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卡卡尼有谁对政治既一窍不通也不想知道什么，那么博娜黛婀便是这样的人；然而，她和没有得到拯救的民族之间却有一层关系：博娜黛婀（不要与狄奥蒂玛混淆，博娜黛婀，这位善良的女神，贞操女神，她的庙宇由于命运的相互作用而变为荒淫无度的场所，一个地方法院院长之类的夫人和一个既和她不相称也不充分需要她的男人的不幸的情妇）拥有一个体系，而卡卡尼的政治却没有。
博娜黛婀的体系迄今为止一直是一种双重生活。她在一个堪称高雅的家庭圈子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并且也在自己的社交生活中感受到被认为是一个很有教养的高贵女士的满足；但是她屈从于她的精神所遭受到的某些诱惑，她借口自己是一种受过度刺激的体质的牺牲品，或者也借口自己有一颗诱使自己干蠢事的心，因为心灵的蠢事具有与既浪漫又带政治色彩的罪行相似的光彩，即便它们的伴随现象将并不完全无可指摘。在这方面，心灵与将军生活中的荣誉、服从和勤务条例第三部分或与任何一种有秩序的生活态度中的非理性残余部分——这个残余部分最后把理智没有能力做到的一切全都整理好——起着同样的作用。
但是，这个体系运作起来有一个毛病：它把博娜黛婀的生活分成两种状态，这两种状态之间的过渡实现起来不无重大损失。因为即使心灵在失足前可能很善辩，然而事后它也胆怯，而它的女主人则不断地在躁狂得发嘶嘶声的和如墨水般黑乎乎流出来的精神状态之间被推来移去，它们难得得到平衡。但这总算是一个体系；这就是说，这不是放任自流的情欲宣泄——就仿佛，从前人们曾经想把生活理解为乐趣和无乐趣的一种自动总结，带着某种乐趣的最后差额——而是这体系含有大量的精神预防措施，以便伪造这个总结。
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如此这般的方法，可以对自己印象的总结作有利于自己的新的解释，以至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从中产生出在寻常时期足以令人满意的每日乐趣的最低限度量。他的人生乐趣也可能由无乐趣组成，这样的有形差别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众所周知，正像有悠然回荡得丝毫也不比一首舞曲更悲哀的哀乐一样，同样也有快活的忧郁者。大概甚至也可以反过来，许多兴高采烈的人并不比悲伤的人快活一丝一毫，因为幸福和不幸福一样费力；这大致就像按照比空气更轻或更重的原则飞行。但人们很容易产生另一个反对意见，因为这样一来，没有一个穷人有必要妒忌富人，因为以为富人的钱会使他们幸福，这只是一种错觉，富人的这句古老的名言岂不就是对的了吗？富人的钱只会使穷人面临这样的任务：不展示自己的生活体系，而是展示另一个生活体系，这个生活体系的乐趣预算充其量也只能生出穷人反正就有的少量幸福过剩。从理论上来说，这意味着，露宿街头的一家人如果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没有冻僵，那么在晨曦中是和不得不从温暖的被窝里出来的富人一样幸福的；而从实际上来说，其结果就是，每一个人像一头驴那样驯服地驮运着让他承担的东西，因为一头比其负荷稍微重一些的驴是幸福的。确实是这样，这是关于个人幸福的最可靠的定义，人们只要独自观察一头驴，就能得到这样的认识。但是事实上个人幸福（或内心平静，知足或人们惯常称之为人的自动的最内心的目标的东西）只要是独立的，那么它就像一道墙里的一块砖或一条河里的一滴水，它贯穿着整体的力量和急切心情。一个人自己所做的和所感受到的，与一切他必须假设别人以井然有序的方式为他所做和所感受的情况相比，是无足轻重的。没有哪个人只沉浸在他自己的平衡之中，每一个人都依靠周围各阶层的平衡；就这样，投入到这家个人小乐趣工厂的是一笔极其错综复杂的道义上的贷款，关于这笔贷款以后还会讲到，因为它不仅属于总体的，而且也属于个人的精神总结。
自从博娜黛婀重新博得她情人欢心的努力没获得成功并且相信是狄奥蒂玛的才智和精力夺走了乌尔里希，她便对这个女人满怀醋意，但却一如在懦弱的人身上很容易就会发生的那样，在对她的欣赏中找到某种解释和补偿，部分抵消了自己所受到的损失；如今她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于这种状态之中并设法时不时借口给平行行动提供微薄捐款而受到狄奥蒂玛的接见，然而，她却没有因此而被吸收进入这个家庭的社交圈，于是她便以为，在这个问题上狄奥蒂玛和乌尔里希之间一定有某种默契。所以她深受这两个人的残忍之苦，而由于她也爱他们，所以她心中便产生感受到一种无与伦比的纯洁和无私的错觉。早晨，她丈夫在她的焦急期盼下离开寓所之后，她便常常像一只抖落好自己的羽毛的鸟儿那样坐到镜子前。随后她就扎结、火烫和盘绕自己的头发，直到她的发型与狄奥蒂玛的希腊发髻看上去不无相似之处时为止。她抚摸并梳理出小发鬈，尽管这种做法显得有点儿可笑，可是她却觉察不出来，因为从镜子里向她微笑的是一张一般造型中隐约透着神性的面庞。于是，一个受到她赞叹的人的自信和美貌以及这个人的幸运便在她心头升腾，泛起层层温暖的涟漪，突显出一种神秘的、但还没深刻完成的结合，如同人们坐在大海边上并把双脚伸进水里。这种类似虔诚崇敬的态度——因为从人类在原始状态连同自己的整个身体爬入其中的神祇面具，到各文明仪式，这种攫住肉体的虔诚模仿的幸福从未完全失去其意义——还由于她对服饰和外表的喜爱而能够将博娜黛婀控制住。每逢博娜黛婀穿上一件新衣服照镜子，她从来都不能想象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不蓄鬈曲的额头小鬈发，不穿长长的钟形小裙，人们竟会穿没膝小裙、蓄一头男孩发。她本来也不会否认这种可能性，因为她的脑子恐怕简直就没有接受这样的想象的能力。她曾一直这样穿戴，一如人们作为贵妇必须具有的那样的外貌，每隔半年她便对新时装式样感受到一次像是对永恒的敬畏。倘若人们迫使她的思考能力承认非永恒性，那么这也丝毫不会减少她的敬畏的。她纯粹地接受世人的强制，而人们折弯名片的一个角或给他的朋友们把新年祝愿送进饭店或在舞会上脱去手套的时代则存在于人们不这样做的时代之中，远远落在她的后面，犹如对于每一个其他的同时代人来说一百年前的时代，即完全存在于不可想象的、不可能的和陈旧的事物之中。所以看到不穿衣服的博娜黛婀，这也同样是引人发笑的；于是她也就完全失去了任何精神上的保护，成为一种无情的强制的赤裸的猎获品，这种强制像地震那样残忍地袭击她。
但是，她的文化向一个沉闷的物质世界的间歇性的过渡现在已经消失，而自从博娜黛婀如此深奥莫测地精心呵护自己的外貌以来，她便一直过着那个非法部分的寡妇生活。人们不妨承认这是一条普遍经验：过分精细呵护自己容貌的女人比较有道德，因为手段就会排除目的，完全就像大体育明星往往是坏情人、样子太凶狠的军官是坏士兵，以及特别有思想的人有时甚至是笨蛋；但是就博娜黛婀而言，这不仅涉及到精力分配问题，而是她已经以满腔热忱地转向自己的新生活。她带着画家的喜爱之情描自己的眉毛，在额头和面颊上略微涂一点珐琅质，致使额头和眉毛摆脱自然主义达到宗教风格特有的那种对现实的轻微提高和背离，身体在柔软的胸衣内摇动好，而对两个大乳房——平时它们总让她感到有点不方便和羞愧，因为她觉得它们太女性了——她则顿时感到一种姐妹般的爱。她的丈夫不胜惊讶，每逢他用手指头搔她的脖子便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别弄坏了我的发型！”或者每逢他问：“你不愿意把手伸给我吗？”她便总是回答：“不行，我穿着我的新衣服呢！”但是罪孽的力量仿佛已经从身体将其拘禁于其中的铰链中挣脱出来，并像一颗青春焕发的星辰那样遨游于博娜黛婀容光焕发的新世界，这个博娜黛婀在这种不寻常的、和煦的光芒照耀下觉得自己已经摆脱它的“过度刺激”，好似一块痂已经从身上脱落似的。自他们结婚以来破题儿头一遭，她的丈夫满腹狐疑地思忖，会不会有第三者插足，扰乱他的家庭的平和。
但因此而发生的事，却无非就是生命体系范畴内的一种现象而已。突出了其当代的影响并且从在一个作为自在形式的人的形态上的巨大存在这个角度来看，衣服是奇特的管形物和赘生物，与鼻孔穿箭、唇上挂环的社会相称；但是如果人们看到衣服连同它们赋予其拥有者的那些特性，它们就会变得多么有魅力！这不啻是一张纸上的一组紊乱的线条里注入了一个伟大字眼的意义。人们不妨设想，一个人在林荫道上散步或者边喝着茶边往盘子里放上三明治的时候，他的看不见的善良和出类拔萃便会突然作为一个蛋黄中带金色的、满月般大小飘悬着的光环在他的蓬乱头发后面出现，一如在信神的、古老的图画上可以看到的那样：这无疑就会是一个最非同寻常、最惊心动魄的经历，使看不见的，甚至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显现出来，这样的力量一件制作精美的衣服天天都在证明着！
这样的物件就像用惊人的利息偿还我们借给他们的财物的债务人，而实际上除了债务人事务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事。因为那种衣服特性，信念、偏见、理论、希望、对什么的信仰、思想也有，甚至连漫不经心也有那种特性，假如它只凭借自己便深信自己的正确。这些物件给予我们以我们借给它们的那种信任，它们全都服务于用我们发出的光显示世界这个目的，而从根本上来说只有这才是任务，促使每一个人拥有自己的特殊体系的任务。我们用伟大的和多种多样的艺术制造假象，在这种假象的帮助下我们就能够与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共处并与此同时完全保持镇静，因为我们把这些冻僵了的，宇宙怪相看作一张桌子或一把椅子，一声呼喊或一条伸出的胳臂，一种速度或一只烤鸡。我们有能力，在我们头顶上的一个敞开的天空深谷和脚下的一个略微遮盖住的天空深谷之间，觉得自己在地球上就像在一个关闭的房间里那样不受干扰。我们知道，生命消失在不通人情的广袤宇宙之中，它同样也消失在不通人情的狭窄原子世界里，但是在这两者之间我们把一个地层的形成物当作世态万象看待，而丝毫也不介意这仅仅意味着对我们在某个中等距离内获得的印象的偏爱。一种这样的态度显著地位于我们的理智顶峰之下，但正是这一点却证明了我们的感情强烈参与其中了。确实是这样，人类最重要的精神预防措施有助于保持一种稳定的精神状态，而比起人类为保持其文雅的宁静心境而作出的巨大的、但却完全无意识的努力来，世上的全部感情、全部激情都微不足道！这看上去几乎不值一谈，因为它显得无怨无悔。但是如果人们仔细一看，这却是一种极其不自然的意识状态，它使人类在旋转的星辰之间采取直立行走的姿态，并允许人类在这几乎是无限陌生的世界上威严地把手插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上衣纽扣之间。而为了办成这件事，不仅每一个人——无论是白痴还是智者——都使出自己的诀窍，而且这些个人的诀窍体系也还十分巧妙地纳入社会和总体的道德和智能平衡预防措施之中，它们总的说来是服务于同样的目标的。这种互相接合与大自然中的互相接合相似，所有的宇宙力场在那里作用于地球的力场，而人们却觉察不到，因为尘世上的事件就是这个结果；而由此而引起的精神松弛是如此之大，以致最贤明的人完全和懵懵懂懂的小姑娘一样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觉得自己很聪明很善良。
但是有时候，在这样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感觉和希望的强制状态的满足状态之后，我们似乎会突然遭遇到相反的情形，抑或用疯人院里的话来说，随后地球上突然开始一场观念大逃亡，在这场大逃亡结束之后，整个人类生活便有了新的中心和轴心。所有大革命的比诱因更深层的原因不是不健康因素的日益积聚，而是曾支撑过心灵的虚假满足的凝聚力不断磨损。一位著名早期经院哲学家的一句名言[1]恐怕最恰当不过地说明了这种情况，这句格言拉丁语叫作“credo，ut intelligam”，翻译成现代德语大致就是：主啊，我的上帝，给我的精神一笔生产贷款吧！因为大概每一条合乎人情的信条压根儿就只是一笔特别贷款。不管是在情场还是在商场，不管是搞学问还是跳远，人们都必须有信仰，然后人们才能赢得胜利、达到目的，而这又怎么会不适用于整体上的生活呢？！不管他的秩序多么有根有据，其中总是有一片对这种秩序的自愿信仰，它像描述一种植物那样指明已经长出嫩枝的地方，而如果这个信仰已经不中用，没有存在的理由和保证，那么崩溃就会接踵而至；时代和王国就会倒坍，这跟企业因失去贷款而破产没有什么两样。这一下，对精神平衡这一原则性思考似乎已经从博娜黛婀的美好实例进行到悲哀的卡卡尼了。因为卡卡尼是当代发展阶段上的第一个国家，它被上帝抽走贷款、生活乐趣、对自己的信仰和所有文化国家的能力——传播自己有一项任务这一有益幻想的能力。这是一个聪明的国家，它供给有教养的人住宿；和地球上各处所有有教养的人一样，这些人也在声响、速度、更新、争执的纷扰与一切一向还属于我们生活中视觉——听觉风光之列的东西之间，怀着一种狐疑不决的心情四处奔走；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们也天天读、听几十条让他们毛发直竖的新闻，并准备对此感到激动，甚至要进行干预，可是事态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因为片刻过后这种刺激就已经让更新的刺激排挤出意识之外；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们也觉得自己为谋杀、杀人、激情、牺牲精神、高尚情操所包围，它们用某种方式在他们周围混乱的一团中发生着，但是他们无法去亲身经历这些惊险活动，因为他们坐在一间办公室或一所职业学校里不得脱身，而每逢傍晚时分得了闲暇，那种紧张心情便化作并不给他们带来欢娱的娱乐活动。恰恰是涉及到有教养的人的时候，如果他们不像博娜黛婀那样完全沉溺于爱情之中，那么就还得添上一条：他们不再有获得信贷的才能，也不再有进行欺骗的才能；他们不再知道，他们的微笑、他们的叹息、他们的思考会产生什么结果。他们为何微笑和思考？他们的见解是偶然所得，他们的爱好早已存在，不知怎么地一切都作为模式悬在空中，人们走进这个模式，而他们则不能全身心地去做或放弃任何事情，因为没有统一的规律。按照这样的方式，有教养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他感觉到某种债务在不断增长，他将永远不再有能力偿还这笔债务；他是这样的人，这个人看到破产不可避免并且要么控告他注定得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虽然他完全和随便哪个人一样很乐意生活于这个时代，要么怀着一个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人的那种勇气扑向每一个允诺他改变状况的观念。
诚然，全世界的情况都是这样，但是当上帝不再给卡卡尼提供信贷时，他做了这件特殊的事：他让各民族明白文化的种种困难。他们像细菌那样栖息在自己的土壤里，并不为天空整齐的弧形或诸如此类的事感到担忧，但是他们突然感到心里憋闷。人一般不知道，为了能够展示自己的实际才能，他就必须认为自己比实际上更有才能；但是他却必须用某种方式去感受自身周围的这种情况，有时他也可能会突然不需要它。于是，他就感到缺乏某种想象中的东西。在卡卡尼根本没发生什么事，要是在从前人们就可能以为，这正是古老的、不引人注目的卡卡尼文化，但是这种“没发生什么事”现在却像“不能睡觉”或“不能明白”一样令人不安。知识分子们自以为这种情况在一种民族文化中将会有所不同，所以他使卡卡尼各族人民对此深信不疑，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是一种宗教代用品或对维也纳的好皇帝的一种顶替或干脆对一个礼拜有七天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实的一种解释。因为有许多不可解释的事物，但是如果人们唱自己的国歌，便感觉不到它。当然这可能会是这样的时刻，一个好卡卡尼人在这样的时刻对他是什么人这个问题也会热情地回答说：“什么人也不是！”因为这意味着某种东西可以自己作主，把卡卡尼建成一个面目崭新的卡卡尼！但是卡卡尼人并不是多么执拗的人，他们满足于一半，而每一个民族则仅仅努力用另一半去做它看好的事。这时，人们自然难以形象地想象人们自己没有的痛苦。人们通过两千年舍己为人的教育已经变得如此无私，以至于即使我或你境况颇坏，人们也总是为别人。尽管如此，人们却不可以把著名的卡卡尼民族主义想象成为某种特别狂野的东西。它与其说是一个现实的，不如说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那儿的人互相颇有好感，他们虽然互相打破脑袋并互相吐唾沫，但是他们仅仅是因为考虑到更崇高的文化才这样做，正如平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个人私下里不会伤害一只苍蝇，却会在法庭里的耶稣受难像下判处一个人死刑。人们也许可以说：每一回，只要卡卡尼人的更崇高的自我停顿一下，卡卡尼人便舒一口气并觉得自己是正直的膳食工具——他们和所有的人一样适合于当这样的工具——并对自己作为历史工具的经验感到十分惊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