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是一个活得比较混沌的人。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凭感觉生活。一直这样生活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混沌的生活让我更好过一些。我敏感的少女时代，是我活得最辛苦的时候。
无忧无虑这个词，在我的青春中并不存在。少女时期可烦恼的事太多了，我现在都还记得年少时每天早上起床后心事重重的感觉。不知是不是巧合，我在小学和初中，都经历过一段被孤立的时间。持续时间并不长，但惶恐感一直挥之不去。这在我成长的最初就铺下了孤独的底色，让我对这个世界有一种警惕感。很多女孩成长时必经的烦恼期，我宁愿一个人摸索着度过。
直到十六岁时，遇到了高中的朋友，我才把自己从这种不知何时会再被整个世界孤立的忐忑中解脱出来。也是那时我才发现，每个人的烦恼都是有壁垒的。旁人能解决你一部分的烦恼，但仍有许多不能宣之于口的，只能自己摸索的事。有些纠结，恰恰是因为觉得讲出来对旁人而言是微小平常的，但对自己来说却是不能忽视的。
成年人看回少时的烦恼，总觉得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但我不这样认为。每个年龄都有独属于当时的烦恼，当时的困扰是真的，难过是真的，辛苦的感觉也是真的，这些感觉不会因为长大了，经历了更多就消失。
这些我曾经历过的事，也许有人也正在经历着。
我的少女时代并不怎么令人艳羡，也没有什么经验可以传递。但正如《萨冈的1954》里所说的，“经验是不可传递的，我们唯一可以留给别人的东西，就是自己的生活经历，也就是说，生活的证明。”
希望我所坚信的，我所遗忘的，我所经历的，都能在这本书中得以传递。
电影《牛仔裤的夏天》里的女孩们，拥有过一条神奇的牛仔裤。而我，拥有过一支神奇的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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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经济学的说法，经济越困难，口红销量越高，大概是真的有道理的。
我开始买第一支口红时，恰恰是在杂志社发不出工资的前一个月，那时我便感受到了一丝飘摇的意味。那天的场景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的主任刚休完产假回来，开部门会议时，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你怎么蓬头垢面的？是不是故意扮成这样要给我展示你过去几个月有多辛苦？”
说不生气是假的。我忍不住和同事抱怨，没想到服装编辑拿出了一只装有二十几支口红的化妆包给我，说：“也许你是没涂口红，所以气色不太好。”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只涂Dior的变色唇膏就够了。
我先试的是NARS最出名的DOLCE VITA的豆沙红，然后是橘红色的RED SQUARE，三个女孩看着我满意地点点头，说看上去“整个人都像被点亮了”。
“点亮”这个词诱惑了我，在前途未卜的那几个月，补习口红色号等知识成为了那段黯淡生活中值得期待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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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开始买口红以后，和部门几个女孩的关系突然一下子融洽起来。以前的关系虽然也不能说不好，但没有现在这种热烈的氛围。每一支口红的色号都像是开启热聊的密码，小群里的分享像是隐藏在办公室沉闷气氛之下的刺激和惊喜。
休息时间，我们最爱做的事是举行“口红试色大会”。这一活动直接反映在我们杂志的内容上，编读的花絮再也不愁没有料了，而做美容版块的编辑也获得了不少灵感。在不能停止写稿，同时也拿不到稿费的时候，我们在做栏目时却还能一扫落寞之色。
现在还记得的是，当时的试色中，我们遇到了一款特别神奇的口红，阿玛尼509，圣诞款，涂上嘴有一层细闪，像夕阳照耀下的大海的粼粼波光，密集而精致地闪在水面上。
这支口红让我想起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牛仔裤的夏天》，里面四个女孩身材各异，却在二手店买到了一条四个人穿上都特别合适的牛仔裤，她们穿着它开启了每个人精彩的暑假。那条每个人都能穿上的牛仔裤，像是一种奇迹的暗示：在已经对糟糕透顶的生活认命的时候，还有反抗命运的机会。
那支神奇的口红也一样，虽然我们将要面对的不是精彩的暑假，而是四个月漫长的不发工资的时间。在不断查看银行卡后的失望和对未来的惴惴不安中，口红的那些鲜亮的色彩就像是漫长暗夜中的点缀，让我们不至于沉溺在哀叹与怨恨之中。
每天早上涂口红就是一种仪式，提醒着我们即使在这样的日子里也要打扮得干净、整洁、鲜亮，不给任何人说我们“蓬头垢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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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看色号的那种消遣活动，有点像逛八卦群组，是一种对新鲜娱乐的向往，或者说我们更贪恋的，是女孩之间的情谊。当最后一艘大船将沉的时候，我们没有以凄凉的心态互相冷漠疏离，而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在之前的共事中都没有达成的亲密感。
以前那些对我来说与复杂的数学公式无异的口红色号，在她们手把手地教之后，仿佛成为了我的一项社交的新技能。像英国人讨论天气一样，和女性朋友找不到话题时，口红色号往往是一个可以迅速热络的切入口。那段时间我常听到别人赞叹：“你真会买口红，每个色号都让人想买。”
当我可以像一个真正的时尚编辑那样给旁人推荐色号时，想起的却总是我们杂志社最后的那一段日子，我与女孩们以超越同事的亲密感度过的那段难熬但互相扶持的日子。
我的口红始终没有超过十支。当口红成为某种物欲的象征，成为男朋友讨女朋友欢心的性价比最高的物品之一时，我想的却是，大概不会有一个男朋友能精确地买到最适合女朋友的那支口红。那些对着色卡的反复斟酌，那些找对色号时由衷的欢欣，都不是收到一支口红作为礼物就能带来的。
看剧时，我常看到求女主角口红色号的弹幕。稍微懂点化妆的人都知道，求色号的举动相当于刻舟求剑，同样的口红色号在不同的人唇上会是不同的效果，再经过电视滤镜叠加，与最初的颜色早已相差甚远。但女孩们还是乐此不疲，仿佛好看的口红带来的是一个方向，一种概念，一次想象。
只有自己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口红——我始终这样认为。那是无数次试错，无数次求证，再加上自己喜好的结果。颜色只是最基础的，滋润度、持久度、吃饭喝水的掉色情况，都只有自己能掌握。在自己的反复验证中找到最常用、最喜爱的一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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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红成为当代女孩物欲的象征，其实是有些没有道理的。
如果将一支口红的价值单纯地换算成在餐厅吃的一顿饭，在商场买的衣服的几分之一，口红本身的吸引力就会陡然丧失。口红如此重要，大概是因为人在对镜自视时，唇色是最鲜亮的一处，最容易让人产生怦然心动的感觉。在岩井俊二的电影里，周迅看到自己喜欢多年的男同学找上门，翻箱倒柜要找的，也只是一支口红。说到底，这是属于口红的特色和魅力，与物欲无关。
我并不想收到口红作为道歉或讨好的礼物，因为口红太私密、太日常，每当用到时都会想起送口红的人。如果恰好喜欢的人送了心仪的那支口红，不一定是送口红的人特别用心，而是表示我允许对方进入较隐私的亲密关系圈。
如果我们身边真实地存在福尔摩斯先生，那口红大概能带来不少有反差感的私人信息。比如我就绝不会买评论中说“这个颜色很温柔”的口红，“温柔”往往代表着这支口红不显色，涂上去会不尽如人意。常在生活中被评价温柔的我，腻味了这个词所暗示的温顺感。
色号是公开的，喜好却是隐藏的。我身边有乖巧认真的女孩，喜欢的口红色号却是哥特色调的红棕枫叶红；有平时素颜的女孩，买的口红都是正红色。我们分享着色号，却不轻易问喜好背后的故事。至少这一抹红，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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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独属于女孩之间的关于口红的夏天，已经离我远去了，那支神奇的口红，我如今也不常用。那样一群人的末日般的小狂欢，如今想来有种戏剧性的幸运。但是，口红带来的雀跃却留下了。YSL绝版的铁锈红，TOM FORD的野姜红，Dior唇釉的西柚红，把我从早晨不愿上班的颓废情绪里点亮。
《牛仔裤的夏天》中有这样一段台词：“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做失败者的时候，幸福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得十全十美，幸福也许就是记住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穿那条牛仔裤，或在‘龙穴历险’里打到下一级，这些小事加在一起就会超过我们的失败，或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生活。”
那个夏天的口红，大概就是这样的小事，虽然微小，却给我们一种加起来就会爆发的力量。编辑部的女孩们如今四散各地，我之后到了出版社，依然在做杂志，依然在写文字。在每个上班的清晨，涂上口红的一瞬间，心头还有那时保留下来的一点暖意——我还记得那个夏天，我们确实还在好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