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点仅是笔者认为对于保持长远发展最为重要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依赖诸多其他条件，比如短期来看中国需要应付经济过热问题，需要综合运用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这些方面，笔者也都表明过观点，中国日益走向大型开放经济时应更加注重汇率政策。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可或缺科学的制度保障，丁学良说，制度落后才挨打，这是对的。我们常说要实现各种现代化，却没有人认识到制度也要现代化、科学化，什么是科学的制度呢？科学的制度正是一种可以保障持续发展的制度，而不是像封建王朝一样遵循一种可怜的生命周期。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与黄炎培先生的一段谈话非常发人深省。黄炎培对毛泽东吐露诤言：“我生60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毛泽东回答他：“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相信以上的话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我们在世界银行的长期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很容易陷入经济腐败、不平等、暴力和社会动荡甚至内战的恶性循环，其中腐败是关键环节。腐败是一种寻租行为，特权阶层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经济资源配置，为自己谋取私利，是极不公平、严重违背社会正义的分配方式。同时，腐败和政府低效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严重损害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腐败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抑制私人部门的正常发展，给穷人造成巨大的伤害。我们的研究表明，腐败与社会、经济严重不平等之间确实存在着因果联系。根据世行估算，控制腐败、改善政府效率在较长时期可以使人均收入增长4倍。
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控制腐败力度从低度到中度、从中度到高度（世行把控制腐败力度分为低、中和高三种水平），实际人均收入年增长率的差异达到2~4个百分点。在腐败盛行的环境下，人们积累财富和获得收入的机会极其不均等，贫穷阶层很难接受困苦的现实，富人收入的合理性会受到质疑。特权阶层掌握着基础资源的配置权，他们凭此可以在瞬间积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财富，这在完善的市场制度下是无法做到的。如果他们的权力没有受到制度或者道德的约束，而任由私欲泛滥，整个社会将陷入极度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极少数人掌握社会极大部分财富，绝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态，这种现象在非洲国家并不少见。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夫指出，相对剥夺感会使一些人的反社会倾向变得相当明显，它是社会不满和社会动荡的重要源泉。
这时可能滑入霍布斯所描述的动态过程：如果多数人认为财富分布格局是不公正的，社会紧张就会自我强化，政府可能对局势失去控制。如果腐败和由此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十分严重，贫穷阶层会有很强的被剥夺感。如果人们都觉得只有越轨腐败或者心黑胆大才能富起来，面对一个突然冒出的富人，人们心里会怀疑其纯洁性，而不是视其为值得尊敬的成功人士。犯罪和对财产的掠夺会因此增加。例如，世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不平等小幅增加就会使抢劫上升30%至35%。那么，发展中国家如何避免腐败、不平等和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呢？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联合报告中，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主要包括实现社会、经济生活民主化；增强社会的透明度；确立公正、长期稳定的财产权制度。这些措施可以从根本上抑制腐败、提高政府部门效率。总之，唯有在基本制度科学的基础上，行使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才能避开腐败、不平等和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才能够走向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