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似乎就这样结束了，梁漱溟并没有受到任何正式处分，政协委员照样当下去，工资也照发，但梁漱溟内心的沉重和痛苦却是可想而知的。
他虽然自信光明磊落，但此事发生后，他也不再那么坦然。事后不久，梁漱溟便去信全国政协主席陈叔通，要求请长假以闭门思过。得到同意后，他就在家读书学习，反省自身，再不愿参与任何活动。
最初的几天，梁漱溟十分苦闷。他明白，毛泽东主席既然说这番话一定自有他的道理，决不会是空穴来风。但他三省其身，却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善意的批评何以招致毛、周等领导人如此恼怒？问题的症结是什么呢？
9月20日星期天，梁漱溟的两个儿子培宽、培恕回家看望父亲。梁漱溟便将这场意外风波告诉儿子，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培宽思考一会儿后对梁漱溟说：这件事表面上看很意外，是由偶然因素引起的误会。但偶然因素和个人因素却不是主要的，这件事有其发生的必然性。
梁漱溟听得有理，连连点头，于是培宽继续往下分析：这件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您没有意识到而已。记得1950年，您初选为政协委员时，就开始提种种意见了。参加西南土改工作时，亦曾说要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于中央土改法的话。除此之外，您三年来的发言、信件听说也差不多，都好像有种监督政府的心态。您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党、爱政府，但一言一行的实际效果如何呢？何况动机恐怕也有问题，您自己好像总是站在政府外面一次次刺激政府，积重难返。毛泽东认为您有恶意，便不足为奇了。
梁培宽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抛开其父与毛泽东之间的孰是孰非，从第三人的角度开导梁漱溟。这些话更是出自最亲近的人之口，自然引起梁漱溟的思考，使他“思路上心情上根本变化，对于自己错误之所由似乎顿时有所发觉，好像通了窍”。
既然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梁漱溟开始认真反省自己的思想和三年来的言行，两天之后，就着手写检讨书。他写道：“正是我的阶级立场的不对和对待中国共产党认识方面历史上存在的偏颇，造成了我于9月18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我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于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主席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因此，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
时隔30年后，毛泽东、周恩来也已故逝多年，当有人问及这段历史公案时，梁漱溟平静地说：“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世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