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义和团只杀了几千外国人，但屠杀的中国教民却高达五十多万！可惜“刀枪不入”的灵符敌不过洋人的真枪实弹，愤青们的愚昧丢了人现了眼还献了命。更可叹的是，这批愤青终究逃不过被当局利用之后，又遭清洗的命运，一腔爱国之情全做了炮灰。
进入新时期，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愤青们发现“中国可以说不”了，可以“不高兴”了，盲目仇外的情绪又高涨起来。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横空出世，一书难求，印证着民族情绪高涨。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愤青群情激愤，以排美为己任，在排美的同时，也把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一并排斥在外。那些敢跟美国作对的人物，米洛舍维奇、萨达姆、金正日等都成了他们心中的英雄。
最近两年，随着中国的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三甲，胸肌和肱二头肌发达起来了，愤青的活动更为频繁了。他们内外呼应，范围不断扩大，一会儿反法，一会儿排美，一会儿打砸日货，一会儿封堵家乐福……忙得不亦乐乎，猜疑、排外和被动反应式民族主义越来越向优越、骄横和侵略性民族主义转变。
回顾愤青的光辉历程不难发现，愤青不仅排斥西方先进文明，而且对本民族的传统文明也是一次次痛痛快快的打砸捣毁。愤青破坏的热情往往大于建设的热情，当愤青得势的时候，正是全民疯狂的时候，也正是整个国家民族遭殃的时候。
每个人都归属于一个民族，民族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胎记”。流淌着一个民族的血液，就会对这个民族有千丝万缕的感情，有强烈的认同感和亲附感。这一天然的感情既能把一个民族的成员凝结起来，又能把这个民族的成员与其他民族区隔开来，民族情感具有两面性。
德国纳粹对日耳曼民族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觉得它是世界上最最优秀的民族。这有助于本民族的团结合作，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可一旦民族情感变成强大的排他性的情感，就麻烦了。当排他性演变成极端民族主义，就会变成一种灾难。当日耳曼人将《我的奋斗》奉为圣经的那一刻起，整个民族的厄运已经悄然降临。有统计说，两次世界大战共有上千万日耳曼人死亡，而整个世界死亡人数过亿。这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灾难，更是全世界人民的灾难，灾难的根源就在民族主义的热血升腾。
可见，民族主义集优与劣、进步与反动、健康与病态于一身，既非天然的健儿，也非天生的洪水猛兽。阅读关于民族主义的著作，发现世界上对民族主义的定义众说纷纭，有以好坏来区别的，有以东西方来划分的，有以种族和文明来定义的，林林总总。我比较赞同胡适先生对民族主义的界定，胡适先生说：“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先走上前面的两步。”（胡适《再谈“五四运动”》）
依据胡适的划分，则中国民族主义至少有三种人群。第一种就是典型的狭隘民族主义，我称其为病态民族主义。以愤青为主流，狂热排外，认为外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更何况洋人曾经欺负过我们，因此，逢“西”必反，凡洋人赞成的，我们坚决反对，凡洋人反对的，我们坚决支持。第二种是文化民族主义，认为中华文化是最先进的文化，世界要靠中华文化来拯救。他们捧着国学、国粹的小脚吻了又吻，迷恋不已。这些人主要是新左派和新儒家。第三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可以视为制度民族主义，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制度的改进，在于民主自由，寻求“制度救国”，这些人可以称为自由派民族主义。
三种民族主义都标榜爱国，但爱国的方式迥异。病态民族主义盲目爱国，狂热排外，民族优越感至上，将爱国与仇洋画等号，充满偏执，一强大就不可一世。文化民族主义迷恋于本民族的文化，缺乏自省，指责西方文化有问题，不承认自己文化有什么问题，主张用中国的文化来“拯救”世界。制度民族主义对本民族有很强的认同感，同时又对本民族的劣根性保持警惕，对本民族优劣与是非、功过与成败有清醒的认识和批判，对本民族的发展有真知灼见。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强大，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正以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在复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每次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摩擦，都会激起中国民族主义的愤慨和抗议。正如胡适所说，最高的民族主义最艰难，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表现为最浅最狭隘最病态的民族主义，主导人群就是盲目爱国、狂热排外的愤青。
民族主义本来是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家园、亲人十分真挚而美好的情感，但是，在愤青的手里，早就贬值了，肮脏了，面目全非了。有愤青居然在网上给中央军委写信，称中国需要战争。把自己的民族往火坑里推算什么美好情感？民族主义本来是最有人性、最懂人性的，但是，在愤青的眼里，只剩下兽性了，按照丛林法则来处理一切，对弱者缺乏同情——你之所以混成这样，是因为你无能、下贱，不是别的原因。民族主义本来是深刻的、博大的，但是在愤青脑子里，变成了肤浅的、病态的东西。他们认为中国潜伏着不出头啥事也干不成，于是到处挥舞拳头。
粗暴的理解只能造成粗暴的结果，民族主义中好的东西没有被发挥出来，坏的东西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许多“智识”阶层对中国民族主义卷土重来深感忧虑，正是基于此。
中国病态民族主义势力抬头，除了自身经济发展，需要重新确立自己有国际社会的话语权；除了因过去屈辱的历史带来的仇恨心理，准备随时报复；西方国家对待中国民族主义的态度也很重要，如果一味地打压，会适得其反。
熊培云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有一个观点，认为德国纳粹是“一战”战胜国亲手制造的祸患。他们对德国崛起的恐惧导致他们对德国的过度惩罚，使得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裂变为仇恨和报复，这正是酿造希特勒主义的最好酵母。（2008年5月《南风窗》）我不能完全赞同这个观点，这可能会为希特勒独裁推卸责任，但外部挤压而激起民族情绪是很自然的。显然，这种情况是今日中国以及所有外国都不愿意看到的。如果“西方世界”继续将中国设为假想之敌，鼓吹“中国威胁论”，势必会激起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高涨，同时也为那些反对开放、想开历史倒车的人提供支持。
这并非夸大其词，“好孩子是表扬出来的”，一个本质上并不坏的孩子，缺少正确的引导与说服，过度惩罚只会造成逆反心理。
新文化运动高扬“德先生和赛先生”，本来是亲西方国家政治物质文明，欲建立“西洋式之新国家”。陈独秀说：“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合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的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
然而，我们不要忘了，五四运动的爆发，恰恰是中国人欲学习和模仿的西方国家在巴黎和会上伤害了他们。当时法国驻华外交官佩斯曾向法国外交部总秘书致信：“应把中国牵进西方列强的轨道和家庭，由此导致伟大的共通性国际政治了解。如果我们使中国失望，对西方来讲，后果将是极为严重和无可挽救的，而只会使俄国人因此获益。”1920年4月21日，佩斯在给巴黎朋友的信中说：“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侮辱是无以复加的。我为可怜的、不快乐的中国所担心的一切终于发生了。不出十年，我们就会感到这些后果的撞击，确使中国在将来能亲向西方的好机会就此丧失，只有苏俄会从这一切马上赚取好处。事情发展至此，实要归咎于英国政策短视的愚昧，克里孟梭对亚洲的无知和威尔逊精神的崩溃。”史实证明，佩斯的预言惊人地命中。（凌沧洲《检讨“五四”西化的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