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是一曲断不了常常重弹的老调子。持血统论、出身论、成分论的人，在中国，从古到今，总是络绎不绝的。这大概和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那种不变的世袭制度有关。皇帝的儿子当皇帝，贵族的儿子做贵族，奴隶的儿子，也就永远是奴隶了。古往今来，凡皇帝、贵族和他们的儿子，都喜爱唱这老调子，说穿了，也是维护那个既得利益的等级制度。
惟一的例外，三国期间的大政治家曹操，倒是历史上比较不大买这种老调子账的帝王，着实让人钦佩了。
当时，魏、蜀、吴三国首领，要论出身，吴为江东贵族，魏是中原豪强，只有刘备，是个织席贩屦的手工业者。要以今天的观点，刘备应该为自己可划入红五类而庆幸。但在汉代，他自己颇有点自惭形秽、穷酸窘迫，深感上不了台盘。于是，刘总抱住皇叔这块招牌不放，到处显示他形迹可疑的贵族出身，又可笑，又可怜。所以，他一听太史慈说孔融求他出兵，马上得意起来：“孔北海尚知世间有刘备乎？”一脸悻悻然的样子，很觉得被这位大世族看重而自豪。后来，刘被东吴招为驸马，也是以皇叔的身份，再去攀附江东贵族的高枝，说明他是服膺于这种老调子，而想拼命挤进贵族队伍中去的。
曹操则不然，他并不期求这种高贵身份，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他只要求死后在墓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就行了。虽然作为谋略，把女儿嫁给了汉献帝，当上了皇帝的岳父大人，但他从来没有为此而自炫过。孔融在北海混不下去，跑到许都来，他也没有像刘备那样觉得荣幸；后来，因为孔融老是捣乱，便不客气地将他杀了，根本未把孔子世家当回事。其实，正因为孔融是士族的代表人物，曹才要了他的命的。煮酒论英雄时，曹操把袁绍、袁术、刘表之类出身名门望族的州牧，统统予以否定，倒把平民出身的刘备抬得很高。曹操的话里，多少也是含有一种对门第观念的否定情绪。
因为自秦汉以来，这种老调子使得选拔人才的圈子越来越狭隘，进取的机遇越来越不公平，单向选择的结果，官员的质量越来越下降。所以，对于这种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曹操是一个具有挑战精神的人。他一再发出命令，要求各部门不拘一格地擢用人才，哪怕像陈平盗嫂受金、不干不净、信誉不佳的人，像白起杀妻求信、母死不归、贪酷可疑的人，只要有本事，就要予以使用。
曹操从他早年任洛阳北部尉起，就反豪强、蔑权贵，表明了他对这种老调子的厌恶。“造五色棒，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
后来，董卓窃权当国期间，曹操作为总策划，会盟十八路诸侯，组成讨伐联军，理所当然，他应该统帅这支队伍。因为他不仅具有组织能力，还有相当的领导能力。但是在誓师大会上，袁绍却被公推为盟主。他说过袁本初“四世三公，门多故吏，汉朝名相之裔”的言不由衷的话，实际上他是不相信像这类仗着老子娘的余荫、依赖先人光荣的子弟，既非武艺高强，更非韬略出众，能够指挥这次军事行动。可曹操不过试探的话一出口，那些诸侯都是血统论的拥护者，皆曰：“非本初不可！”于是，曹操不得不把领袖的位置，拱手让给袁绍。这一方面是他的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另一方面也是十八路诸侯所持的门第等级观念，使他觉得自己的家世，无法与之相敌。正是这种处于弱势地位的逆反心理，促使他一生反抗这种等级观。
这场讨董行动，由于袁绍无能、袁术作乱，遂以四分五裂告终。曹操气得直骂：“竖子不足与谋！”也是对这些没有真本事的名门子弟的彻底唾弃。他在《取士毋废偏短令》里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废乎”。他之所以特别强调惟才是用，不讲德，不讲资，也不讲出身和成分，是有他的针对性的。
按他的意思，如果是老鼠的儿子，有打洞之长，也要起用。他的一生中，招降纳叛，不咎既往，大胆使用从敌对阵营投奔过来的文臣武将，不可胜数。譬如他对捉住的关羽，那样的隆重礼遇，恐怕此前此后的领导人，很少有他这样的气魄。但另一方面，他对皇帝、贵族、豪强和士族的代表人物，则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打击。他在《诛袁谭令》里声言，“敢哭之者，戮及妻子”，将袁绍、袁术这个名门望族，一点也不留情地斩尽杀绝；在《宣示孔融罪状令》里说，“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从舆论上把这个大知识分子搞臭；在《赐死崔琰令》里说，“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杀一儆百，也等于对整个士族集团的整体警告。一直到他临死前的建安二十三年，都城许昌发生一次由士族不满分子发起的动乱，他又疯狂地加以镇压，几乎夷灭了全城的豪贵，从而为他儿子接他的班扫清了障碍。
曹操对孔融、崔琰的耿耿于怀，除了他们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山东孔姓、河北崔姓是当时有影响的大士族。打击他们，等于打击这个阶层，也是对龙生龙、凤生凤这种老调子的否定。
但是，他绝没有想到，他的儿子曹丕上台后，强调门阀的九品中正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老调子重又弹起。因为等级的尊卑，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到了两晋、南北朝，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琅邪临沂王氏，陈国阳夏谢氏，以及山东崔氏，吴郡陆氏等等，就凭他们的姓氏，便是财富的象征、政治的资本。甚至北朝的一些异族君主，都想通过与华族的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夷狄身份。直到隋唐，门阀之风才渐渐式微。刘禹锡的诗“朱雀桥畔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便是一曲没落户终结的挽歌了。
但也不禁奇怪的，进入20世纪的中国，革命本求平等的目标，忽然在一个时期内，又被阶级出身以定高低的“血统论”代替，红黑五类之分，也曾甚嚣尘上。由此不难看到，古老的已成历史垃圾的幽灵，常常于不期然中，会被人重新捡起，以“革命”的名义借尸还魂。有些深通马克思主义者，也难保脑袋里没有一丝封建残余，这也许便是老调子总唱不完的道理了。
这也无碍人们的前进步伐，现在的南京城里，不仅王谢的尊贵府邸找不到，恐怕连等级森严的朱雀桥和乌衣巷，也将随城市新建而成为历史。在这儿生活着的普通人，一定会营造自己的新生活的，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每个时代总有它自己的声音，那种悖谬的陈腔老调，大概早晚要画上休止符的。
