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臭名昭著的“四人帮”终于垮台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梁漱溟同亿万人民一样，欣喜万分，欢庆“第二个春天”的到来。
但，“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四人帮虽然被打倒，“左”的思想却并没有在人们脑海中消除。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真理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大讨论。
梁漱溟作为政协委员，自然参与其中。他中肯地进言：“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尽头……中国由人治走向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天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的趋势，中国前途的所在，是任何人所阻挡不了的。”
显然，梁漱溟是坚持真理、反对两个“凡是”的，他还敏锐洞察出了问题的关键而大声呼吁法治。然而，对党、对中国的热爱却被诬为“别有用心”，他被剥夺了议政的权利。特别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赫然收入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又给他平添几分压力。有人借学习《毛选》为名，公开点名批判他。这虽然不能伤害梁漱溟，但使他感到迷惘：四人帮不是被打倒了吗？怎么其影响还没有消除！
1981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第二个春天也真正来临了，梁漱溟由当了30余年的政协委员升为政协常委，并真正获得了议政的权力。其关于法治的建议也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并出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修政委员会委员。在生活上，他也搬进了复兴门外的新居，从而有一个较为优越的条件安度晚年。
梁漱溟深感自1979至1987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九年”。他为自己能在垂暮之年赶上大好时光而兴奋不已。因而，他不顾年事已高，积极投身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当中，坦陈己见，畅所欲言。
真正令梁漱溟感到由衷欣慰的不是在政治上和生活上，而是他学术的第二个春天的来临。1985年3月，他应邀为中国文化书院筹委会与九洲知识信息中心在北京办的第一期“中国文化讲习班”作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报告。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后，他被选为院务委员会主席和名誉院长，并多次讲授有关东方文化的课程。在前几年的“传统文化热”中，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而再度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名人。
在海外，梁漱溟同样有着广泛的声誉。美国、日本、新加坡及港台地区都有他的著作出版：更有人专门从事关于他的研究。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凯利教授著有《中国的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一书。日本学者和崎博文已将梁著《人心与人生》翻译出版。他还联络日本学者着手出《梁漱溟先生全集》，设立“梁漱溟先生教育基金会”，奖励优秀的中国留学生。1987年10月31日，“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许多知名学者、教授与会，纷纷发言、著文，对梁漱溟的学术造诣表示由衷的敬佩。
梁漱溟的旧著和新稿近几年也已陆续出版。他最后的巨著《人心与人生》一书由其自费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很快又再版。三联书店也将此书在海外公开发行。他的旧著《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朝话》、《中国文化要义》、《忆往谈旧录》、《勉仁斋读书录》、《梁漱溟教育文集》也都付梓发行。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出版多卷本《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已问世。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1988年6月23日，这位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爱国老人历经坎坷之后终于在愉快充实的心境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途，在北京溘然逝世，享年95岁。
生命虽已结束，但问题仍在继续。梁漱溟先生70多年前的视角使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兼容东西的胸怀，也给了现代文化以不尽的话题。尤其是他那光明磊落、至大至刚的伟大人格，更值得我们由衷的钦佩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