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墓的发掘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震动，并不是因为其出土文物造型奇特或者有什么特殊功用，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文物都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
曾侯乙墓中的这些文物，成为那个时代王权的象征。就编钟而言，它代表了当时音乐的最高成就，而其它出土文物，则向人们展示了我国古代青铜器冶铸的高超水平。
（一）编钟成为王权的象征
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随州在武汉市西北公里，民间传说，有一个叫随的古王国曾在这里建都，随的名称就来源于此。
就在现在湖北省随州的这个地方，曾经叫作曾国，曾国的地域在长江的北面，汉水的东面。
关于楚王追逐叛贼的故事就发生在随州市的郊区，擂鼓墩的村民早就习惯了身边的风景，他们代代相传着祖辈的传说。
在曾国的宫殿上，有着来自国家的侯爵，他们都兴致勃勃地在宫殿里，欣赏着一种与众不同的音乐。
当时的曾国繁华绚丽，无论是从财富还是顺应历史时代的发展都已经发展到了时代的前列，曾国的宫殿高大而且辉煌，在辉煌绚烂的皇宫中你可以看到高贵典雅的达官贵人，他们举手投足，觥筹交错。
岁月流逝，历史变迁，在两千多年后有人发现了这个遗址。这座被誉为“地下乐宫”的古墓中，以编钟最为壮观：这套编钟共65件，重2500公斤，皆为青铜铸造，设计精巧，气势雄伟，堪称乐宫之王。
自一万年前农业发生时期至五千年前国家出现，我国远古文化的基本面貌因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的不同，大体分成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个大的文化系统，即“南北两系”。曾国的地望，处湖北随枣走廊，其在远古时代就深受北方文化的影响。
湖北是两系文化的交融地带，曾国的都城随州处于这个地带的前沿偏北的位置。当地先民接受北方文化，并不是意志的选择，而是先因自然环境，后因历史积习而形成的。这也是后来的曾国跟从周王朝的外在原因，是曾从周制的文化渊源。
可以说北方文化是曾国先民文化之根。至今，随州的民众仍有许多人喜爱来自中原的豫剧，可见传统的力量和余绪。
“黄钟大吕”往往是严肃、宏大的音乐代称。钟在古代奏响的是庙堂之音，象征着王权。公元前21世纪前后的青铜时代，我们祖先创造了一大批青铜乐器，如铙、钲、钟、铎等，其中钟最具音乐特性，在我国音乐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它是从早期三件一组的编铙，逐步发展至战国时代，成为编组排列悬挂在二三米高、六七米长钟架上的大型编钟。
周代以制成乐器的物质为分类标准，将乐器分为八类，既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称为“八音”。编钟属金，占首位，是整个乐队中的主奏乐器。
“钟，音之君也。”古代文献上记载，铸钟时，耗铜常逾千万斤，这就决定了大型编钟不易为平民百姓所持有。
王公贵族各等层次在家里悬挂编钟是有严格规定的，据史料记载：
王宫悬，即四面悬挂；诸侯轩悬，即三面悬挂；卿大夫判悬，即两面悬挂；士特悬，即单面悬挂。
哪个布衣百姓若是挂起四面，即宫悬编钟，想领略一下立体声效果，在那个时代可是要招致杀身之祸的。
编钟的拥有规模、悬挂方式，就是王权等级的象征。后世虽然没有过严的规则，但应用仍限于大型宗教礼仪及王公贵族宴飨之处。
张衡《西京赋》里说“钟鼎食，连骑相过”，形容封建贵族家庭的豪奢排场，王勃的《滕王阁序》里称这类家庭为“钟鸣鼎食”之家。
悬挂着编钟的场合，肃穆、庄重的气氛，不容肆意亵渎。东汉史学家班固讲述了这样一段轶事：鲁恭王刘馀早先很喜欢装修王宫居处，甚至不惜拆除孔子的旧居来扩充自己的宫室，以求富丽堂皇。那一日，他忽然从孔子旧居处隐隐听到钟磬琴瑟的声音，吓得他赶紧下令住手，不敢再拆了。
除了政治上权力等级的象征，编钟还曾作为度量衡的基准。因为钟的音高比较恒定，而且声音传播很远，“撞之声闻百里”。
像我们在合奏前核对音高一样，古人吹起律管，对应远处传来的钟声。核准音高的律管，即是一定长度的标准。以此长度标准可确定容器的容积，内含物质量又可得出重量。于是，度、量、衡便统一于一钟之音。虽然，今天的度量衡分别有各自更精确的国际标准，可两三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有如此简捷而科学的方法，堪称奇迹。
编钟的钟体像对合的两块瓦片，因之称为合瓦形。它的各部分构件都有各自的名称。“两栾谓之铣”“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舞上谓之甬，甬上谓之衡”“钟悬谓之旋，旋虫谓之斡”“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枚谓之景”，钟面上这钲、舞、甬、衡、篆、枚、景，各部都有繁纷的纹饰。
从曾侯乙编钟的外观，可看出其铸造技术之精湛，其纹饰都有独特的意蕴。钟面上有四个方区，即枚景，象征古代中原大地方圆九州。九州大地，秋分收获，所播种成。据说这便是钟的名称由来。
编钟的音乐，大都气震山河、声势宏伟、麟祥凤瑞、金碧辉煌，这在许多文献诗赋中都有描述：“钟磬鸣，山河振”“钟鼓振，金石熙”“铿金石，扬旌羽”“钟鼓振，管弦理”。钟磬合奏称为金石之声。
如果把欧洲的古典音乐比作油画，那么我国的古典音乐就是笔墨清淡的水墨画了。今天的人们聆听编钟，不再是为了祭祀或宴饮，而是去作一次“精神桑拿”。
综观历代的出土件和传世件实物以及历史文献，编钟当盛行于秦汉之前。它的宗教礼仪色彩和王权显威作用远重于音乐功能。
（二）代表世界领先水平的音乐成就
《说文》记载：“钟，乐钟也。秋分之音，万物种成，故谓之钟。”编钟的音乐，大都麟祥凤瑞，金碧辉煌，这在许多文献诗赋中有描述：“钟磬鸣，山河振”“铿金石，扬旌羽”钟磬合奏，称为金石之声。
分析曾侯乙编钟的文化属性，首先应注意到编钟的多功能性。编钟是礼器，其悬制、组合、装饰等外在特征，都是其所在礼制的物化反映。
编钟又是乐器，其音响及乐律学方面的所有信息，又是其本身及其所属文化的精髓所在。我们研究我国古乐器，要考古类型学分析和音乐型态学研究并重，并且相互联系、相互比照。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目前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堪称“编钟王”。凡有机会耳闻目睹过的人，无不为此千古绝响惊叹叫绝，赞誉它不愧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之瑰宝，世界音乐史之奇迹。
在曾侯乙编钟上，刻有关于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2828字，加上钟架笋梁，即横梁、编悬配件上的铭文、磬铭文、磬盒铭文总字数3775字，其内容是先秦乐律的重要资料，被专家学者称之为“一部珍贵的音乐理论论著”“一部不朽的古代乐律学典籍”。
不算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镈钟，64件编钟每件都能发出两个乐音，每钟双音并呈和谐的大小三度关系，其音阶相当于现代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
全套编钟音质纯正、音色优美、音域宽广，达5个半八度，12个半音齐全、且有变化音，能旋宫转调，采用和声、复调以及转调手法演奏各种中外乐曲。
关于编钟的形制和款式，曾经有人把曾侯乙编钟视作楚钟，再将楚钟纳入中原地区进行分析：“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中原文化的影响日益深刻，在长江中下游两岸的楚、曾、蔡、吴、越等诸侯国的上层贵族墓中，也发现了许多青铜钟。”
从那些青铜钟的类别，各类钟的形制、花纹、铭文，以及它们的早晚变化规律等方面分析，基本上与中原地区的三大类青铜钟上的特点相同。
在古代，世界各地都有钟，但它们都没有成为乐器，这是因为，这些钟的截面是正圆形，声音持续时间太长。
唯独我国的编钟，它的截面像两片瓦合在一起，因为钟体扁圆，边角有棱，声音的衰减较快，所以能编列成组，作为旋律乐器使用。
另外，钟还有一个辅助部件，被称为枚，枚不仅是一种装饰，它还能加快声音的衰减。
编钟的发声原理大体是：编钟的钟体小，音调就高，音量也小；钟体大，音调就低，音量也大。所以铸造时的尺寸和形状，对编钟有重要的影响。
曾侯钟铭中很值得注意的是12律的18个异名。乐律铭文中关于律高变化、音程变化、音域变化的用语，全都取前缀、后缀的形式而与阶名或律名连用。这是过去所知极少、却在曾侯钟铭中普遍运用的一种科学表达方式。
曾侯乙编钟在一个钟上能敲出两个准确的音乐，这一现象一度使人感到惊奇和困惑。经声学检测发现编钟能发双音的机制在于它的合瓦形状。当敲击钟的正面时，侧面的振幅为零，敲击侧面时，正面的振幅为零。这样双音共存一体，又不会互相干扰。
青铜是一种合金，主要成分是铜，又加进了少量的锡和铅，各种金属成分微妙的比例变化，对钟的声学性能、机械性能有重大的影响。青铜中锡含量的增加，能提高青铜的硬度，但含量过多，青铜就会变脆，不耐敲击。铜中加铅，可降低熔点，增加青铜熔铸时的流动性，还可以减弱因加锡导致的脆性，使所铸的钟耐击经用，但是，含铅量过高，钟的音色又会干涩无韵。
而曾侯乙编钟里，铜、锡、前的含量达到了最合理的比例。可见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对合金成分与乐钟性能的关系有精确的认识，正因为如此，铸出的钟才音色优美，经久耐用。
也许是过于复杂的缘故，汉代以后编钟的制造技艺就失传了。今天，人们借助现代科学的手段，才得以了解编钟的奥秘，领略古人超群的智慧。
曾侯乙墓中层甬钟比信阳钟多出了“商角—商曾”“宫角—宫曾”结构，却没有信阳钟的“羽曾—宫曾”结构。两套编钟均以春秋中晚期已形成的徵、羽、宫、商、角之正鼓间组合为基础。
不同的是信阳钟由构成了徵、羽、宫、商、角、羽曾的走向，体现出以新音阶为音列基础；曾侯乙中层甬钟则形成徵、羽、宫、商、角、商角的走向，体现以旧音阶为音列基础。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差异。两套钟无论孰先孰后，其个性能都未受到相互影响。
两套钟的最高部分都显露出西周钟最典型的“角—徵”“羽—宫”结构，尤以曾侯乙编钟为甚。曾钟中层的甬钟33件，持上述结构的钟达12件。
曾侯乙编钟因楚王镈的加入，原本最大的一件钟并未下葬。依据钟架和钟钩铭文，其正鼓音为“姑洗之大羽”。其音列实际是由“大羽”起始。显然这仍是周制“钟尚羽”的表现。
曾侯乙编钟在双音结构的使用上比信阳钟更加规范和娴熟：首先，其双音音程已统一为大、小三度，而信阳钟还有违背双音规律的大二度。其次，前者减少了重复音，在组合上更加优化。
如中一组九到五、中二组九到五、中三组十到六音列相同，以五件钟构成徵、羽、徵角、宫、羽角、商、徵曾、宫角、羽曾、徵十个乐音；而后者的二到九号五件钟所构成的音列却因重复了一个“宫”，而少了一个“羽角”，其九个乐音。
总之，在战国早期前后，曾、楚编钟在双音结构及组合上已有了差别，前者在发展进步中，更多地保留了周制。
磬块上亦有与钟铭相通的墨书和刻文，内容是编号、标音及乐律理论。其精美的磬架、众多的磬块、明确的编悬状态、完备的配件迄今仅见。
质料主要是石灰岩的磬块，音色清澈优美，比当今的木琴更有余韵，比钟声更加透明。它展示了三个八度的音乐风貌。丰富的半音显示了旋宕转调的功能。
编磬与编钟合奏，真可谓金石齐鸣，悦耳动听。更为惊叹的是其中的最高音竟与钢琴的最上一键G8键相同，充分反映了古代设计制造定音乐器的成就。
编钟的出土，打破了我国古代只有“五声音阶”之说，那种长期以来认为中国“七声音阶”系从“希腊传入”的论断，不攻自破。
因而，编钟的出土，为我国的传统乐律学及物理声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说：“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某些方面需要重新研究。”
（三）展示青铜器的冶铸成就
我国青铜时代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到战国末年结束，跨越夏、商、周春秋、战国，具体起来是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500年，经历了大约两千多年时间，学术界一般称之为“中国灿烂的青铜文化”。
据考古资料显示，我国青铜器起源可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在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窖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稍晚的齐家文化，都发现了小型的青铜器及其线索。在国外，尤其是欧洲，同样存在着这样一个时期，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学者称为“青铜时代”。
曾候乙墓出土的青铜器，具有量多、型大、体重、工精等特点，其采用的复合范铸、分铸、铸接、焊接、失蜡法等工艺，反映出随国金属铸造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我国铸造史上的创举。
全套编种在出土后仍保留着优美迷人的音响，除少量大型甬钟的侧鼓音不甚明显外，绝大多数都能在正鼓都与侧部分别奏出三个不同的音价。
青铜钟的铸造非常复杂，从选矿、治炼、铸造等工艺设备、温度的计算、熔点的控制，表明了当时治铜艺术的高超。
钟一般采用模具的方法铸造成形，用陶范铸造，使用多扇精确的陶苑、合范一气铸成庞然大物，除造型复杂外，还有纹饰和铭文一同铸成，表明了当时铸铜工艺的辉煌成就。整套编种宏观上巍庄重，微观则精美华丽，实在是耐人观赏的艺术珍品，令人叹为观止。
要铸造种类如此之多，数量如此之大的青铜器，必然得出充足的铜作为原材料。当时的中国的治炼规模和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湖北的大治铜绿山庄矿治遗址就是一个明证。
湖北的大治铜绿山庄整个矿区面积达八平方公里，地表积存约四十万吨古代炼铜炉渣，是一处规模庞大，保存完好、埋藏丰富、延续时间较长的古代矿治基地。
经考古发拙已清理出西周、春秋至汉代以各种木架支护的采矿井苍数百条，采拙深度达五十余米。井下散存有铜斧、铁锤、船形木斗辘轳等多种采矿工具，表明这里早在春秋战国时已运用重力选矿和多中段开拓采矿，并初步掌握井下通风、排水、提升、照明和苍道支护等技术。
有的编钟形体很大，高度超过1.5米，制造时需要用136块陶制的模子组合成一个铸模，灌注近1000度的铜水才能得到。从出土的编钟来看，它们不仅音调准确，而且纹饰极为精细，这说明商周时期对青铜模具的制造技术运用的极为熟练。
春秋战国之交是青铜铸造技术发展的巅峰时期，浑铸、分铸、熔模铸造三种技术已经完备并有新的发展，曾侯乙尊盘正是熔模法铸造的典型代表，是先秦时期制作的最为复杂、最为精美的青铜礼器。对于这件珍品，专家表示以现在高水平的铸造工艺，竟不能对其成功进行仿制，可见其制作工艺水平之高。
（四）展现其它的文化成就
曾侯乙墓首次出土了16股粗弦线、丝麻交织物、单层锦织物和锁绣，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纺织技术的高超，是我国纺织史上的奇迹。
曾侯乙墓出土的众多文物，造型优美，纹饰瑰丽，无论铜塑、雕刻还是绘画都造型生动，令人叫绝，其高超的美术水平，成为我国美术史上的奇葩。
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还创造了多项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之最。
史料及考古中，战国以前的金器发现很少，而这座墓却出土了金盏、金勺、金杯、金镇、金带钩和金箔949件，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用黄金或其它金属制成的弹簧形器。
曾侯乙墓出土兵器有青铜戈、戟、矛、殳、箭镞、皮甲胄、盾及大弓等四千七百多件，宛如一座兵库。引人注目的是殳和三戈戟。三戈戟是集三戈于一柄上，戈分有矛无矛两种，为先秦戟类兵器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实物标本，纠正了过去认为戟仅是戈矛合一兵器的说法，尤其是三戈戟，这在曾侯乙墓是首次发现。“殳”为带刺圆球，古书中见过此字，但是未曾见过实物。曾侯乙墓第一次出土的殳，为该兵器提供了实物根据。
墓主棺规模巨大，分为内外棺两层，出土时重约9000公斤。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重的棺椁。
该墓中室出土的青铜礼器共134件，总重量2300多公斤。其中有两件形体高大的尊缶，通高1.26米，腹径一米，分别重327.5公斤和292公斤，贮藏量约0.8立方米，这是迄今所见先秦时期同类器物中最大的。
该墓出土的五件漆衣箱上均绘有日月星辰等神话意境，其中一件衣箱盖上，正中以朱漆书写一个粗大的“斗”字，周围用朱漆书写二十八宿的全部名称，两侧绘出苍龙、白虎。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记有二十八宿名称并和图案相配的天文图像，是迄今所见中国二十八宿全部名称的最早的记载，成为我国天文史上的界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