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生毕业后，在第一家杂志社工作时，主编对我最不满的一点是说话声音太小了。她常在开例会的时候，对我苦口婆心地说作为一个记者和编辑，大声说话有多重要。
说话小声，是我的一个软肋——我从找工作时开始知道这一点。
声音带来的困扰，远离我已有很多年了。主编的旧话重提，让我有种对过往延迟的滞后反应。
不爱说话这个问题，是从初中开始的。我的这段记忆非常清晰，是因为某次翻出来小学的期末评语，老师在上面写着：你上课回答问题很大声，非常棒！若不是有这些小红本提醒，我大概会误以为我是一个天生不爱说话的人。
1
初中以前，我的声音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最开始读的是一个工厂的子弟小学，工厂是从天津迁来的，住在那里的居民们都讲着标准的普通话。于是，我是先学的普通话，后学的家乡话。
我之所以会去那所小学就读，只是纯粹因为离家近。当班主任的母亲必须把我送到离家五分钟就能走到的学校，才能完成工作和带小孩两不误的任务。我对于这样的群体来说是外来者，虽然和小学同学们说着同样的普通话，回到家，我却成了那个特殊的，只会说普通话，不会说家乡话的小孩。
当时，普通话在家乡小城还不是很普及，在这里说普通话，不会被欺负，只会觉得洋气。母亲一直对此引以为傲，觉得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但那所小学，除了让我讲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之外，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回忆了。
小学五年级，我转学了。母亲对外解释的理由是想让我去更大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她不再担任班主任，有了更多时间，而我也大到可以自己走路去上学了。
原来的工厂子弟小学，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我转学去的学校，一个年级有六个班。班里有小群体，比如电厂子弟，因为效益好，常常会发些文具盒之类的东西，一看课桌上的同款文具，就能清楚地划分阵营。转校生也多，之前的几个转校生成绩都很好，颇得老师喜欢，某种程度上，转校生也可以算成一个小团体。
我在新学校迅速地学会了家乡话，甚至学会了粗话。家乡话常用的一些粗话，是不带脏字的，外地人几乎不能理解话中骂人的意味。
新学校的后面是一座监狱，从外面看和一座很大的公园无异。监狱的外围是班上男生约群架的圣地，有了那样一块地方，讲的狠话仿佛也更厉害一些。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们的口头禅中带上两句粗话仿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有一回被同学告到了班主任那里。
总之，在上初中前，我自认为是一个喜欢上课回答问题，甚至会说带点粗话的口头禅，与声音嗲毫无关系的人。
2
那还是林志玲未出名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标志性人物来解释什么是“声音嗲”，我就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
现在想起来，这一切完全是无妄之灾。初中第一天，我见到我在前一所小学的同学，他们似乎并没有听过我讲家乡话。在听到我和别人讲话时，之前学校的一个男同学突然惊呼：“天，你的声音怎么变这样嗲了，你以前讲普通话时不是这样的啊。”然后他做出捧心口的惊吓状，高呼需要速效救心丸。他像看稀有物种一样拉着别人来听我说话，我每说一句，他们就爆笑。
从此以后，我的声音就成了他们偶尔想起来的一个笑料。每当我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一开口，班上的一小群男生就会吸凉气、捂心口，吵着要吃速效救心丸。我渐渐变得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不得已开口时，我就刻意地压低声音讲话。
但这样做收效甚微。
班里也有第二所小学里一起升初中的男同学，他们同样在嘲笑我的队列里。我不明白，仅仅相隔一个暑期的时间，为什么之前他们视若如常的声音，能突然让他们觉得很有趣。现在想起来，只不过是青春期的男孩子找到了一个聚众狂欢的借口。如果说林志玲的声音给她带来了辩识度，在我的青春期，经历的就更多的是嘲笑甚至嘲讽，而因为声音，他们对我形成了糟糕的刻板印象：嗲，假，做作。
老师并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但对我上课时明知道答案而不举手回答的态度非常恼火，屡次告状告到我母亲那里去，于是我愈发用沉默来抵抗。
我在初中三年非常沉默。因为害怕开口之后同学的反应，不常开口，有时沉默一天突然说话，前两句会有生锈般的干涩感。
这样让人苦恼的嘲笑，终于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停止了。大概是因为大家的年纪都长了几岁，开始懂事了。但我因为声音而自卑，说话小声的习惯留下了。
让我对自己的声音有所改观的，是高中的化学老师。那是一位雷厉风行，极受欢迎的中年女老师。一次课后，大家簇拥着老师问问题，在我问完之后，她突然感叹了一句：“呀，你的声音好好听。”之后每次课后去问她问题，她都会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我最喜欢听你的声音了。”旁边的同学听了也会附和，渐渐的，我在同学眼里，就变成了“声音温柔好听”的人，久而久之，又成了“脾气特别好，讲话都像不会生气”的人。
那时我才初步知道，人们对于声音的判断，主观意识有多强。在我的初中男同学认为这是撒娇、做作、装嫩的声音，在一位能干的职业女性那里，能够抛弃这些隐喻着讨好男性的价值的判断，赞一句小女生的声音好听。
我念大学时去了广州，这座城市是我的福地，我这么说的原因之一是这里对于声音的容忍度高。这里因为语言的关系，女生们讲普通话好像天生就带着点发嗲的味道。如果说高中的环境是理智上的客观，在这里则是习以为常的自然，这种包容性让我几乎忘记了曾遭受的对声音的批判，非常自由地过完了大学的几年。
3
直到找工作时，主编对我声音的评价，又让我陷入对声音的困扰。
比起音量的大小，更让我惊慌的，是在进杂志社后，第一次采访完整理录音时——那是我第一次认真且长时间地戴上耳机听自己声音的回放。当时我吓了一跳：录音里的声音和我自己平时讲话时听到的是不同的，经过电子处理的声音连我自己都感到不适。我不得不慌忙地咨询周围的人：“平时你们听到的我的声音是和录音里一样的吗？”那种慌乱，是害怕电话那头的采访对象因为声音对我有偏见：初出茅庐，不专业。
好在，这样的误会并没有发生。
最近一两年，我不再害怕听自己的采访录音，耳机里的声音已经不会引起多余的想象，具体哪里变了却说不上来。最近有一次，我电脑坏了，不得已打开旧电脑，好奇地听了一下三年前的采访录音，差别一下子就出来了。也许是声线随着年纪有了变化，也许是口音受居住城市的影响，也许是采访的熟练程度不同，之前那种让我害怕的不适，已经消散了。
这样的声音，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让我困扰的因素？在长大之后，回想起青春期男生们的起哄，在表面的嘲笑之外，我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你需要让旁人认识到一个更完整的你，不被片面的因素所左右。回想起我近年来采访的人物，没有一个人对我的声音做出过评价。他们通常说的是什么呢？上一期采访的作家路内在给杂志写编读时提到对我的评价：“读书类的纸质媒体在变少，资深记者也在减员，而你们的记者敬业且思维敏捷，即使在纸媒最发达的年代也不遑多让。”
敬业、敏捷、专业，我收到的多是这样的评价。在专业素质面前，声音只是一项中性的特质，不会让人模糊焦点。
4
但如果可能，我还是愿意经历一个不对声音感到自卑的青春期。
有一次，我和一个阅读平台的编辑朋友在沟通稿子，刚好在路上，我发了语音。她很激动：“你声音真好听，我们刚好要开一个作者的音频栏目，你有没有兴趣？”我婉拒了，和她聊起那段少年时因声音产生的阴影。她惊呼：“怎么会？”然后问我有没有看过高圆圆演的《爱情麻辣烫》。在里面，高圆圆的声音被爱慕她的男同学录下做成了磁带，那位编辑说：“我以为你的青春故事应该是这样的。”
很可惜，并不是。
我找出那部即使对于我来说也太老的电影，看着男同学录下火车声，女主角课堂上朗读的声音，咯咯的笑声，心中有种宽慰：关于声音，还有这样的青春呀。
不是所有的少女时代都能美成这样，但是，尽管时过境迁，我仍然遥祝经历着这一时期的少女，都能被温柔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