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虽然远离政治，埋头著书立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政治漠不关心，他十分固执地相信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自然也就相信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依靠他才能顺利进行。因此，他总是忍不住要去关注现实政治，忍不住要去说出自己的见解和方案，以供国人参考。
基于以上考虑，他在1947年1月1日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政治的根本在文化》，指出，要解决政治问题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从政治的根本——文化入手，才能真正解决问题。3月1日，梁在《观察》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问题要解决，必须要先解决每个中国人思想中的劣根性，即必须“树立自己信用”，“力求彼此合作”。
1947年5月，国民参政会最后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梁漱溟的许多老朋友都希望参政会元老梁漱溟能够参加。梁的老朋友、素有“和平老人”之美称的张澜亲往勉仁书院邀请梁。梁漱溟出于对张的尊敬，加上在重庆办学也得到过老人的许多帮助，便答应了。但他同时声明了自己的原则，即只发言，不行动；只呼吁和平，不奔走和平。从此，梁漱溟在学术研究的同时，又以“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心情同张澜、黄炎培、许德懋等人一道为和平大声疾呼。
当时，国内形势已随战争的发展而日趋明朗，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失利，而共产党不但夺回了过去被侵占的解放区，而且正着手于全面反攻的准备。军事的失利使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加强了高压的政策，蓄意迫害敢于反对自己的异已。
民盟是第三方面的中坚组织，向来就敢于发表自己的真实想法，对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也不时发表文章指责、规劝，故而早被国民政府视为眼中钉。于是1947年秋，国民党当局就着手准备，蓄谋解散民盟。张东荪得知此消息后，立即致函梁漱溟，认为梁系民盟之元老，希望他能为保住民盟做些努力。出人意料的是，梁漱溟反劝张看开些，既然民盟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不如解散算了。并同时将此意奉告张澜、黄炎培等民盟负责人。
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以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借口，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11月6日，民盟主席张澜签名发表中国民主同盟被迫解散通告，通告全体成员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民盟总部负责人总辞职，总部亦于即日解散。梁漱溟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退出组织。
梁漱溟这些出人意料的言行使得大家十分不解，甚至有不少人责怪梁变得软弱，失去了昔日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梁漱溟自有苦衷，但有口难言，感觉很委屈。多年后，他回忆此事时解释说，自从发生那件“最内疚”的事使他退出政坛后，他一方面感到惭愧，一方面也不免对共产党产生戒心，因而心情很复杂。“我知道国民党是不行了，今天唯一强大势力将在共产党。过去我祈求国共合作，主要是对国民党而说话，今后将须对共产党说话。共产党是不好说话的，说话不对他的意，就可以被认作敌人。而一径遭到敌视，虽有善言亦难邀好的考虑。只有明白摆出来：我止于说话而不继之以行动，止于是个人而无组织为后盾。那么（没有力量）不足重视，亦不引起敌视；他就可以放平了心听我的话，对我的话才听得入。这便是我的一番苦心。”或许，这就是梁漱溟只发言不行动以及主动退出民盟的原因，他并不是要以此讨好国民党，而是去刻意迎合共产党，从而有更好地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