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丝连个招呼也不打就那样走了，其实她完全可以告诉我一声。我不敢说自己是个完美的人。但要是她告诉我缺什么，我们是完全可以商量的。可情况不是这样：结婚两年了，连一句话都没有；一天早晨，她乘我不在的时候，就偷着走了，就像另找到更好的主人的女仆一样，说走就走了。她走了，至今离开我已经有六个月了，可我还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那天早晨，我在小区市场上买菜回来之后（我愿意由我来买菜：我熟悉价格，我知道我要什么，我喜欢与小贩讨价还价，尝尝这个，摸摸那个，我总想知道牛排是哪个品种的牲畜，苹果是哪儿出产的），之后，我又出去买一米半要缝在餐厅窗帘上的边饰。由于我不想花太多的钱，所以我转了大半天才在乌米尔塔大街的一家小铺里买到了价格合适的那种。回到家已经是十一点二十分了，我走进餐厅把买来的边饰跟窗帘的颜色比较一下。这时我发现桌子上有一个墨水瓶、一支笔和一封信。说实在的，我更注意桌毯上落下的墨水印痕。我当即想到：“瞧，她怎么那样马虎……把桌毯都弄脏了。”我拿过墨水瓶、钢笔和信，掀起桌毯就去厨房，在那里用柠檬使劲搓，把印痕去除了。然后，我回到餐厅，把桌毯重新铺好，这时候我才想起那封信。信是写给我的：“交阿尔弗雷多”。我打开信就读：“屋子我打扫过了。午饭你自己做吧，反正你已经习惯了。再见。我回妈妈那儿。安妮丝。”我一时搞不明白。后来我又读了信，最后才懂得：安妮丝走了，与我结婚两年后就跟我分手了。按惯例，我把信放在平时放单据和信件的碗柜抽屉里，然后，我就坐在靠窗的一张椅子上。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没有思想准备，我几乎不能相信。当我正这样思索时，我的视线落在地板上的一根白色羽毛上，那是从安妮丝掸尘用的鸡毛掸子上掉下来的。我捡起羽毛，打开窗户，把它扔到窗外。然后，我拿起帽子，走出家门。
我走路有个坏习惯，喜欢在大条石铺成的人行道上跳着走，我边走边问自己能把她怎么样，为什么她如此薄情地丢下我，简直是侮辱我。我首先想，自己是不是有哪怕是一丁点的背叛行为致使安妮丝要责备我。我当即否定了：一点也没有。我跟女人来往不多，我不理解她们，她们也不理解我；不过打从我跟安妮丝结婚以后，她们对我可以说是不存在的。甚至连安妮丝自己也不时地激我说：“要是你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你会怎么办？”而我总是回答她说：“不可能：我爱的是你，这种感情终生不变。”如今回想起来，我说的那个“终生”似乎并不令她高兴，相反，她拉长着脸，一声都没吭。我又从另一条思路去审视自己，安妮丝会不会是因为钱才离开我，就是我给予她的待遇问题。但是从这方面来看我也是问心无愧的。的确，一般情况下我是不给她钱的，她要钱干什么呢？到时候总是我付账。待遇嘛，也不算差；你们来评议一番好了。每星期看两次电影；上两次咖啡馆，不管她是吃冰淇淋还是光喝蒸馏咖啡；每个月订两三份画报，每天都有报纸看；冬天有时候还看歌剧；夏天去海滨我父亲家度假。这是娱乐消遣方面；在穿着方面，安妮丝更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当她需要添置什么东西时，哪怕是一个胸罩，或是一双袜子，或是一块手绢，我总是有求必应：我跟她去商店，跟她一起选购物品，我一声不吭地付钱。对女裁缝和对衣帽商也是如此；只要她对我说：“我得买一顶帽子，我需要一件衣服。”我总是回答她说：“我们这就去，我陪你去。”再说，应该承认，安妮丝的要求并不高：第一年以后，她几乎不再给自己做衣服了。而且，倒是我不时地提醒她得买这买那的。但她总是说去年买了，买不买无所谓；在这方面甚至令我不禁以为她跟别的女人不一样，不讲究穿着打扮。
那么，从感情上和经济上都没有问题，剩下的就是律师们称之为性格不合的问题了。如今，我不禁自问：婚后我们在一起的两年时间里连一次口角都没有发生过，那么，哪儿来的性格不合呢？我们总在一起，要是有这种难以沟通的问题，也早该暴露出来了。可是，安妮丝从来没有跟我顶过牛，可以说从不说什么。有几天晚上在咖啡馆或在家里聚会，她难得开口说什么，总是我说。我喜欢说话，而且喜欢别人听我说话，这我不否认，特别是跟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声音很平静，不紧不慢的，不是忽高忽低的，说话有分寸，而且很流畅，当我谈论什么问题时，总是说得头头是道，面面俱到。而我最喜欢谈家常：我喜欢议论东西的价格，家具的布置，厨房和暖气的安排。总之，都是些琐碎小事。一谈起这些来，我从来不觉得累；我总是津津乐道，有时候，同样的道理又从头说一遍。可是，我必须得这样做，跟一个女人家说话，这些道理都得讲清楚；否则，又有什么可谈的呢？何况，安妮丝总是很注意听我说的话，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只有一次，当我在对她讲热水器的功能时，我发现她睡着了。我推醒了她，问道：“怎么，你听烦了？”她立刻回答说：“不，不，我是累了，昨天晚上我没睡好。”
丈夫们一般都有办公室或一个店铺，或者哪怕什么也没有，都得跟朋友们去玩。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的办公室，我的店铺，我的朋友就是安妮丝。我从来没有把她单独留在家过，甚至她在厨房做饭时，我也待在她身边，说来你们可能会感到惊讶。我特喜欢做饭，每天做饭之前，我就穿上围裙，帮安妮丝在厨房做事。我什么都干：削土豆皮，择豆角，准备各种调料，留心锅里的东西。我真帮她干很多事，所以她常常对我说：“行，你干吧……我头疼……我去床上躺一会儿。”于是，我就一个人做起饭来；我借助烹调的食谱，甚至还能尝试着做出几样新菜来。可惜安妮丝不贪吃；而且最近她没有什么胃口，很少吃什么。有一次她这样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不该托生个男人……你是个女人……而且是个家庭主妇。”我应该承认，她这么说不无道理：的确，我不仅喜欢做饭，还喜欢洗、烫、缝、补，在空闲的时候，我还修补手帕的饰边。我说过，我从来没让她独自一人待着过：即使她的某位女友或是她母亲来找她时也如此；她有时心血来潮想去上几节英语课，我也不让她一个人待着，只要能挨着她，我情愿勉强自己学起那么难学的语言。我跟她这么形影不离，有时候甚至我自己也觉得挺可笑的：就像那天，在咖啡馆里，因为我没有听懂她悄声对我说的一句什么话，我一直跟她到厕所间，招待员把我挡住了说那是女厕所，我不能进。哎，像我这样的男人打着灯笼都难找。她常常对我说：“我得去某个地方，找某个人，跟你没关系。”可我回答她说：“我也去……反正我没事干。”于是她回答我说：“你想去就去，不过，我得告诉你，你会烦的。”可是，我一点儿也没烦，事后，我对她说：“你看见了吧，我没有感到厌烦。”总之，我们是形影不离。
我思索着这些事，始终想不通安妮丝为什么要丢下我，我来到了我父亲的商店。他开的是卖圣器的商店，在米内尔瓦广场那边。我父亲还挺年轻：黑黑的鬈发，黑黑的小胡子，那两撇胡子底下露出的笑容令我始终难以捉摸。也许是因为他习惯跟神父们和虔诚的信徒们打交道，所以他总是那么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但是妈妈最了解他，说他把火气都往肚子里压。我穿过摆满十字褡和圣体盘的橱窗，径直朝放有一张办公桌子的店铺后堂走去。他跟平时一样在算账，翕动着小胡子在揣摩着账目。我气喘吁吁地对他说：“爸爸，安妮丝丢下我走了。”
他抬起头，我觉得他两撇胡子下面露着笑容；不过也许只是我的一种印象。他说：“我很遗憾，我真遗憾……是怎么回事？”
我向他讲了事情的经过。最后我说：“当然，我很遗憾……不过，我想知道她究竟为什么要离开我。”
他迟疑地问我：“你不明白吗？”
“不明白。”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叹了口气说：“阿尔弗雷多，我很遗憾，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抚养你，我爱你……但是，妻子的事得你自己去处理。”
“是的，但是，她为什么要离开我？”
他晃了晃脑袋：“换了我，我就不去刨根儿问底儿了……算了吧……你干吗非要知道理由呢？”
“这对我很重要……比什么都重要。”
这时候，进来了两位神父；我父亲站起身一边向他们迎去，一边对我说：“你过一会儿再来……我们谈谈……现在我有事。”我明白，从他那里我是指望不到什么的，于是我走出了店门。
安妮丝母亲的家并不远，就在维多里奥大街上。我想，唯一能对我解释她出走理由的人是安妮丝自己；我上她母亲家去找她了。我跑着上了楼梯，进了客厅。但是出来的不是安妮丝，而是她母亲，一个我难以忍受的女人，她也是个商人，染着一头黑发，满脸胭脂，笑嘻嘻的，阴险奸诈，笑里藏刀。她穿着晨衣，胸前插着一朵玫瑰花。她见是我来了，就假声假气地说：“啊呀，是阿尔弗雷多，你怎么来这儿啦？”
我回答说：“妈妈，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安妮丝离开我走了。”
她平静地说道：“对，她在这儿……我的孩子：你想干什么？这是生活中常有的事。”
“什么？你怎么这样回答我？”
她看了看我，然后问道：“你跟你家里人说了吗？”
“说了，跟我父亲说了。”
“他是怎么说的？”
可是，我父亲怎么说的跟她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很不情愿地回答说：“你们知道我父亲的为人……他说我不要刨根儿问底儿。”
“他说得好，我的孩子……别刨根儿问底儿了。”
“可是，”我又激动起来了，“她究竟为什么要离开我呢？我对她怎么啦？为什么你们不告诉我？”
正当我怒气冲冲地说着，我的目光落在了桌子上。桌子上铺着一块桌毯，桌毯上有一块白色的刺绣小垫布，小垫布上放着一只花瓶，里面插满了红石竹花。但是，垫子没有放正。她微笑着看着我，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却身不由己地举起花瓶，把绣花垫布放正了。于是她说：“真行……现在垫子放正了……我一直没发现，可你一眼就看到了……真行……现在你该走了，我的孩子……”
她说着站起身子，我也站了起来。我本想问她能不能让我见安妮丝一面，但是，我明白已无济于事了；何况，我生怕自己一旦见了她的面会失去理智的，会说傻话干蠢事的。于是我就走了，而且打从那天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我的妻子。也许，有朝一日，她会回来的，会考虑到像我这样的丈夫不是天天都能找得着的。不过，要是她不讲清楚为什么她要丢下我而去，她就甭想踏进我家的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