己的风格为时已晚,他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英国传统大学老师,对英式英语死心塌地。然而,美国习语对他还是有种隐秘而微妙的魅力。难道这是战争时期童年的后遗症吗?——会不会在那些生死攸关的年月,好莱坞电影和残破的《星期六晚邮报》在美式英语和他被配给制所剥夺的各种好东西之间建立了深层的心理关联?有可能,但是还有一种更加难以说清的吸引力,纯粹来自美的追求:重音移位产生的奇崛乐感;灵巧可爱的缩写;别致有趣的冗语和形象生动的比喻。在英国渐行渐远而美国扑面而来之际,这些词语又重现脑海。就像一个老处女,得到一大笔意外的遗产,二话不说就奔巴黎而去。朝南行驶途中,她在“金箭”火车的车厢包房坐直了身子,努力练习她从课堂、餐厅菜单和多年以前几次到布伦市一日游时学来的法文用语。菲利普·斯沃洛被安全带紧扣在(由于颠簸)波音机的座位里,看得出他的双唇在一张一合,但是所有的声音都被喷气发动机的嗡嗡声掩盖了。他就这么一个劲儿地在舌尖上操练一些忘得差不多的美腔美调和美式习语:把cigarette第一音节重读……把primarily的重音放在/-ma-/音节上……来个老一套[5]……去看个究竟……木已成舟……

菲利普·斯沃洛可不是老处女,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和一个女人的丈夫,不过这次倒是独自旅行。没有家眷随行真是一种难得的乐趣——尽管他羞于承认这一点,他还是因此感到轻松愉快,即使旅程的目的地是外蒙古也无妨。就拿这会儿说吧,女乘务员正把一盘辨不出种类(可能是午餐,也可能是晚餐,在旋转的地球上空四英里高处,谁说得准又有谁去理会呢)却很诱人的饭菜放在他面前:有熏三文鱼、鸡肉米饭和桃子冻糕,全都整整齐齐地隔开摆在一个塑料托盘中,奶酪和饼干裹在玻璃纸里,餐具是一次性的,个人用的盐瓶和胡椒粉盒和玩具小屋里的尺寸差不多大小。他慢悠悠地享用着每一样食物,要了第二杯咖啡,还打开一包长支免税香烟。别无他事了。他不用替其他任何人切开鸡肉,或者磨嘴皮让谁相信熏三文鱼可以食用;身旁不会有盘子突然飞到半空中或者滑落下来掷地有声;他的咖啡杯不会在唇边时突然被撞翻,里面滚烫的东西泼洒了他一裤裆;涂奶油的饼干屑、桃子冻糕的污渍和滴落的蛋黄酱也不会在他的衣服上留下进餐的纪念了。他想,太空中失重或者月球行走时重力减小的情形肯定与此类似——一种罕有的轻盈和自由的感觉,日常体力活需要付出的努力顷刻大减。而这些都不只限于今天,而是要持续整整六个月。他怀着愧疚美滋滋地想着。愧疚,是因为他不能完全赦免自己抛下希拉里的罪行,她这会儿可能正在严格管教三个小斯沃洛粗鲁的饭桌礼仪呢。

此情此景之下,想到抛下妻儿并非自己本意,他感到心安理得多了。

菲利普·斯沃洛其实从未申请参与卢密奇—尤福利亚这一交流计划,部分原因是他颇有自知之明,不会好高骛远;另一部分原因是长时间以来他认定自己已经完全被家庭责任束缚了手脚,无暇谋划这种新奇的经历了。正如他被系主任戈登·马斯特斯问到是否考虑过申请尤福利亚交流计划时,他所回答的那样:

“还真没考虑过,戈登。你知道,在这个阶段搅乱孩子们的学习不太像话——罗伯特明年就要参加升中学考试,而阿曼达很快就要全力准备中学普通程度考试了。”

“呣呣呣……自个儿?”马斯特斯问道。他有吞掉句子开头部分的习惯,就像他看着你时会闭上一只眼睛,好像目光沿着枪管做出瞄准状,这些都使得和他交流起来相当吃力。他确乎热爱运动,房间的墙壁上挂了大量制成标本的动物,看似都在不出声地嚎叫,足见他是个神射手。他这种扼杀开头的句子,菲利普猜想,源于他在军队服役的经历。在军队里,一连串的命令中只有最后一个词才有意义。打了这么久的交道,菲利普已经能够很好地领会他的意思,因此自信地回答:

“哦,不行,我不能让希拉里去独自应付这一切。六个月可不行。”

“呣呣呣……想来不行,”马斯特斯嘟囔着,坐立不安地把身体的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表现出某种失望或受挫感。“呣呣呣……机会,尽管如此。”

菲利普绷紧每一根脑神经,这才慢慢从对方片言只语中理出个头绪,原来今年这项交流计划的被提名人在澳大利亚获得了一个系主任职位,结果最后一刻退出了。看来相关的委员会正急于寻找替补,如果菲利普感兴趣的话,马斯特斯(委员会主席)准备为他争取这一机会。“呣呣呣……虑一下,”他最后说道。

菲利普确实考虑了。一整天都在考虑。晚餐后夫妇洗盘涮碟的时候,他故意很随便地向希拉里提起这档子事儿。

“你应该接受,”她沉思片刻后说,“你需要休息,要换换环境。你憋在这儿越来越没生气了。”

菲利普无法否认这点。“可孩子们怎么办?还有罗伯特升中学的考试?”他说道,双手捧着一只滴水的盘子,就像揣着一线希望。

希拉里这次思考的时间稍长些。“你自个儿去吧,”她最后说,“我会在这儿照料孩子。”

“不,这不公平,”他反驳道,“这样安排我压根儿不考虑。”

“我能对付,”她说,一边接过盘子。“无论如何,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不可能都过去。首先,房子怎么办?你不能让它一冬空着。还有机票开销……”

“我得承认,”菲利普一边往水里加注洗涤液并使劲儿搅动着泡沫,一边说道,“如果我真的一个人去,倒是可能省下很多钱,想来足以装上中央暖气系统了。”

在他们阴冷、潮湿、房间又多的房子里安装中央暖气系统一直是斯沃洛夫妇的奢望。“你去吧,亲爱的,”希拉里说,断然地一笑。“你不应该错过这次机会。戈登以后也许不会再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了。”

“我得说他能想到我还挺够意思的。”

“你还总是抱怨他不看重你。”

“是啊,我觉得对他的看法有失公道。”

其实,戈登·马斯特斯决定支持菲利普去尤福利亚交流是因为他想把一个高级讲师职位留给系里一个比斯沃洛年轻好几岁的教师,一个著述颇丰的语言学家,正受着几家新办大学聘邀的诱惑。只要菲利普不在系里,提升那一位就不那么尴尬了。当然不会让菲利普知道这些,然而任何一个不那么天真又熟谙人事争斗的人都难免会起疑心。

“你肯定不介意吗?”他问希拉里,而且打算每天至少问一次,直到他离开为止。即使她在卢密奇车站为他送行时,他还念念不忘,“你确实不介意吧?”

“亲爱的,还要问多少遍?当然我们都会想念你……你也会想念我们的,对吧?”她有意逗他。

“噢,当然,肯定会。”

可那正是他的愧疚所在。老实说他知道自己不会想念他们。他对孩子并无恶意,不过他觉得如果没有他们,自己的日子会过得相当舒坦,持续六个月真是求之不得的美事。至于希拉里,嗯,这么多年下来,他觉得从本质上已很难把她和孩子们区分开来。在他看来,她只不过是作为一个与阿曼达、罗伯特和马修有关的信息、警告、要求和义务的传递者而存在。如果换了她去美国,而他自己留在家中照料孩子,他一准会想念她。但是如果没有孩子,他还真想不出确切的理由,为什么自己需要一个妻子。

当然有性的需要,不过近年来,这在斯沃洛婚姻中的作用越来越小。自从他们悠长的美国蜜月旅行以后,性爱就变样了(又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呢?)。比如说,在美国,希拉里在达到高潮时常常会发出尖厉的叫床声,这让菲利普感到由衷的亢奋;可是他们在卢密奇的初夜,在一所由破旧老屋改建而成的公寓里,当他俩在租下的套房铺床时,不知哪个邻人轻轻咳嗽起来,清清楚楚,声音来自隔壁房间。打那以后,尽管他们适时地搬进隔音更好的房子,希拉里的性高潮(如果那些算得上的话)最多也就是以一声咝咝的叹息为标志,像是从一个气垫中逸出的空气的声响。

他们在卢密奇的婚姻生活中,希拉里从未拒绝过他的性要求,可她也从未主动表示过性需要。她接受他的拥抱时总是同一副模样:心静如水,客客气气又心不在焉,和她在为他准备早点和熨烫衬衫时的神情一模一样。渐渐地,年复一年,菲利普对于婚姻中肉欲那方面也变得兴味索然,但他自欺欺人地认定这再正常不过了。

不错,六十年代中期突然爆发的“性革命”让他有点心猿意马。自从考进大学后就开始阅读的《星期日报》,原是一份正儿八经、排字密密麻麻的周刊,满纸都是书评和政治家回忆录的文摘,如今则突然像大发皮疹似的充斥着乳头和性爱后随意穿着的彩图;他所指导的女学生们一下子穿戴得像妓女,裙子短得离谱,以至于如果他叫不出她们的名字,他可以根据她们内裤的不同颜色把她们区分开来。在家看当代小说也不自在,因为唯恐孩子们中的哪一个在他背后悄悄偷看。电影和电视传达着同样的信息:那就是其他人做爱比他频繁,花样也更多。

真的是这样吗?众所周知,小说总是比现实中有更多的私通;毫无疑问,性高潮亦是如此。在资深教师休息室里,他观察了周围同事们的面部表情后,感到安心多了:看不到一张欲望得到满足后的面容。当然还有学生——人人都知道他们昏天黑地地做爱。作为导师,他看到的主要是那些不利方面:性事弄得他们筋疲力尽,让他们无法专心学业;女学生怀上身孕,然后缺席考试,要不就用避孕药,忍受着药物的副作用。然而他羡慕他们生活在可以体验紧张刺激经历的天地里,这个天地四肢裸露,火车站的书摊上摆着性爱指南,音乐充满色情,舞台和银幕荧屏上出现正面全裸形象。相比之下,他自己的青春期显得既乏味,又大受限制。满足好奇心和欲望的方法,仅限于阅读企鹅经典系列丛书中的性爱描写以及在大学舞会上跳最后一支华尔兹舞曲,灯光转暗后,你可以把裹在长长的光滑塔夫绸衣裙里的舞伴拥在怀里,距离近到你可以感觉她吊袜带上的突出部位碰到自己的大腿。

有一点他确实羡慕年轻的一代——他们跳舞的方式,虽则他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一想法。他假装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观看流行音乐排行之最和类似的电视节目,那感觉真是挠心的难受,既痛快又感慨;他那面部表情经过精心调整,好像觉得有趣可又不屑一顾。那些闪动的大腿、颤搐的臀部、沓拉着晃悠的脑袋和活蹦乱跳的乳房。多么赏心悦目啊!那完全是陶醉的忘我和释放!回想起来,他自己年轻时跳的那种舞简直可悲之极,那些关节僵直,机器人模样的狐步和快步舞,更何况他也不怎么跳得来。这种新式舞技看起来容易多了:不用担心出错踩了舞伴的脚或者引领着她像开碰碰车似地撞在另一对机器人舞伴身上。新式舞技一定很容易,他打骨子里相信自己能行。不过,当然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就像他已经过了把头发梳成个前冲式飞机头或者穿佩斯利花纹衬衫的年龄,过了说服希拉里和他一起尝试新的做爱姿势的年龄。

总之,如果说菲利普·斯沃洛感到性生活贫乏的话,那也只不过仅仅停留在哀叹而已。他从没想过还有机会加入到酒神的放荡一族。他从没想过与蜂拥在卢密奇英语系走廊里的哪一个年轻性感女生有染而对希拉里不忠。换言之,那样的想法从未出现在他英国式的自我意识中。至于潜意识如何自又另当别论。也许在他潜意识的最深处可以发现,他此刻喜不自禁的根源正是对性猎奇的期望。果真如此,则尚无相关的零星暗示到达菲利普的本我。此刻,他能想到的放纵之最无非就是在床上度过下一个星期天,吸烟,读报,看看电视。

真是福气!再不用起早与一家子共进早点,再不用洗车、刈草以及完成世俗的英国安息日的其他任务。最重要的是,无需在周日的下午出去散步了。星期日吃饱午饭昏昏沉沉的时候,无需强打起精神离开扶手椅,帮着希拉里把难伺候的孩子们集中到一块儿并为他们穿衣打扮,还得设法找到一个毫无意义的新去处开车去游玩,或者拖着疲步来到当地的一个公园,只见其他一些人也三三两两在那儿无精打采地漫步,仿佛地狱中的游魂,混在被沙砾弥漫的劲风扬卷起来的垃圾和枯死的落叶的漩涡中,飞过叽嘎作声的秋千架和空无一人的足球场、枯涸的池塘和人工湖,而在湖塘里,按照安息日的教令,划艇都用链子锁着,似乎是要强调甭想从这儿逃脱。真是卢密奇版的《恶心》。好在六个月内不会再这样了。

菲利普掐灭手上的烟头,又点燃另一支。飞机上不允许抽烟斗。

他看了看表。现在剩下不到一半路程了。机舱内众旅客发生一阵骚动。他专注地环顾四周,生怕错过什么信号。大家正纷纷戴上微型塑料耳机,而在他们登机时,耳机已装在透明封套里放在了每个座位上。在经济舱前部,一个女乘务员正在摆弄一件管状设备。太棒了,他们马上有影片看了,应该说美语里的“电影”才对。看电影要额外收钱,菲利普欣然付款。过道那边座位上一个干瘦老妪向他演示了如何插入耳机。这时他才发现耳机中已经有三个频道在播放娱乐节目:匈牙利作曲家巴尔托克的作品、“莫宰客”背景音乐和小儿的胡言乱语。出于文化熏陶的条件反射,他选择了巴尔托克,但没过几分钟,他就切换到背景音乐,那可真是一种清凉宜人、潺潺流水般的演奏法,歌儿叫什么来着,《这些傻东西》……?

与此同时,让我们回到另一架波音飞机。莫里斯·扎普刚刚发现他所乘坐的航班究竟什么地方使他觉得不自在了。他从座位走完机舱的全长来到洗手间时才迟迟意识到这一点,而在如厕即将完毕之际恍然大悟,就像喜剧电影中慢慢让人品出味道的笑料。在返回座位的途中,他偷偷摸摸地审视每一排座位,直到走回自己在机舱前排的座位时,终于证实了自己的猜疑。他一屁股重重地坐下去,叉起双腿,用手指甲在右脚的鞋底上弹奏起复杂的打击乐独奏曲来,这是他沉思时的习惯。

飞机上除了他以外全是女乘客。

他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男女比率如此失调的可能性简直是微乎其微。又是“非上帝”的手笔。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妇孺优先,那么在等待救生艇营救的队伍中,自己只能排在第一百五十六位,那还有什么幸存的希望呢?

“打扰。”

是邻座戴眼镜的金发女郎。她捧着搁在腿上翻开的杂志,食指摁着书页,像是标记着阅读的位置。

“我可以请问一个礼节方面的问题吗?”

他咧嘴一笑,斜眼瞥了一下杂志,“可别告诉我《壁垒》杂志开辟礼节专栏了?”

“如果一位女士看到一位男士裤子的拉链开着,她应该告诉他吗?”

“当然。”

“你的拉链开着呢,先生,”女郎说,然后又继续看她的《壁垒》。莫里斯手忙脚乱整理衣服的当儿,她把杂志举起来挡住自己的视线。

“我说,”他继续找话说(因为莫里斯·扎普不会在社交场合中甘拜下风),“我说,你注意到这架飞机有什么古怪之处吗?”

“古怪?”

“我是说乘客。”

杂志不再高举,硕大的眼镜慢慢地转向他。“就你一个男的,我猜。”

“你也发现了!”他惊呼。“我是刚刚才猛然意识到。眼见为实嘛。当我在厕所的时候……所以我才……对了,谢谢你提醒我。”他指着自己的裤裆说。

“不用客气,”女郎说,“你又怎么会在这架包机上?”

“我的一个学生把她的票卖给了我。”

“原来如此,”女孩儿说,“我想你也不需要堕胎。”

啵嘤嘤嘤嘤嘤嘤!莫里斯·扎普脑子里像是有个铜板落下,打响个炸雷。他偷偷往座位后面扫了一眼。一百五十五位女士真是千姿百态——有的睡觉,有的打毛线,有的看着窗外,所有人(现在引起他的注意了)都保持着尴尬的缄默,只顾想自己的心事,神态颓唐。有几位与他四目对视时,她们眼里射出逼人的凶光让他不寒而栗。他浑身不自在地转过身,面向金发女郎,有气无力地用拇指往身后指了指,用嘶哑的声音耳语般说,“你是说所有这些女人……?”

她点点头。

“乖乖!”(扎普掌握的詈言秽语因为日常滥用已不新鲜了,因而在受到重大压力时往往会说出这样特别俗艳的咒语来。)

“恕我冒昧,”金发女郎说,“我只是好奇。你买的是全套服务吗——往返机票、手术费、单人病房的五日护理费以及去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旅游?”

“天啊,这跟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沾什么边儿?”

“说是完事儿后可以散散心。在那儿可以看场戏。”

“莎士比亚的《终成眷属》?”他灵感闪过,便这样高声诘问。但是这句俏皮话隐藏着他内心深处的惶恐。当然,他听说过这样的套餐式旅行,从难以施行合法堕胎的美国出发,去钻英国新制定的宽容法律的空子。要是换了平时闲聊,他至多一耸肩,只把此事当成是供需规律的一个简单例证而已,或许再来点儿嘲讽,说什么英国佬终于设法克服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了。莫里斯·扎普不是假正经,也不是保守派。多次民意调查的记录都显示他赞同废除尤福利亚州的反堕胎法(类似的法律还禁止未婚私通、自慰、通奸、鸡奸、口交、舔阴,以及女人占主导地位的性交:尤福利亚州最早的定居者是一派思想极端褊狭的清教徒,州法规中仍残存着反映他们诸多禁忌的陈规陋习,这些条例倘若严格付诸实施,则现有州民中的百分之九十都应该被打入大牢)。但是,发现自己身陷一百五十五个女人的包围之中,而她们确确实实正在遭受罪恶的报应时,感觉就截然不同了。一想到藏在她们肚子里那一百五十五个注定一死的胎儿,他就感到一股寒气顺着脊梁骨的曲线淌过,使他直打冷颤。突然,飞机一阵颠簸,那是因为遇上了菲利普·斯沃洛刚刚经历过的气流,他由于害怕而全身发起抖来。

因为莫里斯·扎普乃是斯威夫特笔下“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在二十世纪的对手方,即:有名无实的无神论者。他看似思想自由的犹太人(正是托·斯·艾略特认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根本不需要的那类人),然而在那强悍的外表之下,核心里却有着老派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那种对主的畏惧。如果阿波罗号的航天员报告说,发现月球背面有一条用巨大字体镌刻的信息,“对神之死的过分夸张的报道”,莫里斯·扎普也不会大惊小怪,这只不过证实了他心底的疑虑而已。此刻,他痛苦地感到极有可能遭受天谴。他不信那位谁的老爸也不是的“非上帝”,在堕胎包机从自己鼻子下面嗡嗡飞过,污染着大气平流层的同时,还让记录罪行的天使因劳作过度而备受手痉挛之苦,会在天上坐视不理。才不会呢。哪一天,他准会把这些飞机中的某一架从天空拍落,那干吗不选这一架呢?

扎普无奈自怜起来。凭什么要他陪着这些不小心怀上孩子又感情麻木的女人遭这份罪呢?他一生中只弄大过一个女孩儿的肚子,可他保住了对方的名声(三年后她和他离婚,不过那又另当别论了。一次只容一项控告,行不?)。卖票给他的那小婊子的所作所为肯定是陷害他:她把她的机票低于半价卖给他,他实在禁不住这么便宜的诱惑,但他当时就纳闷对方何以如此慷慨,因为就在一周前他还拒绝把她的课业成绩从C提高到B来着。她肯定到了时间月经不来,就急匆匆跑去订了一张“堕胎快线”的机票,做了怀孕测试却发现是阴性,然后心中盘算,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扎普教授正准备去欧洲,把票卖给他,然后飞机可能会遭雷劈。这就是力图保持学术水准所获得的丰厚回报!

他意识到邻座的女郎正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他。“你是大学老师吗?”她问。

“是。尤州州大。”

“是吗!教什么?我在尤福利亚学院读人类学专业。”

“尤福利亚学院?那不是厄瑟普的天主教学院吗?”

“没错。”

“那你怎么会在这架飞机上?”他咬牙切齿地轻声问。被激起的义愤和带迷信色彩的恐惧全都冲着这个古怪的金发女郎而来。如果连天主教徒都来赶堕胎的时髦,那人类还有什么希望?

“我是个地下天主教徒。”她正儿八经地说。“我不墨守教规。我非常激进。”

她的眼神,在那副大眼镜后面,清澈而平静。莫里斯·扎普感到一阵传教士式的激情冲上脑门。他要做一件善事,教导这个天真的女孩儿分辨善恶,劝她放弃她那邪恶的意图。在濒临灭亡时救出一个罪人使之皈依上帝就足以保证他安全着陆了。他严肃认真地探过身去。

“听着,孩子,让我给你一些父亲般的忠告。别这么做。要不你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把孩子生下。可以让别人领养——别担心,领养代理商现在都嚷嚷着要新的货源呢。也许孩子的父亲看到孩子后会想娶你——他们总是这样,你知道。”

“他不可能。”

“结婚了,是吗?”莫里斯·扎普摇摇头,对他同性的堕落表示不满。

“不,他是个神父。”

扎普垂下头,用手捂着脸。

“你没事儿吧?”

“就是一阵孕妇晨吐的感觉,”他透过指缝嘟囔着,过后又抬起头来。“这位神父,他是用教区基金支付你旅行开销的吧?他为此专门搞过募捐还是怎么的?”

“他对此一无所知。”

“你还没告诉他你怀孕了?”

“我不想让他在我和他的出家誓言之间左右为难。”

“他还有什么剩余的誓言可说吗?”

“贫穷,贞洁和服从,”女郎费劲儿思考着说。“嗯,我想贫穷这一点他做到了。”

“那谁为这次旅行付钱呢?”

“我晚上在‘南部海滨’工作。”

“那种袒胸露背的地方?”

“不是,是唱片店。我在大一的时候倒是一直打工做裸胸舞女。但是后来我意识到剥削得太厉害,就不干了。”

“那些下流娱乐场所宰人很凶,是吧?”

“我是说剥削我,不是剥削顾客,”女郎略带不屑的神情答道。“就是在那时我开始对‘妇女解放’感兴趣了。”

“‘妇女解放’?那是什么?”莫里斯·扎普说,对这个词儿没有一丁点儿的好感。“从没听说过。”(在一九六九年元旦这天,还没几个人听说过呢。)

“你会听说的,教授,你会的。”女郎说。

同时,菲利普·斯沃洛也和自己飞机上的一位乘客搭上了话。

电影放完(是西部片,嘈杂的配音声带吵得他头昏脑涨,在看最后一场枪战时,他已把耳机调至“莫宰客”背景音乐),他发觉自己的一些所谓生活乐趣也已烟消云散。坐着一动不动开始使他觉着疲惫,于是他便在座椅上烦躁地扭动身子,试图找到四肢不曾摆过的姿势。飞机引擎沉闷的噪声刺激他的神经,而一看窗外他仍会头晕目眩。他试图阅读一本免费送上的《时代》杂志,却无法集中心思。他真正需要的是一杯香浓的茶——他的手表显示下午已经过去一半——可是当他鼓足勇气向一位走过的女乘务员提出要求时,她却爱理不理地说一个小时后就要供应早餐了。他这天已经吃过一顿早餐,也并不特别想再吃一次,不过这当然是因为时区变换的缘故。尤州现在几点?要比伦敦早七八个小时吧,还是晚七八个小时?该加还是减?现在仍是他离开的当天,还是已经第二天了?要不,是前一天?好好想想,太阳从东方升起……他因冥思苦想而眉头紧锁,可是算来算去还是不知所以然。

“喔,吓我一跳!”

菲利普抬起头眨巴着眼看看这个在过道里驻足的小伙子。此人的外形惹人注目。他身穿绒面革喇叭裤,一件特大号带流苏的手织无袖紧身外套搭拉到膝盖,套在一件红黄两色条纹图案的衬衫外面。一头略带红色的卷发披在肩头,还蓄着两撇颜色稍深的强盗八字须。在紧身外套的翻领上,有至少一打荧光闪闪的各色徽章,整整齐齐排成三排,活似军功勋章一般。

“你还记得我,对吗,斯沃洛先生?”

“嗯……”菲利普绞尽脑汁回忆。有点面熟,可是……然后小伙子左眼的目光突然令人惊恐地向一旁射去,仿佛瞥见引擎从机翼掉落下来,菲利普这下想起来了。

“布恩!我的天,我都没认出来……你,哦,变样了。”

布恩开心地咯咯一笑。“太棒了!你该不是要去尤州州大吧?”

“噢,是的,我正是要去那儿。”

“好极了,我也是。”

“你?”

“你不记得给我写过一封推荐信吗?”

“何止一封,布恩。”

“对,嗯,这就像一台吃角子老虎机,你知道,你得不断扯拉杆,不能气馁。然后,嘿,成啦!你旁边有人吗?没有?我一会儿坐过来。先去撒泡尿。别跑开。”他重新踏上那被打断的去洗手间的路程,几乎与迎面走来的女乘务员撞个满怀。布恩伸出双手紧紧把她扶稳。“对不起,宝贝儿,”菲利普听到他说,而她也冲他宽容地莞尔一笑。布恩还是那副德行。

与查尔斯·布恩邂逅重逢在正常情况下不会让菲利普·斯沃洛开心。这个年轻人毕业两三年了,之前在卢密奇的本科求学时颇多争议,是非不断。他属于菲利普私下(可见他的年龄世故了)称之为“本系男阿飞”的那类学生。那都是些出身卑微的聪明小子,与出自书香门第的子弟(如菲利普本人)不同,对于接纳他们的这所学校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他们毫无敬意,而直到毕业那天,他们在衣着、举止和谈吐方面都保持了一种张扬的粗野风格。他们上课迟到,不洗漱不刮脸,睡醒之后显然连衣服也不换就来到教室,窝在座位里自己动手卷烟抽,然后把烟头随手在教室的桌椅上掐灭;他们嘲笑同学那种小妞似古板老土的学习劲头;被问到问题时,他们总是用带方言口音的单音节作答,而交上的文章都用弗·雷·利维斯的风格写成,那种晦涩和颠覆性的主旨叫人看了害怕。也许是为了弥补自身的偏见而做过了头,卢密奇的教师每年都照例招收三四个这样的学生。这些学生总要违犯校规。在他难以忘怀的本科那几年,查尔斯·布恩就曾让自己出任编辑的那份学生报纸《怨声载道》卷入了卢密奇女市长提起的费用昂贵的诽谤诉讼案中,最后弄得学生宿舍舍监因精神错乱而提前退休,至今还不曾康复;他醉醺醺地出现在电视“大学挑战”节目中;在“大一新生舞会”接近尾声时,他发起(虽未成功)运动,要求免费发放避孕用具,还在治安法庭上就一项指控他在学校书店行窃的官司中为自己辩护(这回成功了)。

作为布恩大三时的导师,菲利普在这一系列闹剧中的某几出里扮演过微不足道却累得要命的角色。考官们曾开过一次十小时的长会,其中九小时都是用来讨论布恩的考卷,最后他被评为“上限第二等偏下”——想给他不及格的教师和想给他“第一等”的教师都很不情愿地接受这一妥协的结果。授予学位那天,菲利普握着布恩的手时,偷偷直乐,心想从此不再与此人有任何干系,但如是希望为时尚早。尽管布恩不够资格享受研究生助学金,他仍然连续数月流连在文学院的走廊里赖着不走,给其他学生造成他已被聘为研究助理的印象,希望以此令系里感到尴尬,从而真的给他这么个职位。这第一着棋失败之后,布恩终于从卢密奇消失了,可是至少在菲利普这儿,休想忘了此人的存在。很少有哪个礼拜,他不被要求为查尔斯·布恩先生的性格、智力以及担任大千世界中某个职位是否合适的问题做出机密评估。起初,这些职位通常都是国内外的教职或研究奖金。后来,布恩的申请变得漫无目标又全无顾忌,就像一个人不能自已地掷出骰子,至于结果如何却懒得理会。有时他心比天高,有时又出奇地妄自菲薄。有一阵儿,他一心想去外交部当个文化专员,或是加纳电视的节目策划总监;过一阵儿,他又甘愿在中部小城沃尔索耳螺丝厂当个工厂领班,或在南港公司屈就厕所管理员的空缺。如果布恩确曾被录用做过上述某一样工作,显然他也没能长期保住饭碗,因为咨询之求不绝如缕。开始时菲利普总是坦诚地答复。慢慢地,他发现如此一来,他一辈子都得忙着复信这件苦差使,于是他开始隐瞒这名以前的学生性格和档案中一些不太值得信赖的特点。最后,每次接到推荐要求,他索性毫无赧色地用上一番到处适用的颂词来作答,这一颂词就保存在系办公室永久性的文档中。肯定就是这一推荐证词最终成全了布恩,使他获得尤州州大的某一研究奖金。菲利普所作的伪证这会儿给自己惹来了麻烦。本来嘛,这样的罪行结果总是如此。他俩居然同时准备到尤州州大,真是尴尬之极——他一心希望自己别被认出是布恩原来的推荐人。而且他要不惜任何代价阻止布恩选修他开的课程。

尽管顾虑重重,但是菲利普发现查尔斯·布恩在同一航班上,倒也并不特别光火;他甚至还有点翘首以待的急切,盼着这家伙回来。他自圆其说地想,自己准是对旅行生厌了,在这没完没了的航程剩下的最后一段长时间里有个伴儿也算是个乐子;不过,要是实话实说,原因还在于他想卖弄一番。毕竟这次非同寻常的经历值得称道,需要一个反射体,这个人要能够记住并宣扬他如何从卢密奇名不见经传的讲师转变为客座教授菲利普·斯沃洛,成为乘坐喷气飞机来回的学术界中的一员,一拿到机票便立刻准备把英国文化传播到地球遥远的另一边去。他先前到过美国的经历使他终于有这么个机会胜过布恩了。布恩肯定急需建议和信息:比如说过马路时先往左看;在英国意思是“私立寄宿学校”的这个词在美国的意思却截然相反;还有英式英语中“使人筋疲力尽”[6]这个短语在美语里的意思却完全不同。他还要用美国严格的研究生课程吓唬一下布恩。对,他有好多东西要告诉查尔斯·布恩。

“听着,”布恩说,一边悠然自得地坐到菲利普旁边的座位里,“让我来给你描述一下尤福利亚的情况。”

菲利普张口结舌地看着他。“你是说你已经去过那儿了?”

布恩面露惊讶。“当然,这是我在那儿的第二年了。这次是回家过圣诞。”

“噢,”菲利普说。

“我猜你肯定多次到过英国了,扎普教授,”金发女郎说。她叫玛丽·梅克皮斯。

“从没去过。”

“是吗?那你肯定兴奋极了!教了那么多年英国文学,现在终于可以看到它的发源地了。”

“我怕的就是这个,”莫里斯·扎普说。

“如果我有时间,我会去拜谒我曾祖母的坟墓。它在达拉谟郡的一处乡间墓地。你不觉得这听起来很有田园风味吗?”

“你准备把胎儿埋在那儿?”

玛丽·梅克皮斯转过脸去望着窗外。“对不起”这个词儿到了莫里斯的嘴边,又被他强咽回去了。“你不想面对现实,对吗?你想装作是去看牙医。只是拔掉一颗牙而已。”

“我从没拔过牙,”她说。他相信她的话。她继续凝视窗外,尽管也没什么好看的,就是些云团,伸展到地平线,犹如一卷无边无际的屋顶保温盖。

“对不起,”他脱口而出,自己都吃了一惊。

玛丽·梅克皮斯把头转向他,“什么事让你烦恼,扎普教授?你不想去英国?”

“你猜对了。”

“为什么不想?你要去英国什么地方?”

“一个叫卢密奇的破地方。你不必佯装听说过这个名字。”

“为什么要去那儿?”

“说来话长。”

的确如此,玛丽·梅克皮斯问到的这一问题,正如当宣布莫里斯·扎普是本年度卢密奇—尤福利亚交流计划的被提名人时,曾让一群群爱说三道四的教师们困惑不解一样。为什么会是莫里斯·扎普?会是这个一向声称自己在英国文学方面已经树立了权威地位,而从未涉足该国,这非但不影响反而成就了这一地位的家伙?为什么众人当中偏偏是他突然加入每年向欧洲迁徙的队伍?况且,更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一个轻而易举就能得到古根海姆研究基金,可以在牛津,或伦敦,要不,只要他愿意,在法国蔚蓝海岸开开心心做一年研究的大人物,却判处自己去卢密奇服六个月劳役?卢密奇。它在哪儿?它是什么玩意儿?知道的人不寒而栗,频做鬼脸。不知道的人回家查阅百科全书和地图,然后茫然不解地回来和同事们探讨。如果这是莫里斯想在职业生涯中再上一层楼的计谋,没人能对这一计谋如何实现做出满意的解释。最被认可的解释是他对学生革命终于忍无可忍了,包括罢课、抗议、辩论、没有谈判余地的要求,等等,只要有一点安宁和平静,到哪儿他都愿意,即使是卢密奇。没有人敢亲自在他身上验证一下假设的正确性,因为他挖苦的尖刻如同他对学生恫吓的抵制一样闻名遐迩。最后他独自去英国的消息传播开来,真相终于大白:扎普夫妇感情破裂了。流言慢慢消散:毕竟没什么稀奇,只是又一桩离婚案罢了。

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德丝蕾,莫里斯的第二任妻子,想要离婚,而莫里斯不想。倒不是他不愿与德丝蕾分手,他舍不得的是他们的孩子:伊丽莎白和达西[7],莫里斯·扎普的两个宝贝疙瘩,尽管他在其他方面并不是重感情之人。德丝蕾毫无疑问会取得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再公正的法官也不会把一对双胞胎拆散——而他却只限于每月带他们去一趟公园或看一场电影。这样的离异常例,他之前就从头到尾经历过一次,那是和第一任妻子的女儿。结果等那女儿长大,对他的尊敬犹如对保险公司的跑街一样淡薄,在孩子幼小的心目中,两者肯定差不多,每隔一定时间出现在她家门口的台阶上,面带不好意思的媚笑,口袋总是鼓囊囊地塞满准备派发的糖果。这次倘若再离,想去看望孩子们一次路费就要花去他三百美元,因为德丝蕾计划搬到纽约去。莫里斯生在纽约,长在纽约,但是他无意回去;他甚至再也不想见到这座城市:根据他上次回去的所见所闻,纽约街道的垃圾堆积到大厦顶层套房那么高,所有市民因此窒息而死,只是个时间问题。

不,他不想再次经历离婚的种种烦扰。他请求德丝蕾为了孩子们,再给他们的婚姻一次机会。她无动于衷。不管怎么说,他对孩子们是个坏榜样,而就她本人而言,只要还是他的妻子,她就永远无法实现自我。

“我做什么了?”他明知故问,还挥舞着手臂。

“你老吃我。”

“我还以为你喜欢那样的性爱动作呢。”

“我不是说那个,随你那淫邪的脑袋怎么想吧,我是说心理上。和你做夫妻就像被一条大蟒慢慢吞噬。在你的自我意识里,我不过是你体内只消化了一半后鼓出来的一块。我想出去。我要自由。我想再次做个人。”

“嘿,”他说,“这种交心治疗小组里说的废话我们还是省了吧。是因为去年夏天你发现和我有私情的那个学生,对吗?”

“不,不过她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把我抛在院长接待处,自己跑回家和婴儿的临时保姆上床,这该让法官信服吧。”

“我告诉过你,她已经回东部了,我连她的地址也不知道。”

“不关我的事。难道你还看不出来?我根本不在乎你把那割过包皮的粗大阴茎往哪儿放。即使你每晚与女子曲棍球队的全体队员乱搞,我也不在乎。我们的关系过了这个阶段了。”

“哎,让我们作为两个理智的人来讨论这个问题吧,”他说,并故作姿态关掉电视,以示他在真正担忧这件事。他俩斗嘴这一阵,他始终用一只眼睛在观看电视上的橄榄球赛。

精疲力竭地争论了一小时后,德丝蕾同意退让一步:她可以推迟六个月再开始离婚诉讼程序,条件是他得搬出去住。

“去哪儿住?”他咕哝着问。

“你可以随便到哪儿找间屋子。或者去跟哪一个学生同居,我相信会有很多人投怀送抱。”

莫里斯·扎普紧锁双眉,预见到自己将在校内外丢人现眼:一个堂堂男人被逐出家门,在校园的自动洗衣店洗衬衫,在教师俱乐部形单影只地进餐。

“我会走的,”他说,“这学期一结束,我就离开六个月。让我住到圣诞节吧。”

“你准备去哪儿?”

“某个地方。”他突然来了灵感,又补上一句,“也许是欧洲。”

“欧洲?你?”

他狡猾地用眼睛的余光打量着她。这么多年来,德丝蕾一直缠着他带她去欧洲,而他总是拒绝。莫里斯·扎普可是美国人文学科教授中的珍品,一个彻头彻尾的本土派。他喜欢美国,喜欢尤福利亚尤甚。他的需求其实非常简单:温和的气候,设施良好的图书馆,周围有许多诱人的肥臀以及足够的金钱让他烟酒不愁,还有能力维持一幢舒适的新式房子和两部汽车。前面三样东西可以说都是尤福利亚的自然资源;第四样,金钱,经过这些年来的辛劳他也挣到手了。他想象不出旅行于己何益之有,反正肯定不能拖着德丝蕾和孩子们到欧洲去巡游。“旅行使人褊狭。”这是扎普格言之一。尽管如此,在此紧要关头,为了保证家庭和睦,他还是准备牺牲这一原则。

“我们为什么不一块儿去呢?”他说。

他观察她的面部表情,看得出她内心感情的变化,旅欧的欲望与对他的厌恶正在搏斗,厌恶最终以压倒性一击取胜。

“去你妈的,”她说着走出房间。

莫里斯给自己调制了一杯烈酒,在高保真音响里放了一张艾瑞莎·弗兰克林[8]的慢放唱片,然后坐下思考。这下真是进退两难了。为了保住面子,他现在欧洲是非去不可了。然而要在这么短的时限内把事情办妥,还真不容易。他没有能力自费前往:尽管他的工资不菲,但是房子的开销和供养习惯奢华的德丝蕾的成本亦相当可观,更别提支付给玛萨的赡养费了。他也无法申请保留薪水的进修假,因为他刚刚用掉两个学期。申请古根海姆或富布赖特基金为时已晚,而且他明白欧洲的大学聘请访问学者不像美国那么随意。

翌日早上,他给院长打电话。

“比尔吗?听着,我想到欧洲待上六个月,圣诞节过后越早越好。我想跟你达成某种谅解。你那儿有什么机会?”

“欧洲什么地方,莫里斯?”

“随便,比尔。”

“英国?”

“即便是英国也行。”

“哎呀,莫里斯,你要是早点问我就好了。有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肥缺,一周前我才把社会学系的爱德·韦林安排过去。”

“别跟我提这些失之交臂的机会,比尔。说说你现在手头还有什么?”

传来一阵纸张翻动的簌簌声。“嗯,有一个卢密奇交流项目,不过你不会感兴趣的,莫里斯。”

“说来听听。”

比尔给他讲了,末了说道,“你看,它可配不上你的级别,莫里斯。”

“我认了。”

好一会儿,比尔试着说服他放弃,然后才实话告诉他,卢密奇的空缺原本已经给了冶金系的一位年轻助教。

“跟他说他最终还是去不了。告诉他是你弄错了。”

“我不能那么做,莫里斯。讲点儿道理。”

“把他提前晋升为副教授,他就不会有意见了。”

“嗯……”比尔·莫瑟犹豫了一下,然后叹着气说,“看看我能帮上什么忙吧,莫里斯。”

“好极了,比尔,我不会忘记你的好处的。”

比尔压低嗓门用推心置腹的口气说,“为什么突然想去欧洲,莫里斯?学生让你失望了?”

“开玩笑,比尔。不,我想我需要换个环境。一个新的角度。一种异域文化的挑战。”

比尔·莫瑟一阵狂笑。

莫里斯·扎普对于比尔·莫瑟的怀疑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自己的答语里包含一种他本来怎么也不愿承认的真相,只好用貌似说谎的形式说出。

多年来,莫里斯·扎普像是一个受到特别恩宠而享有健康身体的人,且认为自信是理所当然的事,把同事们不时发作身份危机视作自疑症的症状。可是近来他发现自己对生活意义的思索也不比别人少。这一点部分是他自身成功的缘故。他是美国最有名望又是选址最佳的一所大学的正教授,而根据尤州州大的轮换制,他曾任系主任三年;他是一个深受尊敬的学者,著作等身,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若想得到大幅加薪,要么移居到得克萨斯或中西部某个糟糕透顶的地方,就算日进千元,也没有一个神志清醒的人愿意去那儿;要么转去做行政工作,在什么地方觅个大学校长的位子,可是鉴于美国校园目前的境况,这份工作不啻是一张提前入土的直通车票。总而言之,年方四十,莫里斯·扎普已经想不出还有什么他没得到而想得到的东西,这也令他丧气。

当然,他还有研究工作要做,可是自从研究已不再是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他的热情也消退了一些。他的名声已经见顶,在他个人著述的书目中再增添些新货色可能只会毁了他的名声。意识到这一点令他积极性下降,并变得谨慎起来。数年前,他曾兴致盎然地开始一项野心勃勃的文评项目:一系列关于简·奥斯丁的评注。评注将涵盖她所有的作品,每次一部小说,把关于这些作品能说的绝对全部说尽。意图是要做到彻彻底底的详尽无遗,从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角度审视:历史的、传记的、修辞的、神话的、弗洛伊德的、荣格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基督教寓言的、伦理的、阐释学的、语言学的、现象学的、人物原型论的,等等,应有尽有。所以,每写出一篇评论,关于那部被讨论的小说就再没什么更多的可说了。此举的目标,他常常尽可能耐着性子解释,不是要强化别人对简·奥斯丁的兴趣或理解,更不是出于对女作家本人的敬意,而是要确定无疑地阻止关于这一题目的垃圾继续出现。这些系统性评注不是为普通大众,而是专为行家设计而成,这些行家查一查扎普的著作就会发现,他们一直在谋划的专著、文章或论文早在他意料中,而且更为可能的是,早已没有什么必要。继扎普之后,其他人将会默默无闻。想到这个,他心满意足。在那些浮士德式贪得无厌的时刻,他幻想着攻下简·奥斯丁之后,再就其他主要英国小说家做同样的工作,接下来再做诗人和剧作家,也许会用上计算机和经过培训的研究生团队,毫不留情地缩小英国文学领域里可供自由驰骋的余地,把沮丧散播到整个行当,导致他的许多同事变成多余的人:期刊将会一片沉寂,著名的英文系都像鬼城般荒无人烟……

也许很显然,莫里斯·扎普对他那些在文学圈内辛勤劳作的同事们并不特别尊敬。在他看来,他们就像虚幻、善变和不负责任的动物,好似河马埋头于淤泥中一样沉溺于相对论,他们的鼻孔几乎伸不到常识的空气中。他们愉快地容忍与他们意见相左的观点存在——他们有时甚至,我的天,改变自己的主张。他们可怜巴巴地追求奥博,结果总是与现实脱节,而且在模式上大量采用疑问句。他们在文章的开头喜欢用一些固定格式,比如,“我想提出一些关于某人某事的问题”,看起来他们以为仅靠提出问题就算完成了自己的智力使命。这种招数让莫里斯·扎普无法容忍。任何一个该死的笨蛋,他认定,都能想出问题;只有答案才把成熟男人和男童区分开来。如果你答不出自己提出的问题,要么是因为你研究得还不够刻苦,要么是因为它们不是真正的问题。无论是哪种情况,你都应该闭嘴才好。这年头,一个人在英文研究的领域中穿行时,不可能不被哪个笨蛋不小心四处留下的一些未有答案的问题绊倒——这就像试图修补一处满是灰尘和破家具的阁楼的裂缝。嗯,他的评注将会终结这一切,至少就简·奥斯丁而言是这样。

但是这项工作进展缓慢;《理智与情感》尚未及半,已可明显看出,每一则评注都可占去煌煌数卷。除了偶尔写写文章,他已经几年都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了。有时他着手研究一个问题,但经过几小时的沉思,他竟然记起自己多年前就已经完满解决了这一问题。与此同时——究竟是原因还是结果他也搞不明白——他的身体也感到不自在。他在餐厅大快朵颐之后,总有消化不良的倾向;他通常需要一片安眠药才能入睡;他开始长出啤酒肚;他还发现,要在一次性事中获得不止一次的性高潮越来越困难——要不,喝啤酒时他对密友至少是这么说的。事实上,这些日子以来他连一次性高潮也甭指望,而德丝蕾自去年夏天临时保姆事发以后,对此不满的因由也减少了。扎普小腹里的东西已今不如昔,尽管这是一个他自己都不太愿意承认的残酷事实,更别提向别人抱怨了。同样,他也不会公开承认:随着校园风气对传统学术价值变得越来越敌视,他发现要吸引学生的注意颇为费力。他的教学风格旨在震撼效果,要把接受传统教育的学生对文学的盲目崇敬,转化为一种冷冰冰的严格学究式态度。在学生们公开蔑视课程和他任教资格的情况下,这种风格实也无济于事。他那些尖刻的俏皮话悄无声息地沉没在时下流行的轻度表述不清的冗词赘句里。这种表述不清眼下可时髦了,连最聪明的研究生,那些本质上不讲情义的专业人士,也感到必须随俗。于是,在研讨会上他们会咕哝着说:“嗯,就拿詹姆斯说吧,啊,嗯,这老兄想做一个现代派,我是说他有一些象征主义的东西,说什么上帝死了,等等,但是好像他还是致力于智力的东西,他似乎以为智力真有啥意义,我的天——你懂吗?”简·奥斯丁当然不能赢得新一代的心。有时莫里斯做噩梦,梦到学生们举着标语牌在校园里游行,牌子上写着奈特利[9]烦死人和芬妮·普赖斯[10]臭走狗,惊醒后已是大汗淋漓。也许他是变得有点陈腐了;也许,换个环境对他毕竟是有好处的。

就这样,莫里斯·扎普合理地解释通了由于德丝蕾的最后通牒而强加于自身的决定。不过,在飞机上坐在怀孕的玛丽·梅克皮斯身旁,所有这些理由又显得难以令人信服。如果他需要换个环境,他敢说那也不是英国可以提供的。对英国人他既无好感,更无敬意。他曾经遇到过的那些——移居国外的教授和客座教授——大多表现得像男同性恋,实际却又不是,这让他纳闷。在社交聚会上,他们狼吞虎咽地大嚼开胃薄饼,狂饮杜松子酒,好像他们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他们不停地用叽叽喳喳的声音高谈阔论英美大学体制的差异,显然他们把后者视为一桩相当好玩的大买卖,他们大家都已拿定主意,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从中捞取尽可能丰厚的好处。他们发表的著作乏味而浅薄,研究做得不充分,论证不严谨,而且谬误百出,引语用错,张冠李戴,连日期也不准确。他们能在标题页上正确署明自己的名字已经是够了不起的了。尽管如此,他们居然还有胆量在他们蹩脚的刊物上,对甚至包括他在内的美国学者,居高临下地嗤之以鼻。

他从骨子里感到他不会喜欢英国:他会感到孤独和无聊,他立下的临时小誓言更是雪上加霜,那就是不可对德丝蕾不忠,出走只是为了气气她;而要从事他的研究,这可能是最糟糕的地方了。一旦他陷入英国的文学风格那无底的沼泽,他将永远无法保持那些神秘的原型,那些反复重现的意象格调,那些心理问题,而正是这些东西在他脑海中清清楚楚,熠熠发光。简·奥斯丁在他心目中或许会变个样子,成为现实主义作家,就像她在众多其他读者心中一样,读读关于她的文献,即可看个明白。

在莫里斯·扎普看来,所有重大错误的根源都是把文学和生活天真地搅和在一起。生活是透明的,文学是晦冥的。生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文学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生活由事物构成,文学由文字构成。生活的面貌就是生活的本身:如果你担心飞机会坠毁,那就是事涉死亡;如果你想把一个女孩弄上床,那就事涉性爱。文学从不是它看上去在讲述的东西,虽然就小说而论,要破解现实主义幻想的密码,需要相当的独创性和洞察力,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自己这一行中总是被文学样式所吸引(连最愚笨的评论家也明白《哈姆雷特》写的不是关于一个人怎样才能杀死叔父,《古舟子咏》写的不是残酷对待动物的事,可奇怪的是那么多人硬是认为简·奥斯丁的小说写的是关于寻找“如意郎君”的事)。由于无法把生活和文学的范畴截然区分,各种各样的邪说和胡诌便应运而生:例如产生了“喜欢”和“不喜欢”书籍的问题,偏爱某些作家胜过其他作家,以及诸如此类的奇想。他不得不时常提醒学生,这类奇想,除了他们自己,很难想象有什么人会感兴趣(有时他让他们震惊,因为他声称,从较低的主观层面私下说说,他觉得简·奥斯丁实在讨厌之极)。他尤其迫切地感到,需要批驳现实主义的无知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威胁到他的大作:显然,如果你把一个开放的系统(生活)运用到一个封闭的系统(文学)中,将会有无穷无尽的可能组合,而定义式的评注将因此变得全无可能。他所了解的英国的一切都警告他,现实主义邪说,带着特有的毒性,在那里大行其道。毫无疑问,这是受了许多具体纪念物的怂恿,就是这些东西如实反映了大作家们的历史存在,并遍布全国——受洗纪录、带纪念匾额的房子、次好的床[11]、重建的书房、刻字的墓碑以及诸如此类的废物。对了,他在英国期间不准备做的一件事就是拜谒简·奥斯丁的墓地。不过他肯定在不知不觉中把想法朗声说了出来,因为玛丽·梅克皮斯问他,简·奥斯丁是不是他曾祖母的名字。他说这怎么可能。

同时,菲利普·斯沃洛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航行何时到头。查尔斯·布恩已经对他唠叨了好几个小时,似乎不给他什么插话的机会。他讲的全都是关于尤福利亚的总体政治形势,尤其是优州州大的情况。派系斗争、热点争论、对立冲突;达克州长、班德校长、霍姆斯市长、欧基恩治安官;第三世界、嬉皮士、黑豹党人、教职工中的自由主义者;大麻、黑人问题研究、性自由、生态、言论自由、警察暴力、少数族裔聚居区、公平住房、校车、越南;罢课、纵火、游行、静坐、罢教、集体做爱、各种时尚玩意儿。菲利普早已不再仔细聆听布恩言论的细节,不过其大意似乎可以用他所佩戴的徽章来概括:

大麻合法

选诺曼·欧·布朗做总统

拯救海湾:排除水污染而不要战争

烧了征兵证

现实出毛病了——正常服务不久恢复

乐在今朝(只有今朝)

把上帝逐出美国

抵制葡萄酒

把克鲁普留下

群交可以救你

抵制巧克力

操你妈达克

菲利普情不自禁地被其中一些口号逗乐了。很明显翻领徽章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媒体,介乎古典警句和意象派抒情诗之间。毫无疑问,不久就会有研究生撰写关于这一样式的论文。同样毫无疑问,查尔斯·布恩已经在这么做了。

“你的研究课题是什么,布恩?”他问,断然不容布恩就一篇繁杂的法律论文侃个没完,论文是关于一个名叫‘尤州九十九’的受迫害组织的。

“啊?”布恩大吃一惊。

“你的博士论文——要么是硕士?”

“哦,是的,我还在攻读硕士。主要是修课。只要写篇小打小闹的论文就可以。”

“关于什么?”

“这个,嗯,我还没想好。实话告诉你,菲,我没太多时间干活,我是说在学业方面。”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布恩开始在他们的对话中用名字称呼菲利普,而且还用菲利普始终讨厌的缩略形式。菲利普厌恶这种狎昵,可又想不出该如何阻止他,尽管他拒绝称呼布恩为查尔斯,以示不愿响应对方。

“你还忙着做其他什么工作?”他话里带着刺问道。

“嗯,你看,我做广播节目……”

“查尔斯·布恩‘秀’?”菲利普问,不禁开怀大笑。

“正是。你听说过?”

布恩一脸严肃。还是那个布恩,厚脸皮的骗子,编织幻梦的大家。“没有,”菲利普说,“说给我听听。”

“哦,就是一个深夜听众热线电话的直播节目。你知道,听众打来电话,倾诉他们的心事,然后提些问题。有时我会请一位嘉宾。嘿,哪天夜里请你到我们节目来!”

“有酬金吗?”

“恐怕没有。你可以免费得到一盘节目的录音磁带,还有我俩在麦克风前的彩照。”

“是这样……”菲利普听对方这么具体一说心里有点不踏实。难道说这是真的?大概是某个校园广播系统吧?“你多久做一次节目?”他问。

“去年是每天晚上,准确说是凌晨,午夜到凌晨两点。”

“每晚!难怪你的学业受影响。”

“跟你说真的,菲,我不太担心学业如何。成为尤州州大的注册生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这让我可以待在这个国家而不用应征入伍。不过我实在不需要更多的学位了。我已打定主意在传媒领域谋发展。”

“查尔斯·布恩秀?”

“那只是开个头。这阵子我正在和一家电视台讨论,准备开办一个实验性艺术节目——事实上,我乘飞机还是他们出钱买的票,他们派我过来考察一下欧洲的节目。再有,就是《尤福利亚时报》……”

“那是什么?”

“地下报纸。我每周为他们写一篇专栏文章,现在他们想让我接管编辑的职位。”

“编辑。”

“不过我却在考虑创办一份唱对台戏的报纸。”

菲利普仔细打量着布恩,后者的左眼突然往左边一翻。菲利普恍然大悟:原来是一派谎言。没有什么广播节目,没有电视秀,没有报销账户,也没有报纸专栏。全都是些一相情愿的梦幻,就像卢密奇的助研奖学金和在外交部的差事。布恩确实变了——不只是在外形和衣着上;举手投足透出一种自信,也更加放松随便;他讲话吐字时原有的伦敦东区元音和声门塞音也少了一些,听上去有点大卫·弗罗斯特[12]的味道了。一直以来,菲利普本以为自己瞧不起大卫·弗罗斯特,但是现在他认识到,尽管老大不情愿,自己其实对大卫·弗罗斯特还是很佩服的,因为一想到查尔斯·布恩成功地开始从事同样的职业,哪怕只是转瞬即逝的想法,都让他恶心。布恩是一个非凡的撒谎大王,即使是他多年的老熟人,他还是能把你蒙住,只有那只游移不定的左眼才让他露了馅儿。行,这可以成为他第一封家书的好题材。我在飞机上没碰到别人,偏偏遇上那个不可救药的查尔斯·布恩——你肯定还记得他,英文系的帕罗勒[13],两三年前毕业的。打扮非常前卫,头发披肩,但还是像以前一样大话连篇。当然,对我是一副屈尊俯就的狂态!不过他一点不遮遮掩掩,也没法跟他计较。

他的思绪和布恩滔滔不绝的独白,被机长的通知打断,说是飞机大约在二十分钟后着陆,希望旅客这次旅途愉快满意。机舱前部的指示灯要求大家系好安全带。

“嗯,菲,我最好回到我的位子上去,”布恩说。

“好的,嗯,很高兴又遇到你。”

“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菲,打电话给我。我的号码可从电话号码簿里查到。”

“好的,嗯,你知道,我以前去过美国的。不过谢谢你的好意。”

布恩不以为然地挥挥手,“任何时间,白天或晚上。我有录音电话。”

令菲利普·斯沃洛吃惊的是,查尔斯·布恩站起身走开,穿过幔帘走进头等舱去时,驻守在那儿的女乘务员对他毫不阻拦。

“我猜我们此刻已在英国上空,”玛丽·梅克皮斯说,一边向窗外凝视。

“在下雨吗?”扎普问。

“没有。晴朗的好天。能看到小片小片的田地,就像拼缝起来的被子。”

“不下雨就肯定不是英国。我们肯定偏离了航道。”

“那边有一大片烟尘。肯定是座大城市。”

“那可能就是卢密奇。一大片烟尘这词儿听上去像‘炉密集’。”

此刻,两架波音飞机中同时出现着陆前特有的沉寂。飞机引擎差不多完全关闭,乘客们不约而同地停止了对话。飞机开始下降——动作笨拙,看上去不停地东倒西歪,摇摇晃晃,像是从巨型楼梯上跌跌撞撞地落下来。乘客们大口做吞咽动作以缓解耳膜上的压力,闭上眼睛,手指摸弄着自己的护照和呕吐袋。时间过得真慢。每个人暂时都想着各自的心事。不过在天地之间如此颠簸和摇摆,想要保持思维连贯可不容易。菲利普想到希拉里勇敢的笑容,还有他乘坐的火车开动时,孩子们在卢密奇车站哭丧着脸地冲他挥手;想到他忘了把一篇文章还给一个学生;想到从机场乘出租车到柏罗丁可能要付多少车钱。未来是一片骇人的渺茫,兼之又有一阵恋家的思绪袭来;接着他自问飞机会不会坠毁,死亡是什么感觉,以及是否确有上帝;还有,他把行李票放在什么地方了。那厢,莫里斯·扎普正在犹豫,是先到伦敦呆几天还是直接到卢密奇,一头栽进那火坑去。他回想起动身那天,自己的双胞胎正在院子的角落里偷偷玩耍,然后不情愿地停止游戏,跟他说再见;还有,德丝蕾在他离家的前夜如何拒绝跟他做爱,要是事成,那本可打破几个月以来的性荒疏。他还记起他的第一个女友,罗斯·芬可珀乐,隔了一条马路的那鱼贩子的女儿,而他的第二个女友一样散发着淡淡的鱼腥味,为此他曾大惑不解;他还琢磨着,不知机场上会有多少人知道这架包机飞来英国要干什么。

窗外的地平面一会儿偏侧,一会儿倾斜。一幅城郊景象像围墙似的突然在玛丽·梅克皮斯的脑后矗起,过后又消失了。这厢,云团围着菲利普·斯沃洛乘坐的飞机翻滚,大雨猛烈地打在舷窗上。接着,房屋、小山、树木、机库和卡车逐一从眼前掠过,大小可以辨出,就像分别多年的老友重现眼前。

嘭!

嘭!

不早不晚在同一时刻,但在相距六千英里的两地,两架飞机着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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