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短”，这样的精英怎么可能站在公正的立场说话呢？不过是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已。确切地说，这些人不是精英，而是网友们所说的精蝇，是精英的败类，早就丧失了精英应有的道德提引功能，沦为金钱的奴隶。对这样的精英，我也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派。
我们“就怕流氓有文化”，一个有文化的流氓比没有文化的流氓更可怕，因为有文化的流氓会编造堂而皇之的“理论”来证明自己耍流氓是多么的合理。但真正的知识精英，一定有独立的人格，总是尽可能地站在民众的立场，凭良心说话，有职业道德和操守。我相信一个真正的知识精英除了搞学术研究、独立发言，大抵是不屑、不会、不惯于做政府和企业代言人，那样无疑会影响他的独立思考和学术自由，他们是“社会的良心”。
按照愤青们的反智精神来一刀切地反知识精英，就在倒污水时把孩子也倒掉了。当民智未启，民主未张之时，知识精英，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仍然肩负着启蒙的重任，纵然是进入到民智时代、民主时代，知识精英仍然能够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来解答专业问题。
哪里没有智慧，哪里就没有幸福。中国如何能告别反智主义，进入亲智时代？思之良久，觉得无他，唯有放开言论自由，解除对思想的钳制，反智主义自然会消解无形。因为，人天然地向往美好，没有人不希望自己聪明而是愚蠢，只要可以自由选择学习和思考，他们就会选择做智民而不是做愚民。
愤青是善变的，变得时常让人捉摸不透。
你说他们是一群脑子进水的人吧，他们在“爱国”中表现出的见风转舵，搭顺风车，不晓得比你精多少倍。你说他们是群脑子有干货的人吧，他们又无知愚昧得近乎弱智。
愤青一边看日本AV，一边大骂日本人；一边看着美国大片，一边臭骂美国文化。他们在网吧里沉迷于外国网络游戏，转个网站就加入到抵制洋货、大骂汉奸的行列。
愤青喝着可乐骂汇源——自己享用洋货，却要别人去支持国货。
愤青指责美国侵占伊拉克，指责别国使用杀伤性武器，可是一论及台湾问题，就比任何国家还毒辣，建议在台海进行核实验，“用汞将台湾男人全搞绝育”。
愤青标榜自己是文明人，但是骂起人来比泼妇有过之而无不及，且还自鸣得意，说什么“论年纪讲你们都是我的爷爷父亲辈的，但论骂人，我们就得倒过来”。
愤青遇到软柿子，就拼命地捏，要捏出水来，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他捏软柿子。遇到强盗流氓，他们就乖乖地躲藏起来，一声不吭。举个例子，法国人拍卖两个“水龙头”，他们拍案而起，上蹿下跳，俄国人炮轰中国商船，打了500发炮弹，他们权当没有听见。
愤青排外不遗余力，可要是某发达国家热情向中国愤青免费发放“绿卡”的话，恐怕愤青是不会拒绝的。
昨天，愤青还把一个国家当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今天就把对方当成了一堆臭狗屎。
所以，经常弄不懂愤青一下便会变成“红色”还是“青色”，他们的人格表现出严重的分裂症状。
胡星斗先生曾说，中国人都有一点人格分裂，存在着矛盾情结，民族性趋于混乱，人性陷于二律背反：一方面推崇和为贵，另一方面却最难合作，喜欢窝里斗；一方面奉行集体主义，另一方面各个情愿单枪匹马打江山；一方面以道德著称于世，另一方面不讲竞争规则的无德之流多如江鲫；一方面号称礼仪之邦，另一方面人们普遍缺乏公德心；一方面讳言性，另一方面国骂几乎都是关于性或性交的；一方面鼓吹重义轻利，另一方面唯利是图，势利眼普遍；一方面宣扬圣人、君子，另一方面溜须拍马、奴颜婢膝的小人得志……
表里不一的分裂人格在愤青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简直可以作为典型病例来分析。
首先，愤青的人格分裂是中国社会文化综合征候在人身上的表现，研究起来，恐怕可以做一个大课题。在我的有限视野里，发现黎鸣先生对此有过一些看法。黎先生认为，孔夫子是中国人的人格分裂之祖。孔子要求国人的一生全都只是学礼、知礼、言礼、行礼、思礼，然后“克己复礼”，这与我们今天的常识“言必以真理为据，行必以实效为则”完全相悖。而且他还认为，孔子总是拿着父子的招牌来隐蔽君臣场合的坏事，拿着家庭的招牌来隐蔽国家场合的坏事，拿着私情的招牌来隐蔽公共社会场合的坏事。所以，中国人在做了一切邪恶的事情之后，永远都不会感到可耻。这些都导致了中国人言、行、思的完全割裂。（黎鸣《孔夫子，中国人的人格分裂之祖》）
黎先生似乎言重了。孔子的言论并不是一文不值，也不是完全否定了人类真正公共的道德。作为一种积极的入世思想，作为一种调节人际关系的伦理基础，孔子的学说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但是也有大量事实证明，被御用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有很多是虚假的、伪善的，甚至是残忍的。比如儒家奉行集体主义，这固然不错，集体（国家）本应为个人（天下百姓）私利谋取普遍的幸福，可是御用的歪嘴儒生一念就变味了，为了追求国家的强大，主动牺牲天下百姓的普遍幸福；将个人淹没在集体中，实际上是否定个人的独立性，把个人变成依附性极强的臣民和奴才。
又比如儒家宣扬学做圣人、君子，在宋儒眼里，圣人的标准是“无我”，做圣人就要无私、无意、忘己、无心，非我化。这岂是芸芸众生轻易学得来的？恐怕儒学名士也只能“心向往之”罢了！学做君子如何呢？君子可是做人的旗帜啊。可是做君子也何其之难！孔子曾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举止言行样样有规定，稍逾其轨都不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气要紧，耻于言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要心胸开阔，虚怀若谷；“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节”（《孔子家语》），哪怕饿得两眼发黑，也要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在那些只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看来，除了敬佩还能说什么？历史上那么多人，有几个修成君子？
学不来圣人、君子，其实可以做个凡人。如果学不来也要硬着头皮学，只能催生假托圣训的伪君子、伪人，如果伪君子、伪人可恶得很，正好把大批的人往溜须拍马、奴颜婢膝的小人之路上赶。愿望与结果背道而驰，正是伪善的道德不易觉察的弊病。
伪善的道德滋养出信仰与行为背离的人格分裂症患者，“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就是这些人的真实画像。伪善的道德还培育出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当鲁迅反思出“礼教吃人”，痛批劣根性时，我们不能不钦佩他的火眼金睛。伪善的道德之所以大有市场，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别人而不是自己谨守这种道德，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尽可能地从中获益，这样就走入了人格分裂的恶性循环。
千百年来，儒家主张“以德治国”，每个人“济苍生、安社稷”的基础和前提是修身，用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道德是一种“君子协定”，而非法律契约，全赖每个人的高尚人格做担保，看似坚不可摧，一碰到具体利益就稀里哗啦。先贤教诲人们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高于“利”，君子不可见利忘义。但是谁都知道，“首先是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做君子做圣贤才有本钱。又要表明自己重义轻利，又要活命在先，最好的办法就是装，装着装着就装出了一堆以假话和空话敷衍应事的伪人，装出了一堆双重标准不仅被心照不宣地原谅了，而且成为人人奉行社会潜规则的人。
道德是一种自我要求，缺乏制度的保证和约束。在道德准则能震撼人的心灵的时候，在唾沫可以淹死人的时候，道德可以有积极的作为，一旦道德舆论的力量削弱，道德的遮羞布就可能被扯掉。因此，中国人明知是非对错、好坏荣辱，一遇到事关自身利益的事情时，又会背“道”而行，出现严重的人格双重性。
那些表现出严重的人格分裂的愤青，也有可能并不是“先天性”的，他们只是一些或者滑头圆脑的，或者“打左灯向右转”的假愤青。真正的愤青即便人格分裂，也分裂得纯粹，青得纯洁，愤得有点让人起敬。如此看来，中国存在大量的假愤青，挂羊头卖狗肉的愤青，皮里阳秋的愤青。假愤青给本来就名声不太好的愤青添了恶名，连真正的愤青也极其讨厌他们，不愿意与之为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